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顺庆，曹美琳

对当代文论建设的几个所谓“共识”与“常识”的质疑

曹顺庆，曹美琳①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发表过重写中国文学史的看法和观点、提出反思中国文论研究 “失语”现状的论文，提出了中国文论的重建问题。然而，迄今为止却收效不大，基本上仍然无法确实地推进当代中国文学史的重写与发展，无法推进中国文论的重建进程。可见当下仍存在着一些严重困扰着文学史与文论界的问题。其中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而又十分重要的困扰是，很多当代人形成了所谓的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的 “共识”与 “常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不应该收录古体诗词、中国古代文论没有体系、古代没有白话诗、中国文学史不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并视其为理所当然。其实这些 “共识”与 “常识”是很有问题的，恰恰是这些 “共识”与 “常识”，阻碍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

中国文学史；文论重建；“共识”与 “常识”；批判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发表过反思中国文学与文论研究 “失语”现状的论文，提出了重写中国文学史、重建中国文论的问题。可我们却始终无法实实在在地推进当代中国文学史重写与文论重建进程，中国文论至今仍然严重 “失语”。可见仍存在着一些困扰文论界的问题。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必须修正很多所谓的 “共识”与 “常识”。我们认为，正是这些 “共识”与 “常识”，阻碍了中国文学史与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如果不修正这些“共识”“常识”，不把这些 “共识” “常识”汰除，中国文论永远都别想真正重建。例如：有一个所谓 “常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就是不应该收录古体诗词”，这在现当代文学界不仅是 “常识”，也是 “共识”。我们今天所有的现当代文学史教材，没有任何一部收录现当代人创作的古体诗词，笔者曾经多次与现当代文学研究者论战，比如笔者在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开会时就曾提到过这一问题，前不久笔者在香港开和这一主题相关的会，笔者的标题就专门改为“炮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炮轰之后，很多人又反过来炮轰笔者，说 “曹顺庆你根本就是个外行，因为这是个现当代文学的常识问题，你怎么连常识问题都不懂？现当代文学史就是不应当收录古体诗词，因为它没有现代性。哪怕是鲁迅等大家写的古体诗词，也不能收录，这是常识，更是学术界的共识问题”。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常识”，这种错误 “常识”极大地妨害了我们中国文学研究，它其实是指一种很强的偏见。这种 “共识”“常识”无形中极大地阻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延续以及在当代产生影响，假若古体诗词在现当代文学史教材中被收录、被承认，大量的现当代古体诗词作者就必须要运用中国古代文论来创作，你讲中国古体诗词，你必须要讲押韵、炼字、声律，这些是西方文论不讲的内容，还有像韵味、意境之类的概念，我们的传统文论就有了用武之地，不会失语。可惜当代不少学者根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下面分别详述之。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不应该收录古体诗词”质疑

迄今为止，所有的现当代文学史教材，没有任何一部收录现当代人创作的古体诗词，为什么会有如此奇怪的现象？其中一个 “共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不应该收录古体诗词”。其理由有许多，大致是：现当代人创作的古体诗词语言陈腐，思想陈旧，没有群众基础，没有现代性等等。现代文学老前辈钱玄同将古体诗视为“腐臭的旧文学，应该极端驱除，淘汰净尽”。①钱玄同：《尝试集·序》，《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2号。当代学者王泽龙教授曾以 “非现代性”为由，论述将古体诗词收进现当代文学史的不合理性：

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根本的不同，是 “五四”开始的现代文学具有了古代文学不具备的现代性特征……20世纪的旧体诗词出现了一批具有现代思想品质的作品，但是旧的格律体形式中的创作，仍然不是我们所认定的具有文学现代形式与审美品质意义的现代性诗歌。②王泽龙：《关于现代旧体诗词的入史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

陈国恩教授也指出：

中国现代文学之 “现代”，是相对于整个古代文学而言的。它不是一个朝代的文学，而是相对于古代文学的一种新的文学，它的根本点是现代性。这个现代性，不仅要表现在思想情感上，也必然要表现在作品的语言形式上。③陈国恩：《时势变迁与现代人的古典诗词入史》，《博览群书》2009年第5期。

