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峰

随着国家打击贪腐力度的加大，人们举报不法官员的热情和勇气被激发出来，纷纷通过各种渠道揭露贪官污吏的真面目，其中，互联网成为最为便捷和高效的举报平台，受众广、传播快，消息一出，举国皆知，涉事的人想封口都来不及。那么，在没有互联网的古代，群众是怎么举报腐败官员的呢？

路标——诽谤木——华表

今天，当你走在大街上，抬头就能看见指示方向的路标。路标的前身就是中国早期的举报箱。要是从头说起的话，那就要回到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了。

在远古的尧舜时代，人们为了解决交通出行问题，往往在十字路口立根木头柱子，刻上记号，这样，从外地来的人就能辨明方向，不至于迷路。慢慢地，这种早期的路标发展出了新的功能。

这些柱子都立在咽喉要道上，人流量大，来来往往的人非常多，于是，如果有人想对当权者提意见，或者有什么不满、抱怨，乃至想爆料，举报不法官吏，就会把问题刻在柱子上，公之于众。消息一传开，引起了广泛关注，事情就会得到解决了。这种办法跟现在的互联网“爆料”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靠信息的快速传播制造爆炸性新闻，引起当权者的注意。于是，路标兼举报箱（木）就这样出现了，古代称为“诽谤木”。这里的诽谤不是造谣中伤、诬告陷害的意思，而是提批评意见、揭发检举的意思。

这种诽谤木一直到晋代的时候还有，不过当时叫“表木”了。我们现在常见的装饰性建筑——华表，就是源自这种表木。所谓的表木，首先是路标，然后在柱子上面增加一块横板，跟我们现在路标的样子很相似。这块横板的作用是记事，当然也可以供大家爆料用，想举报某某官员的话，半夜没人时候搭把梯子，把内幕刻到表木上端的横板上。

举报箱的专设与演变

到了南北朝的时候，梁武帝萧衍为了方便民众举报贪官污吏，畅通言路，推出了一项措施，就是在诽谤木的旁边装一个木匣，叫作“谤木函”，老百姓的举报信、意见书都可以投进去，由工作人员收集整理后呈交。从此，举报箱跟路标就开始分离了。

其实，举报箱并不是梁武帝的首创，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了。当时，魏国主政大臣李悝为了方便大家举报，设计了一种举报箱，叫作“蔽竹”。这种东西可能是一节竹子，也可能是竹筒状的陶器，上端有个小口，举报信（当时的书写工具还是竹简）从这个小口投进去。为了保护举报人，避免打击报复，这种举报箱都是放在比较偏僻的小巷里。

到了汉代，颍川太守赵广汉在治理地方的过程中，发现豪强恶霸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可是老百姓畏惧他们的势力，敢怒不敢言。他为此非常烦恼，怎么能让大家积极踊跃地检举揭发豪强地主们的不法行为，打击这些地方恶霸呢？这一日，赵太守正在为此事烦恼，目光忽然被家里的储钱罐吸引住了。

这种储钱罐当时叫“缿筩（xiàng tǒng）”，跟李悝发明的“蔽竹”差不多，有陶的，也有竹子做的。竹子做的形状估计就跟“蔽竹”一样，是个竹筒，上面开个小口，把铜钱投进去，许进不许出;如果是陶的，也可能是我们见过的储钱罐的形状，就是腹大口小。赵太守眼前一亮，当时就有了主意。他吩咐手下的工作人员收集一批这样的储钱罐，悬挂在城门口或者交通要道、闹市街头，同时张贴告示，让大家积极举报豪强地主的劣迹，并承诺对举报人的身份严格保密。这一招果然奏效，很快就收集了大量有力的线索，赵太守顺藤摸瓜，对这些不法之徒进行了严厉打击。

武则天：给予举报人“特殊待遇”

从战国的李悝到汉代的赵广汉再到南北朝梁武帝，举报箱经历了从陶到竹再到木头的材质演变，从偏僻角落走上通衢大道、城门闹市，成为人们举报不法行为的重要途径。

古代举报箱发展到巅峰，结构最复杂、最精致，材质也最贵重的，是武则天的“铜匦（guǐ）”。“铜匦”是一个方形的铜匣，四面都有门，门的颜色不一样，名字和功能也不一样。

