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利荣

（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四川成都610072）

清代北方家族商业出版探究
——以山东聊城叶氏家族为中心

任利荣

（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四川成都610072）

清代北方商业出版开始兴起并达到繁盛，其中山东聊城叶氏家族祖孙三代积极参与坊刻举业书的编纂引人注目。叶氏一族从叶葆自行编刻，到其子叶锡麟、其孙叶祺昌与“聊城四大书庄”之一的书业德密切合作，祖孙三代的商业出版活动，贯穿清代乾隆至光绪，内容上集中于试帖诗、律赋作法的讲解，及墨卷选集，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们服务，针对性极强。聊城叶氏一族成为北方坊刻业中家族参与商业出版的重要典型，充分体现了清代山东坊刻业的繁荣与兴盛。聊城叶氏的商业出版活动，对深入了解和研究清代北方坊刻业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清代北方商业出版叶氏家族举业书书业德

清代北方的商业出版开始兴盛繁荣，其中山东地区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成为北方众多出版中心之一。清代北方整个家族参与商业出版极为少见，尤其是持续几代人，因此山东聊城叶氏家族的商业出版活动就极具典型意义，对其考察可以深入地了解清代北方商业出版的实态，同时也对整个清代商业出版有更加全面地认识。

清代聊城叶氏在当地称得上是书香门第，尤其是从被誉为“聊城圣人”的叶葆开始，叶氏家族更是屡出举人、进士。除了在科考上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外，叶氏家族还积极参与出版活动，为清代聊城的商业出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叶氏一族多从事教育活动，因此服务于科举考试的举业书就成为其主要编纂出版对象。叶氏家族积极从事举业书出版活动，不仅揭示了山东坊刻举业书的稿源以及出版方式的多样化，更重要的是深化了我们对清代山东坊刻举业书出版的认识，从而对清代北方尤其是山东坊刻业、乃至清代出版史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叶氏家族的举业书编纂出版活动最早始于叶葆，其后又有叶锡麟、叶锡凤、叶祺昌等人。他们的出版活动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自行编纂出版；其二则与当地著名书坊书业德合作出版。

1　叶葆自行编刻出版举业书

叶葆，生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父命名永成，复更名葆，字宝田，号玉岑，一号石农，因病足又号跛奚。”［1］277五岁起其父始教其识字，父亲去世后先后从其大伯父拙斋公、朱表叔、傅晋铭、邓仁普、张炳垣读书。乾隆四十八年（1783）开始在他人开设的素心堂课徒，乾隆五十六年（1791）受邀馆于杨清文家的云桂堂。乾隆五十四年（1789）中举人，时年三十二岁，最终没能考上进士，所以只得以授徒终其一生。嘉庆元年（1796）四十二岁开辟自己的私塾“道南书塾”。“四方来学者远逾数千里，恒数十百人，但经指授，辄擢甲乙科以去。晚年精汉学，得许、郑不传之秘，手著最富，未刻。自定《年谱》一卷。”［2］60叶葆善于授徒，得其指点者多能够考取功名，故而远近闻名。而他自己也以门徒众多为骄傲，其自定年谱“每年详载来学弟子姓名。”［2］60①《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14册第486页《应试诗法浅说》录：“清叶葆述。葆，字宝田，山东东昌人，乾隆己酉举人，以授徒为业，门下士科甲甚盛。侍郎聊城杨以增以藏书著，即高足也。谱中隶事琐细，惟每年详载来学弟子姓名，所撰《齐语考略》，外有《十二科墨选》，殆一老学究耳。”阎增山先生《叶葆和他的私塾教育》一文介绍，在叶葆教过的180个学生中，有33人考中举人，7人考中进士，10人选为拔贡。②《记者走运河：聊城私塾先生多为“穷书生”》http://www. lcxw.cn/news/liaocheng/shehui/20120422/200114.html［2012-04-25］其中海源阁主人杨以增即其高足。正是由于叶葆从事教职，而且课徒极有心得，成绩斐然，因此具备了编纂具有较高针对性和实用价值的举业书的实力，同时叶葆本身也成为当时举业书品牌的代名词。

