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余鹃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但开风气，不为人师”
——再论胡适的自传观

王余鹃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胡适对传记的考察是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的研究。胡适首先对中国传统传记文学给予全盘否定，试图切断传记与历史传统之间的联系，将众人的视线拉向现实，并结合本土资源，以此为基点，试图打开“传记/自传写作”的风气。为了推广自传写作，胡适在内涵上有意忽略自传所具有的文学性，强调自传的史料价值；另外，试图从外延上扩大自传范围，将自传年谱、日记、札记纳入传记文学。中国20世纪30年代中期“自传热”的出现，胡适实有开拓和推广之功。

胡适；自传观；外延；内涵

迄今为止，胡适在中国现代自传/传记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贡献已得到了学界的充分肯定，其自传/传记观“重史轻文”的特点也得到研究者们的广泛认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研究者都倾向于对胡适自传观作静态的观察和宏观的解读，且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胡适自传观的价值、影响及意义这几个方面。笔者认为任何思想观点的形成都有一个过程，胡适的自传观也不例外。若以动态、微观的视角来对胡适自传观进行考察，无疑将加深我们对胡适自传观的认识和理解，甚至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这正是本文的立足点。

正是基于以上的观察视角，笔者倾向于认为胡适自传观“重史轻文”并不是来自于他自身认识的局限，而是他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既是基于现实，也是基于未来。同时，笔者认为胡适的自传观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它有一个修正变化的过程，而修正的标准则是下文中将会反复提及的“现实”和“未来”。另外，从胡适自传观的形成过程来看，其“国民导师”的身份显露无遗。换言之，胡适意在“自传”，却又不在“自传”；意在“现实”，而又不止于“现实”；意在“开风气”，而不在“为人师”。笔者将从如下几个部分展开讨论。

一

早在美国留学时期，胡适在1914年9月23日的日记中即比较分析了东西方传记体例的长短。通过比较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没有类似西方的自传及传记作品，他说：“布鲁达克(Plutarch)之《英雄传》，稍类东方传记。若近世如巴司威尔之《约翰生传》，洛楷之《司各得传》，穆勒之《自传》，斯宾塞之《自传》，皆东方所未有也”[1]492。接着，他又重点比较了东西方自传，认为“东方无长篇自传。余所知之自传，惟司马迁之《自叙》，王充之《自纪篇》，江淹之《自叙》。中惟王充《自纪篇》最长，凡四千五百字，而议论居十之八，以视弗兰克林之《自传》尚不可得，无论三巨册之斯宾塞矣……”[1]492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自传传记与西方自传传记的可比性。正是意识到了中西传记与自传之间的差距所在，回国以后，胡适在很多场合都屡屡提到，中国最缺乏的是传记文学。在1929年，为《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所写的序言中，他强调“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2]201。在1936年亚东版《四十自述》的序言中，他又指出“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3]5。既然东方根本没有类似西方的传记及自传，那么，虚心向西方国家学习，创造新的传记及自传则是理所当然。

有意思的是，若将胡适与梁启超对中国传记发展现况的认识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胡适远比梁启超悲观。与胡适不同，梁启超认为自传在中国古代并不少，他说，“本人做自传，欧洲、美洲很多，中国比较的少；但中国也不过近代才不多，古代却不少”[4]225。他指出：“《太史公自序》便是司马迁的自传；《汉书叙传》便是班固的自传；《论衡自纪》《史通自叙》便是王充、刘知几的自传；《汉书·司马相如传·扬雄传》所采的本文，便是司马相如、扬雄的自传。”[4]225并由此得出“自传在中国古代已很发达了”[4]225的结论。显然，中国古代具有自传性质的文章，如古代文人的自序、自叙、自纪等都被梁启超归为自传。而对于传记，梁启超则认为，“此种专传，从前很少。新近有这种专传出现，大致是受外国传记的影响，可惜有精采的作品还不多”[4]195。这里的“专传”是指他的“理想专传”，相当于西方传记。

