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武　徐伟军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研究方法，对传统武学的内容体系，即技、法、道各自的内涵进行梳理；对武学的历史演绎，从其初成、断裂和发扬三个方面进行阐析，以期服务于当代社会武术发展由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武学；内容体系；历史演绎；武术发展；体育；文化发展；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4）06-0056-07

1.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Henan， China； 2.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以往过分重视“项目化”武术的发展策略[1]，在屡遭挫折后，终于引发了国人内心的自尊，并积极响应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文化发展作出的宏观战略部署，鸣奏出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时代强音。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随着中国整体国力的不断增强，武术在当今及以后社会中的发展应该更多地立足于自身特色，通过彰显自己与众不同的文化魅力在世界体育舞台上确立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如何对武术进行挖掘、拔萃，如何在继承传统武学精华的基础上探讨当代武术的发展策略，也因之成为当代武术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命题。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武学的内容体系和历史演绎为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本研究将文献资料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对明清时期出版的有关武学方面的经典著作进行研读；对近年来公开发表的相关科研论文（包括硕、博士学位论文和专题论文）进行梳理、分析；较全面地掌握了本研究领域研究成果的基本情况。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第30卷第6期2014年12月 刘文武，等武学内容体系及其历史演绎No.6 20142武学释义

关于“武学”之名最早出现的时间，史学界一般认为是始于唐代。就其内涵而言，正如夏代有作为“习武之地”的“庠”，商代有作为“习射之地”的“序”，周代以至春秋有作为习“六艺”之地的“校”一样，古代之“武学”亦是作为一种学校建制，专指官方（朝廷）针对武举制而设立的以培养武备人才为目的的学堂[2]。进入现代语境，“武学”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武术史家马明达认为现代“武学”乃指武术的学科体系，它是己经在使用“武术学”的简称[3]。显然，马氏对“武学”的界定是基于将武术作为一门学科看待所得出的认识，这种认识实际是在武术与武学之间划上了等号，武学只被当作从学科的视角看待武术时的一个代名词而已，它自身所具有的独特内涵因之而被“悬置”了。本文认为，武学并非是一门“学科之学”，而是中国武术发展至明清时期开始逐渐形成的一种独特形态，它是古代武技在经历千年的积累、沉淀后，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促发下所产生的一种由术至艺、由艺而达道的独特修为方式，是一种“以武术为对象的身体修为之道”[4]。之所以这样界定武学，一方面因为它乃中国武术由武技向武学嬗变的客观存在，已被众多史料所证实（如武学大家孙禄堂不仅在其著作中确立了“武学”之名称，而且初步构建起了武学的内容体系）；另一方面，从文化自觉与自信的角度讲，通观世界影响较大的武技流派的发展路途，西方武技由最初的搏斗术演变为竞技项目（由术至体），东方如日本、韩国由古武术演变为武道（由术至道），中国武术亦应有属于自己的发展路向，这个路向即是融“技、法、道”三位一体的武学形态（由术至学）。各流派武技所具有的独特发展路向彰显出不同武技文化所具有的民族性特征，决定了当今世界武技文化的多元化格局。而中国武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下，由一种最初与世界其他武术种类相类似、仅被作为“杀人术”的武技向以“身体修为”为路径、以“以武证道”为根本归旨的“武学”形态的嬗变是武术史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跃迁，它作为当代武术的传统形态，不仅奠定了其区别于他国武技的独特面貌，也为它的未来发展框定了一个基本规模和方向。

3武学内容体系之技、法、道

3.1“技”是武学体系的根基，它与武技之技有着迥然差异，武学之技的本质属性是“攻防”而非“技击”