于是，现当代文学界形成了一个 “共识”：极力反对把现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词收入现当代文学史，“我们在 ‘五四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人，现在怎么能提倡写旧体诗？不应该走回头路。所以，许多文学史完全没有必要把旧体诗放在里面做一个部分来讲”。④唐 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载 《唐弢文集》第9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379页。哪怕是鲁迅写的很有艺术价值的古体诗词，哪怕是非常具有现代性的 “天安门诗抄”，只要是古体诗词，统统都不能收入现当代文学史教材，即使是收录进的毛泽东的 《沁园春·雪》等古体诗词，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非真正意识到现当代古体诗的有用价值。这不仅仅是 “常识”问题，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 “共识”问题：朱自清于1929年至1933年在清华大学开授课程的讲义 《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可算是现当代文学史的始祖性著作，首次规定了新闻学即现当代文学的概念和范围，构建了一个崭新完整的体系，划定了一门学科。在这套讲义中，朱自清详细论述了 “五四”运动以来主要诗人的作品和风格，以及新诗的发展轨迹和获得成就，但并未提及在这期间被创作出来的古体诗词。⑤参见刘晶雯 《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讲义》，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王哲甫在山西省立教育学院开设的新文学相关课程也被整理成书，名为《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是我国第一部新文学史专著，体现了较为全面的文学史观，但依然没有丝毫对古体诗词的研究讨论。⑥参见王哲甫 《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平：杰成印书局，1933年。除此之外，林志浩主编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唐弢和严家炎主编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人合著的 《中国现代文学30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王庆生主编的 《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黄修己编著的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洪子诚编写的 《中国当代文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陈思和主编的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等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这些教材的一个共同点（“共识”）是：统统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现当代人所创作古体诗词的论述与研究。当今许多学者认为，“现当代文学史教材中不收录古体诗词”是个毋庸置疑的 “常识”问题，也是现当代文学毋庸置疑的 “共识”。事实上，这个 “常识”是具有极大的偏见错误 “共识”，若不纠正，这个错误会一直严重地妨碍中国文学的研究和发展，人为地造成整个中国文学传统的断裂，人为地造成中国当代文论的失语，严重地影响了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承。这种奇怪的 “常识”，或许只有中国才有，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形成这种连本民族传统文学形式都要彻底抛弃的极端偏激的 “共识”。

反对在现当代教材中收录古体诗词的人士一般持如下观点：现当代作家创作的古体诗词一不具有现代性，二不具有审美价值，三不具有群众基础。笔者认为，非也。新文化运动以后，西方思潮使中国接受了一次从思想到文学、文化上的革新，文言文被抨击打倒，白话文走上中国历史舞台。但这一切并不代表文言文与古体诗词从此灭亡，即便是今天，在我们的书面语言乃至日常生活中，都仍有一些词汇带有文言痕迹。古体诗词对韵律、平仄等有着严格的要求，因此现当代文学创作中仍然不乏一些极具艺术价值的古体诗词作品。例如鲁迅所作 《自题小像》：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巧妙运用典故，笔法抑扬顿挫，饱含着激烈的情感，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最后一句 “我以我血荐轩辕”，切合了当时的民族境况，是诗人对人民和祖国的庄严宣誓，具有强烈的现代性。除此之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为世人所传颂，用精妙的比喻传达诗人身处当时黑暗恐怖的氛围仍不愿舍弃的一身傲气和硬骨头性格，同样具有极大的审美价值和明显的现代性。众所周知的 《天安门诗抄》冲破 “四人帮”的迫害与禁令，为斗争的人民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勇气，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天安门诗抄》大都是古体诗词，是一部思想内容极具现代性的作品。许多现当代人所作的古体诗 “……表现了对真、善、美、自由、平等、正义等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注和追求，对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渴望，具有浓烈的现代色彩”。①陈友康：《二十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和现代性》，《中国现代科学》2005年第6期。值得欣慰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黄修己、钱理群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重视并逐渐提出现当代人所作古典诗词入史的相关问题。黄修己发表了 《现代旧体诗词应入文学史说》（载 《粤海风》2001年第3期）、《旧体诗词与现代文学的啼笑因缘》（载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2期）等文，钱理群和袁本良合作编注《二十世纪诗词注评》，②参见钱理群，袁本良 《二十世纪诗词注评》，桂林：漓江出版社，2011年。在长序 《一个有待开拓的研究领域》中，为现当代旧体诗词合法地位的争取作了努力。尽管如此，由于众所周知的 “共识”与 “常识”，古体诗词进入现当代文学史依然路漫漫，依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这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却因为这些 “共识”与 “常识”，让我们纠结了多少年！

