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久昌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河南三门峡472000）

崤函古道与商文化的西渐与北上

◎李久昌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河南三门峡472000）

豫晋陕黄河金三角地区有较为丰富的商文化遗存，作为商王朝重要的战略要地，在商文化版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依据文献载述和考古资料，初步探讨了商代崤函古道交通地理问题，研究表明，无论是商汤革夏、商文化进入崤函，还是西渐关中、北上晋南，崤函古道都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既是商王朝与这一地区建立和保持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纽带，也是崤函与关中、晋南各区域之间文化交流的地理舞台。

崤函古道；商文化；崤函；关中；晋南

一、崤函古道与商汤革夏

“商汤革夏”是中国古史上的第一次改朝换代。商汤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率领商族人推翻夏朝，建立了商王朝。有关商汤伐夏、夏桀逃亡路线，学界有决战豫东、南逃江淮，决战豫中、再战豫南，南逃安徽等多种说法。随着晋南夏商考古的进展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容成氏》的发现，晋南说为多数人认可。因此，在交通史上，这可以看作一个著名的有助于考察夏商之际崤函古道道路通行和线路走向的史例。

《容成氏》简文云:“汤闻之，于是乎慎戒征贤，德惠而不置，矛此三十仁而能之。如是而不可，然后从而攻之，升自戎遂，入自北门，立于中口。桀乃逃之鬲山氏，汤又从而攻之，降自鸣条之遂，以伐高神之门。桀乃逃之南巢氏，汤又从而攻之，遂逃去，之苍梧之野。汤于是乎征九州之师，以雨匕四海之内，于是乎天下之兵大起，于是乎亡宗戮族残群焉服。”[1]据简文可知，商汤伐夏桀凡三战，初战于戎遂，鬲山为夏桀首战败亡之地；再战于鸣条，南巢为夏桀二战败亡之地；夏桀三战败亡于苍梧之野。商汤伐夏、夏桀逃亡路线是戎遂—鬲山氏—鸣条之遂—南巢氏—苍梧之野，败亡之路是逐步南下。首战之地戎遂，就是戎山的通道，戎山即《尚书·汤誓序》所称之“陑”[2]，也即后世的雷首山和中条山。此山位于黄河由南向东的拐角以内，因此又称为河曲之地。可知，夏桀东渡黄河首先逃入中条山区。[3]鬲山即历山，《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正义》引《括地志》云:“蒲州河东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历山和陑山、戎遂一样，都是中条山的一名或其一段。二战之地鸣条，《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高涯原，在蒲州安邑县北三十里南阪口，即古鸣条陌也。鸣条战地，在安邑西。”现代学者多赞同此说。如，孙淼说：“综合各方面情况看来，鸣条在今山西境内，比较适当。”[4]古鸣条今称鸣条岗，在今夏县西南和安邑镇以北的中条山下。南巢所在，学者多指在鸣条附近。郑杰祥先生则从音韵通假角度，认为焦、巢古字相通，则南巢也就是南焦，又称作“焦门”，因此南巢可能就是古代的焦国。古焦国在今三门峡市南郊，北距古鸣条约150公里，它应当就是夏桀所逃的“南巢氏”，又称“焦门”一地。[3，5]夏桀三战败亡于苍梧之野，其事不见诸史籍。自《山海经·海内南经》置苍梧于南方，帝舜葬于苍梧之山之阳以来，一直定苍梧即九疑山，在今湖南永州。实际上桀是绝不可能远逃到那里的。桀逃至南巢之后，又逃到苍梧之野，说明苍梧距离南巢不会很远。钱穆认为这个“苍梧”就是苍野，推测苍梧之野亦可称苍野，相其地望，当在今陕西商县东南，菟和山西境[6]，北距南巢即古焦国约150公里。