据《叶石农自定年谱》可知叶葆选编出版的举业书主要有以下五种：

乾隆五十四年（1789）课徒素心堂时，“有《诗法浅说》百篇之刻”［1］291，即《应试诗法浅说详解》（详下）。

乾隆六十年（1795）馆于云桂堂时，“友人邮寄直省闱墨，因有《直省墨选》之刻”［1］298，即《直省乡墨正宗》。

嘉庆十二年（1807），“作《尔雅举例》一卷”［1］312，（嘉庆十二年）七月，“以数年所考历代庙讳编成《讳字考》二卷。”［1］312这两部书未见书目著录或现存版本，殆亡佚。

嘉庆十七年（1812），“余（叶葆）素课徒，遇有质辨未确者，必检各书证明，因辑教学各类，今汇为一编，即名曰《教学编》，为《亦园丛书》之一。”［1］317后三种出版于叶葆自辟道南书塾之后。

叶葆自行编纂出版的举业书，内容丰富，涉及到诗律解说、墨卷选集、字书等，其中尤以诗律解说影响最大。

清代科举考试在继承明代基础上，亦有调整。乾隆二十二年（1757）增加了五言八韵诗，乾隆四十七年又将律诗提到首场试艺后①《清史稿》卷一百八《选举三》：乾隆二十二年（1757）“移经文于二场，罢论、表、判，增五言八韵诗……（乾隆）四十七年（1782），移置律诗于首场试艺后。”中华书局点校本。。因此五言八韵诗成为科举考试中极为重要的一门。讲解试帖诗、试律之法的举业书应运而生。叶葆所编首部举业书《应试诗法浅说详解》即是讲解五言八韵诗的典型代表，具有极强的考试针对性与实用性。

《应试诗法浅说详解》，现存乾隆、嘉庆、道光三种版本。三种版本的卷首篇目顺序多有差异。《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718册）据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悔读斋刻本影印。卷首依次为《诗法百篇弁言》《应试诗法浅说目录》《诗法百篇凡例十则》《学诗须知》。嘉庆六年（1801）晋祁书业堂刻本②http://www.kongfz.cn/end_item_pic_8418567/拍品编号：84188567［2012-04-27］，卷首《诗法百篇凡例十则》与《应试诗法浅说目录》顺序互换。

道光十八年（1838）聚元堂重刻本③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泽润斋古籍书店藏。，卷首同嘉庆本。嘉庆和道光本皆将《应试诗法浅说目录》置于《诗法百篇凡例十则》之后。然而三种版本的版心题署相同④《诗法百篇凡例十则》，卷二、三、四、五、六为“塾课定本”；《应试诗法浅说目录》、《学诗须知》、卷一皆为“悔读斋藏板”。，现存乾隆本当为初刻本。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第14册）著录为道光间刊本，详述该书编纂缘起及主要内容云：

（叶葆）因授徒家塾，坊刻《诗法》，偏重笺释，绝少发明，且多失律，全无讲贯。特自编此书作课本。语不求深，一以试律为主，条析其章法、句法、字法等。虽亦言格律，然是为初学讲习，不能不设为规矩。与历来以诗名家者之言格调，颇异其趣。书凡六卷，第一卷为学诗须知六则，详言试诗体例，平仄声韵，裁对规律等。诗法浅说十八则，详言作诗之篇法、破题、承题、比联、句法、字法、对法、烘托、点染、衬贴、关照、运用、审题、检韵、选韵、选料、险韵、读诗、抬写诸法。第二卷选唐人五言六韵景物题二十首，一一先解其题旨，次笺释诗中用语，次疏解诗中含义，次录各家评注。第三卷选唐人典制题二十首。第四卷选清人五言八韵景物题二十首。第五卷选清人典制题二十首。第六卷选清人近科闱墨二十首，疏解一如第二卷之例，末附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及毛子晋跋语，俾学者自为参照。诗中有应特宜注意处并夹注于侧，随在点醒之。书虽专为试律而作，第学者从此悟入于各体诗，亦可得其门径也。其各诗解题评议，颇能具有见识。如唐律第一首题为“月中桂”，张乔作起四句为：“与月转鸿蒙，扶疏万古同。根非生下土，叶不坠秋风。”解评略曰：“此题赋桂易泛，法宜用抬高，句句着眼月中，则泛。赋桂题自移用不去，而首韵破空而起，所谓开门见山也。不如此超浑，便写月桂不出，振全势不起。盖明破月，暗破桂，言月与桂万古同荣，下即承清根非托下土而生，宜其叶不随秋风而坠，自是月桂非凡桂，此起调绝佳者也。”余各题亦能各拈出所长，可以概推之。［1］468

