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春涛

（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南京210013；广西艺术学院，南宁530022）

造像碑集中出现在5—7世纪的中国北方，这种融建筑、雕刻、绘画、书法铭刻于一体的艺术形式，是重要的宗教艺术遗存，也是研究中国北朝、隋唐时期宗教、社会、历史、民族、风俗、地理等方面的重要学术资料。造像碑遗存数量最多的集中在中原东部地区、西北地区两个区域[1]李静杰.佛教造像碑分期与分区[J].佛学研究,1997,(10).，而山西是造像碑在中原东部地区的重要分布点，对于它的调查和研究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

一

宋以后的金石学著作著录了少量的造像碑铭文，著录山西造像碑的有：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清夏宝晋《山右金石录》、清鲁燮光《山右访碑记》《傅公祠石刻叙录》[2]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地方金石志汇编(第十四册)[M].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三晋石刻大全》（2007—2010年）等，这些金石学的著作保存了某些造像碑的发愿文、供养人姓名等原始材料，但也存在铭文抄录讹误以及错漏的情况。除金石志外，地方志中的金石记也保存了部分造像碑的铭文，而近代以来编纂的文物志对造像碑也有涉及，如《民国京鲁晋豫古器物调查名录》中的“山西省各县名胜古迹古物调查表”收录了不少的造像碑[3]民国内务部.民国京鲁晋豫古器物调查名录[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国家文物局编辑出版的《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则是新中国历次文物普查的集合，其中也有不少造像碑的资料。以上有关造像碑的资料，主要是碑刻的铭文资料，也包含有一些背景资料，如出土地、流传脉络、保存现状等信息，所有的这些信息丰富了对每一通造像碑的认识。

从整体来看，国内外对山西造像碑的研究已获得了一些成果，但还有一些重要的基础工作仍需重视，如关于山西造像碑遗存的全面、详细的资料还没有刊布，这不仅包括保存在山西省内的造像碑，外省博物馆如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故宫博物院内也保存有一些山西的造像碑，还包括一部份流落到海外的山西造像碑的资料。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基本的工作有待核实，如造像碑的定名、分类、分区、分期、面序、组序、位序等问题仍然存在，以一种科学的方式对这些问题进行厘清将更有利于下一步深入的研究工作。有了以上完备的基础工作后，接下来从宏观视角梳理山西造像碑的整体风格、发展演变规律以及进行同一时期、同一地区或跨时期、跨地域内之间的比较研究才成为可能。

从有纪年的造像碑遗存来看，山西造像碑主要集中在5世纪末8世纪初，这些造像碑散见于各地，除了山西境内的各大博物馆、文管所、乡村寺观内以外，在北京、南京、上海的一些博物馆也保存了来自山西的造像碑，而且瑞士、英国、美国等国外博物馆也藏有为数不少的山西造像碑，这些造像碑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除了以上69通有纪年的造像碑外，有超过40通的无纪年造像碑仍然保存在山西境内的各大博物馆和文管所，这一部分资料也是学术界基本没有涉及的，包括其年代考订以及图文资料的著录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以上就调查的山西造像碑遗存进行了简要梳理和概述，无论是有纪年造像碑，还是无纪年造像碑，其详细的资料还有待进一步刊布。将所调查的造像碑遗存资料按照科学方式进行著录，建立完备、翔实的图文信息库是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基础，对这些信息的数字化工作既有利于文物的保护，又可以推动学术研究。

二

山西是石刻遗存最丰富的省份之一，据初步统计，仅存于山西省境内的各类古代石窟、石雕遗址就多达160余处[1]王恒.雕凿永恒：山西石窟与石雕像[M].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2.，这还只是宗教造像遗址的粗略统计，如果计算上造像碑等单体造像，以及摩崖、碑碣、墓志、塔铭、经幢、造像题记、画像石等石刻类型，这个数字更令人咋舌。石刻数量庞大，保护的任务比较繁重，就石刻遗存包括造像碑的保护工作，现在仍存有一些尚待改进的方面。

第一，山西造像碑的保存分散，保护措施不健全，基础的档案工作还有待改进。在民国时期，太原的傅公祠、安邑的房公祠还收藏有为数不少的造像碑和石刻[2](日)水野清一,(日)日比野丈夫著.孙安邦等译.山西古迹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29-37;王鸿宾.傅公祠所藏石刻述略.文物季刊,1989,(1).，但现在已散落各地，保存于山西省博物院、山西省艺术博物馆以及盐湖区博物馆等地，而且不少造像碑石已经佚失。造像碑主要保存在山西各大博物馆（其中尤以山西博物院、山西省艺术博物馆为多）、文管所，但仍然有为数不少的造像碑伫立在乡村寺庙内或野外，尤其晋城、长治一带这种现象比较突出，由于安保设施简陋，无法确保造像碑的安全。由于诸多原因，博物馆、文管所也无法集中收藏并对之进行保护。另外，随着国家和省内文物普查的开展，造像碑的基础普查也有所涉及，但基本的档案信息仍然不健全，铭文抄录、拓片整理、拍摄采集以及基础的图文辨识与记录工作还未普遍开展。在此情况下，一旦造像碑丢失，附着在造像石刻上的历史信息就随之消失。