这样看来，商汤伐夏、夏桀逃亡路线当是：夏桀从斟寻而出，沿黄河南岸崤函古道西行，至陕县附近渡河，逃入晋南中条山区。商汤则西行迂回至潼关附近渡河而东，在永济西的黄河古渡口蒲坂（即后来的蒲津关）渡河，进入运城盆地。首战戎遂，夏桀战败“逃之鬲山氏”，商汤沿涑水及其支流青龙河上溯追击，直达今夏县东下冯，与陈兵鸣条的夏桀决战，夏军又败，桀乃北渡黄河逃亡南巢。商汤乘胜追击，夏桀战败后循崤函古道进入关中，逃至苍梧之野，夏桀三战皆败，最终而亡。《帝王世纪》说“（桀）与妹嬉及诸嬖妾同舟浮海，奔于南巢之山而死”基本是可信的，唯桀最后确切死亡地可能为苍梧之野，南巢之说不够准确。跟随夏桀逃到晋南的部分夏族人则被迫散居于晋南之地。有学者将这部分夏族人的迁移称为“夏族的第三次大规模北迁”[7]，显见这部分人数量当不少。由此可见，直至夏末，连接东西的崤函古道都是畅通的，它也是夏王朝的灭亡之路，商汤伐桀的胜利之路。

二、崤函古道与崤函商文化遗存

商族起源于今豫晋陕相邻地区的晋南地区，陕西华县渭水岸边曾是商始祖契的居地。商王朝建立后，前期频繁迁都。《史记·殷本纪》载“自契至汤八迁”。[8]其中，契子昭明迁至砥石是第二迁。顾颉刚先生认为：“昭明所居之砥石（见《荀子·成相篇》），疑近砥柱，在今陕州。”[9]有学者考证，砥石即砥柱，在今三门峡以北至平陆之间。[10-12]不久又沿着黄河以北的山地河谷东徙至今豫北、冀南地区。由商族迁徙历史，可知其对崤函地理及其重要性当不陌生。因此，当翦夏的商族大军消灭残留夏族势力过程中，商族人就已经在崤函地区生活。丁山先生考证殷墟卜辞及商代铜器铭文中商代重要的世家贵族爻敢氏，认为爻和崤为古今字，爻即崤，爻敢应读为爻函，爻族的地望应该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崤函之间。[13]说明武丁时世家贵族爻敢氏已居住于崤函，与立足于关东东部的商王分封同姓诸侯国崇国一道，镇守商朝西土。三门地名也见于商代卜辞。《甲骨文合集》34219：“甲申卜，于社牢。取岳于三门，肆。”又34220：“岳于南单，岳于三门，岳于楚。”言商王于三门等地祭祀岳神。郭沫若先生《考释》云此“三门当即砥柱”。[14]后代则解三门为南鬼门、中神门，次人门。[15]祭岳是商王的重要祭祀活动。20世纪90年代初，平陆前庄商代遗址出土一批珍贵商代铜器，有方鼎、圆鼎、罍、爵等，并出土了陶器，有鬲、大口尊、罐、瓮、豆等。尤其是出土的几件青铜鼎规格巨大，在早商时期实属罕见，足以说明此处特殊的政治地位。有学者推断，平陆前庄商代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可能就是商人在三门黄河拐弯处进行宗教活动的遗存。[16]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商王朝对崤函地区黄河水道及其黄河天险的重视。

崤函地区黄河北岸已发现商代文化遗址近50处，正式发掘的有新安南岗村、陕县七里铺、渑池鹿寺等遗址，均不见青铜器。商代青铜器目前仅见于灵宝川口赵家沟、尹庄涧口王家湾、豫灵镇东桥，有早期的二里岗型铜器，如东桥遗址的弦纹铜鬲、兽首（牛首）饕餮纹铜尊等；也出土有晚期殷墟遗址同类者，如饕餮云雷纹爵，其形制可与殷墟一期的铜爵相类，目雷纹斝则与殷墟遗址所出的罐形斝较为相似。灵宝三个地点出土的青铜器都属于典型商文化铜器，其形制和纹饰与二里岗或殷墟遗址同类器几乎完全相同。[17-18]这三个地点都没有发现铸铜作坊的遗迹，因此，这些数量较大，器型众多，造制工艺高超，器型精美的商代青铜器，很可能来自外地。这些青铜器的出土，为商王朝控制和利用崤函古道增添了物证。