胡适和梁启超对当时中国传记发展现状的把握究竟谁更客观，我们暂且不论，但他“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2]201的论断显然有失公允。首先，将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二十四史排除在传记文学的范围之外，就有失公正。仅以《史记》为例，其所具有的价值，在史学界至今还未有人能超越，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曾赞其“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5]59。即便是郁达夫，在对中国传记文学进行评价时，也未曾否定过《史记》，他认为“中国的传记文学要求其始祖，只能推司马迁氏为之嚆矢”[6]283。同样深受中国古典文学浸润的胡适，不可能不知道《史记》在文学上的独特魅力，但从他提倡传记文学的伊始，便将《史记》排除在外，这是为何？笔者认为，之所以如此，是胡适有意在拉开传记与历史传统的距离。换言之，胡适无意于为自传传记在中国寻找历史的渊源，而试图将众人视线拉向现实。就此而言，在对传记文学的认识上，梁启超更像是一名学者，他是以学者的身份在进行传记研究，而胡适更像是一位改革家，他的传记研究更多的是基于现实，或进一步言之，他所希望的是打开自传传记写作的风气。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对中国传记发展现状的认识上，胡适虽比梁启超悲观，但在那条日记的末尾又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他说：“吾国人自作年谱、日记者颇多。年谱尤近西人之自传矣”[1]493。可以看到，胡适在否定了中国自传传记的可比性之后，从本土的实际情况出发，找到了在体例上最类似于西方自传的作品，那即是“年谱”与“日记”。回国后的胡适一直对年谱、日记青睐有加，在此也可以找到缘由，不难看到，这种偏爱也是基于现实的一种考虑和选择。

二

那么，具体而言，胡适是如何打开自传书写风气的呢？笔者认为，胡适最起码做了如下两件事情：其一，在内涵上故意忽略自传所具有的文学性，强调自传的史料价值；其二，在外延上试图扩大自传范围，将“年谱”“日记”“札记”纳入自传范畴。

(一)消解对自传文学性的要求

胡适在提出传记文学的概念时，其实是强调“传记”兼有文学性和史学性的。他认为传记最要紧的是能写出传主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2]203，能让读者如见其人，能让读者感觉真可以与传主为友。他认为作传之人应该用“写生传神的大手笔”[2]204来记载传主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工夫”[2]204来搜求考证传主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2]204来评判在传主在历史上的地位。他认为日记也属于传记文学，理由是日记“能描写作者的性情人格”[7]499，所有这些都是对传记文学性的要求。

但让人颇觉矛盾的是，胡适虽将自传纳入传记文学的范畴，却自始至终没有特意强调过自传所具有的文学性。他说自传写作可以“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3]7。但对于如何给文学开生路，却未给予明确的解释。胡适对自传“史学性”的偏爱，突出表现在他对“年谱”的定位上。他将“自撰年谱”视为最好的自传，认为汪辉祖的自传《病榻梦痕录》可称为“最好的自撰年谱”[2]207，因为通过阅读这部作品，读者不但可以对当时的司法制度、法律应用情况有所了解，还可以从中窥探到当时的宗教信仰和经济生活。他将《罗壮勇公年谱》誉为自传中“第一流作品”[2]213，他视《叶天寥年谱》为“一部好的自传”[2]210。这些所强调的都是自传所具有的史料性。如此看来，胡适似乎都有意在消解自传所具有的文学性，从而降低自传写作的难度。

自传难以推广，除了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外，便是对文学性和史学性的双重要求，文学性要求自传具有可读性，史学性则是对自传真实性所作的要求。五四“人”的觉醒虽然基本上扫除了自传观念的束缚，但自传写作该如何兼顾“文学性”和“史学性”的双重要求，仍然是一难题。自传史学性与文学性的难以兼顾，最明显的表现便是，胡适自己在创作《四十自述》时，仅前面第一章使用了小说笔法，后面则转向了史学笔法。最后，他虽然以“我究竟是—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3]7为自己开脱辩护，这种转向其实也正表明了自传写作之不易。

