高丽敏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广东 深圳 518172）

现代化内涵与深圳人精神改变之关联

高丽敏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广东 深圳 518172）

现代性缘起西方，现代是西方社会区别于自身传统的一个重要阶段。中国的现代化则是现代性进入中国与中国的传统逐渐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了近代中国被迫卷入西方的现代性扩张进程的各个阶段。从现代性概念内涵的生长发展以及她在中国发展阶段的表现形态来看:现代性的中国化其本质还是人的现代化;新时期深圳特区现代化的发展根本上依靠深圳人精神层面上的转变。

现代性;中国现代化 ;人的现代化;深圳人精神改变

1 现代化概念内涵及其在中国的开始

拉丁词“现代性”modernus，来源于modo，意为“现在，最近”。但在漫长的宗教时代，时间观趋于类似中国古代的时间观，时间不过就是“生与死的轮回、年复一年的四季变更以及昼与夜的交替”。文艺复兴后，“现代”一词在某些思想家那里意指紧随着古代（antiquus）和中世纪而来的时期。“现代”被看成是停滞后的重生和激进变动时期，而过去的“中世纪”则被称为“野蛮时期”。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国家政府权力和个人的命运接连从教会的权利中剥离出来。在十七世纪晚期关于“古代”和“现代”的之间的争论一度后者取得胜利。在培根和笛卡尔看来，现代人才是“真正的古代人”，“因为我们能够对事物有更多的经验，并从世界的悠久历史中获益，并且因为如果真理是时间的女儿，我们一定离真理更近”。然而，现代是进步的观念，却只在维柯的书中“被定义为历史的‘持续和变迁’”，[1]而且这种观念在很长时间里仍然不是西方文化的主流和支配思想。

现代进步的观念不仅仅靠思想的变革，更多地依赖于思想解放之后随之而来的政治和产业上的巨大变革。从启蒙运动以来，“现代社会是我们的社会，是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不管我们是十八世纪末的居民，还是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居民”的观念被基本确立了。这种“现代”社会不是要否定历史，虽然和过去比较还是有必要的，但现代“不再看成是对过去特定模式的模仿，或者对特定教训的学习”。尤其是在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之后，“现代世界被认为是一个向未来开放的世界，并且现代一词意味着对过去或传统的贬低的规范性含义”了。在18世纪的大哲学家、思想家康德、孔多塞以及杜尔哥（Turgot）的书中，“现代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向更好的未来开放，在人类的文化路径中通过自然进步来实现这样的未来”。可以说，“基督教的千禧年说被世俗化了，从世界末日的天启预言的‘道德恐怖’中解放出来，并转换成对人类来说科学和理性的进步思想”了。过去和传统不再提供生活教益，它的权威变得苍白无力，但是它们的作用是帮助人们了解为何我们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也可以说，过去根据现代的情形加以解释了。现代的生长是一个没有止境和终点的过程，这意味着永久创新、新事物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思想。“生活在现在，指向未来，渴望新奇，促进创新”，可以说，这是一种新的“传统”。[1]

“如果说法国大革命赋予现代性以形式和基于理智的特有良知的话，那么工业革命则赋予它以物质性内容。工业革命的爆发性发展、蒸汽和钢铁的力量及经济变革的累积——所有这些——赋予变化的巨大过程以革命性的内容，这些对于当代人来说是十分明显的”，甚至“在日常生活中都在进行这样的实验”。[1]

自此，现代，以西方社会不同于以往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政治关系和文化特征为其独特的象征。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西方社会由于扩张，而逐步有成为世界文明的趋势，各国的现代化进程相继展开，并且在模式上处于学习西方现代社会特征、缓解现代与本国传统之间矛盾的一个极具张力的发展过程。这确实有些矛盾在其中，一方面，“现代”社会意味着人的自由与权利的确立；另一方面，不同文明之间，进入到现代的过程以及模式又有一个西方扩张所带来的影响和必须学习的被动模仿在其中。