崤函地区也是商代方国部落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殷商方国部落的史事多见于殷墟甲骨卜辞，其中以商王武丁时代的卜辞记载最为详赡。据陈梦家先生考证，在武丁卜辞中所见的多方与诸国，尤其是与商王国敌对的方国，如方方、土方、方、鬼方、亘方、羌方、印方、基方、井方以及周、缶、犬、串、郭、荀、郇、旨、沚、雀等国[19]，多在黄河北岸晋南地区，一部分在黄河以南三门峡地区及豫陕交界地带。除此以外，有学者考证，还有夹方、祭方、湔方、苋方以及髳、甫、戉、、万、鸣、而、平、微伯、伯、亚万、先侯、亚弜、亚戈等。[20-28]这些方国部落与商王朝关系变动频繁，有时臣服于商王朝，纳贡朝拜，受王命征调赴别处作战，有时则与商王朝处于敌对状态，干戈相向。从甲骨文看，武丁时期的主要威胁来自西部，主要战场之一就是晋南豫西。商王时常去一些封国方国巡视，派人助耕，进行祭祀、田猎等活动，说明他们与商王之间来往交通活动是比较活跃的，所利用的是已经建起的交通道路。

三、崤函古道与商文化的西渐与北上

商代崤函古道交通发展的动因与夏代差不多，如刘莉先生所说，商王朝对外扩张的“政治经济的动力与二里头文化的扩张一样，即获得重要的自然资源特别是铜、铅、锡和盐”。[29]商代青铜文化呈高速发展的态势，对铜、铅、锡和盐等重要资源需求远超于夏代。这“意味着国家对铜、锡、铅矿开发和供应的控制能力在逐步加强”。[29]虽然有证据表明，商王朝中原王畿大量的青铜器是采用南方的金属铸造的，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东方沿海地区分别是商代铜、铅、锡和盐的重要或主要的来源，但这一格局大致是在商后期即殷墟时期才逐步形成的。[30-31]而在此前的商代前期即二里岗时期，中条山地区当是二里头时期国家最早期青铜铸造所需合金的产地，晋南地区是商王朝进行青铜器制造并供养大量生产人口所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铜、铅、锡和盐的主要来源之一。[30，32]关中东部则是又一个铜矿资源来源地，并一直保持到晚商时期。[30]因此，在商代，崤函地区和二里头时期一样，仍然发挥着国家核心区郑洛地区（后是安阳地区）和西部关中、北部晋南地区之间往来的中介地带作用。与二里头时期不同的是，随着商都迁往郑州、安阳一带，崤函地区已沦为边缘，不再属于王朝王畿的范围，这使它在商代地缘政治结构和运作空间的交通连接地位变得更为单纯和突出。考古资料与文献载述表明，商文化西渐关中、北进晋南的主要路线就是沿着崤函古道逐步推进的。

（一）西渐关中地区

见于西安老牛坡、蓝田怀珍坊以及大荔县境内商代遗址等的二里岗下层早段的遗存，表明差不多是伴随着商汤灭夏的凯歌声，商文化就出现在关中东部，并很快发展到关中中部地区，这无疑与开国之初的战略需要有关系。《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亦云：“后桀之乱，畎夷居邠、岐之间，成汤既兴，伐而攘之。”因此，商族人灭夏的军事路线即早期商文化的西进路线。研究表明，“在东起华县，西至岐山，南起蓝田，北抵铜川这一范围内”，相当二里岗期商文化的遗存，主要分布在西安以东，西安以西的遗存多属于二里岗上层和殷墟前期。“这种分布状况或许反映了商文化从东西渐的历史过程”。[33]商代后期，商文化又继续扩展到关中西部和秦岭以南的汉中盆地。武乙以后，即殷墟文化晚段，商文化范围有所收缩，随着周族的兴起，最终退出了关中东部地区，但商王朝与关中的联系仍然存在，商王朝的一些方国，如奠、犬方、崇侯等，其中以崇国势力最大，与商王朝关系最为密切。商王武丁、祖甲时期甲骨卜辞中的“周以嫀”、“令周”、“寇周”、“周”“周”、“敦周”[34]等内容，还有周人和商的其他方国共同参加商王的祭典，以及商王在周地为祈雨而举行烄祭的记载，反映了商王国与周族往来或对抗的状况。《史记》卷三《殷本纪》载：“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周原西周甲骨中，有“衣王田，至于帛，王获田”（H11:3）的内容。[35]“衣王”即殷王，古文“衣”、“殷”同声。帛在今陕西华山附近，与武乙游猎于河渭之间被雷震死相吻合。丁山先生认为：“武乙之死于河、渭，似乎不是田猎，可能是去征伐周王季，兵败被杀，殷商史官乃讳言‘暴雷震死’而已”。[36]关中商文化主要分布在东部渭河下游，武乙田猎在河渭之间，说明商文化由商都核心区进入关中的途径，仍是主要通过崤函古道路线进行的。

