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鹏

2015年1月26日，中纪委网站公布了《中共国家体育总局党组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体育总局承诺：将采取切实措施防范和坚决纠正金牌至上的政绩观。取消亚运会、奥运会贡献奖奖项的评选，对全运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只公布比赛成绩榜，不再分别公布各省区市的金牌、奖牌和总分榜、排名；今后将从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投入产出效益等多个角度，研究设立体育事业发展的评价指标。

对于中国体育事业建设来说，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件。它的意义在于：端正方向，正确开展中国的体育事业。我深深地感到中纪委巡视组的英明。

可是4天后的1月30日，体育总局发布的十三届全运会规程，却全盘恢复了“金牌榜”等等全套做法。遭到巡视组及广大网民指责后，总局辩解说，这是工作人员疏忽导致的失误。

《南方周末》2月12日发表了记者刘斌的文章《追问全运会“金牌榜”取消风波：中国体育脱“金”有多难》，报道了多省市体育局领导以及体育界人士的认识和反映：“当时觉得以后不要金牌了，结果很快传达下来的精神并非如此，说金牌还是要的，竞技体育不搞金牌是不行的。”“我们下面还得为金牌而争，竞技体育失去了竞争就没有意义了。”“竞技体育没有竞争怎么办？……你取消了金牌对各方面都交代不过去。”“竞赛是杠杆，……金牌榜能最有效地把总局和地方捆绑在一起。”“从国家体育总局层面看，奥运战略离不开地方支持；从地方层面看，地方体育局要用金牌数向各级政府要钱。体育制度决定了全运会金牌榜，是实现体育总局与地方体育主管机构共生的最有效依托。”“全运会就是集中了国家的财政，用在少数人身上去搞一些突破，为各省份争光，为国争光。”“全运会曾在有些人中流传着两句黑话：‘体能类项目靠吃药，技能类项目靠钞票”。等等。文章最后指出：“不可否认，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国内的竞技体育对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强的推动作用。”“竞技体育升国旗、扬国威的场面，也让无数人为之感动，激发荣誉感，鼓舞进取心。竞技体育的功能与价值已远远超出了竞技场甚至超出了体育领域。”

看来，这场“金牌榜”风波，非属工作人员偶尔失误那样轻飘，而是有其深厚原因的。为此，谨从体育科学出发，参与探讨，以求教于广大关爱者和行家。

1 群众体育、特别是青少年群众体育，是与民族复兴有关的大事

无可否认，近几十年来学生体质不进反退，不断下滑，与日本等国存在明显差距，影响到民族复兴。体育总局作为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指导不力、监管不严的责任，无可推托。而主要问题在于缺乏科学认识。

任何个人的身体，一出世就面临饮食等生存过程，进入了由身体活动和休息构成的“作息波浪”中。身体活动，包括了生活、劳作、体育等等在内的各种活动。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①这是关于身体活动与机体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深刻阐述。身体活动必取一定的形式，这些形式，常常是遭遇的而非选择的。从古迄今，由于社会发展，劳作的艰苦程度不断减轻，体育活动的分量不断上升，而人类的体质不断进步。

生存和作息，若能进入一定的“正常状态”，身体就可以达到一般较好的水平。例如，即使在生活条件较差的古代，孔子也能完成艰巨的事业，并达到当时70多岁的高寿（孔子的“作”，主要是“德”、“智”教育，同时还包括“射”、“御”、“浴乎沂”等等身体活动在内）。又如，今天我国的一些地区，百岁老人仍能正常地从事田林劳作，反映了身体活动与高寿的平衡。110岁还在从事写作的周有光先生（1906.1.13生），一生经历了丰富的“作”，包括坎坷的文革生活（文革中下放宁夏劳动两年，竟意外地治好了失眠顽疾）。他“不讲究养生，不吃任何补品”。②我的物理老师汤楚璞先生，今年2月12日以107岁高寿辞世；他一生清贫，对我国雷达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周、汤先生都有过比较正常的学生生活，为一生的身体状况，打下了基础）。汤师母仍健在，今年106岁，农民出身奠定了她的身体基础，90多岁还能满院子走动拣拾废纸。这些事例说明：为使身体一生平顺，对体育的要求虽非太高，但必须具有基本的保证。这应该属于体育科学基本知识的范畴。

上述高寿的人虽属少数，但我国整体进入老年社会，已是“新常态”。只是这个“新常态”的水平还非太高，体育工作承担着参与“促进提高”的责任。这个“促进提高”，特别需要落实在青少年身上。