所以，就中国而言，可以说是从晚清末年中西方的鸦片战争起而被迫开始了其现代化的过程。开始于19世纪后期的洋务运动首先是从防务现代化开始的，这意味着对中国而言，现代化首先与民族国家存亡密切相关。随后的戊戌变法倒是想全面开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革新，但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守旧势力的反扑而匆忙拉下了现代改良的帷幕。而20世纪初持续10年之久的清末新政确是统治集团内部重新开始的现代化改革措施。内容涉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广泛领域，从废除科举、创办新式学堂、奖励出国留学、禁止鸦片、兴建铁路、发展实业和社会福利事业到扩展新式军队、改革司法制度和巡警制度、创立地方自治和推行立宪政治,等等。“从现代化的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社会风俗和政治生活与过去几十年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的社会利益集团和政治势力也在崛起。”[2]但是，在内外危机的交相压力下，清末新政的现代化革新努力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如此，清末新政在经济结构、社会组织方面的解构正逐步发生。及到民初，“内地如华北农村‘极少是地缘界缘与血缘界线一致的宗族共同体’”，不仅是传统社会关系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即使传统以政治军事为中心的城市也逐渐为以经济发展为特征的新兴通商口岸所掩盖。新兴城市出现后以其独特的功能发挥出巨大的能量。这些新兴城市日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基地与动力源。在这些新兴城市中聚集了新的社会阶层，传统的乡绅转而变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并且逐步参与到政治权利的角逐中。“在这一过程中，原先相互协调的官绅合作局面再也不复存在，有着强大的合法性社会资源、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的士绅阶层向清廷的权威发出了直接的挑战”，并且在之后的政治斗争中，逐渐成为各个政治势力的代言人，政党政治的创造者。除此之外，新教育体制的推行，诞生了新兴的知识阶层。“事实上，正是这批新政后产生的新型人才，成为以后中国社会改革运动与推进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源与社会基础，也正主要是他们直接成为旧社会的裹尸者与掘墓人”。“在新学校经过现代科学训练的知识分子已由知识结构的改变，升华到对价值观、世界观的重定，由此必然突破传统的伦理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以科学、民主、白话文向愚昧、专制、文言文进行冲击，成为总体性批判绅权、传统意识形态和寻求新意识形态的生力军。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各种新的意识形态、思想武器如马列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等才得以引进、产生并蔓延于中国大地上。”清末现代化改革尽管最终无法挽救其灭亡的命运，但这场革新肯定了朝野内外，由上至下革故鼎新、争取现代化，早日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命运的愿望。用梁启超的话来说，“西方各国现代化‘一日千里’，相比之下，‘我们可是惭愧无地’”。[3]

2 现代化进程之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诚如艾伯特·马蒂内利所指出的那样，“自从西方社会与以前的社会在经济和社会组织、政治关系和文化特征上表现出巨大的不同与反差之后，它们成为现代性的象征。在西方社会成为世界文明的意义上，现代化倾向于等同于西方化（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带来了复杂的解释上的和方法上的问题）”。[1]这种复杂的解释原本就应该出现在中国现代化最开始的时刻。按照这种复杂性，我们才能理解何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最后的“清末新政”所带来的实际后果。这种复杂性，同样出现在随之而来的民国历史以及新中国历史中。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与张力正提醒着实践者们和研究者们要关注起各国的现代化既有模仿性也有特殊性。

中国共产党之诞生本身也源于对国家现代化、民族自立自强的渴望。所以，一到各项社会改革完成和国民经济迅速恢复，1953年中国共产党就领导中国进入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期。1953年年9月，我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指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1954年6月，毛泽东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提出，用“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4]的时间，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一个基础。同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5]。1956年，党的八大前夕，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两步走的构想：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初步工业化。第二步，再用几十年的时间接近或赶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6]这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期间，9月24日毛泽东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时，把实现第二步目标所用的‘几十年的时间’明确为50年到100年。