“技”，顾名思义就是指武学的技术体系。由于武学由各家拳种构成，拳种由拳势（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武术招式）构成，所以武学之“技”落实在最微观的操作层面即是指构成各家拳种的基本要素——拳势。根据中国传统“道器论”的思想观点，作为形而下之器的“技”在武学中处于最基础的地位，无论是其背后的拳理支撑和文化蕴涵——法的落实，还是功夫达到“脱化神明”后跃升为对形而上之道艺层次的追求，都是先从技术的外练开始，一步一步向前向内推进的。这既符合中国传统“技进乎道”的古谚，也与现代“结构功能主义”的经典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然而，现在很多武术人却日渐忽略武学之技的基础性，惰于体练，一味在形而上的所谓“理论”上清谈，殊不知“技以载道”（《庄子·庖丁解牛》），“武术的文化思想是通过技术的传授，动作的反复磨练才得以感悟的”[5]。

武学技术体系与其形成以前的武技技术内容有着迥然差异。因为，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观点，结构和功能乃呈相因相待关系，结构改变，功能亦会随之改变。反之亦然。武学形态形成以前的武技由于其价值功能是单一的技击搏杀，是一种“杀人术”，所以决定了其技术内容只能是越简单越实用越好，“一击一刺为一伐”式的反复操练由此成为古代军队武技训练的重要内容。而武学的价值功用在追求技击实用的基础上，为适应社会大众多方面需求，突出了修身、健身、娱乐等功能。功能的多元彰显必然要求其技术结构要与之相适应，以往只讲求简单实用的武技技术显然已经无法做到，因而促成了以拳种为载体，以功法、套路、散手（功、套、用）为有机训练环节，通过一整套严格的模式化训练程序，以达防身、健身、娱乐之功效；通过“内外兼修”“形神兼备”等整体训练理论的指导，实现人之身心内外和谐；通过“天人合一”“纲常伦理”等德性教化，实现人人、天人之间的和谐，并最终达到成仁得道之目的的武学形态的出现。

一直以来，学界对武术本质的认识虽有争议，但大多数人仍认为其就是“技击”。下面不妨对“技击”一词在古今语境中的含义进行一番词义学考察。《荀子》卷十·议兵第十五中记载：“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整句话的大意是：齐国人善于技击。利用这门技术得到敌人一个首级，即可换回黄金八两。从中可以看出，古代所谓“技击”，其实质是杀人术。因此杨倞注：“齐人以勇力击斩敌者，号为技击。”武当内家夜行门《夜行宗谱》中记载：“所谓技击，乃以武艺行实战搏杀之能[6]。”姚建军等通过论证得出：“技击是用来与敌人搏斗的熟练的身体活动能力……只有满足进行搏斗的过程，才能称为技击[7]。”著名武术文化学者阮纪正将“技击”界定为“肢体碰撞时的身体应对打斗技术”，并解释道：“在中国文字中，技，巧也，从手支声；而击，原指车相碰撞，后引申为敲打、击打之意。二字合成的‘技击概念是偏正词组，其中‘技为手段，‘击为目的，合起来用以表示借助于身体技能、技巧的暴力性应对打斗博弈[8]。”现代汉语词典对“技击”的解释是“用于搏斗的武术”[9]。综上可以看出：一方面，技击须具有“两两相搏”的击打特征，亦即须有作用的对象；一方面，它只是武术的一种功能表现形式（现象）。

本文认为，攻防是武学之根本属性，而技击只是武学攻防属性所派生的一种附属属性，二者既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也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有人之所以针对现代武术的分项特点牵强地提出散打符合技击本质，而套路则是“具有技击意识”或是“表现性技击”的本质，根本还是源于只从外在表现形式着眼，没有抽象、提炼出现象背后的本质。自明清以来人们之所以将没有直接技击功效的套路作为武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是为了实现武学在时代变迁过程中价值功能重心的转移，同时也反映出在人们意识深处套路跟散手有着一个共同的本质属性——“攻防”（如从明代正统观点普遍推崇实效、贬斥“花法”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人们根据实用效能对二者进行了褒此贬彼的价值评判，但之所以将它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说明在当时人们的思维意识中，仍是将二者视作一类事物的），只是从外在形式上散手表现为攻防的直接对抗，套路表现为攻防的艺术演练。武学之攻防属性，落脚于彼方，即表现为技击；落脚于己方，则表现为演练。前者为比武，后者为演武；前者为知彼功夫，后者为知己功夫；前者为用，后者为体。

