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 芬

从坠楼男童事件看媒体救助

□ 蓝 芬

一、善于发现情况

作为一名医疗线的记者，意味着要留意和发掘医疗救助群体的困境。因病致贫、因贫返病的事例可以说不胜枚举，然而不可能每个案例都去报道，既不现实，也无法达到新闻媒体救助的效果，那么就需要从中去挑选一些具有典型故事，而这些故事的背后又有令人动容的东西。

2014年1月，笔者接到一个医院的发过来的求助信息，一名1岁9个月的男童从家中3楼坠下，经过当地医院的治疗毫无起色，看着孩子陷入植物人状态，他的亲人决定放弃治疗，然后就在进入殡仪馆的时候，孩子紧紧握住了亲人的手，顽强的求生意志打动了亲人，于是亲人咬咬牙，决定砸锅卖铁都要救孩子。小皓从清远被送到广州，经过抢救，小浩居然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苏醒过来，甚至有希望恢复自理的能力。在得知小浩的经历之后，我不仅感慨万分：一个还不到2岁的小生命，在生死关头，居然牢牢抓住自己的“救命稻草”，他的求生意志感动了所有人，而在此时，他的家里已经花费了十几万的医疗费，对于一个农村家庭，如何承担起后续的康复治疗，更是一个漫长而艰辛之路。作为媒体人的我，便“策划”了一场“救救小浩”的公益行动。

二、主动策划体现人文关怀

传统媒体拥有庞大的收视群体和社会公信力，在社会救助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只要用心策划报道，协同整个栏目的运作，就能让受困家庭得到救助。但这种主动的策划和报道，必须是建立在详细的调查基础上，而且要基于事实，不能为了煽情而随意改变事件本身的真实性。

2014年1月20号，为了还原这场悲剧的来龙去脉，了解小浩病情和家庭真实状况，我前往清远小浩所在的村子、清远市人民医院、广东三九脑科医院，经过两天的走访收集资料，对于小浩的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更加坚定了救助的信念。

2014年1月23号，我采写的系列报道《男童坠楼家人放弃治疗殡仪馆外握手求生》《小浩后续治疗漫长盼爱心接力延续奇迹》陆续播出，一时间小浩事件引起强烈的反响，一些爱心人士纷纷通过电话、现场捐赠和银行转账等方式，为处在水深火热的小皓一家送上“救命钱”，集腋成裘，积少成多，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小浩家里已经收到市民捐款1万多元，医院也为他减免了部分医疗费用，但是相比起庞大的治疗费用，依然显得杯水车薪。小浩一家靠爸爸打散工，每个月的收入不过是2000元左右，经过再三协商，栏目组决定发起一场全城义卖救助活动，1月25号当晚在《珠江新闻眼》节目播出特别报道：《珠江新闻眼为小浩募捐善款明天下午不见不散》，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栏目组原本拥有较为广阔的人脉关系和社会网络资源，仅仅2天的时间，从场地布置、联系知名书画家、到活动主持流程和内容，新闻片子的播放等都已经准备妥当。2014年1月26号，在举行书画义卖现场，包括钟维国、张弘、吕宏望，程家焕，吕志强，李晓白，王杰，徐南铁等多位书画名家即席挥毫，泼墨作画，并将作品进行现场义卖，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广东省政协委员孟浩、陈忠烈，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都到现场支持。本身也是书法家的孟浩更一连写下多幅作品，并在现场呼吁市民为这个勇敢的男孩募捐，信息时报、羊城晚报、大洋网、中新网等众多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也对活动进行报道，《坠楼男童求生存书画家拍卖作品筹善款》《书画家挥毫义卖救小浩》，一股充满温情的为爱行动扩大开来，短短的几天内筹集到一大笔的善款。可以说，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媒体救助行动，也是近年来罕见的成功救助的案例，在积极救助之下，春节后我们回访了小浩一家；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由于持续的治疗，小浩病情日渐好转；1月27日，在《珠江新闻眼》节目播出《小浩或留院过春节街坊善款及祝福送达》。

新闻媒体利用自己的品牌影响力和社会公信力，奔走呼吁，牵线搭桥，跟踪报道，使许多遭受灾害和疾病打击的群体得到了及时的帮助，实现了让捐助者放心，让受助者安心，也践行了媒体的社会公益责任。

三、建立媒体和公益机构的合作

其实，在社会上，不乏很多公益机构和爱心团体，他们拥有大笔的慈善基金，有固定的资源来源，但由于大多数的患儿家庭并未获悉公益机构信息或求助渠道，往往错过了这些“救命钱”，媒体就要扮演好沟通平台的角色。

在做新闻报道的过程中，我认识了一些公益机构或爱心商会，他们热心致力于救助病患家庭，在建立起彼此的信任基础上，媒体和社会机构一起让慈善事业走下去。例如2015年1月7号播出的《女童每晚如厕十几次原是脑内长肿瘤》，关注一名广西8岁女童不幸患上脑肿瘤事件，由于父母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平时对女儿疏于照顾，致使女童在患病后未能及时发现，即使后来查出病因，也因为家庭经济差治疗或将停止，于是我对事件进行了报道。在播出后，立即得到了广东恤孤会的支持，并且对女童一家送上1万元的救助金，2015年1月14号播出《追踪：8岁脑肿瘤