从以上可以看出，现代化就是新中国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之一。因为是理想，难免会犯急于求成之错误。所以，从1958年开始，一切“左”的错误都不免与这个“赶超”有关。“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了集体，个人可以奉献牺牲一切。1963年，求成者在大规模的灾害面前，又稍稍清醒。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体系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用50年到100年时间，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为了早日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现代化的着眼点在经济国防和科技上，现代国防是经济建设独立进行的强有力保障，先进科技则是经济迅猛前行的有力工具。所以，毛泽东强调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7]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了出来。他指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5]

这种现代化建设的理念没有坚持多久，就被另外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斗争所取代了。数据表明，1970年，按照1990年国际美元计算，中国的GDP占世界的比例比1960年还要低。终于在1972年7月，毛泽东在会见一位外国领导人时说：“你们现在愁你们的经济，我们也愁怎样把经济搞上去，搞上去不是搞几个原子弹。”1974年11月，毛泽东又做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8]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1964年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5]1975年4月，复出的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卡尔·艾伯特、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翰·罗兹等人时说：“我们这个国家还很落后。我们也有一些雄心壮志，看能不能在20世纪末达到比较发展的水平。所谓比较发展的水平，比你们、比欧洲的许多国家来说，还是落后的。我国人口多，有8亿人，人均国民收入还是很低的。要达到你们和欧洲、日本的水平，至少要50年的时间，而到那时候，你们又发展了。”[9]同年6月2日，邓在会见尤金·帕特森为团长的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代表团和美联社董事长保尔·米勒时，这样描述四届人大提出的现代化“两步走”的发展目标和战略：“总的说来，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国家，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用10年左右的时间，把中国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这些方面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体系，使各方面都有比较好的发展。第二步是在这个世纪的末期达到现代化水平。所谓现代化水平，就是接近或比较接近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当然不是达到同等的水平。在这个时期内还办不到，因为中国有自己的情况，首先是人口比较多。但还有25年的时间，我们有信心达到比较接近通常说的西方的水平。”[9]1975年，邓小平对经济现代化发展的成果做了一个总结，他说，“25年来，在农业方面，我们由过去旧中国的半饥饿状态做到了粮食刚够吃，这件事情不可小视，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在工业方面，我们也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但是，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尽管有了这个基础，但我们还很穷、很落后，不管是工业、农业，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要几十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说形势好，有希望，大有希望，但是，头脑要清醒，要鼓干劲，不仅路线要正确，而且要政策正确，方法正确。”[9]

3 现代化改革与深圳人精神改变之关联

从以上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化改革的轨迹也有两条线索。一条是继承清朝洋务运动以来的民族自强自立之现代化建设，另一条是关于人的现代化。这二者在新中国的发展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的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就像舟车之二轮，真是并行不悖就行走在一起了。[10]然而，实践证明，无论是经济现代化还是人的现代化，都因为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而在她们不堪重负的轨道上疾驰，如果不因时制宜减速慢行，后果不堪设想。我们所看到，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已逐步回升，开始逐渐担当一个大国应有的份额。但是，在人的发展上，在社会整体和谐的建设上，所匹配的程度远远不够应有的水平。这与邓小平等人对现代化的理解有很大的关系。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时，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11]这点是核心。1979年3月30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也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1]民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但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国的现代化还没有完全重合。与毛泽东时代不同的是，两条线的纠缠不清被很果断地分清了。民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备条件，但摆在第一位的实际上还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人民小康生活的实现，也就是经济现代化是首当其冲的目标。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11]社会主义现代化可以在生产力标准上与中国式小康生活的标准重合，所以，邓也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11]

这种判断确实英明果敢。30多年的实践，深圳特区也正是在这个标准建设上狠抓不懈，终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小渔村变成了大都市。现在问题来了，站在改革已有的成果之上，我们应该如何推进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这就需要我们反省，深圳的现代化应该有怎样的内涵？这种内涵与深圳人的精神生活方式之间有怎样的关联？

