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军仕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北京 100021）

有明一代，地方修志绵延不绝，与前代相比较，呈现出繁荣兴盛景象。明景泰、天顺年间，受朝廷编修《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的推动，府州县各自修志，以便观览，修志逐渐成为普遍的文化活动。中期正德年间，“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1]沈庠.上元县旧志后序.(明)程三省修.(万历)上元县志.民国《南京文献》本.，修志活动延伸到全国很多地区乃至边远省份。到隆庆朝，时人用“今天下郡邑皆有志”[2]李自华.重修赵州志序.(明)蔡懋昭纂修.(隆庆)赵州志.上海古籍书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以下版本同）.来表述修志活动。万历年间，时人称“今天下疆域一统，文轨大同，自畿省以至郡县，靡不有志”[3]杨德政.重修建阳县志序.(明)魏时应等修.(万历)建阳县志.书目文献出版社《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以下版本同）.。应当认识到，没有相应的修志经费保障，如此大规模的修志活动是根本无法正常进行的，也不可能出现如此喜人的方志文化现象。分析探讨地方修志经费的筹措，不仅有助于深刻认识把握明代修志活动，对顺利推进当代修志活动也会有所启发。

一

明代地方修志的动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朝廷倡导、上级官员政令，也有地方官员了解熟悉地方情况、保存地方文献的需要。无论来自哪方面的动力，具体实施者是地方官府，属于公务活动范畴。方志编修又是一项涵盖多方面与多环节的系统工程，包括发凡起例、确定内容、采集资料、誊写抄录、校对考订、刻版印刷、后勤供给等诸多方面。因此，修成一部志书，往往需要地方官员聘请众多的修志人员共同参与。参与修志的人员少则数人、十多人，多者几十人。如正德《上元县志》编修，系知县白思齐以朝廷颁行《大明一统志》为依据，“乃托乡彦徐霖、张宏、陈沂、管景辈五七人……编辑岁余稿再脱”[4]艺文·上元县旧志序.(明)程三省修.(万历)上元县志(卷十二).民国《南京文献》本.。嘉靖《寿州志》编修，系寿州知州栗永禄应寿州儒学生员之情，“遂率同侯生汝白、薛生周、张生玮、魏生圻、夏生周、姜生涌、戴生科、贾生价、闻生诏”，从事志书编纂[1]栗永禄序.(明)栗永禄修.(嘉靖)寿州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弘治《徽州府志》编修，知府彭泽礼延郡中名笔汪舜民主纂，舜民“偕弟乡进士天民、儒士生民，抠缞匍匐以往”，彭泽与同知李烨、通判陈理、推官梁继“合衷协议”，又召教授黄湜，教谕郑宏、王杰、江铁，训导唐鼎、车文昌、韩洪卿、徐炯、王介，痒生王溯等八人，相互编摩[2]汪舜民.徽州府志序.(明)彭泽修.(弘治)徽州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可以看出，在知府的主持下，徽州府各级官员、儒学师生、地方名士共同参与，修志人员达20多人。正德六年（1511），夔州府知府吴潜为兴修《夔州府志》，移札所署十二县，规定：“合行本府选委学职，分投前去，会同各县与各该儒学各掌印官，各提其纲。各仍选委年长学优平昔公勤生员或监生，每县四人，分理其事……及照本府儒学教授刘永，其次巫山儒学教谕桑格，万县儒学教谕魏生，新宁儒学训导李瑞，可以分委承校。长寿儒者孔嘉谏，可托以讨论类编。诸生吴英、梅茂、顾华、任軏，则可以共事也。本府通判傅公汝舟、我则待其总理而修饰之。”[3]兴修府志公移.(明)吴潜修.(正德)夔州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为修志所动用的人员数量更多。当然，也有地方官员于政暇之余，亲自编写志书。如弘治《重修徐州志》由知州马廷震历经数年，四易其稿，以个人之力纂成。嘉靖《清苑县志》系知县李廷宝搜集资料，条分缕析，纂修而成。隆庆《赵州志》为赵州知州蔡懋昭每于政暇，渐次采辑，会约成书。但总体来看，由一二人之力纂修志书的事例还是比较少的。