东面的门叫“延恩”，是青色的，青色象征着皇恩浩荡，推行仁政，臣民如果想歌功颂德或者请求皇帝给自己加官进爵，就把信件投进这个门;南面的门叫“招谏”，是红色的，红色代表忠诚正直，臣民要是想批评国家政策，向皇帝进谏，就投进这个门;西面的门叫“申冤”，是白色的，白色象征公正廉洁，想申冤、举报贪官污吏之类的，自然是从此门入了;北面的门叫“通玄”，是黑色的，黑色是智慧的象征，如果你夜观天象，发现星辰异变或者遇到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察觉到不好的兆头以及关乎国防建设、军事行动的机密事项，就可以把文书投进这个门里。

由此可见，武则天设计的这个举报箱是煞费苦心，外形精致，色彩缤纷，工艺复杂，功能丰富，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如果能够保存下来，一定是价值不菲的文物。这个高档举报箱就放在宫殿上或者宫门外，接收臣民上书。为了管理这个举报箱，武则天还专门组建了一个机构，叫作“匦使院”。举报箱能有这样的待遇，算是极品了。

武则天时期对举报人的支持和保护力度是非常大的。根据规定，举报人的身份不能随便打听，就算举报的情况子虚乌有，也不能追究举报人的责任，那些举报有功的人还会封官。如果是从外地来首都举报的，还要给配备交通工具，国家管饭。伙食标准还不低，叫作“供五品食”，就是按照五品官的标准供给饭食：“每日细米二升，面二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两颗，盐、豉、葱、姜、葵、韭之属各有差。”

但是，武则天的这些举措，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试想一下，举报没有任何风险，就算是举报不实都不需要承担责任，而且有公车坐、好吃好喝伺候着，说不定还能落个一官半职，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还不让众人挤破头啊！

事实确实如此，很多人借机诬告陷害，打击异己，武则天时期著名的酷吏来俊臣就写过一本书，叫《告密罗织经》，是一本告密入门指南，专门教大家如何罗织罪名、陷害对手。

当然，这是在武则天特殊时期才有的情况。唐朝的法律还是禁止诬告陷害他人的，惩罚的措施是“诬告反坐”。如果诬告别人的话，一经查实，就要按照诬告的罪名处罚诬告人。而且，写匿名信也是违法的，轻则打五十大板，重则流放两千里。

朱元璋：为举报人开辟“绿色通道”

在举报这个问题上，武则天还不是最“给力”的，最能为举报者撑腰打气的人是草根皇帝朱元璋。按照朱元璋发布的最高指示，对于那些不法官吏，老百姓可以直接把他们捆起来，押送到京城来，交给皇帝治罪。可是，这样一来就有一个问题。按照当时的法律，老百姓出门是要有官府签发的通行证的，但是，这些押着父母官进京的人谁给他们签发通行证啊？好在朱元璋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下令对于这些胆大包天的“刁民”一律放行，没有通行证，守卫关口的人也不得阻拦。

皇帝这么支持，老百姓的胆子自然大了起来。常熟县的百姓陈寿六一干人等就把一个叫顾英的贪官给绑了，押送到京城，向朱元璋举报。朱元璋非常高兴，慷慨地赏赐他们，免除三年的劳役。为了保护这些举报人，他还特意警告当地的官员，要是有打击报复的行为，一律抄家灭门。

纵观古代的举报措施，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就是如何在举报人和被举报人之间保持权利的平衡。过于偏袒其中任何一方，都会导致不良后果：要么是不法行为得不到有效的揭露和打击，要么是举报人公报私仇、诬告陷害。在当前大规模的反贪浪潮中，打击报复举报人和个别举报人挟私报复、举报不实的情况都时有发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举报制度的精心设计，权利和责任统一，既要精确打击，又要避免误伤;既鼓励对不法行为的大胆揭露，又不给宵小之徒以可乘之机。

（摘自《月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