二、“中国古代文论没有体系”质疑

由此延伸开的第二个需要纠正的 “常识”是： “中国古代文论是不科学、不成体系的”。在很多谈及中国古代文论的文章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中国古代文论忽略思辨与系统的理论构建，在概念范畴方面是含混、模糊的，总而言之是不科学的。朱光潜先生就曾说：“中国向来只有诗话没有诗学”“诗话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但它的短处在凌乱琐碎，不成系统，有时偏重主观，有时过信传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③朱光潜：《诗论抗战版序》，载 《朱光潜美学文集》第2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3页。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中国古代文论的确重视感悟与实践经验，却仍有自己的思辨模式与体系构成。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承认中国古代文论是有自己的体系特征的。蒋凡就说：

中国文论在总体上也存在着体系特征，但这种特征与西方文论是不一样的，表现为中国文论体系是以文艺主体论为中心的，是在长期历史积淀中逐渐形成的，是在微观的具体批评和审美欣赏中呈现出来的。④蒋 凡：《中国古文论体系探索》，《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4期。

李壮鹰则提出了 “潜体系”说，其认为：

我国的传统文论在表面形态上虽然是零散而缺乏系统的，但却存在着严密的体系，只不过这种体系内在地隐埋在零散的体系背后，它是一种 “潜体系”。⑤李壮鹰：《中国诗学六论》，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第32页。

中国古代的文艺文论与西方文艺理论具有完全不同的模式，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古代文艺文论就不成体系。季羡林先生有云：

我们中国的文艺理论不能跟着西方走，中西是两个不同的思维体系，用个新名词，就是彼此的 “切入”不一样。严沧浪提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种与禅宗结合起来的文艺理论，西方是没法领会的。再说王渔洋的 “神韵说”， “神韵”这个词用英文翻译不出来。袁子才的 “性灵”无法翻译，翁方纲的 “肌理”无法翻译，至于王国维的 “境界”，你就更翻不出来了。这只能说明，这是两个体系。⑥季羡林：《东方文化复兴与中国文艺理论重建》，《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6期。

例如刘勰所著 《文心雕龙》，李渔所撰 《闲情偶寄》，叶燮所写 《原诗》，都是有思辨、有体系的。具体说来，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一部文论著作，在谈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时， 《文心雕龙》是最无法回避的。全书共50篇，具有完整的体系、科学的框架和严谨的结构，不仅论证了文学及其本质，还叙述了文之起源，各种文体的流变，文学的创作过程，涉及了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理论。系统而深邃， “体大虑周”，为学界所公认。《闲情偶寄》为清代李渔所撰，全书包括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共8部，内容丰富。前3部涉及中国古代戏曲理论，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戏曲理论体系。在这部书中，李渔提出了 “结构第一”的命题，把结构这个概念放在首位，排列出 “词采第二”“音律第三”“宾白第四” “科诨第五” “格局第六”的次序，层次分明地论述了戏曲创作中的诸多方面元素，在这些次序下，李渔又分出了小标题，以作进一步的补充阐述，例如在 “结构第一”下提出了 “立主脑” “密针线” “减头绪”“审虚实” “戒浮泛” “忌填塞”的理论主张，以求戏曲创作能达到主题明晰、情节紧凑、脉络清楚、语言简练有力、故事情节无破绽的要求；在 “宾白第四”下提出 “语求肖似”“少用方言”等，主张戏曲语言生动贴切，语言洁净通俗……这部著作逻辑严密、条理清楚，实乃中国古代戏曲理论的集大成者，如此文论著作，怎么可以评为 “无体系”呢？叶燮 《原诗》分内外两篇共4卷，是继 《文心雕龙》后又一部系统论述文学理论的专著，以诗歌为研究对象，不仅研究诗歌原理，更作出了诗歌批评理论阐述，其理论的创造性与论说的系统性是不容我们忽视的。由以上得知，“中国古代文论是无系统、无思辨的”这个所谓 “常识”是错误的。早在几百年前，中国文学理论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科学体系。今天需要我们反思的是，为什么这种谬论却成了学术界的 “共识”与 “常识”！

