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吕明合

经济增速放缓之时，最先感到资金链难受的正是中小企业。

从2012年起，南方周末记者走访浙江、河南、山西多地，记录了这些地区信贷逾期集中爆发、互保圈“火烧连营”、产业空心化凸显的局面。

近期，南方周末记者再次走访这些地方。一些企业正挣扎在资金链失血的痛苦之中，随着核心企业的倒下，互联互保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得区域性金融风险有所提升。

仅在第一层担保链上直接受伟海所累的义乌市骨干企业就高达7家以上，而深陷整个互保联保圈的，则包括当地大部分知名企业。

南方周末记者 吕明合 发自义乌

中国第二大拉链企业伟海集团的老板陶海弟豪赌了一把，一把输光了自己的人生。

一年前，他还是一个高达数十亿元级庞大产业帝国的君主，踌躇满志，希望赚个盆满钵满。一年后，他就从保全财富的美梦直接跌入人财两空的穷途——企业被托管重组，本人亦身陷囹圄。

仿如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由伟海集团引发的“互保联保”危机，将义乌这座中国小商品之都拖入深渊。

这场危局所涉及的资金规模迄今依然无从知晓，但南方周末记者得知，仅在第一层担保链上直接受伟海所累的义乌市骨干企业就高达7家以上，其中不乏梦娜、伊美等国内知名企业。由于这些企业间错综复杂的联保网络关系，危机还将继续蔓延。

“如果不及时处理，企业的个体风险就会变成系统性风险。”义乌市经信委副主任兼市促进企业稳定健康发展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基昌说。

解除联保链“绞索”的工作一年前就开始了。

一年前受邀托管伟海的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巧伟证实，“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把担保链割断，如果银行盯牢担保单位，会有一连串企业倒掉。”

但一年过后，危机仍未完全解除。或是为了避免负面影响扩大，伟海危局处置的整个过程始终秘而不宣。直到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处置小组才首度公开了部分信息。

2014年9月19日，陶海弟和他的妻子陶菊花、独子陶腾飞，被警方刑事拘留，涉嫌的罪名，是民企老板中极为罕见的职务侵占罪，迄今仍还在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中。

由于企业托管授权期限于4月初到期，“如果陶海弟拒绝延续授权，后续的处理将变得更为棘手。”要求匿名的一名当地官员分析。

“坐在泡沫上”

房地产项目就像台抽水机，源源不断地抽干了尚有生机的伟海拉链主业。

草根创业起步、投资实业发家、进军房地产套牢、深陷互保困境资金链断裂……伟海拉链的溃败遭遇，正是如今一些浙江制造业企业家的普遍经历。

“他不吃喝嫖赌，也从不拖欠客户的货款。”陶的老朋友回忆，出身草根的陶海弟曾是义乌著名的励志创业榜样。1993年，陶投资300万开办伟海拉链公司，到2010年，短短17年时间，伟海拉链的综合实力就已跃居全国拉链行业第二，仅次于上市企业“浔兴股份”。

“他是当年义乌拉链行业引进专业设备的第一人。”一位与陶海弟相交近二十年的朋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中国目前最大的拉链生产基地义乌，伟海公司拥有义乌拉链行业当年最好的设备，拥有最早的研发中心，“产品好卖到客户蜂拥到工厂，等在机器边取货”。

“是房地产最后拖垮了他。”与陶海弟合作近二十年的供应商张静说。2004年，伟海拉链开始涉足房地产，在毗邻义乌的金华浦江县成立浙江新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陶海弟任法定代表人，开发的楼盘名叫“东方和园”。公开信息显示，该楼盘项目总投资4.2亿元，分3期滚动开发，定位为高端学区房。

但傲人的业绩背后，隐患早已悄然埋下。

“陶海弟2008年就向政府寻求过帮助。”王基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但资金的困难尚未化解，伟海就遇到了千载难逢的转机。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直接带来了新一波扩张潮。“那时资产价格都在上涨，大家都是扩张。”朱巧伟评价。

“当时的银行都是‘跪着求企业借贷，没有抵押，还会通过联保方式帮你找担保方。”要求匿名的一名义乌企业家回忆说。

以伟海为例，伟海的主业产值最高也就四亿元，但此后伟海却一直在拿地借款。朱巧伟在托管审计时，发现伟海收到的银行贷款早已“远远超出”此数。

银行也有责任，“尽职调查不充分，风险调查也没做到，一拉到互保企业，就拼命送贷款给它。如果资产价格继续走高，他可能还能融到更多钱。”朱巧伟说。2010年，陶氏家族又和义乌一家大型民企伊美控股集团下面的投资公司联合成立浦江新厦东方蓝郡置业有限公司，开发被描述为“浦江新贵”的东方蓝郡项目。