武学因具有多元价值功用，也就相应地衍生出了它在现代社会中的多种表现形式——竞技武术、大众武术、学校武术、娱乐武术等等，从而使武学之技术表现也随时代发展呈现出多元分化发展的态势。但无论何种表现形式，都不能偏离武学之“攻防”本质，都应以它为各自生发、演进的依据——竞技武术（套路）须表现“攻防”之“高、难、美、新”，大众武术的健身养生功效要通过具有“攻防”属性动作的练习而获得，教育、娱乐形式的武术也莫不都是以“攻防”动作的演练为手段来实现其教育、娱乐的价值功能。只有明确并坚守此点，武学的各种功能方能保持自身特色，它的多种表现形式才有了存在的理由和依据；否则，便会因泯然于众而在现代体育日趋多元化的激烈竞争中丧失竞争力。时下对武学所做的各种割裂式的分类，以至由此而衍生出的武学多本质论的提法，都是犯了将武学本质与功能相混淆的弊病，从而使它的多元功能表现由于背离了其本质属性而丧失个性，进而阻碍了它的发展。

3.2法是武学的灵魂，它是沟通技与道之间的桥梁，是实现武学各种价值追求的理论支撑，武学之法的多元呈现应以中华传统拳学理论为基点

如上所述，所谓法就是隐于武学技术背后的拳理支撑和文化蕴涵。它居于武学体系的核心，起着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作用，是武学的灵魂。法之所以在整个武学体系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欲要实现武学修为的完整过程，即由最初形而下的技术外练渐至身心摆脱各种束缚、获得自由，终而跃升入“达道”之境界，没有中间这一“法”的支撑是万不可能的。实际上，也正是由于法的存在，才令本来显得玄虚渺远的道具有了被人们把握的可能性，使“由术入道”“技进乎道”的进阶过程具有了可操作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法”乃沟通“技”与“道”、形下与形上之间的桥梁，是使它们得以连接的纽带。举太极拳的修习为例，众所周知王宗岳在他的经典著作《太极拳论》中将其划分为招熟、懂劲、神明三个层次，并被后世众多拳学家所证实，然察现在的全国太极拳比赛优秀运动员，其用力不可谓不大，用时不可谓不久，而招熟后懂劲者能有几人，更况乎阶及神明了？原因何在？最根本莫过于技术不得其法的缘故。正所谓“不得法则不明劲，徒支虚架而灵魂全无”，丧失掉动作背后应用之法的套路训练，其模式只能是“以套路始，以套路终，不讲技击方法，不讲攻防含义；把本需单练、对练（知己知彼功夫）双修并重的训练形式变为单练‘一枝花；把本是开放式的运动技能变为完全闭锁式的”[10]；其效果也就同“柔软体操”无异，只能起到健身、养生效果而已，与“懂劲”和“神明”已是“风马牛不相及”之事了。

自西学东渐以来，武学内部各“子项”开始分化，导致了其多极化发展的趋向[11]。分化发展的结果必然会导致武学的各表现形式所倚赖的“法”会各有偏重，例如现代竞技武术的法主要侧重于包括运动生理学、运动训练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心理学等等在内的现代体育科学，大众（养生）武术主要以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为其技术之法，而娱乐武术的法则更加依托于舞台表演艺术理论、影视技术理论以及美学理论等。法的侧重不同，决定了武学不同表现形式的不同价值旨归，指向于时代发展中所呈现出的多元需求，从而使武学通过众多不同的支脉与当今社会的众多行业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扩大了社会影响力。但是，应该“自觉”的是，武学的各种表现形式都应依循的一条基本法则就是中华传统拳学理论（如四击、八法、十二型、阴阳学说、形神理论、三节、六合、形气合练等），这些理论又均由武学的“攻防”属性所统摄，正所谓“技缘形生，法依攻防，内外合一，相反相成”。这是武学之法呈现多元特征的前提，乖违于此将不利于武学在当代社会的各种功能表达。