作为一部专门针对科举考试中试帖诗的举业书，首卷作诗之法，最突出之处为用八股文法来解五言八韵诗，新颖独特；第二卷选取唐人五言六韵景物题进行分析；余下诸卷皆为清人诗歌选集，包括典制题、闱墨诗歌等，内容丰富，无所不包，从理论到实践都予以充分的阐释，针对性极强。该书一再被翻刻，足可见其畅销程度。

其次，墨卷也是叶葆的关注对象，《直省乡墨正宗》即为乾隆六十年（1795）将友人寄来的山东、山西、陕西、两湖、浙江、福建、江南、河南乡试闱墨，选编汇辑出版。该书未见乾隆六十年刻本，现存道光间文新堂刻本。

现存另一部举业书是《亦园丛书》之一的《新刊十三经辨字》①http://www.kongfz.cn/his_item_pic_6421047/［2011-07-11］，《自订年谱》言：“（嘉庆）十七年壬申（1812）五十四岁。课徒道南家塾……余（叶葆）素课徒遇有质辨未确者，必检各书证明，因辑教学各类，今汇为一编，即名曰《教学编》，为亦园丛书之一。”②封面题：“正误订讹授徒便览，亦园丛书之一，新刊十三经辨字，四书字辨、诸家字考附，家塾藏版。”卷首题：“尊闻室抄《亦园丛书》《教学编》甲集。凡为文词，宜略识字，况于穷经，可昧音义？精研形声，辨别同异，小学是崇，攻归强记，劝我同人免讥擿埴。石农叶葆谨识。”有叶葆嘉庆庚申年（1800）序。然《尔雅辨字》末又有“丙戌仲秋光华志”字样。丙戌年或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或道光六年（1826），该书属于嘉庆十七年（1812）编纂的《教学编》之一，且叶葆的序言为嘉庆五年（1800），故刊刻时间当在道光六年（1826）或之后。

内容有《陈瑶宾③即南通州陈鹤龄，字瑶宾，乾隆时人。十三经辨字分部校字、分部教画》、附《许汉招字体诀》《绍闻堂金壶字考抄》《绍闻堂字书误读抄》《陈瑶宾四书字迹核》《襄如堂四书字体辨》《文照堂四书字音辨》。《尔雅辨字》末题：“《字辨》一书，有益于学者不小，右除增订附正外，悉仍之。但彼独成一书，注释备详，此则附以便览，故从略耳。且五经世无异本，凡各传注内已注明音某音者，概不赘及。丙戌仲秋光华志。”取材于《四书》，专讲字形字音。既用来教授学生“授徒便览”；又体现出强烈的科举考试针对性。目录之后称“续出者依次校刊”，只是现在已经无法确定是否有后续编纂，或有而已亡佚。

要之，叶葆的举业书编纂出版活动以开设道南书塾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的代表作品是即《应试诗法浅说》，该书一再翻刻，流传广、影响极大；后期的多亡佚，流传较少。叶葆从事举业书的编纂出版皆贯穿于他的教育活动中，与教学内容密切相关。从五言八韵诗到墨卷选集，及字书等，皆是针对科举考试，包含叶葆授徒心得。叶葆的举业书编纂出版活动充满了主动性，作为士人，积极参与举业书的编纂出版，推动了出版业的发展，丰富了山东坊刻举业书的稿源，呈现出新的出版方式，同时从侧面反映出清代乾隆时期出版业的繁荣与发达。作为叶氏家族从事商业出版的肇始者，叶葆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后人，他们继承了举业书的编撰传统，积极参与其中，而且与当地知名书坊密切合作，商业出版的色彩更加浓厚，呈现出新的特色。