人的生存与生活，显然不仅仅是物质层面，还应包括人的精神现代化。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长期以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在这种社会基础上所形成的文化是典型的以血缘宗法为核心的保守和落后的封建主义文化。这样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氛围所造就的人的总体状况，就是以血缘伦理关系和宗法政治的统治与服从关系为纽带的人与人的依附状况”。[12]而西方的社会学家韦伯则认为，从宗教改革中转换出来的以世俗化和理性化为特征的新教伦理是支撑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精神，因此，西方近代社会历史变迁的核心是理性化过程，是传统社会以传统、习惯和情感为基础的行为让位于现代社会以理性目标取向为基础的行为进程。即使是发展市场经济的30多年，因为仍然能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期，人际关系还是在寻求熟人的圈子，即使存在商品交换，交换双方也难以以单纯的、相互对立的利益主体的身份出现，难以贯彻利益最大化原则，而是纠缠于亲情、人情关系，物化交换关系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依赖关系依然束缚着物化交换关系的发展。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国，至今我们只是处于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期，农民依旧在全体人口中占绝对多数。在改革开放的大潮冲击下，广大农民已萌动着超越传统日常生活结构、走出日常生活世界的冲动。但是，必须看到，这还是一个较漫长的任务。因为，即使是深圳城市化的进程，很多从农村而来的生活习惯和思维习惯在很多城市人中间依然保留着。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大，尤其是国际贸易的发展，人际交往的地理范围会逐渐扩大，超越血缘、地域界限的新型交往关系也许会逐步形成。在这种新型人际关系中，交换双方完全无需再去考虑亲情、人情，而是会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进行讨价还价的交易，商品交换以纯粹的、不受人情纠缠的方式实现。个人也许能从传统的人际关系中摆脱出来，以独立自主的利益主体的身份广泛地同他人发生关系。这种情形必然需要法治化，法治精神应该成为现代化和城市化的保卫者。

综上所述，现代化是个较复杂的概念，即使今日中国的大城市不需要也不可能向西方照搬现代化之要素，但在城市日益卷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现实面前，我们一定要用真正的法治化精神滋养我们的市场发展与人的进步。只有这样，现代化浪潮中的深圳人，才能生活幸福，内心强大，为城市的全面发展贡献力量。

[1]【意】艾伯特·马蒂内蒂.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9-10、11-12、12-13、13.

[2]田晓红.清朝末年的变革与中国现代化之思考[J].晋阳学刊,1996.6:87.

[3]忻平.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进程[J].社会科学战线，1997.2:215-223.

[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29.

[5]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32、439、479.

[6]逄先知.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0.

[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41.

[8]逄先知.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思路和构想[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新中国60年研究文集（1）[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3.

[9]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30、52-53、97-98.

[10]汪开国主编.现代化与社会体制创新——走向现代化的深圳[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306.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37.

[12]甄自恒.论市场经济的生存方式与人的发展[J].理论与现代化，2005.3:35.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odernity and the Transforming of Shenzhen People in Spirit

GAO Liming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n Ideology and Politics,Shenzhen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Shenzhen Guangdong 518172)

Originating from the western society,modernity marks an important stage in which the western society differs itself from the tradition.The modernity of China represents a process in which it enters into China and integrated with Chinese tradition.China was phased in this process of expansion of western modernity.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ty and its representations of development phases in China,the sinicization of modernity denotes the modernization of people in nature.Therefore,the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in the new era depends on the transforming of Shenzhen people in spirit.

modernity；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modernization of people；the transforming of Shenzhen people in spirit

F127.9

A

1672-6332（2015）02-0001-06

【责任编辑:夏晋祥】

2015-04-28

高丽敏（1976-），女（汉），江西高安人，博士后，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伦理哲学、政治哲学。E-mail:gaolimin7611@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