一直以来，很多研究者都因胡适自传写作及推广“重史轻文”而对其有所非议，笔者认为这种非议有失一定的公正性。若翻看30年代的自传书写史，我们不难发现，不仅是胡适，其他的自传写作者面对自传这种文类，所着重强调的也只是自传的真实性，对于如何把握自传的文学性，尚无定论。例如，谢冰莹认为，“传记，百分之百要真实才有价值”[8]4，“只有绝对忠实，才有价值”[8]4。郁达夫认为，“新的传记”不仅要写出所传之人的“美点”，也要写出他的“缺点和特点”；不仅要写出所传之人“外面的起伏事实”[6]283，也要写出“内心的变革过程”[6]283；不仅要写出所传之人的“长处”，也要写出他的“短处”；不仅要写出所传之人的“公生活”，也要写出他的“私生活”，甚至于他的“一颦一笑，一死一生”[6]283也要尽量写出来。这些都是对自传/传记写作提出的具体要求，至于该如何写出所传之人的“外在起伏事实”与“内心变革过程”，郁达夫也没再做过多的说明。即便是自传写作较早的郭沫若，在对自传文学性与史学性进行权衡时，他所选择的还是真实性。据他所言，在写作《北伐途次》的时候，因为所写的事情时间间隔较为久远，许多记忆已经很模糊，起初也想加些想象进去，借此将全部的事件客观化起来，但又觉得这样做可能会“减少事实的真实性”[9]310，所以才最终采用了回想录的形式来叙述这段经历。《北伐途次》写作于1936年，在此之前，郭沫若已经发表过数篇自传作品，包括：《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初出夔门》等等，可以说累积了大量的自传写作经验，连这样一位作家在对自传文学性及真实性(史学性)进行选择时，所强调的也是自传的真实性，可见胡适传记/自传理论的“重史轻文”在当时并不是特例。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传记传统对传记真实性孜孜不怠的追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传记的史学品质，但在另一方面也束缚了传记的发展。

至此，对于胡适传记/自传理论及实践“重史轻文”的特点，或许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的解释：这是胡适在对自传/传记这一文类进行深入考察后，结合中国的本土实际情况，所做的一种现实的选择——回避了当前自传写作的难点，有意消解了对自传文学性的要求。可以看到，对自传文学性的有意消解，其最大的好处便是在无形中降低了自传书写的难度，有利于自传写作的推广，使得自传成为人人皆可上手的一种文类。

(二)从外延上扩大自传的范围

胡适不仅有意消解掉了自传所具有的文学性，还从外延上扩大了自传的范围，这突出表现在他对年谱、日记认识的变化。

1.将年谱纳入传记文学

在意识到年谱是在体例上最接近于西方自传的传记类型之后，回国后的胡适对中国旧有年谱进行了改写以及创新，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章实斋年谱》(1921年)。在这部作品中，胡适首先指出“年谱乃是中国传记体的一大进化”[10]2，拉开了“年谱”与其他传统传记类型的距离。另外，对旧有的章实斋年谱进行了改写，他对《内藤谱》所做的最大改动是“不但记载他一生的事迹，还要写出他的学问思想的历史”[10]2。可以说，“年谱”这一传统传记体例在胡适那里得到了空前的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胡适回国后对“年谱”青睐有加，它也被胡适视为最类似于西方自传的体例，但在胡适眼中，“年谱”仍不能等同于“传记”。在1925年6月21日的《黄谷仙论文审查报告》中，胡适非常明确地指出，年谱还不是“传记”，他说，“中国传记旧体，以‘年谱’为最详。其实‘年谱’只是编排材料时的分档草稿，还不是‘传记’”[2]218。不仅如此，就他看来，“年谱”与“传记”之间的差别还很大。具体而言，编年谱的时候，凡是有年代可以考证的材料，不论大小、重要与否，都不能舍弃。作传记则不然，传记当注重剪裁，当抓住传主“最大事业”[2]218“最要主张”[2]218“最热闹或最有代表性的事件”[2]218，凡是没有描写或渲染“传主”功用的材料都应该被舍弃。正是以上的区分，在点评黄谷仙的论文时，胡适才指出该文虽可以作为乙种论文，但仍需要进行大的修改，才能成为真正“可读”的传记。