2　叶氏叔侄与聊城“四大书庄”之一的书业德合作出版举业书

叶葆有三子：锡龄、锡麟、锡嘏。叶锡龄［2］60④“字椿堂，嘉庆辛酉拔贡，工书法，精医理，而尤长于诗，著有《抱琴书屋草》，王丹柱为之序，子俊昌、林昌，道光壬辰同领乡荐，俊昌联捷进士，广东代州知州亦以医名。”按：叶俊昌，道光十三年进士。宣统《聊城县志》，卷七，选举志，封赠：“以子俊昌官敕赠文林郎顺天平谷县知县。”《中国地方志集成》影印本，第54页。，嘉庆六年（1801）拔贡［2］47。叶锡麟，嘉庆十八年（1813）拔贡，道光十七年（1837）举人，官高苑县教谕［2］47。叶锡麟为叶祺昌叔父。宣统《聊城县志》，即在叶锡麟总纂的《聊城县志》“续稿”⑤宣统《聊城县志》陈庆番“序”：“光绪庚子以来……时汉军豫君幼竹宰是邑，见旧志书板漫漶残缺已甚，稔知邑人叶云台（叶锡麟）学博，家藏续稿，购求得之，思缵成此志。”另有《叶稿自序》：“康熙二年旧志，何邑侯纂修，傅相国、朱、任两尚书鉴定，俱有序。……（咸丰）辛酉退而归里，扫除旧塾，因取家藏旧志，悉心检阅，参之旧新郡志。凡有旧志以后所未载，续之；郡志甫修所尚缺，补之，不敢遽谓成先志也。顾余谨遵所闻，与二三同好商榷，所以续述旧志者，得留此本，其不足为后人取裁之助也乎。敢附数语于后。同治四年乙丑冬至日，邑人叶锡麟自记，时年七十有五。”又有“宣统纪元冬月乡后学靳维熙谨识”：“云台先生渊源家学，为邑名宿。晚岁由高苑学博致仕归里，续辑《聊城志稿》若干卷，成先志也。”基础上修成。叶锡麟官高苑县教谕，对教育事业积极热心，编纂了大量的举业书。一方面便于举子学习，另一方面也将自己对科举考试的一些见解倾注于书中。

叶锡凤，叶葆的侄子、叶锡麟的堂兄弟。叶锡凤，字瀛台，在道南书塾教授学徒，道光二十四年刻印“道南家塾读本”《重校时艺引阶合编》。书中道光二十四年叶锡凤自序称：“是编乃厘路润生先生⑥即路德，字润生，现西安周至人，清代关中著名的教育家，同时也编纂了大量举业书。训课初学本，春杪友人购自关中惠余，余亟奉为授徒枕秘。……随抄随批评，间有增删。典故重加注释，阅五六旬汇抄成秩。……编既竣，塾中遍抄甚劳，遂付诸梓。”此书流传极广，被一再翻刻，河北省图书馆藏有光绪元年三盛堂刻本［4］194。

叶祺昌为叶锡嘏［2］60⑦“字纯甫，岁贡生，为人冲和恬退，出于至性。乡一再试，不复以进取为念，一肆力于古文。爱作草书，家藏相野樵字，临摹之可乱真焉。子祺昌，副榜，直隶易州州判。”子，字吟舫，道光二十六年（1846）副贡，官直隶州易州州判⑧宣统《聊城县志》卷七选举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影印本，第47页。［2］47。亦是多年执教于书塾，他的著作皆为举业指南类。

参加商业出版活动的主要是叶锡凤、叶锡麟、叶祺昌，而三人中最具代表性的则是叶锡麟、叶祺昌。叔侄二人的举业书编纂活动中，聊城“四大书庄”之一的书业德充当了出版发行的重要角色，呈现出士人和书坊紧密结合的出版状态。

叶锡麟编纂、书业德出版发行的举业书主要代表为《注释分体试帖法程》十九卷首一卷①山东大学图书馆藏。，同治元年（1862）刻本。封面题签钤木记：“书业德记发兑。”这是一部专门讲解试帖诗的举业书。