“正是后面开发的这一项目最后拖垮了伟海拉链。”陶海弟的一位朋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没有房地产操作经验，又赶上房地产最不景气的时候，一下子就被套牢了。”2014年3月，她最后一次见到陶海弟时，陶已是愁容满面。

房地产项目就像台抽水机，源源不断地抽干了尚有生机的伟海拉链主业。2011年上海一家资信评估公司的评估报告显示，到2011年其他应收余额上升到47552.54万元，其中91.16%借予关联的这些房地产企业。

事实上，评估公司早就提示过相关的风险，“公司财务上受母公司统一管理，存在被关联方占用大额资金的现象，且占用的大部分资金被调用至关联方的房产开发项目，加大了公司的资金压力，若关联方经营情况不善，甚至将影响公司资金的回收，存在一定的财务风险。”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伟海的贷款和土地滚雪球般扩大后，拉链主业却一直无法产生对应的产值。“伟海后来融到的钱，跟主业已经没有太大关系。这几年它的设备始终没有更新。”朱巧伟说，“他实际是以主业搭了很多融资平台，重心已放到房地产板块上。”他们审计发现，陶扩张前三十几亩老厂区时候的产值，跟现在扩大了数倍的厂区差不多。

资信评估报告曾显示，2008年到2010年，伟海拉链的毛利润率仍有23.31%、23.44%和21.65%。但朱巧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到他们介入时，由于成本核算体系混乱，财务混乱，企业利润几乎只有行业平均20%毛利润的七成，不计算财务包袱，还不到15%，这就像“在宫殿里做豆腐”。

处置小组此前邀请了行业内的几家龙头企业，福建的浔兴拉链、温州的长城拉链等企业参与重组。但这些企业都没有兴趣，他们都说，“光有土地厂房没用，设备太陈旧，需要重新买过”。

“他就像是坐在泡沫上。”王基昌如此形容。

联保危局

“如果纯粹就一家伟海，按市场经济规律优胜劣汰就可以，但伟海牵涉的担保企业大多是义乌的骨干企业，如果出问题，会影响义乌的全局。”

引发“互保联保”风险的伟海集团，自己也正是联保链条的受害者。一位债权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据他所知，伟海正是因无法偿还替其它公司担保的一笔民生银行贷款而陷入绝境的。

多年以来，受银行扩张式放贷的鼓励，伟海早和义乌及周边县市的多家知名企业结成错综复杂的互保关系。“公司未到期对外担保的数额较大，占其净资产的比重较高，且全部为非关联企业担保，实质上是为义乌地区众多企业之间提升融资能力而进行的互保行为，但客观上也增加了系统性风险，若任一被担保企业发生信用危机，可能会使得公司面临较大的代偿风险，甚至导致其信用质量的恶化。”2011年的一份评估报告曾予以警示。孰料，就一语成谶。

2013年底，走投无路的陶海弟不得不向政府求助。“陶海弟向市相关领导报告了自己的情况。”王基昌证实说。

政府随后对企业进行了初步摸底，很快就发现了几个问题。“一是资不抵债缺口比较大；二是风险比较大，它牵涉到担保圈。”朱巧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多位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开始陶海弟提出的是破产清算的方案，但市领导没有同意。

“如果纯粹就一家伟海，按市场经济规律优胜劣汰就可以，但伟海牵涉的担保企业大多是义乌的骨干企业，如果出问题，会影响义乌的全局。”朱巧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事实上，危机曾通过联保链条不断扩散。当时义乌真爱集团曾因替伟海集团担保1500万元，遭光大银行宁波分行起诉，对真爱虽无太大影响，却一度引发与真爱存在互保关系的另一家企业的危机。

“对真爱来说这是笔小钱，但银行征信系统预警后，有银行出于恐慌，一个月内抽贷了我们九千多万。”要求匿名的一家义乌企业老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几乎将其逼入绝境。而作为一家规模超百亿元的企业，它的互保联保规模则远超伟海集团，如果这家企业倒掉，义乌甚至浙江、上海多地都将诱发一系列的联保危机。