但十年之后，胡适的言论又有所变化。在1935年北京大学的讲演中(见1935年12月26日的《胡适日记》)，胡适正式将“年谱”纳入了“他人做的传记”的范畴，认为“年谱”是“中国传记最发达的体裁”。另外，又强调指出，“专传”与“小传”“史传”不同，近于“年谱”，并着重指出《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便是新式专传。不惟如此，胡适还将“自撰年谱”视为自传中最发达的体裁，多次强调汪辉祖的《病榻梦痕录》为最好的自撰年谱。不难看到，此时的胡适有意强调的是“年谱”与“专传”(传记)的相似点，“自传年谱”与“自传”的相同点，并将“年谱”纳入了“他传”，将“自传年谱”归入了“自传”。这种观点的变化，很难不引起人的注意。

将“年谱”纳入“他传”，将“自撰年谱”纳入“自传”，将“年谱”和“自传年谱”整体纳入“传记文学”的范畴，其重要意义在于，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自传以及传记文学的范围。何以言之？据学者冯尔康的考察，“年谱”在晚清是一种非常流行、大众化以及常见的文类。显然，将“年谱”纳入“传记文学”的范畴，无疑扩大了“传记文学”这一概念的外延，而一再强调“自撰年谱”是最好的自传，也在最大程度上利用了本土的现有资源，有利于人们对自传这一文类的接受。毕竟“自传”比较少见，“自撰年谱”却是颇为常见之物。

不仅如此，“年谱”作为传记体例中比较特殊的一类，其写作要求与“传记”是不同的。具体而言，做年谱的要求相对较低。梁启超就曾指出：“做传不仅须要史学，还要有相当的文章技术；做年谱却有史学便够了。因为年谱分年，上年和下年不必连串；年谱分段，上段和下段不必连串；所以即使作者的文章并不优美，只要通顺，便绰绰有余了”[4]250。由此可见，“年谱”只是资料的编排，只需史学便够了，“传记”则不仅须要史学，还要有相当的文章技术，即文学性的要求。比较而言，“年谱”的要求较低，更具可操作性。因此，将“年谱”“自撰年谱”纳入“传记文学”及“自传”不仅直接扩大了自传的外延，也间接降低了自传写作的难度，有利于自传的进一步推广。

2.日记、札记被纳入传记文学

不仅是对“年谱”，胡适对日记的认识也是有所变化的。早在第一次留美时期，于1913年4月间日记的卷首，他曾这样写道：“吾作日记数年，今不幸中辍，已无可复补；今以札记代之：有事则记，有所感则记，有所著述亦记之，读书有所得亦记之，有所游观亦略述之”[1]199。可见，此时的胡适对“日记”和“札记”是有所区分的。随后，在1914年7月5日的日记中，他再次将日记和札记加以区分，并提到了自传和回忆录的区别，他说：“英文亦有日记札记之别：逐日记曰Diary，或曰Jour-nal。札记曰Memoir。述往事曰Reminiscences。自传曰Autobiography”[1]320。如上所述种种迹象都表明，至少在美国留学时期，胡适对“日记”和“札记”是有所区分，并加以区别对待的。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留学时期所写的日记，最早是在民国初年，由他的朋友许怡荪摘抄部分，并以《藏晖室札记》为标题发表在《新青年》上的。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正式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发行时，据他所言，为了纪念老友许怡荪，仍沿用了旧名。但在亚东版胡适留学日记中，胡适的思想已开始有所变化，在自序(写于1936年)中他明确表示，札记是自己思想的记录，札记是自己绝好的自传，因为它记录着自己的思想演变。在此，我们不难看到，札记因可以记录思想，已被胡适纳入了自传的范围。至1947年，该日记由商务印书馆再版时，胡适干脆将《藏晖室札记》改名为《胡适留学日记》。至此，札记已被完全等同于日记，札记、日记、自传这三种不同的文类被胡适不加区别的完全混为一团。