这条线路沿途从东到西都有二里岗期商文化遗址可以作为证明，主要有:新安（磁涧镇孝水、奎门，城关镇安乐村、暖泉沟，铁门镇土古洞、南岗村，南里乡十里、郭庄，五头镇五头遗址）—义马（千秋乡付村，常村乡常村、焦沟、南河遗址）—渑池（郑窑、笃忠乡鹿寺遗址）—陕县（观音堂镇北张村、东凡乡北阳村遗址）—三门峡湖滨区（交口乡朱家沟，会兴乡上村、东坡、王官，崖底乡西斜桥遗址）—陕县（张湾乡七里铺、南关，大营乡五原，原店镇郭家庄，张汴乡段家寨、曹村遗址）—灵宝（大王乡阎家坪、阳平乡磨上、川口乡赵家沟、尹庄镇涧口王家湾、豫灵镇东桥遗址）—华县（瓜坡镇南沙村遗址）—渭南（临渭区姜河、花园镇花园遗址）—西安（灞桥区老牛坡、长安区羊元坊遗址）—蓝田（怀珍坊遗址），基本上是沿着崤函古道沿线，由东向西发展，进入渭河谷地，继而翻越秦岭或豫西南进入汉中盆地，或通过渭河北部和山西西部直接影响到陕北地区。

研究表明，东龙山、老牛坡都是商王朝设置在通往重要矿产资源地区的主要交通线路上的枢纽。[29-30]位于陕南东部的东龙山遗址，在二里岗文化取代二里头文化之后，发展成为一个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地区中心聚落，继续充当南北物资交流西线上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的角色。老牛坡位于关中东部渭河支流灞河和沙河的交汇处，大约经历了商代早期到晚期约五六百年的历史，是商王朝在关中东部最早建立的聚落之一。由于老牛坡所在的灞河北岸是古代连接渭河和秦岭山区的交通要道，由这里可以南通陕南，也可以从这里东运至渭河然后通过黄河抵达京畿地区。因此，最初可能是早商王朝为运送从秦岭山区获得的货物（包括怀珍坊冶炼的铜）而设立的老牛坡遗址，逐步发展成为面积达200万平方米的商王朝西部地区的中心聚落。随着老牛坡的发展，东龙山这个枢纽的作用下降了。尤其是二里岗期之后，东龙山被废弃，老牛坡的聚落中心和交通枢纽地位变得独一无二而越发重要和关键。这一变化对崤函古道北路的发展影响至深，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崤函古道北路在商末逐渐发展成为关中与商都核心区之间交流的主要通道。

（二）北上晋南地区

晋南既是商族的发源地，又是原夏族活动的主要区域。商朝初年，从政治、资源等方面考虑，商王朝将晋南作为首先扩张势力的地区，大批商族人迁往这个地区，在二里头文化聚落的基础上，建立了垣曲商城、东下冯商城两座军事重镇。