就像蝴蝶轻轻扇动了下翅膀，无论哪家有什么风吹草动，整个联保链条就将掀起一场风暴。

联保的扩散链条有多长，2014年同样由浙商资产处理的浙江虎牌控股集团破产案可见一斑：三年前，因浙江天煜建设倒闭，使互保企业嘉逸集团被强行收贷，嘉逸集团与荣事集团有互保关系，而荣事集团又与虎牌集团有2亿元的互保关系——虽然隔了如此之远，但间接传导的信贷危机最终使陷入恐慌的银行一个月内从虎牌集团抽贷1亿元，直接导致资金链断裂。由于虎牌集团又与正邦电气等其它企业存在超过6亿的互保贷款，最终形成了四级互保圈，酿成了延宕至今的危机。

危局未消

对于政府来说，企业托管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正是考虑到事情的严重性，义乌第一时间就邀请了浙商资产参与处理。作为中国首批成立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2013年8月正式成立的“浙商资产”，本就是浙江省政府为化解浙江省各地的金融困局而来。

对于政府来说，企业托管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它既无需马上在大范围内推进企业破产和收购、兼并，还可以“在不改变或暂不改变原先产权归属的条件下，直接进行企业资产等要素的重组和流动，达到资源优化配置、拓宽外资引进渠道以及资产增值三大目的，从而谋取企业资产整体价值的有效、合理的经济回报”。要求匿名的义乌市一位官员分析称，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屏蔽掉不利于地方经济信心的信号，避免更大范围的波动。

2014年4月，浙商资产与伟海签订了托管协议，正式入驻伟海。浙商资产随后制定了初步的托管方案。“我们希望银行作出一定的让步，担保单位，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也承担一定的责任，再由政府给企业一些政策，对债权进行收购。”朱巧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有债权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银行债权的处置价格是七折，而对供应商则采取同样的方式，或延后分期付款。

“银行的态度大多都比较配合。”朱巧伟说。一旦发生系统性风险，由此引发的连锁收贷，银行和企业都无法通过单独努力化解，现在早已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形势并不容乐观。公开数据显示，浙江银行业的不良率已居全国首位，去年以来，互保联保危机频频呈现。

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的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由于互保联保而出险的浙江企业达到252家，占比上升至33.1%。而同年温州银监分局的一项统计显示，温州市重大风险担保圈有28个，涉及信贷金额507亿元。2014年，杭州600多家知名民营企业更联名上书，向浙江省政府紧急求助，希望浙江省政府出面协调银行暂时停止收贷，并尽快将近期所收贷款暂时发放给相关企业，给企业以喘息和处理危机的时间。

“相比其他一些地方，义乌的联保危局其实还算轻的。”朱巧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伟海的债权已有七八成得到处理，大部分银行都签了协议或意向性协议。

不过，伟海危局的变数仍在。知情者透露，从2015年夏天开始，或是因对部分处置方案有不同想法，陶海弟开始产生抵触情绪，处置工作就一直进展缓慢。

但很快，陶海弟就丧失了继续参与处置工作的机会。2014年9月19日，陶海弟本人，连同他的妻子陶菊花，独子陶腾飞，一并被公安刑事拘留。

一开始，三人共同涉嫌的罪名是职务侵占罪。义乌市公安局经侦大队队长陈根清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去年8月，相关部门在财产审计过程中，发现资产去向存在的问题，移送公安处理”。2014年9月19日，陶海弟三人被刑事拘留。涉嫌的犯罪事实，则是用公司的款项购买别墅。

但陈根清拒绝透露更多的案件详情。多位司法界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由于中国企业的治理水平，企业主公私不分的情况颇为普遍，作为民营企业的老板，因此被指职务侵占罪极为罕见，恐将引发争议。

不过，很快陶海弟又被增加了新的罪名，挪用资金和骗取贷款罪，而其中挪用的共犯包括妻子陶菊花，而他的儿子陶腾飞，则另被查出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章罪。“我们在他办公室查出一枚用来伪造计生证明的街道公章。”陈根清说。

三人的案子，现在都在审查起诉中，但春节后，义乌市检察院已将该案退回补充侦查一次。

“4月16日应是审查起诉的最后期限。如果义乌未能在此之前取得陶海弟的延续托管的授权，没有陶海弟的配合，危机彻底解决恐依然难期。”义乌本地的知情者担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