3.3道是武学的最高价值追求，它把对武学的探索引向了永恒，武学之道的魅力正在于其极为抽象的“神秘”色彩

道是中华传统哲学的经典概念。道为何物？对它的解释众多，我们这里取主流的认识即道为宇宙间万事万物的生成、变化规律。而这规律又是什么？老子曰“道法自然”，是一切随其自然、“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实则不然。本文认为，道之自然乃是万事万物达到极高境界后的一种可以摆脱各种内外界束缚的“纯任自由”状态，与孔子所言“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人生境界相近似。因为只有这样方能解释为什么那些得道之人往往是一些在自己领域里登峰造极的高人，而不是随波逐流、无所作为的庸人（魏晋郭象对“自然”的解释尝有“自为”一条，但认为“自为”并非是任意而为，而是“率性而动”“功至极致”[12]）；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论离凡世之得道人谓“离凡世者，非身离也，言心地也。身如藕根，心似莲花，根在泥而花在虚空矣。得道之人，身在凡而心在圣境矣”；《管子·心术上》中在论及“道”的内涵时提出“道，不远而难极也，与人并处而难得也”，“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故曰‘不远而难极也。虚之与人也无间，唯圣人得虚道，故曰‘不远而难极也”。这些都说明“得道”并非是一切听任“自然”的庸人所能为的。同时，唯此也才能理解为什么老子把道而不是别的什么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予以对待。

拳谚云：“武之为道，品为上，德为先。”所以，武学“其核心和形而上的应该是对‘道的体悟，是个人道德修养的不懈追求，这是一条永无止境的个人修炼过程”[13]。与此同时，武学以“道”作为自身追求的至高境界，也践行了中国文化之一切“物事”都呈一个由形而下之器至形而上之道的完整的价值追求过程，彰显出它不同于世界其他武技的独特之处。如前所述，道既然是一种极其高深的境界，而且表现出“以身体之”的个人体悟性认知特点，这就于无形之中赋予了它非常抽象的神秘色彩，笃信西方“科学主义”的人或许会对它不屑一顾。然而，正如李力研在《体育的哲学宣言——“人的自然化”》中所讲的那样，“科技的发端和兴盛对于推动人类历史的前进，的确起了无以替代的伟大作用，但它也确实在人的灵与肉的分裂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4]；哲学家柏格森指出：“科学实证只能用于研究物质，而物质之上的精神，是科学难以胜任的，超出科学实证研究范围”。而武学修为的“求道”特点恰恰能够弥补西方体育身心“二元论”之不足，打通物质与精神、身体与灵魂的相隔，实现形下与形上、外与内的整体统一，即通过身体外练的方式促进内在自省，实现自我教育，最终促成人的全面发展。武学之“道”的这一特点，将有限的身体训练引向无限的精神探求，将武学的终极价值锁定在具有“开放性”特征的永无止境的人生修为上面，通过由“不离日用常行内”的技击实用向“直到先天未画时”的心灵陶养的价值转换来达成“武以成人”的最终目的；也正因它的这一魅力所在，牵引了和正在牵引着无数习武之人“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孜孜以求，而他们的独特意志品质和精神风貌也在这一看似没有目标、没有终点的探求过程之中逐步地得到了升华。

这里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对于武学求道目的的价值升华，不无包含着明清以降武学家力图确立武学之文化身份、提升其文化品位的良苦用心。众所周知，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历史是以文士阶层占据正统地位的，与此相应，历朝历代的“士大夫”们所倡导的儒、道、理学经典一直是被作为一种“雅正”文化居于中国文化阶梯的上层，而与之相反的各种“劳力”文化则被斥之为末流。明清以降武学家之所以将纯技术形态存在的武技视为一种“末技”“小道”，正是这种思想观念的反映。由此，为使武技摆脱“末技”之层次，武学家提出了“拳道即天道”“以武证道”的武学终极价值旨归，从而使武学与其他社会上流“雅正”文化形态具备了平等交流、对话的可能。