今天的青少年学生，生活条件比过去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看看他们的“作息”波浪：睡眠不能保证；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不能保证。这就存在着基本性质的缺陷。这样的“不保证”，竟成为亿万青少年生活的“常态”，怎么能不影响民族体质的提高？体育总局的监管责任，能够无视和推托吗？青少年体育活动的必要保证，不能继续缺失。它必须纳入体育事业发展的评价指标。

2 全运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不能与竞技体育划等号

体育总局（包括前国家体委）几十年来，把全运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几乎与竞技体育划了等号。这是严重的失误。

奥运会以及世界单项锦标赛等项的成绩，反映了竞技体育水平。以夺得北京奥运会金牌总数第一为标志，代表了我国竞技体育的辉煌成就。可是，我国全运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实际上损害着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这个被扭曲、被掩盖、被埋没的真理，不能不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应该明确认识到：“运动项目生命体”，才是支持竞技体育水平的根本保证。300万人口的乌拉圭，80多年高踞于世界足球顶级水平之中，就是由于建成了“足球项目生命体”。“5岁起踢球、10岁起有联赛”，这就是乌拉圭“足球项目生命体”的本质框架。

国际足球界：南美有群众性儿童足球赛及比赛性游戏的传统；欧洲有递阶教学扎实、乐试战术创新的传统；两者各具优势。重视组织工作的德国足协，综合两者优势，于2000年出台了一个14年计划：在全国人口中发掘能踢球的孩子，6岁开教授基础技巧，同时积极进行比赛实践，8岁已能在比赛中跑位、过人、射门。这就使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德国队，富有许多才华横溢的黄金一代年轻运动员，从而勇夺冠军。对于“足球项目生命体”而言，这是最新、最充实的创造。

“运动项目生命体”，属于体育科学的宝贵智慧，而我国体育主管部门却视忽这一规律。这是不应该的。60多年来，我国足球水平之所以从20世纪初的东亚魁首，到21世纪初降为亚洲三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当前中国足球联赛的资金投入，仅仅低于英国，高踞世界第2位。中超各队：以成百万、千万美元的高价，引进众多欧美球员，同时聘请欧美顶级教练执教。如此巨额的投入，实际对中国足球水平的影响，非常有限。（甚至还排挤中国球员在关键位置上的成长）。

对比巴西世界杯的德国队，中国足球的差距，岂止14年。没有“5岁起踢球、10岁起有联赛”，就从根本上“抽空”了“足球项目生命体”的基底；对于“世界先进水平”，根本无从谈起。“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华裔林书豪能够在NBA疯狂一时，而几十年闹哄哄的中国篮球竟望尘莫及，无一后卫能与之比肩。其中的科学道理，就在这里。

若依循“5岁起踢球、10岁起有联赛”，来建设“足球项目生命体”，只需要有一个到若干个“地级市”的领域，就足以“真真实实”地搞起来。这样，中国足球的水平，就可以稳定地进入世界高阶，而绝不会“不入流”。这就是“科学导向”的宝贵意义。

以“全运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为主轴的所谓“举国体制”，恰恰是“官僚主义体育”的“大杂烩”。拣拾偶获之对象，大运动量猛练，对于冷门项目，或可选择性有效（尽管存在伤病、就业等项后遗症）；而对于需要“项目生命体”进行系统支持的三大球等高含金量项目，是无效的（中国三大球在北京奥运会零金牌，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这种“举国体制”，把地方体育部门的手脚捆绑起来，“十个指头掐十个蚂蚁”，无法抓重点项目系统工程。它排挤掉“项目生命体”的生机：群众性、从低龄起步、有机的逐级联赛遭弃置、荒废，优苗无法在相当的人口领域中系统成长，人才无缘生根、会聚、优化。三大球等等重要项目，几乎全部被挤压成“发育不全”的“矮子”（竟无一省、甚至一个“地级市”，可以幸免）。这样的“全运会”，再热闹也没有用。

体育的繁荣昌盛，在乎群众性与竞技的结合。并非在乎项目的多与少，全与不全；更非在于挖冷门、凑金牌。所以乌拉圭、美国等大小国家，都可以在国际体坛占有各自的地位。

中国体育，若能排除政府体育部门的官僚主义干扰，放手让社会力量依法民主地组建起各个专项协会，让他们理顺组织和方法，培训人才，分别布点，建设各自的“项目生命体”，年复一年地辛勤耕耘，久久为功，中国的各个主要项目的竞技水平，就都可以确定地屹立于世界。这就是深刻的体育科学道理。这样，就可以辉煌地建成体育强国，同时让群众体育遍地生根开花。这对于民族复兴来说，也就建树了不朽的功勋！