卷首有同治元年（1862）叶锡麟自序，详细说明了编纂目的：“试帖取士仿自唐代，至我朝而极盛。巾童试至乡会两闱，殿廷考试均有试帖。各省试牍、闱墨、房稿，以及木天清课，诸选家每于其中择尤雅者，裒集成帙，以供艺林揣摩。然大率精求于词采、色泽间，而于律法概略而未讲。前纪文达公法《庚辰》二集，虽于各诗尾有评论，亦未能别类分门，俾学者一目了然……。”内容与已有选本不同，侧重讲解格律，非单纯“精求于词采、色泽”。叶锡麟对业已出版的举业书加以重新编订，针对其存在的缺憾进行了改进，“每类先揭明作法，着为程序，□□景以至政治，凡十九门，部分派别，朗若列眉，复缀评语于各诗尾。凡相题、命意、布局、运笔、琢句、炼字、押韵诸法，逐细指明。”又删定书中繁冗的典故，“复命及门增以注释。”

叶锡麟同其父叶葆一样，在从事教育活动同时不断积累心得，针对现有的举业书进行修订，积极参与举业书的编纂，以供士子们学习参考。该书由书业德出版，虽书中并未提及书业德的具体参与情况，但是作为该书最早的出版发行者，书业德与编纂者叶锡麟的密切关系可见一斑。

叶葆之孙叶祺昌与书业德的合作更加紧密，由他编选的举业书是当地极为有名的举业指南。二者合作出版的代表性举业书有：同治十二年（1873）的《详批律赋标准初集》、同治十三年（1874）的《详批律赋标准二集》、光绪三年（1877）的《四勿斋训蒙草初集二集》、光绪四年（1878）《重校批点青云集合注》、光绪五年（1879）书业德刻《详批律赋津腋》等。另有光绪二年（1876）粤东灿花吟馆出版的《赋料英华》以及《注释近科同馆赋存》等。

从现存举业书的情况来看，叶祺昌与书业德较早合作当为《详批律赋标准初集》，该书封面题：“同治癸酉（1873）新锓，武水叶吟舫评选，翻刻必究，书业德记梓。中间大字题：“详批律赋标准。”有同治十年（1871）叶祺昌自序。同治十三年（1874）又有《详批律赋标准二集》之刻。封面题：“同治甲戌（1874）新锓，武水叶吟舫评选、同邑傅祝山鉴定，详批律赋标准二集，书业德梓。”《二集》叶祺昌自序言：

余向有《律赋标准》之刻，为初学意析句解，不惮苦心，分明用作先路之导，谬为同人许可，兹复有二刻之选，题解、句解、疏意、总评、注释悉仍其旧，不欲与初刻两岐也。置之案头以为授徒课本，坊友见而言曰“与其藏之一室，何如公之同好，亟请付梓，以省传写之劳。”辞不获已，因而灾及枣梨……。

坊友“见而好之”，有两种可能：一是书业德造访叶祺昌而见到此书稿，一是叶祺昌主动把书稿提供给书业德。不论哪种情况，都可以看出叶祺昌与书业德的密切关系。从侧面也反映了书业德作为当地著名书坊，积极主动寻求新的稿源，与当地知名士人之间的良好互动。

《初集》和《二集》在内容上皆是选编优秀律赋并进行评析，有趣的是收录了诸多叶氏家族亲友的作品，如《初集》有叶锡书的《重与论文赋》、叶葆高足聊城海源阁主人杨以增的《松柏有本性赋》；《二集》收叶锡眉的《三冬文史足用赋》、叶锡纶的《冬为岁之余赋》，叶锡书、叶锡眉、叶锡纶皆是叶祺昌的叔父，另有叶祺昌本人的《饮冰赋》等。书中选取不少叶氏家族亲友作品，一定程度上可以凸显出家族编纂出版举业书的特点。

两部相同题材的举业书连续出版，且光绪七年仍有其他书坊翻刻，充分说明《详批律赋标准》的畅销及叶祺昌与书业德合作的成功。

律赋之后，光绪三年（1877）合作出版了《四勿斋训蒙草初集二集》，版心题“书业德”，这是一部八股文选集，叶祺昌自序称该书是在李岸南所编《训蒙草》的基础上重新编订。