第二，和其它石刻遗存一样造像碑也无法抗拒自然的力量。山西造像碑的石材基本为砂石质，这种石质松软，经历过长时间的风吹雨淋，多数造像碑表面都遭受溶蚀、剥落、岩溶覆盖、生物侵蚀等破坏。人为的保护措施如集中保存、加盖防护、加固修复、化学方法修复等等，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石刻的衰亡时间。山西博物院展出的几通造像碑被修复过，保存状况良好，据资料显示，山西省艺术博物馆、临猗县博物馆对石刻造像也进行过保护与修复工程[3]张建华.纯阳宫石质文物保护与修复[J].文物世界,2006,(2)；张建华.临猗县博物馆碑刻保护修复[J].文物世界,2011,(6).，但仍然有许多县一级的博物馆和文管所未能实施一系列的保护措施。由于展览条件、资金状况等因素的限制，造像碑被堆放在库房或露天场地，受到自然风雨的侵蚀，大量破损的石刻碑碣无法得到及时的修缮，这种现象比较普遍的存在着。

第三，人为的破坏与盗取成为造像碑流散和损毁的重要因素。现保存在南京博物院北魏神龟元年（518）邑主吕双等造像碑、北魏神龟二年（519）邑主马光仁酒荣等造像碑，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北魏酒广宗造像碑等造像碑都是在上个世纪初从山西流散出去的准备偷运到国外而被有幸截获的造像碑。而已经贩运出国门的山西造像碑也为数不少，如保存在瑞士瑞特保格博物馆的北魏神龟三年（520）吕氏一族造像碑，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北魏神龟三年（520）李僧智王阿全合邑造像碑，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的北魏正光二年（521）翟干姜等造千佛碑以及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北魏建义元年（528）杜善胜等合邑七十人造像碑等等，这都是始于上世纪初贩卖文物之风盛行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这种风气得到有效制止，但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利益的促动，盗卖文物之风又沉渣泛起，山西石刻源源不断的从山西境内流往其他省份或国外，加之保护意识薄弱，保护措施不到位，山西造像碑的流失与破坏程度十分严重。山西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过程中某文管所发现一通造像碑，为防止被盗窃，将造像碑重新埋入土内，这种消极的保护方式直接反映了一些基层文物保护单位在文物保护措施上的被动局面。

三

山西造像碑以及其他石刻的保护，除了加强普查，集中保存，加大投入，提高安保等措施以外，通过科技的手段实现石刻信息的数字化是文物保护的重要途径，而且这种方法的推行能使石刻信息实现资源共享，大大推动石刻艺术研究的发展。今天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着手石刻文献数字化的建设工作，并建立了一些石刻文献特色数据库，如台湾的佛教石刻造像拓本数据库、日本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石刻拓本数据库等石刻图文数据库，使用这些数据库不仅可以浏览石刻图像，而且可以进行石刻文献的全文检索，为全面揭示石刻文献信息提供了强大的支持[1]牛红广.石刻文献数字化建设现状分析与思考[J].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14,(3).。这些成熟的数据库建设也为山西石刻图文数据库的开发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与一般的文献数字化的方法不同的是，石刻艺术的数字化要实现的是图像和文字的统一，而在处理图像方面，平面图像与浮雕图像都具有不同于文字著录的特点。整体来讲，图像数字化的采集必须遵循客观、全面的记录石刻现存状态的原则，对于石刻造像的大小、图像、铭文、材质、品相等信息应尽可能准确、如实采集，对出土地或存在环境等特征也应该有所反映。

在采集石刻信息的方法上，传统的石刻资料采集手法主要是拓片、测量、照相、文字记录等，这些方法帮助掌握石刻的铭文内容、形制、地点、环境等；传统的采集方式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如传统的拓片采集，能比较真实的还原石刻内容及石刻表面信息，但其不足也比较明显：拓片因拓制者的主观性因素如技术水平及制作方法等对拓片承载的信息的客观程度产生影响；对石刻现存状况的反映受到限制；无法反映石刻的周围环境以及与附近其它石刻之间关系；对立体的石雕与石刻信息的采集，传统的拓片的优势明显不足。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逐渐出现了更为先进的GPS定位测量、全站仪测绘、CAD平面剖面图的处理、数字三维扫描、数字摄影测量等等[2]邓志强.石刻资料采集手法概论[J].黑龙江史志,2014,(8).。采用这些科技的手段，弥补了传统数据采集中存在的不足，真实客观的记录了石刻的现状，甚至在石刻遭受毁坏的情况下能有效的还原石刻的本来面貌。传统的数据采集方法与这些科技手段的结合，大大推动了石刻艺术档案信息库的建设。山西石刻艺术的数字化是值得尝试的一项工作，它的建设将会在文物保护和学术研究两方面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