3 为什么南美能不断涌现世界顶尖足球运动员

贝利、马拉多纳、罗纳尔多、梅西、苏亚雷斯、罗德里格斯……，几十年来，南美涌现的世界顶级足球运动员层出不穷。这是为什么？这里面蕴藏着一条“体育训练科学”的“大知识”，必须给予开发和认识。

人体活动，是由从“觉察”到“应对”的“反射弧”构成的。从空间上说，是由感应器、神经、肌肉、骨骼、效应器，以及呼吸、血液循环等等各种各样的“身体环节”，一元化地连锁构成的；从时间上说，是结合于“生命史”，在无数次的反复实践中，一元化地不断成长的。依靠新陈代谢，一次次地在经历中，实现了联通、改进、提升、易化……等等过程。从“体能”角度看，更加臻于物质结构的充实、以及资源的合理运用；从“技术”角度看，“反射弧”更臻精妙。这就是在生命史中实现的、完整的“训练”过程。

足球球艺，并非是可以从身体接触中“感染”得到的，更非可以由聪明头脑“思考”产生的（德罗巴等世界级巨星引进到中国，并没有使所在队的中国球员的球艺得到有意义的提升，足以证明）。“运动技术”，是有机体在上述这样的“反应经历”中，“内生”出来的。其中，神经结构的建设，居于关键地位。

“反射弧”建设，越灵、越妙、越简洁，便越好。在人体大脑皮层中，存在着成千亿的神经细胞。对于足球运动来说，神经细胞的职责，主要就是构筑从“觉察”到“应对”的“反射弧”，构筑“反射弧”内的“中间连接环节”。一些神经细胞，直接连接“感应器”，直接连接“效应器”，构成了“必要中间线路”（其分布是极其精密的。例如，人的手有惊人的精密性，这里面有超过一万个“传感器”③）。更有大量的神经细胞，居于“意识”和“后备”等等更为“中间”的层次中；备用于“咨询”、“尝试”、“审批”等等环节，或更深的“备用”环节；它们在“必要中间线路”的构建过程中，负责进行“搭建”、“改进”等项“生机勃勃”的“能动促进”工作。

对于面对面“交手”的足球运动来说：既需要使每一个“必要中间线路”完备、简约、高效；又需要使冗余的“中间环节”尽量地淘汰、删除。这就是在训练中，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一个生手，面对“情况”首先需要“审视”、“思考”、“预测可能的发展”、慌忙地尝试选择某个“应对”措施（使大脑皮层中大量的神经细胞被牵扯进去，试着建构起临时的链接，以进行应付）。一位高手，面对“情况”一眼就“看穿”了一切。立即可以从大脑皮层的“储备库”中，调出针对性的“预案”，迫使局面按照最有利于自己的“预案”发展。这个“预案”，包括了对“觉察”的“透彻认识”；对“应对”措施和线路的“周密设计”；促成从“觉察”到“应对”的最快捷“连接”；促使一切向着“无微不至的适用和优化”发展。这就体现了“专用的神经回路结构”的重要功效。乔丹改行棒球之失败、博尔特改行足球愿望之未获响应，都从反面或侧面说明了“专用的神经回路结构”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训练的首要成果，就是构筑“专用的神经回路结构”。（好比在政府办事中，使用专家和专设预案，取代不着边际的、繁琐的官僚手续。）《意识探秘：意识的神经生物学研究》是美国科学家克里斯托夫·科赫，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弗朗西斯·克里克的合作下，经过几十年研究，结晶而成的科学巨著。④他们发现：走路、握手……等等日常动作，都是由“专用的神经回路结构”直接指挥，不经过意识，自动化地完成的。体育运动中的大量动作，也都是经过训练，在大脑皮层中构筑了“专用的神经回路结构”，由它直接指挥，不经过意识，自动化地完成的。这就是“运动技术”之内在关键。“运动技术”是在训练中、在环境与机体的互动中，由机体“内生”出来的（关键在于在大脑皮层中生成“专用的神经回路结构”）。