和“年谱”一样，日记作为一种大众文类被纳入自传范围，其意义在于，进一步降低了自传写作的标准，扩大了自传的书写范围，有利于自传的被接受以及进一步推广。如此看来，20世纪30、40年代，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人出版个人自传、日记，不能不说没有受到胡适的影响。

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胡适对传记的考察完全是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的研究。胡适首先对中国传统传记文学给予全盘否定，试图切断传记与传统之间的联系，将众人的视线拉向现实，并结合本土资源(日记、年谱)，以此为基点，试图打开“传记/自传写作”的风气。

具体而言，回国后的胡适从20年代起便开始尝试对中国传统年谱进行革新，并倡导周围人写作自传。在倡导自传写作无果的情况下，从30年代起他开始转变策略，试图进一步推广自传写作。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在内涵上故意忽略自传所具有的文学性，强调自传所具有的史料价值。他劝导周围人写作自传，是为了给后人的传记写作提供材料。如他自己所言，他所希望的是，自传能为中国文学增添出无数的“可读而又可信”[3]7的传记。由此可见，胡适提倡自传写作最后的着眼点仍在“传记”、在“中国文学”以及“未来”。不惟如此，对于自传的真实性，胡适也有意进行了消解，认为写作自传的人尽管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写，因为“有训练的史家自有防弊的方法”[3]6。其二，试图从外延上扩大自传的范围。“年谱”在胡适那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被纳入传记文学，自传年谱、日记、札记则被纳入自传范畴。

最终，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内涵上有意消解自传的文学性，还是外延上的扩大自传范围，将日记、札记、自撰年谱纳入自传，都在客观上降低了自传写作的难度，有利于自传这一文类的被接受。或许可以这样认为，胡适对推广传记自传的方法，跟他推广白话诗的方法如出一辙。因此，他的传记研究并不是要为“人师”，而仅仅是“开风气”。可以说，中国20世纪30年代自传书写盛况的出现，胡适的首推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1] 胡 适.胡适日记全编：1910—1914[M]. 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2] 耿云志，李国彤. 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4卷[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1999.

[3] 胡 适. 胡适全集：第18卷[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4]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6.

[5] 鲁 迅. 汉文学史纲要[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6] 郁达夫. 郁达夫文集：第6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 1983.

[7] 黄保定，李维龙. 胡适书评序跋集[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7.

[8] 谢冰莹.谢冰莹文集：上[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9] 萧关鸿. 中国百年传记经典：第2卷[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2.

[10] 耿云志，李国彤. 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2卷[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1999.

[责任编辑 袁培尧]

“Open the Atmosphere up, not for theMaster”: The Discussion on Hu Shi's Viewpoint about Autobiography

WANG Yujuan

(HumanitiesSchool,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Wuhan430079,China)

Hu Shi’s study on biography is based on reality, but focus on the future. Hu Shi gave a total repudiation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firstly, trying to cut off the links between the biography and historical tradition, pull people's attention to the reality,then combining the local resources as a basis, trying to open the atmosphere of biography/auto-biography writing up. In order to promote autobiography writing, Hu Shi ignored the literariness of autobiography in connotation deliberately, emphasizing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autobiography. Then attempted to expand the scope of the autobiography inextension, including the autobiography chronicles, diaries,notes into the biography. In the mid thirty's twentieth Century, the emergence of the “autobiography fever” in China, Hu Shi has the developing and promotion of the work.

Hu Shi; idea of Biography; connotation; extension

2015-09-09

王余鹃(1985- )，女，湖北荆门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代传记、自传文学研究。

I206.2

A

1671-8127(2015)06-006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