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当看到116位国家领导人鱼贯而入并在各自的铭牌前落座时，里约联合国环发大会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先生心潮澎湃，这比他主持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开幕式时的心情还要激动，有那么一瞬间，脑海里出现了40多年前的自己，一个来自加拿大曼尼托巴贫穷铁路工人家庭的少年……面对代表数十亿人的各国领导人，他说到：与在座各位案头上一堆重要甚至急迫的工作比，今天在此我们商讨的话题更为重要。若干年后，今天的国家大事或许将被遗忘或者成为历史教科书的一个注脚；然而，此时我们面对的主题事关全人类未来，关乎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上的物种包括我们人类自己能否可持续地生存与发展下去。

就在1992年的里约大会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正式开放签字。依照公约的要求，每年年底缔约方代表都要汇聚一堂，就公约的执行进行回顾与评估、协商与谈判甚至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争论不休。几经努力，直到1997年终于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三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实施细则”--《京都议定书》，后者的核心内容是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具体体现在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量上。在经历了美国退出和俄罗斯的犹豫之后，2005年初《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随着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的到期，2009年的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也就是第15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会议能否就第二承诺期达成协议而引起全球尤其是媒体、非政府组织、工商业的关注。遗憾的是，多方博弈未能形成共识，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进入“裸奔时代”。

正因如此，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被人寄予厚望。大会能否确认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出的将地球温度的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内的目标，各国如何就自主减排做出方案，发达国家承诺的绿色气候基金如何兑现，如何实现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研发和转让，能否通过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等成为巴黎大会成功与否的关键。

20多年后，150多位国家领导人的与会再创出席联合国环境大会国家领导人人数的新高，充分体现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共识。然而，全球环境保护事业的开创者莫里斯·斯特朗先生却再也不能亲眼目睹今天这激动人心的一幕，就在大会召开前夕，斯特朗先生驾鹤西游。此时重温20多年前他的那段开场白，让我们更加钦佩他将气候变化带入全球议程的远见卓识。唯有求同存异，寻求共赢，同舟共济，方是对他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