他们对这种“专用的神经回路结构”，赋予了一个专用名词：“僵尸”（名字虽不好听，却很传神）。在网球、足球等等各种体育比赛中，高手，就是由于掌握了许多高质量的“专用的神经回路结构”，从而能使各种动作到位、流畅和自动化。如果在比赛中，面对动作过程，由“意识”施加“关注”，就会反而使动作丧失水准（这是由于在“觉察”到“应对”的“反射弧”中，添加进了冗余的“审批”环节）。

以足球的“交手”来说，传、射、接、控等技术环节，必须力度和路线正确，恰到好处；“声东击西”等战术环节，必须能迷惑、欺骗、调动对手；而“带球”、“过人”等等，必须既能“黏住球”贴身携带，又能“误导”对手、晃开出路；行进中还需要选择便捷、可靠的路线，又需要能随机应变、进行“再作为”……而防守则从反面应对进攻，然而，其从“觉察”到“对应”的“反射弧”机制，则与进攻是类似的。如此等等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有“专用的神经回路结构”进行执掌，而不是由“临时搭凑”的“反射弧”来执掌，才能达致最佳的效果（这就好比航空、航运、金融、铁路购票、网上购物，水、电、电话缴费等等各种各样的业务，使用计算机“专用软件”，效率便可极大地提升）。

这种具体的“专用的神经回路结构”，数量是十分庞大的。必须比较完备，才能够应付裕如。就像互联网上庞大的软件群聚，不但不导致信息拥堵，反而能在全球范围促使各种业务畅通无阻。大脑皮层中，“专用的神经回路结构”群聚，不但不会导致“反射弧”拥堵，反而导致“动作反应”的高速、精确，以及动作路线之得宜。这种庞大的“专用的神经回路结构群”之建设，需要付出很长的训练年限，才能达致高水平的境界。对于人体来说，从低龄直至二十来岁，是建构“专用的神经回路结构群” 的最佳时机；如何充分地善用这个“最佳时机”，是建设“项目生命体”的关键；为了“充分地善用”，就需要及早启动。这就需要抓紧从“低龄期”开始，不断地构建和改进、提高，才能向着“炉火纯青”发展。这就是中国足球建设与南美足球建设之间的基本差距。

让“半路出家”的、大脑皮层中优质“专用的神经回路结构”稀缺的、“生涩”的足球运动员，与大脑皮层中各种高质量球艺“专用神经回路结构”富集群聚的、“炉火纯青”的高手进行比赛，必然是既没有“招架之功”，更没有“还手之力”。这就反映着中国足球与先进足球的对峙过招状态。这种“过招状态”，使中国足球进入亚洲三流的命运，铸定不移。

“运动技术”，是人体在训练中“内生”的。这个“内生”机制，被“体育教学”工作采用，便产生了“递阶教学”方法（“递阶教学”，也许有可能收到“画龙点睛”之妙；但在足球等面对面过招的项目中，更多、更大量地存在着“不贴切实际”、“肤浅生涩”、“隔靴搔痒”等等弊端）。

“技术”之“内生”，在“生命史”的不同“阶段”中，其状况是不相同的。在“低龄期”，产生“技术”最容易，其品质也最属“上佳”；而且，后续“训练再提高”的可能性也最丰富。若错失了“低龄期”，所达成的“内生”，会比较勉强、粗糙；而且，难以进行“精雕细琢”的再加工（这在“狼孩”、“猪孩”等等的遭遇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因此，从小练起，才有可能向尖端水平发展；错失“低龄期”，便会与尖端绝缘。因此，凡牵涉“精妙”门槛的“身体行为”，例如，语言中的“京片子”，器乐中的钢琴、提琴，手艺中的“苏绣”、“扬州三把刀”，技艺中的“吴桥杂技”等等，无不需要从低龄期启蒙入门。这才有望“登堂入室”，进入上乘。若耽误了“低龄期”，便只能“依样画葫芦”地搞些次级成就，跑跑“龙套”，应付应付场面。这就是几十年来中国足球的窘境。