三、“古代没有白话诗”质疑

除了 “现当代文学史教材不收录古体诗词”这一错误的 “常识”外，中国古代文学史没有白话诗，亦是大家普遍公认的一个 “常识”。不少人甚至认为，白话诗是 “五四”运动以后才有的。这样无知的 “常识”，形成了我国今天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又一个奇怪现象：现有的古代文学史教材中几乎都看不到古代白话诗的影子。几套影响力比较大的古代文学教材如由傅斯年主编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刘大杰主编的 《中国文学发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章培恒主编的 《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马积高主编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罗宗强、陈洪主编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郭预衡主编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都未曾对白话诗有过专门的章节记述。由于在我国古代文言话语占主导地位，白话诗派不入流、不受重视，多年来一直被主流文学史忽视。直到白话话语占主导的今天，人们在编写古代文学史教材时仍然对白话诗没有多少记述。导致大部分人误以为 “五四”之后，中国才出现了白话诗，而胡适的 《尝试集》，才是我国第一部白话诗集。事实并非如此。早在唐代就出现了白话诗流派，僧人王梵志是唐代白话诗人的代表人物，写下过众多通俗易懂、浅显直白的白话诗篇，例如 “梵志翻着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①蒋述卓：《禅诗三百首赏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页。或 “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世无百年人，强作千年调。打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②蒋述卓：《禅诗三百首赏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页。等，大多无题，或感悟生活琐碎，或正视自然规律、感慨生死之必然，或随意自嘲，或劝人向善、谆谆教诲，皆是有别于文言诗工整严谨的平仄、格律要求，但句式整齐，的确又充满 “诗”意。在王梵志之后又出现了寒山子、拾得、王绩等，甚至于形成了一个白话诗流派。这个白话诗流派虽游离于文言话语占主流的大团队以外，众多诗人连生卒年都至今不详，却在诗歌史上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支。尤其是据考证为隋朝皇室后裔的寒山子，③严振非：《寒山子身世考》，《东南文化》1994年第2期。其诗句在20世纪50年代后传入美国，为 “垮掉的一代”迷惘的年轻人们送去了精神慰藉，以至于寒山子在北美乃至世界上都享有一定的声誉。寒山子的诗歌技法在唐代众多优秀诗人中并不算十分出众，但通俗易懂、机趣盎然也是其独有的艺术特色，且隐居山林的他醉心佛法，所作诗篇大多如佛门警句，留下了 “今日得佛身，急急如律令”④参见《寒山子诗集》，苏州寒山寺印，2003年，第25页。等颇具意味的诗句。因诗人群中有很多僧人，这个流派与佛教联系紧密，不仅弘扬了佛学文化，更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代的白话诗歌进程，可谓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卷。但如今我们编写的古代文学史教材却未曾收录我国古代的这些白话诗作，大家还习以为常，这个“共识”与 “常识”，也是不正常的错误 “共识”与 “常识”。