为便于指导和商议，提高修志效率，地方官员经常开辟相对固定的场所，设立志局或志馆，使修志人员相对集中地开展地方志书编修活动。如弘治年间，邓安济出守温州，集中修志人员“于南塘日新寺录旧志而辑理之”，历经6个月，完成《温州府志》编纂[4]邓淮.温州府志序.(明)邓淮修.(弘治)温州府志.上海书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以下版本同）。。苏州府吴江县“奉文集耆儒，开局于圣寿寺”，开展志书编纂[5]莫旦.松陵志序.(明)莫旦纂.(弘治)吴江志.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明弘治刻本.。正德《河南汝州府志序》编纂时，“于宝应寺设供具……及三月余”完成初稿[6]王雄.河南汝州府志序.(明)王雄修.(正德)汝州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嘉靖时，闻人诠提督南畿学政，聚集诸郡县博学之人及郡学诸生，开局于贡院，与陈沂纂成《南畿志》；霸州知州唐率开局于公署，聘学正及郡彦十余人编纂完成《霸州志》；知府冯曾与贰守设宴开局，招集文士、乡宦、乡举、痒彦等，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九江府志》编纂；江阴知县赵锦辟主持修《江阴县志》，以延陵书院为馆，聘曾身为官宦的邑人张衮为主纂，并遴选诸生协纂，历经十余月修成。

开展修志活动，除有修志人员和相对稳定的场地外，还必须要提供笔墨纸张、印制材料、膳食供应等。如弘治《永平府志》修志文移称：“只今时岁颇丰，词讼颇简，本府欲乘此余暇，设法措备纸札。”[7]永平府修辑志书文移.(明)吴杰修.(弘治)永平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正德《夔州府志》启动编修，“责付各县掌印，各将本府批行词状，取给纸笔，专吏督催，仍亲校理”[3]。

综上所述，修志活动需要不同的人员参与，需要处理好形形色色的杂务。地方官员聘请致仕官员、乡贤名士、儒学师生等开展修志活动，就要付给参与者必要的劳动报酬。要购置办公用品和刻版印刷材料，提供日常饮食，必然产生修志费用。有的志书编修时间长，参与人员多，所需费用累计起来还是比较高的。如嘉靖《颍州志》“起笔于三月朔，毕工于十有二月，终其为工费亦烦矣。惟工银呈于兵备道，动支本州无碍官银二十有一两，而工人日用饮食则倍焉。乃自出俸余及略为措处资给，分毫不与里甲相干也”[8]吕景蒙题识.(明)吕景蒙修.(嘉靖)颍州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崇祯《吴县志》“纂修经始于崇祯辛巳（1641）孟春之朔，脱稿缮本于壬午（1642）仲春之望，周一岁逾四十有五日，寒暑昼夜无间。编摩摹写各图，则自辛巳孟夏。月朔初郭，绕境涉湖，舯吮墨返，再扃户，凡两阅月，五易楮始成……鸠工雕版则昉于壬午季春之朔，竣于八月既望，计版叶二千二百有奇，糜金三百七十两”[1]牛若麟序.(明)牛若麟修.(崇祯)吴县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由此可见，整个修志活动经费花销不菲，并且常常成为困扰地方官员的一件事。

二

明代修志经费所需不薄，从筹措途径来看，主要来源为两部分，主体是地方财政承担，其次是地方官员和士绅捐俸捐资。

一是地方官府负担修志经费。修志活动由地方官府组织开展，修志活动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聘用修纂者、提供纸张笔墨、刻印出版志书等，自然由地方官府负责筹措。志书编纂完成后，地方官员往往命工锓梓、命工版刻或命梓成书等，表明地方财政在负担志书的编纂出版费用。明代方志编修所需经费，主要从库银中支取，有的从学租中提取，或从其他杂费中支出。按照明代制度，动用仓库白银钱钞和米粮还要履行一定的审批程序。