“随机应变”、“得心应手”、“见招拆招”、“四两拨千斤”、“迅雷不及掩耳”……，都属于对“运动技术”状况的描述（“体能”也就内隐于这些“技术描述”之中了）。竞技胜负，就取决于技术水平。例如，《水浒》中关于“浪子”燕青与“擎天柱”任原的摔跤“擂台”，就艺术地描述了双方“过招”中的技术状况。以“拳击”来说，虽然双方的身体已经“当面”、并且“贴近”，“高手”在择机“击中”对方的同时，仍能较少被对方“击中”；这就是“专用的神经回路结构群”的功效。若一旦被击中“要害”，例如，霍利菲尔德与泰森那场经典搏斗的第11回合，若非裁判及时叫停，泰森连生命都危险。因此，不仅难度无限提高的体操等项目，必须抓紧“低龄期”训练启动；面对面“交手”的足球等项目，也必须抓紧“低龄期”训练启动。

足球技术训练，在“递阶教学”中，难以做到“无微不至的适用和优化”。然而，在“低龄期”大量的“比赛或比赛性游戏实践”的经历中，就能“内生性”地促使足球技术贴近于“无微不至的适用和优化”。这就是顶级足球运动员在南美“层出不穷”，而在欧洲少见的“秘密”。不同质量的“足球项目生命体”，对于技术生命力的作用，会不相同。

新近有研究发现：在比赛的重要时刻，内马尔大脑中控制脚步区域的活动不到业余球员相关大脑活动的10 %。简而言之，在做同样活动时，内马尔需要进行的大脑活动比常人少得多。日本科研人员指出，这就好比内马尔做脚上动作时可以不假思索，仿佛一切出自本能；“想得很少，做得很好”。⑤这项研究，从脑科学层次，倒过来说明了“低龄足球赛和比赛性足球游戏体系”中的“技术内生路线”的重要意义。内马尔光彩照人的球艺，就是由此奠基的。这表现了巴西“足球项目生命体”的高超魅力。

尖端足球球艺在南美层出不穷的秘密，已经摆在面前，就看中国体育当局是否采纳。要做到“5岁起踢球、10岁起有联赛”，在中国并不存在任何不可克服的困难；唯一的重大困难，就在于体育主管部门的认知。如果承认科学、接受科学，老老实实地接受中纪委巡视组的整改敦促，那么足球等项目的腾飞，便是可以预期的了。

4 体育训练元理论亟需端正

李喜先先生在《科学》（上海）2014年9月号发表《技术：定义、特性及技术系统观》。论述科学系统、技术系统、工程系统三者的相互联系：从生存论的观点看，工程在始端，再演化出各类技术，后出现科学；演化结构的联系是：工程——技术——科学。接着出现转折，人类理性认识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工程越来越起着文化整合作用，显示出的逻辑结构是：科学——技术——工程；科学、技术的涌流，汇入了工程的海洋。

体育事业属于系统工程，其前进的关键就在于科学化。半世纪以来，体育训练工作正是处于“大转折”的时期中。20世纪中期，先后出现了两种以“科学”自命的体育训练元理论：“二元训练理论”和“一元训练理论”。两者的根本分歧在于：1）运动能力的本体：“体能”和“技术”，是“两体”，还是“一体”？2）训练安排：应该是“全面”（杂项）和“专项”之两体转折传承，还是应该专项一体，由峰、谷交替，构筑“体力波”？3）个体的训练生命史：应该是由“低龄全面”（低龄杂项）和“大龄专项”，分割成两大阶段；还是应该“专项从小抓起”，有序地建构统一体系？4）训练进步的根本原理：是“超量恢复”，还是“整体调整”？4点分歧，其实围绕着一点：训练作用的本质，是嵌入于人体中的独立因素，还是融入人体生命中的有机因素？

原初的体育训练元理论，由“工程—技术”这一路径演化得来。表面看起来，似乎有实践的支持。又由于多学科科学和体育训练的连接，大量地存在于微观领域，表现为“训练小知识”；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飞快发展，大量“训练小知识”不断涌入训练工作，以它们的具体效益，占据着“训练科学化”的门面，形成热闹景象。同时，运动成绩亦由天赋参与决定，不能简单地以成绩判断训练方法。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使判别“体育训练元理论”之正确、谬误的需要，变得隐晦、模糊，从而迁延起来。

而且，由于历史原因，“二元训练理论”拥有显赫的压倒性优势地位。它在二战后由前苏联首先创立，得到国际体坛的普遍认同，华丽、体面地夺得了主流地位。一时全世界的体育训练，全部都出现了向“苏式”倾斜。得益于二战后社会建设的有利形势，支配着现成的训练技术体系；“超量恢复”理论又大大地推进了训练时间、量、强度的充分利用和过度利用。这一切，改变了原先小打小敲的局面。由之淘洗出来的运动成绩，作为大规模工程的尖端结果，明显处于上升状态中。这一切，似乎都确证了“二元训练元理论”的正确性。