东下冯商城位于运城盆地西缘，涑水支流青龙河上游的河边开阔地上，是一座面积约13万平方米的由夯土城墙和城壕环绕的城。从其所处地理位置和城址内发现的横成列、纵成行的可观的储盐盐仓建筑[37]等来看，东下冯当是商王朝控制的设在运城盆地的自然资源的集散地，是商王朝把河东盐池之盐运至东部和北部地区的一条盐道上的重要据点。垣曲商城在其东南，紧濒黄河北岸，踞守岸边高台，与东下冯直线距离约60公里，为商王直接控制。垣曲商城的一个特点是存在双层城垣的夹墙，大大加强了防卫性能，军事色彩十分浓重，它既发挥着控制黄河北岸、保卫黄河以南商王朝中心区域的作用，也因其水路交通的缘故而成为把晋南地区的铜矿、盐等重要资源输往偃师、郑州一带的转运站。就后一点来讲，其作为地区中心的功能与二里头时期的南关遗址似乎没有区别，仍然是为转运铜和盐而存在。稍有不同的是，盐的运输量增加。因为东下冯盐储设备的大量增加，从东下冯至垣曲一线运抵东部地区的盐当有很大规模，有学者认为这也许意味着首都郑州地区不断增加的人口对盐的需求量日益扩大[29]，这也暗示了渡过黄河输往郑洛地区的交通运输任务的繁忙。

与垣曲商城关系密切的还有属于二里岗上层晚段的平陆坡底乡崖底村前庄遗址，发现在距茅津渡以东40多公里，距垣曲商城以西约50公里的地方。前庄遗址出土的一批相当于商代二里岗时期的青铜器，为山西地区迄今为止发现得早商时期形体最大、数量最多的青铜器。[38-39]“如果将垣曲商城和平陆前庄统一起来观察，可以发现商王朝对黄河西北地带的重视程度，同时又说明早商王朝以控制黄河为政治、军事目的，通过黄河水道向外扩张”。[40]垣曲商城与前庄遗址都可以视作驻守险要通道的商代遗址。[41]考古遗迹反映出在垣曲商城兴建之后，可能和周围地区经常发生争夺资源、领土，占领交通要地、控制贸易权的相互战争。卜辞记载，自商王武丁以迄帝乙帝辛，多次前往巡视盐池，并将盐池所产天然之卤奉为帝赐之资，称为“帝盐”，精心规划治理，或于产盐之时以兵戍守，或于冬至之时祈祓报功。甚至不惜通过战争形式讨伐打击掠夺盐池的敌对方伯势力。“卜辞反映商王田猎之地多选在豫西晋南，应该并非出于偶然，它似乎暗示了商王为保证盐道的畅通，于大邑商至盐池的中间地带苦心经营的真实情况”。[42-43]对于商人来说，这两个据点的存在，使从整个晋南输送到京畿地区的物资都有了可靠的保证。

正因为垣曲商城、东下冯对于作为王都的偃师商城、郑州商城重要资源运输和供应，是极为重要的，它的兴建和使用也是与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的兴衰连在一起的，所以后来随着商都从豫西与豫中移往他处，垣曲商城、东下冯也即被废弃。与其有关的大规模的盐业生产和运输、铜矿的开采和冶炼也随之沉寂。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指出，二里岗上层时期晋南商文化遗址的消失与商文化向东、南部地区的扩张同步，江南地区一些重要遗址的设立和古矿被开采的时间也恰好开始于晋南商文化遗址衰落之时，晋南盐业生产的衰落与商王朝成功地控制了东方沿海地区新的盐产地同步。[29]这一兴一衰，说明二者之间很可能是互相关联的事件，即：晚商时期垣曲商城、东下冯等晋南的手工业人口向南、向东迁徙至商王朝新控制的南方和东方铜、盐产地。湖北盘龙城在二里岗上层时聚落规模剧增，青铜器在遗址南部的作坊里进行生产。长江流域两个大的铜矿遗址——江西瑞昌铜岭矿和湖北大冶铜绿山矿也已被商人开发利用。凡此，皆表明大量的商人可能在很短的时期内涌入上述地区。而商代晚期盐业生产的考古学证据也已在沿海地区发现。有学者认为，这大概是商人向山东北部的第一次殖民。[44]上述商王朝具有战略意义的移民所行走的路线，在渡过黄河，进入崤函地区应该使用了部分崤函古道线路。重要的是，这一事件更证明了商人经略晋南的目的，是把垣曲商城、东下冯商城作为水路要冲的一个地区中心而建立起来，以控制铜、盐的生产与交通运输。