女童获恤孤会救助》，对救助案例进行了跟踪报道。此后，恤孤会对记者报道的医疗救助个案都不同程度给予支持，再次给予女童家庭1万元救助金。

现在很多医院之外，有不少对应的机构也在捐助患儿，2015年1月21号，汕头一位爸爸向我们发来求助信，说9岁女儿不幸患上重度再生障碍性贫血，虽然妻子骨髓适合移植，但对于一个普通的家庭，要支付高达30万的医疗费，全家几乎陷入绝望的境地，于是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向媒体发出的求助。由于女童的情况较为特殊，也有救助痊愈的可能，笔者做了题为《妈妈骨髓可救女独缺手术费盼捐助》的报道。在播出后，一心基金会通过报料平台与记者联系，两天后，基金会划拨10万元的救助金；记者后续了解到，女童的治疗顺利进行，并且再有1万多元的社会爱心人士捐助，达到了媒体传播的力量。

由此可见，媒体对于求助个案的报道介入，一方面广为传播受困家庭的需求，一方面也为公益机构掌握更多的患儿提供了便利，社会合力提供援助，宣扬了社会的正能量。

四、医疗救助报道路在何方

粗略统计，平均每个星期就有一个因病求助的个案，有的是外来务工人员，有的是贫困山区，有的是中层白领，虽然孩子的病情各有不同，但共同的特征就是无力承担高额的医疗费用，而家庭也因为孩子患病而支离破碎，单靠媒体去组织发动义卖救助，显然也是不太现实的。而爱心组织的一次性救助，也只能是解决燃眉之急，并非长久之计，加上媒体救助报道也不可能做到广泛覆盖，通过媒体报道获得救助的只是一小部分人，相对庞大而复杂的现实，媒体的善举力量微弱。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就是，当下媒体在救助报道中存在角色错位，越权承担职能部门应尽的职责，媒体人频繁出现的救助报道，久而久之会让观众产生情感疲劳，淡漠慈善救助，甚至还出现个别人消费公众的爱心骗取钱财等不良事件。

在社会救助中，媒体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有学者认为，媒体做公益有先天的优势，这体现在它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上面，这是其它社会组织不具备的，但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依靠政府的相关部门跟进，媒体要和政府有效对接。

2013年1月的一场意外大火，烧毁了河南兰考县民袁厉害的一栋小楼，7人葬身火海，1人重伤，事件令以收养弃婴而出名的“爱心妈妈”袁厉害一度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无独有偶，同年1月，在广州，“拾荒妈妈”张菲带着她收养的4个孩子到广州武警医院求医，面临医药费的难题，她不得不向媒体求助，然后在道德和法理的天平上，媒体该如何作出选择呢？

对于患病的孩子和张菲而言，她收养了捡回来的孩子，可以说是一种大爱的表现，情理上自然得给予这位“妈妈”帮助，然而这种捡回来的孩子，在法律上又是不允许的，秉着对弱势家庭的关注，记者报道了拾荒妈妈带孩子广州求医事件，2013年1月16号《关注孤儿保护：“拾荒妈妈”30年收养30弃婴》，从人性的角度，报道了拾荒妈妈和孤儿温暖的生活历程，同时报道也不限于事件本身，并深入探讨事件背后的法律问题。此外我也主动联系到“拾荒妈妈”所在地的村书记，由于媒体的报道，引起当地部门的重视，村书记承诺会给张菲申请相关救助，同时为了孩子的成长，考虑更加安全稳妥的收养方式，将按照法律程序，办理正规的收养手续。这令陷入惶恐不安的“拾荒妈妈”有了名正言顺的身份，而且还解决了后顾之忧，这样她的“包袱”就于情于理交由民政部门进行对口的帮扶，切实解决求助人的实际问题。2013年1月17号我作了后续报道，《关注孤儿保护：政府如何帮助拾荒妈妈》，为事件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医疗卫生投入占了当年财政收入的7.7%，占当年GDP总量的1.7%；2012年，我国医疗卫生投入占当年财政收入6.14%，占GDP总量1.38%,意味着医疗卫生投入数额与GDP成反比，医疗资源不足。2009年中国新医改，破解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依然在艰难前行。媒体作为社会的舆论监督者，应该充分发挥建言献策的作用，及时传递医改新信息，对于重大惠民医改方案，做详细的解读和报道，使医保政策深入民心，救助渠道和途径更加畅通。此外，对于民众在医改中所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媒体也应及时上传下达，把大多数的民众声音反馈出去，在政府和民众之间，起到政策协调者的作用。

综上所述，首先要肯定媒体在救助方面的积极作用，真实客观反映弱势患儿，主题明确，形成全社会合力救助的热潮，短时间内的确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有助于解决这些家庭所面临的庞大医疗费用支出的窘境。但必须看到的是，这种帮助的范围和程度非常有限，作为媒体，不仅是道义的承担者，更是社会的引领者，是政策的参与者和监督者；从长远来看，为建立广泛的保障体系出谋划策才是正道，通过推动医改的发展，政策的传播，打破信息不对称的误区，才可让民众向实现“幼有所养、病有所医、老有所终”的中国梦迈进。

（作者单位：广东广播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