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仕

1.宿州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安徽宿州，234000；2.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安徽淮北，235000

人力资本视角下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与对策

魏 仕1,2

1.宿州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安徽宿州，234000；2.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安徽淮北，235000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时期的重要课题。传统城镇化的弊端、“新型现代性”的诉求及劳动力需求的变化等诸多现实呼唤城镇化要将人的城镇化置于转型发展的核心，整体上看，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与职业教育现状不仅制约着其人力资本的存量积累，而且对农民工的身份和角色转变产生深刻的心理影响。为此，完善政府为主导的、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参与的现代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是解决当前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缺失的重要途径。

新型城镇化；新型现代性；人力资本；身份焦虑；职业教育培训

新世纪以来，“城市化”“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热点话题。2014年上半年，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出台，农民工城市化问题再次引发广泛关注。《规划》作为指导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纲领性文件，总结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六大问题”，其中“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受到中央高层的密切关注，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指出，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存在诸如“重物轻人”的现象，提出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1]，要围绕这一核心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转变。城镇化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必然要合理有序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然而，据国家统计局信息，截至2013年末，我国城镇化率为53.73%，而“户籍城镇化率”则为35.7%左右，这一数据意味着中国目前有2.45亿流动人口，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2]。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一系列解决农民工进城政策的出台，至今，农民工市民化之路已经基本没有了障碍，何以出现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数量？这其中，农民工人力资本仍是一个亟待提高的重要影响因素。

所谓“人力资本”，即农民工参与城市市场竞争所必要的综合素养和技能。而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现状连锁式地制约着农民向市民角色转化的进程和对城市的融入。因此，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和综合素质提升，是解决当前农民工进城但难以融入城市文明的重要途径。

1 人口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

从观念上看，人口城镇化作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关键与核心已经不再成为问题，然而一个显在的事实是，相较于发达国家80%的城镇化率和世界52%的平均水平，我国35.7%左右(按城镇户籍人口)的现状在彰显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巨大空间的同时也折射出当前我国城镇化过程存在的诸多问题。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小武认为，城镇化表面上看，“是一个人口从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变的过程”，而就其实质而言，则是一个“从城市人需要出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身份转换的过程[3]。

1.1 传统城镇化的弊端

传统城镇化“重规模发展，轻质量提升”的特征明显。主要依赖城市资源要素、环境关系等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空间扩张，其结果出现了“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等突出问题。这种规模化发展模式带来的问题日益凸显，超越传统的规模扩张道路是破解新型城镇化难题的根本。另外。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看，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重构城市的角色和功能是工业化发展的迫切要求，那就是要以新型城镇化建设来扭转传统上城乡分割导致工业化要素上的市场、人力资源等的分散，为此，新型城镇化需要从“城乡分割”向“城乡融合”转型，让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创造条件，从而承担起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大使命。因此，当前的新型城镇化应超越规模化的空间拓展，将提升城市品质和解决深层次的“人的城镇化”作为重点。

1.2 “新型现代性”的诉求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看，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任务是如何实现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过渡。“旧式现代性”是一种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是后发现代国家的必经过程，而这一模式的负面效应却是明显的，即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紊乱，“绿色惩罚”“资源争夺”“伦理变形”“价值扭曲”等现象表明，“旧式现代性”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但弊端也是明显的。相较而言，“新型现代性”则“以人为本”，体现人的诉求，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系统的协调。体现在城镇化建设方面则是以城镇化建设的质量提高为旨归的系统化、协调化发展。正如有学者倡言：“必须实现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超越”[4]。就现代经济发展对城市人力资本的要求看，必须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为城市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供人力资源保障。为此，必须注重自然规律和城镇化发展规律，让农民工“进得去”“留得下”。

1.3 劳动力需求的结构性转型

城镇化与人口的结构性转移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关系，城镇化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契机，农民工市民化在城乡人口结构上的重构又为城镇化建设提供人力资源，推动城镇化的规模化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人口红利带来的持续效应为我国对外贸易国际市场的占位发挥了巨大作用。近年来，农民工就业行业层次持续提升，据2013年全国总工会发布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总量中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占56.8%，比上年下降3%，从事第三产业的占42.6%，比上年提高1%；就农民工从事行业看，61.4%的农民工在城市从事“建筑业”和“制造业”等传统行业[2]。数据显示，农民工城市就业目前仍集中于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和制造业，是现代化工业大生产的主力军。同时，城镇化也为农民工提供了更多的工作岗位，增加其收入，从而吸引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空间的转移，而城市化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工业化。但是，相关分析也显示，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城镇化与工业化在人口转移和就业扩张方面的效果是不同的[5]。当前，我国经济处于从传统经济向现代工业化过渡阶段，工业化对劳动力的个人技能、综合素质等方面的需求发生了结构性转型，新型城镇化发展成为必然，但也对农民工个人综合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 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是制约其市民化的关键