四、“中国文学史不包括少数民族文学”质疑

最后一个本文要讨论的所谓 “共识”或“常识”是：中国文学史教材中不收录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这是一个错误的 “共识”或 “常识”。中华民族本来就由多个民族组成，自古以来中国的历史就是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中国古代官修史书 《二十四史》就是明证，其中的《魏书》《北史》 《辽史》 《金史》等等，都是少数民族政权史，但同时也是正宗的中国史，与岳飞打仗的金兀术，同样是中国人，我们切莫将其视为外人。但如今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却不完全符合中国历代官修的历史，基本上不承认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无论是中国古代文学史，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几乎不曾收录少数民族文学，这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即中国文学史就是汉民族的文学史。自从中国有文学史开始，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就一直是缺席的。①对于这一观点的证据，可详见曹顺庆 《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但值得欣慰的是，其中唐弢主编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中有少量篇幅最早地介绍了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的诗人及其诗歌散文，虽着墨不多，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②参见唐 弢 《中国现代文学史》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随后的新编文学史教材也有几部注意到了收录少数民族文学的问题。例如由刘元树主编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 （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就设专章 “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老舍等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进行过论述。③参见刘元树 《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1989年6月，第一部关于现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的专著 《中国少数民族现代文学》 （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问世，详尽地记述了现代以后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学发展，并以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背景、风土人情、地理面貌为基础，在向读者介绍作家作品等文学方面的状况之前，首先展示了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概貌。其概括的全面性，记述的详尽性，是很有价值的。④参见王保林 《中国少数民族现代文学》，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虽然很多学者已经开始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但将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文学不可切割的一部分入史，依然还未形成普遍的观念。多年来大家把汉族文学当做中国文学，已成了所谓 “共识”，这是很可悲的，因此为少数民族文学入史发声的学者声音，就显得弥足珍贵：

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创造现代文学主流的是汉族作家，但少数民族作家和群众的创作，也应在现代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才能全面反映我国现代文学的完整面貌。表现我国现代文学多民族性的特点，这任务至今尚未完成。⑤黄修己：《谈我国少数民族现代文学史的编纂》，《民族文学研究》1994年第3期。

尽管如此，少数民族文学的作用和价值仍是不可低估的。尤其是几大史诗： 《格萨尔王传》《玛纳丝》 《江格尔》等等，文学价值极高。以《格萨尔王传》为例，作为一部至今仍为吟游诗人所传唱的活形态史诗，代表了中国古代藏族民间文化的最高成就，讲述了英雄格萨尔凭借自身非凡的才能与品格，降妖除魔、造福百姓的经历，以格萨尔功德圆满，与其母其妃一同返回天界为终结。这部英雄史诗结构宏伟，卷帙浩繁，情节精彩生动，气势辉煌磅礴，具有极高的文学艺术价值与史学价值。其中引用了多个民间神话传说与诗歌，亦为后世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宝库。全诗采用散文与诗歌相结合的形式，在我国藏民族诗歌乃至中华民族诗歌史上都起着承古通今的作用。《格萨尔王传》在宋代即成型，至少中国明代文学史就应当收入，很可惜，我们的文学史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以至于形成了所谓的中国古代没有史诗的谬论。

中国文学史理应是一部多民族的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华民族文学史上不可分割的一支，只收纳汉族文学的中国文学史是残缺的中国文学史。正是因为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忽视，使各类文学史教材中见不到其身影，才造成了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华民族文学史上的失语，即是造成了中华民族文学一部分血脉的流失。多年以来，我们从未意识到中国文学史教材中未收录少数民族文学的不合理性，反之将之视作 “常识”，视作理所应当的 “共识”，这是很可悲的。只有尽快将这一缺口填补起来，才能真正重写文学史，才真正有利于补充现有的文学史，才能真正推动中国文论重建进程。

综上所述，错误的 “共识”或 “常识”，造成了中华文化传承的人为断裂，极大地伤害了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同时造成中国文学史研究与教学的重大失误，形成了中国文学理论的严重失语。重新认识这些 “共识”或 “常识”，纠正这些偏见，已经成为当今学术界的重要问题，应当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其中或许蕴蓄着中国学术重大突破与进展的机遇！

（责任编辑 段丽波）

教育部高校财政基金项目 “比较文学前沿研究”阶段性成果 （CD0015）；教育部重大招标项目 “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阶段性成果 （12JZD016）；四川大学 “2011”创新基地项目 “中国多民族文化凝聚与文化认同”阶段性成果（DMZ0001）

曹顺庆，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教育部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曹美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生 （四川成都，61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