除了光绪三年是八股文选集外，光绪四年（1878）又回归到律诗，出版《重校批点青云集合注》②山东大学图书馆藏。四卷，杨逢春辑、叶祺昌等注，函套题签钤木记：“书业德记发兑”。有道光五年（1825）李宗昉序、光绪三年（1877）叶祺昌序。

叶氏自序言：“杨杏桥先生编辑《青云集》以行世，而沈氏昆仲复加注释，诚律诗至善之本，然其中犹有缺而未备之憾。”因此重新编纂，“妄为增注，则遗憾顿释，而腹笥未充者获益良多矣。”书业德在该书的修订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仅提出具体的修订意见，“欲将原注增注合而为一”；而且认为：“原注在前，增注在后，譬如一典宜在前者，而增注补之于后，翻阅之下，必须将前注遍为查对，方得窥见此典，不能一目了然。不如以诗之先后为先后，挨次排明，则读此句即知此句之典，宜前宜后，秩然不紊，豁人心目，岂不快哉。”而且主动要求出版。

事实上该书重新编订的发起者为书业德，他认为该书原有的编排顺序不方便读者查阅，提出了新的编订方法，征求编纂者叶祺昌的意见。而作为编纂者的叶祺昌“应坊友之请”，“遂以诗之先后为注释之次序，合而注之”。对该书内容进行修订，书稿完成后则由书业德出版发行。该书的编纂出版充分表现出书坊在书稿修订中的积极主动性，以及编纂者叶祺昌在编纂过程中对书坊主建议的高度重视。凸显了书坊与士人之间良好的互动与合作关系。

光绪五年（1879）出版《详批律赋津腋》①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泽润斋古籍书店藏。四卷，叶祺昌评选。封面题签钤木记：“书业德记发兑”。其中有叶祺昌光绪五年（1879）《详批律赋津腋序》：“律赋之刻，苦无善本，初学于此道未识路径，罔得法门，心尝以之为憾。”于是在“《标准》初、二集之刻”后，“兹又于诗赋中择其词藻鲜妍，裁对工巧，机调圆熟，法律清真者，意析句解，总评注释，悉遵《标准》之式，俾学者见之了然于目，更了然于心，庶几识路径之可循，法门之可入，因名之曰《津腋》”。故该书与《律赋标准》初集、二集一脉相承，主要针对律赋创作之法，大量选取名人诗赋，从中拟题讲解。其中叶祺昌的弟弟叶佑昌及学生杨绍闵、高承基、刘子经等参加编选。

书稿完成之后，“坊友见而好之，请为剞劂，辞不获已，爰举而付之”。此书的初刻为书业德，而且叶祺昌序言中有诸多相似性，都声称坊友“见而好之”，自己“辞不获已”。这既是一种编纂者自谦的表述，又一定程度上说明坊友书业德主人与叶祺昌交往甚密。

叶祺昌选编的这几部举业书具有一脉相承的连贯性，内容上主要是两类，首先是关于律赋的选集，分别于同治十二年、十三年、光绪四年、五年出版了四部，其次则是八股文选集，光绪三年一部。而律赋、八股文选集则皆是承继叶氏家族一贯的举业书题材。叶祺昌所编书初刻多为书业德。《重校批点青云集合注》是书业德主动要求重新编订，叶祺昌欣然答应并作序；《详批律赋标准》二集的连续出版充分证明二者合作的成功。《律赋津腋》则是书业德主人“见而好之，请为剞劂”，但不管是叶祺昌主动送稿，还是书业德主动求稿，都充分说明了叶祺昌与书业德之间紧密的联系。虽然没有史料显示叶祺昌受聘于书业德，但是可以肯定叶祺昌编纂的举业书是书业德的重要稿源之一。