所谓“农民工市民化”是指“转移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在原有身份地位、职业角色、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发生变化，逐渐向市民角色转化的再社会化过程”[6]。从其内涵上看，这一过程一般包括四个相互联系的转变：一是职业上的非农产业工人转变；二是身份上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三是自身素质的进一步提升；四是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市民化转变。其中从农业产业进入现代工业所需要的技能素养则是制约农民工进城并留得下的主要因素。

2.1 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与职业教育现状

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数据显示，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8年，比上一代仅为8.8年多出1年，尽管显示出了进步，但从接受教育的程度看，停留在义务教育的占64.4%，接受过普通高中教育的仅占13.5%，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仅占28.9%[7],这种教育程度反映出新生代农民的文化技能等素养亟待提高，以提升其市民化的能力。而2013年全国总工会发布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则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非农专业教育的比例仅为29.9%，且61.4%的农民工在城市从事“建筑业”和“制造业”等传统行业。尽管比较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教以往而言受教育程度有显著提升，但与2013年城市市场中专、职高水平劳动力的总体需求(56.6%)相比仍显滞后。教育水平仍是影响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的又一重要因素，这种结构性失调严重制约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和质量。

当然，现代职业培训的缺失也是制约农民工“进得去”“留得下”的因素之一。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68亿，比2012年增加633万人，但从年度接受技能教育的情况看，其中20岁以下占31%，21～30岁的占35.9%，可以说，这两个年龄段的农民工占据总数的绝大部分。这个群体接受技能教育的情况整体上代表了年度职业教育发展的状况，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对职业教育培训都是不得已而为之”[6]。这种对职业教育的意愿和态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他们融入城市的能力，这确实是一个难以判断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对其人力资本的积累的消极影响。

2.2 文化碰撞和身份裂变后的焦灼

虽然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已无障碍，大批农民工已经或正在转化为市民，但市民化背后的身份角色转变仍步履蹒跚。如何实现农民身份向市民的顺利转化，仍是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美国学者弗里德曼曾将城市化过程区分为“城市化I”和“城市化Ⅱ”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认为，前者是“人口和非农业活动”向城市环境的集结过程，这是一个物化了的实体性过程；而后者则是一个“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向农村空间的扩展过程，实质是一个抽象的、精神上的过程。新玉言则将城镇化归纳为4种转型，即4个方面：人口结构的转型、经济结构的转型、地域空间的转型、生活方式的转型[8]。冯骥才先生也提醒新型城镇化的设计者：“城镇化过程可能给农民带来一些问题，农村文明和城市文明毕竟不一样，这其中牵涉到很多农民的生活、生产以及精神的问题。”[1]实际上，无论何种理论立场，社会文化心理转型是农民工市民化必须承受的心理煎熬过程。从本质上看，农民工市民化实质上是一种再社会化过程，即农民角色向现代市民角色的转换。再社会化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其中涉及到新旧价值观和日常意识形态的舍弃和构建过程。农民工社会化不是一个简单的空间转换，也不是单纯的身份和角色的转换，更是一个从农民工对自身原有乡村文化的逐步放弃，到自觉接受、认同新的城市文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其整个的外在行为表现方式、内在的需要及精神面貌都受到城市文明的熏陶，都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城市文明的洗礼。这种身份裂变带来的价值观紊乱和认知模糊是很多农民工城市化过程常见的现象。

3 人口城镇化的人力资本积累路径

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李克强强调，要把新型城镇化作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社会工程，因为它至少涉及到人口、土地、资金、户籍、产业等八种要素和四个层次[1]。“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稳步推进，除了要把握“产业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支撑”、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相辅相成[9]等制度和物质层面的原则外，还要从微观上关注现代职业教育在农民工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中的作用，为农民工市民化转型提供帮助。

3.1 以政府为主导的现代职业培训教育体系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

人力资本是蕴含于劳动者身上的知识和技能，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要素。目前，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68亿，人力资本总量巨大，但质量不高，农民工市民化还有赖于社会职业教育为其铺路搭桥，提供人力资本积累。鉴于此，建立一个发达的以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高为目标的、政府、企业、各类培训机构协调推进且充满活力的现代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是解决当前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薄弱的重要途径，也是现代知识经济的重要要素。