由于体育事业的广泛社会性，这样的认识，普遍地渗入于社会各界的思维领域，占据着惯性优势，形成路径依赖。在这样形势下，培育出多代的、大批的人才，分布在各种体育机关、院校等等的岗位上；从学术机构到社会组织，构成了有力的利益阶层。在“二元训练理论”压倒性优势的笼罩下，来自民间的“一元训练理论”，卑微难立。

然而，这个看似牢不可破的庞大建构，雄踞于顶层的科学，是在工程技术逻辑驱动下，由思维惯性顺势推出来的，并非是在正确、谬误的尖锐竞争中，由实践检验判别出来的。它还不能算作“真科学”。“非科学”还是“真科学”？只能由实践来检验。

国际体坛的训练工作，实行教练员负责制。实践中总有人尝试创新，优胜实践和理论会逐渐传播开来。多项多次频繁的反复传播，便渐渐地在国际体坛，形成全局性的“训练实践进化运动”（由工程进步推动技术革新）。日积月累，半个世纪以来的演变非常显著，使国际体坛的训练工作，呈现出“大转折”。

例如“全面身体素质训练”，从占据着全年的半数时间，缩减到仅仅一两个星期；从显赫的主体地位，降格为可有可无的陪衬。规定体能（杂项）、技术（专项）两体转折传承的“周期学说”，便自然地式微、淘汰；原本“周期学说”所控制的训练格局，转变向“以赛带练”为主的格局。训练过程型式由直统统的大呼隆，转变为机变曲折、簇拥机锋，并配合以对培植机锋有利的协同方式，有机地组合起来，滋润着“体力波”系列，追寻着对于比赛型式的“适应性调适”。训练实践与个体生命的对接由大龄开始专项训练，转变为从三五岁的低龄开始专项训练。“超量恢复”理论促成的大运动量玩命训练，转变为寻求适量；训练中鼓励带伤冲击的风气，转变为防微杜渐地追寻着“无伤化”。很明显，这种全方位的“大转折”，严重地动摇了“二元训练理论”的权威统治地位。

然而，“训练实践进化运动”所形成的大转折，其特点是“摸着石头过河”。尽管实践已经大大地转变，理论却基本原地踏步。因此，这个转折非常不彻底，只能叫做“半转折”。理论转折的障碍，既在于“思维惯性”，也在于利益集团的阻力；50年不能撼动，足见其根基之强大。然而在这同时，形势就造成了端正“体育训练元理论”的极大机遇。

中国体坛的转折障碍，比国际体坛更加强大。由“一边倒”引进的“苏联体育理论”，历来被奉为科学，统治、管制着训练实践，自上而下地无视并压制民间创新。这就使国际体坛的“训练实践进化运动”，在中国被掐断、杜绝。使中国体坛以“不转折”来应对国际体坛的“半转折”，更加自我矮化、自处劣势。国际体坛已经抛弃的“体能测试”做法，在中国足球等项却继续坚持着，成为普天下独特的“遗孤”。匹配着对于“低龄专项”的盲目无视，使中国足球等项水平低下的局面，更加铁定不移。这一切，都显示了陈旧“体育训练元理论”的灾难性效应。这样严重扭曲的形势，迫切地需要进行端正。如果不能拨乱反正，这个落后局面，便无法更改。

为了落实中纪委关于体育总局工作的整改，促进中国体育的正确开展，应该把这个局面改正过来。“体育训练元理论”若能得到端正，必会有力地催生训练技术体系的创新发展，使作为系统工程的体育事业，获得生气勃勃的强大生机。这就必然会极其有力地促使中国体育在世界争先。

注释：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37页；曹葆华、于光远、谢宁译，人民出版社出版，1955年2月第1版，1962年11月北京第4次印刷。

② 三联书店：《张家旧事》，第5页。

③ （美）《金融时报》网站2015年2月22日报道，题：《安川电机董事长称，机器人不会偷走你的工作》；译文题：《机器人不会偷走你的工作》，载《参考消息》2015年2月24日第5版。

④ （美）克里斯托夫.科赫：《意识探秘：意识的神经生物学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出版。

⑤ 西班牙《阿贝赛报》2014年12月9日报道；译文题：《训练令内马尔大脑异于常人》，载《参考消息》2014年12月11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