综上所述，叶葆以下，叶锡麟、叶锡凤、叶祺昌皆积极从事商业出版，突出的代表当属叶锡麟与叶祺昌。举业书的内容上，延续叶葆的题材，多关注律赋、试帖诗的创作及八股文选集，而叶祺昌则更擅长于律赋的评选，连续出版同类型的举业书《详批律赋标准初集》《二集》《律赋津腋》。而与叶葆最大不同在于叶锡麟、叶祺昌与书坊书业德的密切合作，尤其是叶祺昌在举业书的编纂过程中与书坊的互动更为突出，充分说明了当时坊刻业的发达及士人在积极参与商业出版时角色的灵活性。士人参与商业出版既可以是主动提供稿源，又可以是书坊主寻求合作。同时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叶氏家族积极参与举业书的编纂出版，使得书坊有了更充足和丰富的稿源，出版方式趋于多元化。叶氏编纂的举业书一再被其他书坊翻刻有力地证明了他们和书业德之间的合作极为成功，应当取得了不小的经济效益。

3　结论

清代山东坊刻举业书以业已出版的举业书为主要稿源，因此决定了翻刻成为其主要的出版方式，而叶氏家族积极参与商业出版，正弥补了稿源及出版方式单一的缺憾，使得清代山东的坊刻举业书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另外叶氏家族参与商业出版者皆有功名，且从事教职，在当地具有较高的影响力，这就与那些为了糊口的失意文人参与商业出版有着一定区别，并非只为谋取经济利益。然而在坊刻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叶氏家族由于从事教育活动，具有编纂高质量举业书的实力，加之他们在当地的影响力，书坊主可能会主动寻求合作，这样就形成了叶氏家族与书坊，编纂者与出版发行商的完美组合。

叶氏家族是聊城当地具有较高声望的书香门第，由叶葆到叶锡麟、叶锡凤、叶祺昌，祖孙三代都积极从事举业书的编纂出版活动。叶葆因其突出的教育成就，而被当地人誉为“聊城圣人”，自行编刻出版举业书；叶锡麟、叶祺昌叔侄二人与书坊书业德的密切合作，充分说明了清代山东坊刻业日渐繁荣和兴盛。一个具有较高名望的家族积极主动参与商业出版，而且持续时间从乾隆到清末，这在清代山东较为典型，甚至在清代北方地区商业出版中也是极为罕见的现象。

总而言之，详细地探讨分析叶氏家族的举业书编纂出版活动不仅对深入了解和研究清代山东坊刻业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清代山东出版业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的研究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是全面深入探讨清代北方地区家族参与商业出版研究的尝试。

〔1〕叶葆撰，叶锡麟续撰.叶石农自定年谱［M］.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据咸丰五年高均儒手写刻本影印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122册

〔2〕陈庆蕃纂修.宣统聊城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

〔3〕柯劭齐等撰.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M］.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

〔4〕河北省图书馆古籍与地方文献部编.河北图书馆馆藏古籍目录［M］.石家庄：河北省图书馆，1977年

〔5〕赵尔巽等撰.清史稿［M］.中华书局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6〕张秀民.中国印刷史［M］.韩琦增订，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

〔7〕王绍曾，沙嘉孙著.山东藏书家史略［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

〔8〕吴云弢.聊城刻书与出版业的兴衰概况［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

Study on the Family 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Northern China during Qing Dynasty——Focus on The Commercial Publishing Activity of the Yes in Liaocheng

Ren Lirong

In the Qing Dynasty，the commercial publishing industry began to rise and grew by leaps and bounds in Shandong.Generally speaking，many scholars think that the main publishing patter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books was to republish the books which had been published by other publishing houses before.But the Ye Family made the publishing pattern more varied after they took part in the publica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books.This phenomenon helps us understand and study the commercial publishing industry in Shandong much better.It is from Ye Bao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and Jiaqing that the Yes began to get into the commercial publishing industry.Then his son Ye Xilin and his grandson Ye Qichang still continued to edit and publis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books，especially cooperating with book store Shuyede from the time of Daoguang and Guangxu.From another angle，it shows us the prosperity of the commercial publishing industry，and has much value for us to study the commercial publishing industry of Shandong in Qing dynasty.

Qing Dynasty；the Yes；Imperial examination Books；Shuyede；Commercial Publishing

G239.29

A

任利荣（1985-），女，汉族，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人，博士，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书籍史、历史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