从实践层面上，这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应充分考虑以下要素：首先是资源共享。要打破现有的城乡二元职业教育体制，确保每个农民工都有机会充分享受便捷而经济的职业教育服务，确保农民工能够在任何地方参加职业需要的各类再教育。其次是“生存技能与生活技能并重”。转移农民工的职业再教育一直是政府高度关注的课题，而现有的职业教育多以输出地职业教育为主，关注的重点是“技能”教育，而未能将“生存与生活”纳入其中，其显著的弊端在于过分强调技能对生存的价值，忽视了农民工进城后身份转型、文化碰撞后的精神生活状态，这是导致农民工市民化率低的社会心理因素。再次是“注重质量”。从职业教育培训质量看，比较理想的是建立以“输入地”职业培训为中心的职业教育。就目前我国农民工流动情况看，“跨省流动农民工主要流入大中城市，省内流动主要流入小城镇”[2]，为此，可以考虑建立以大中城市和地市城市为中心的、布局合理的、具有层次性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从而提高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质量。

3.2 发挥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职业培训作用

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是农民工职业教育培养的重要力量。职业教育投资回报的长期性和滞后性，使得目前很多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投资职业教育培训的意愿大大降低。就企业主体而言，通过政府相关鼓励政策，激活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培训的积极性，重点支持规模化企业创办自己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特别是实力雄厚的国企和外企；同时为企业利益提供政策和法律保障。就非政府组织这一主体而言，当前，政府职能转变为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的协调提供了基础。政府结构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放权，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为非政府组织进入原来政府职责范围提供了契机。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可以开展城市生活、就业、法律普及和维权、社会心理疏导等方面的咨询和服务工作，这些是增强农民工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重要方面。

3.3 重点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培训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多出生于90年代前后，从数量上看，这个群体占据了中国农民工总量的绝大部分，其中20岁以下的占31%，21～30岁占35.9%[2]。因此，一定程度上说，未来的农民工市民化就是如何有序、安全地转移这部分人口， 强化这个群体的职业教育培训关系到中国新兴城镇化发展的质量，也是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过程。为此，针对这个群体开展补偿教育，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从事职业规划，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从实践方面看，要侧重以下几个方面人力资本的培养教育：信息素养补偿教育、市民素质补偿教育、心理素质补偿教育和文化认同的适应教育，这些是当代城市生活向精致化方向发展提出的适应性素养。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化转型过程中的深层次社会心理现象，尤其需要关注。有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正面临市民化过程中的“文化适应”和“身份认同”的深层次问题[10]。由于受到既有乡村文化和文明模式的濡养和文化定势的影响，在面对城市文化和生活时，常常存在新旧文化碰撞的矛盾心理。通过职业教育培训，可在一定程度上缩减这一过程的长度，帮助他们重塑文化观念。

总之，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课题，并将其作为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种“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意味着不仅要关注农民工能否进城、如何进城，更要关注农民工能否融入城市，实现身份和角色的双重转变。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是：由于受教育程度和接受职业教育培训现状所导致的人力资本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农民工市民化之旅的重重困难。因此，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广泛参与的现代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也是提高未来我国城镇化质量的重要途径。

[1]罗兰,周小苑,赵鹏飞,等.新型城镇化别忘6句话：解读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03-17(02)

[2]国家统计局.2013年我国农民工调查检测报告[EB/OL].(2014-05-12)[2014-12-20].http://www.gov.cn/xinwen/2014-05/12/content_2677897.htm

[3]胡小武.新型城镇化：“两个原则”可避免“造城运动”[EB/OL].(2014-03-20)[2014-12-20].http://news.xinhuanet.com/house/nj/2014-03-20/c_119842967.htm

[4]郑杭生.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J].甘肃社会科学,2005(4):4-8

[5]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课题组.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战略抉择和政策思路[J].中国农村经济,2011(6):4-15

[6]马建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的职业教育培训路径[J].教育发展研究，2014(9)：7-13

[7]郭玲.社区教育-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有效途径[J].成人教育，2013(4):124-126

[8]新玉言.新型城镇化理论发展与前景透析[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3:4

[9]陈二厚.统筹城乡发展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N].人民日报,2014-07-26(01)

[10]范叶超.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心理层面的市民化：困境与出路[J].海峡科学，2011(7)

(责任编辑：周博)

10.3969/j.issn.1673-2006.2015.07.005

2015-01-25

魏仕(1975-)，安徽萧县人，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F323.6

A

1673-2006(2015)07-0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