上述情况表明，无论是商文化北上经略晋南，还是控制和转运铜、盐等重要矿产物资，崤函地区都是商王朝与晋南地区联系的中介地带和交通走廊。研究表明，早商文化进入晋南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茅津渡—虞坂道。自伊洛盆地向西，经新安、渑池至三门峡，于茅津渡北渡黄河，至平陆，循虞坂道越中条山，直达夏县东下冯商城，进而向运城盆地其他地方传播；另一条是垣曲通道，自伊洛盆地西北行，于孟津、新安县北部沿黄河南岸行至渑池县北部南村附近，北渡黄河，进入垣曲，再西北行，越中条山，到达运城盆地。这两条通道都得到了考古学上的证明。[21]有学者认为商文化北上山西西部是一个由东南向西北的渐进过程，首先，商人灭夏过程中，以占据黄河天险为军事目的，在垣曲商城构筑军事要塞，控制黄河沿岸，形成保护商王朝王畿范围的保护圈。第二，遏制晋西南东下冯夏人势力援助夏王朝，在西北一线建立殖民统治，以东下冯商城为基地，推行商文化渐进的侵略策略。[40]马保春先生认为二里岗期早商文化在晋南地区的扩展与传播，是以垣曲商城遗址和平陆县茅津渡一带为起点，自南而北、自东向西拓殖。[45]换言之，商文化也就是商人的势力是从晋南中条山山前的两个交通要塞（平陆—三门峡之渡口和垣曲商城所在地之交通枢纽）进入该地区的。崤函地区二里岗期商文化遗址高度集中于交通要道、关隘渡口地区，在分布、走向方面呈现两个特征：一是集中分布在垣曲通道、茅津渡这类重要的黄河渡口地区；二是沿山前地带，也就是山地与盆地中心的过渡地区，主要是崤山北麓，涧河和青龙涧河的河流阶地。其中在垣曲通道黄河北岸的主要遗址有垣曲古城南关、西滩、寨里、关家、河堤白泉遗址等，黄河南岸有新安峪里镇太涧，渑池南村乡陵上、洋湖、白崖、杨家、关家，段村乡丁阳沟遗址等。在茅津渡黄河北岸有平陆前庄、常乐村、油房沟，黄河南岸有三门峡会兴上村、东坡、王官遗址等。这些遗址的分布态势，就是商王朝对上述两条重要通道占领和控制的地理表现。

史籍记载了商王朝对这条道路开凿修筑的一些情况。如商代晚期今平陆一带的黄河之北，中条山以南，生活着一批把持中条山南北通道（巅軨坂道）的人，商代名相傅说即出自于此。《尚书·说命上》载：“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说傅岩，作《说命》三篇。”武丁因得傅说而实现了殷道复兴。《史记·殷本纪》：“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正义引《地志》云：“傅险即傅说版筑之处，所隐之处窟名圣人窟，在今陕州河北县北七里，即虞国虢国之界。又有傅说祠。注水经云沙涧水北出虞山，东南迳傅岩，历傅说隐室前，俗名圣人窟。”又《集解》孔安国曰：‘傅氏之岩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经，有涧水坏道，常使胥靡刑人筑护此道。说贤而隐，代胥靡筑之，以供食也。’”可见，商人重视交通的筑护，并将对这条道路的筑护上升为国家的具体实政，变为带有强制性的政治劳役，形成了一定制度。卫斯先生考察傅说在平陆的遗迹，说“傅险与傅岩为一地，其具体地望为今平陆县圣人涧的傅岩山”。“傅说版筑处在今圣人涧村的傅岩山旁”。[46]傅岩是潞盐销往黄河以南地区的必经之道，也是商王朝核心地区与晋西南重要通道之所在，因此处东西两山高耸，涧水中流，常常冲坏路面，行旅被阻。商王十分重视，役使奴隶（胥靡）常年在那里筑护道路。傅岩创造了“版筑”营造技术，解决了多年因洪水冲刷而毁坏道路的问题，维护了道路畅通，这就是后人称之的巅軨坂道。商王朝开凿修筑这条道路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更方便地连接黄河南岸的崤函古道。

[1]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77-282.

[2]许全胜.《容成氏》篇释地[M]//朱渊清，廖名春.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372-378.

[3]郑杰祥.商汤伐桀路线新探[J].中原文物，2007（2）：37-40.