下面仅以嘉靖《上元县志》、万历《南昌府志》为例，具体说明修志经费的申请批复过程。

嘉靖四十二年（1563）八月十七日，铜陵县知县李士元为筹措县志编修经费，在向上级申请的公文中提出：“所用笔札供给，无凭措办，合于本县自理词讼内支给买办。缘未申请，卑县未敢擅便，拟合就行申禀。”上级官员依次作出批示，钦差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右佥都御史周批：“依拟施行，毋烦里甲可也。完日具数缴报。”钦差提督学校巡按直隶监察御史耿批：“依拟。第须委任得人，未可草草。此缴。”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刘批：“仰府议报。又批：依拟行，但务核实，庶足以彰往考来，纪事而达志也。缴。”直隶池州府知府吕批示：“志书系一方文献之考征，该县到任未久，即欲修之，可嘉。其间笔札供用之费不赀，仰县计议允当，径申合干衙门施行。缴。”上级批复后，知县又行文儒学，要求“合行该学博古贤师，抡选通达治体、谙晓古今老成生员四人，即于肄业之隙，重行修造。所据笔札食用，本县另行支给”[2]铜陵县志公移.本县牒文.(明)李士元修.(嘉靖)铜陵县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万历年间，南昌府主要为争取修志经费，行文上级官员“其合用供应纸张等费，或于提学道府属学租量助一二，或仍乞转请两院，于府县库中备查堪动银两凑用。其于前集，庶可成功。惟复别有定夺，缘系纂修府志事理，本府未敢擅专，合就呈详，为此，今备前由，理合具呈，伏乞照详施行”。钦差巡抚江西兼理军务右佥都御史陈批：“辑郡志，备典章，所谓事有似缓而急者也。如议即行纂修。其一应供需，该府酌查堪动，另详缴。”巡按江西监察御史朱批：“南昌无志，殊为文献缺典，仰府刻期设局纂修，合用供费，查堪动官银，议详此缴。”钦差提督学校江西等处提刑按察司副使沈批：“郡志久缺，诚宜及时纂修，仰府经详两院示行，其府属学租，行各州县查报，以凭批给。缴。”根据批示，南昌府据各县查明，堪以动支银一百五十余两。钦差巡抚江西兼理军务右佥都御史陈批：“修志供需，准照行支解应用。缴。”巡按江西监察御史朱批：“准照动支。缴。”钦差提督学校江西等处提刑按察司副使沈批：“各州县查报学租等项银两俱准动支，以充修志之费，其南、新二县租银，今年先支一半，其一半候十六年分征收补支。缴。”[3]文移.(明)范涞修.(万历)新修南昌府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

二是地方官员和乡绅捐俸捐资。在实际修志活动中，志书编纂出版虽然多由地方官府出资锓梓，但有时也会遇到修志经费困难的情况，此时，多由地方官员自行筹措经费，或由当地官员和绅士捐俸捐资出书。仅以部分志书为例：

天顺《惠阳志》修成后，地方官员“各捐俸募工绣梓以传，庶几成一郡之美事”[1]苏润.旧惠阳志序.(明)李玘重修.(嘉靖)惠州府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弘治时，偃师县知县魏津编修《偃师县志》，“勉成全书，厘为四卷，捐俸锓梓，以求其传千载而下庶文献有足征也”[2]魏津.邑志序.(明)魏津修.(弘治)偃师县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弘治《直隶凤阳府宿州志》终能成书，是知州曾显和贰守毛惟严、节判张源洁、唐必大及宿卫挥使周天章，“各捐月俸，以资锓梓，由是一郡之事璨然明白”[3]李概.宿州志后序.(明)曾显修.(弘治)直隶凤阳府宿州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正德《颍州志》的锓刻是前河南道监察御史郡人储珊“节俸以成其美”[4]储珊.重修颍州志序.(明)刘节编辑.(正德)颍州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正德《袁州府志》编修经费由知府徐琏自行筹措，“凡馆谷笔札，治书锓梓之费，皆君自区画，而民无所与”[5]刘琬.袁州府志序.(明)徐琏修.(正德)袁州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正德《上元县志》为该志主修、知县白思齐“虑其公帑空竭，刻梓资无从出，遂倡同寅各捐俸薪以协赞乃成”[6]白思齐.上元县旧志后序.(明)程三省修.(万历)上元县志(卷十二).艺文志.民国《南京文献》本。。嘉靖二十六年（1547），范镐修《宁国县志》，志成，“遂捐俸若干，构工寿梓”[7]傅以智.宁国县志后序.(明)范镐纂修.(嘉靖)宁国县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嘉靖《高淳县志》修成后，主纂者儒学教谕贾宗鲁“捐俸寿梓”[8]贾宗鲁.高淳县志后序.(明)刘启东修.(嘉靖)高淳县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嘉靖《建宁府志》馆谷誊写等费，由当地官员捐俸，一毫不扰于民。嘉靖《巩县志》修成，知县周泗“捐己之俸，命工锓梓”[9]周泗.巩县志前序.(明)周泗修.(嘉靖)巩县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嘉靖《泾县志》系知县丘时庸“捐俸梓行”[10]王廷干.泾县志序.(明)丘时庸修.(嘉靖)泾县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嘉靖《耀州志》辑成，知州陈维割俸为之。崇祯《吴县志》成书，主修、吴县县令牛若麟“捐岁俸寿之”[11]牛若麟序.(明)牛若麟修.(崇祯)吴县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万历《昆山县志》由知县申思科捐俸付刻。崇祯《嘉兴县志》亦由县令“罗侯辄捐俸助刻”[12]黄承昊.续修嘉兴县志序.(明)汤齐修.(崇祯)嘉兴县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

以上捐俸捐资事例，一方面表明地方官员和士绅等群体对修志的巨大热情和大力支持，另一方面也凸显修志活动中存在的经费困难问题。

三

中国封建时期经济发展水平有限，修志经费不足经常成为历代修志中遇到的一个难题。宋元时期，修志经费短缺已较为明显地表现出来，一些志书纂成后，只能靠地方官员和热心文化事业的地方士绅捐资刻版。如南宋绍熙四年（1193）修《云间志》，“书成而锓墨，公帑匮而莫能举，又得邑之贤士夫鸠工助成”[13]杨潜.云间志序.(宋)杨潜修.云间志.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本.。嘉泰元年（1201），湖州知州李景和邀谈钥修郡志，书成锓木，由地方官员之“捐金以竟之”[14]傅兆.吴兴志序.(宋)谈钥纂修.嘉泰吴兴志.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本.。绍定三年（1230），《澉水志》修成后，地方官员“爰割己俸售募镌行”[15]罗叔韶.海盐澉水志序.(宋)罗输韶.澉水志.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本.。

明代，洪武至宣德年间，“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经济相对比较富足，其后，经济发展逐渐下滑，“世宗以后，耗财之道广，府库匮竭”，到神宗时，“海内困敝，而储积益以空乏”[1](清)张廷玉.志第五十三·食货一.明史(卷七十七).中华书局,1974.，经济发展滞缓，地方财政困难，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明代修志虽大多由地方官员主持，但由于朝廷发布的修志诏令和各级地方官府颁发的檄文等政令，只是倡导和督促修志，并没有对修志经费作出说明或规定，加之地方财税收入有限，修志经常遇到经费不足的问题，往往导致志书编修中断或志书编成后无法出版。如成化十二年（1477），贰守刘节编修《颍州志》，因病死于任上，志书修成无法梓刻，后由曾少时受刘节赏识、调任浙江按察司佥事的储珊节俸以成其美。成化《保定郡志》、弘治《夷陵州志》等志书，地方长官调离后，贰守等“咸乐捐费”，但最终不了了之。这些志书历经几任官员都无法出版，表面是官员调动所造成，深层次的原因还是经费难以为继，导致志书编修中止或成书后束之高阁。

纵观明代修志，虽然经常出现财政经费匮乏将危及整个修志活动的情况，并且明代官员俸禄收入并不高，《明史》称“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2](清)张廷玉.志第五十八·食货六.明史(卷八十二).中华书局,1974.。但明代地方官员和绅士深刻认识到志书不仅益于政事，而且有助于保存查考地方文献，了解当地建置沿革、风俗人情，因此地方官员把这项工作作为官职官责，地方士绅将其作为他们应主动承担的地方文化盛事，当修志经费不足时，他们便协商捐俸捐资梓刻印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弘治《吴江志》行将完成，“方议梓行，而邑士大夫皆力赞焉”。主修孙显“乃与县丞铜仁卢君金、济南张君源、陕右张君珝，主簿香河孙君祥，典史东广叶君丛英，各捐俸为倡，而邑人好事者皆乐助也，遂命工绣诸梓”[3]孙显序.(明)莫旦纂.(弘治)吴江志.台湾学生书局据明弘治刻本影印.。

地方官员和士绅自筹志书编纂出版经费，表现出当时的官员阶层和知识阶层对于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视，折射出他们拥有浓厚的修志意识和浓郁的地域文化情结。同时这种包含着文化责任和担当意识的经费筹措模式，不仅明代一直在延续着，并且逐步成为一种优秀传统薪火相传，到清代以至民国时期仍在发扬光大，成为中华修志文化历久弥新的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