[4]孙淼.夏商史稿[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316.

[5]郑杰祥.新石器文化与夏代文明[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573.

[6]钱穆.古史地理论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280.

[7]张国硕.从夏族北上晋南看夏族的起源[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6）：101-106.

[8]司马迁.史记：卷三·殷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2.

[9]顾颉刚.殷人自西徂东札记[C]//甲骨文与殷商史——纪念胡厚宣先生八十寿辰专辑：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240-260.

[10]卫斯.商“先王”昭明之都“砥石”初探[C]//宋镇豪，宫长为.中华傅圣文化研究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215-221.

[11]卫斯.前庄遗址的历史地望及相关问题[C]//卫斯考古论文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111-116.

[12]卫斯.山西平陆前庄方鼎的历史归属与年代问题[J].中国历史文物，2007（2）：66-70.

[13]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M].北京：中华书局，1956：61-66.

[14]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5：15．

[15]俞伟超.三门峡漕运简史[M]//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门峡漕运遗迹.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62-63.

[16]陶正刚，范宏.山西平陆前庄村商代遗址及青铜方鼎铸造的研究[C]//宋镇豪，宫长为.中华傅圣文化研究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222-223.

[17]河南省博物馆，灵宝县文化馆.河南灵宝出土一批商代青铜器[J].考古，1979（1）20-22.

[18]杨育彬.灵宝考古的新发现[J].河南文博通讯，1979（1）：25-27.

[19]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北京：中华书局，1988：269-300.

[20]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283-323.

[21]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商代史：卷10[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60-363.

[22]李雪山.辞所见商代晚期封国分布考[C]//郭旭东.殷商文明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290-296.

[23]晚商晋南封国、方国地望考[C]//李雪山.甲骨学110年：回顾与展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17-230.

[24]张亚初.殷墟都城与山西方国考略[M]//古文字研究：10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388-404.

[25]沈建华.甲骨文所见晋南方国考[C]//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编委会.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05-212.

[26]钟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M].台湾：艺文印书馆，1989.

[27]胡厚宣.殷代方考[M]//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31.

[28]张秉权.殷墟文字丙编考释[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重印本，1992.

[29]刘莉，陈星灿.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从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的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谈起[M]//古代文明：卷1.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83,112,118，124.

[30]刘莉，陈星灿.城：夏商时期对自然资源的控制问题[J].东南文化，2000（3）：45-60.

[31]陈星灿，刘莉.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J].考古学报，2003（3）：161-217.

[32]张光直.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M]//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55-56.

[33]徐天进.试论关中地区商文化[C]//纪念北大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1952-198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211-242.

[34]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甲骨文合集：1086、4882、6825、6812、6824[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5]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J].文物，1979（10）：38-42.

[36]丁山.商周史料考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8：153.

[37]赵春燕.土壤元素化学分析在考古研究中的运用[N].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08-16（2）.

[38]卫斯.平陆县前庄商代遗址出土文物[J].文物季刊，1992（1）：18-19+97-98.

[39]李百勤.山西平陆前庄商代遗址清理简报[J].文物季刊，1994（4）：3-9.

[40]胡建，朗保利，赵曙光，等.山西商代考古学文化的若干问题[C]//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论文集：历史卷·上.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73.

[41]张永山.傅岩与商代兵要地理[C]//宋镇豪，宫长为.中华傅圣文化研究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158-223.

[42]冯时.古文字所见之商周盐政[J].南方文物，2009（1）：57-71.

[43]杨升南.从“鹵小臣”说武丁对西北征伐的经济目的[C]//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221-230.

[44]陈朝云.先秦中原文化传播态势及动因探究[J].江海学刊，2009（3）：162-170+239.

[45]马保春.由晋南二里岗期早商文化的分布论其进入、传播[J].中原文物，2004（6）：23-33.

[46]卫斯.傅说在平陆的遗迹及傅说的历史功绩[C]//卫斯考古论文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117-123.

（责任编辑 卞建宁）

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2008BLS001）

K9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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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9123（2015）01-0046-07

2015-03-07

李久昌（1960-），男，山东菏泽人，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历史地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古都学和文化遗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