4武学的历史演绎

4.1武学的初成

明清以前，虽然关于“武”的名称各个朝代或有不同，但由于中国古代农耕文明那“停滞不前的文化，历久不变的社会”（梁漱溟语），“武”之主体始终停留于一种用于自卫杀敌的搏击术。自明清始，特别是近代以降社会环境的大变局，促成了武术由“术”至“学”的跃迁，使包含“技、法、道”多维层次的武学体系开始形成。其标志一方面表现为拳种流派的产生，因为一般说来，只有艺术、学术之类的事物才可能有流派之别，如果只是“防身立功杀贼救命本身上贴骨”（戚继光语）的技击术，那只能有一种，就是从力学、生理学角度讲来最快捷、有效的一种，不可能出现所谓的“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129家拳种（现已增至131家）。另一方面则是一些卓有造诣的拳术家开始尝试将武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与中国传统哲学和医学相结合（正所谓“拳起于易，理成于医”），武术的拳学理论开始创立和丰富[15]，诞生了像苌乃周的《苌氏武技书》，孙禄堂的《太极拳学》《八卦拳学》《形意拳学》等一大批武学专著。例如，“苌乃周……最先明确提出并创立了以‘培养中气为主旨的新型武学，又对有关‘中气之学理及运炼之方法，紧密结合武术技艺特点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构建起一门全新的以‘形气合炼为特点的拳学体系，从而促成了古代武术尤其是拳学，在拳功特点与学理结构上，都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16]。与此同时，这些理论和实践成果又通过具体可行的实施路径将武术的价值目标锁定在“拳道即天道”“以武证道”的终极层面，从而打破了几千年来主要为“杀敌致用”的实用价值追求。本文认为，中国武术这种由武技向武学嬗变导致的价值目标的改变是使武术由注重“练用”转向侧重“练体”，由原先的以“搏打”为主转向以“套路”为主要修为方式的重要诱因，因为后者强调个人内向体悟的特点与武学之“以武证道”的哲学价值追求正相对榫。

武术在这一时期获得转向的原因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

1）随着此一时期火器在军队装备中的大面积应用，武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力骤降，政府对民间的“禁武”政策因之放松，“清代武举的最终废除，使清代军旅武术彻底让位于热兵器，军旅武术的内容也不再受到严格的控制，因此被许多解甲归田的武师带到民间传播……”[17]；而与此同时，清政府军事力量的软弱无能迫使它在面对外敌入侵时试图借助习武人群的武装力量为自己解围（如1900年利用“义和团”对抗八国联军）。这些因素为武术转向民间开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环境。由于民间庶民需求、趣味的多样性，加之宋明理学以及三教合流的社会思潮的影响，武术在其中的开展不像军队那样一切以作战实用为唯一目的，而是朝着技击、健身、养生、娱乐多功能兼容互汇的方向发展。这些功能的彰显需要武术作出相应的结构改变与学理支持，这就为武术由术至学的跃迁创造了技术嬗变和理论建构上的可能。

2）“武举制”的废除对民间庶民习武的价值导向造成影响。这一方面为武技向武学发展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使习武之人由之前“武而优则仕”的外向取利心态转为修身、养生、娱性的个人价值内求；另一方面这又极有可能是促成此一时期除技击以外的武学其他功能加速发展的重要诱因所在。

3）朝廷的腐朽无能，仁人志士深感报国无望、负志难酬，也迫使其中一些武人因“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转而选择了“明哲保身”“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办法，通过习练武术、把玩技艺而消情遣志、聊以自慰。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种情绪恰与具有“出世心安”情怀的道、佛（禅宗）思想相吻合，促成一些拳术家有意识地将其与武术结合。梁漱溟曾言：“大概中国种种学术——尤其医学与拳术，往深处追求，都可发现其根本方法眼光是归根于道家[18]。”梁所谓拳术，应是他生前眼中所及见之拳术，主要就是彼时流行于北京的太极、八卦、形意三大内家拳种；而集此三家拳法之大成的一代宗师孙禄堂在其著作中也曾写到：“故内家拳术，实与道家相表里，岂仅健身体、延年寿而已哉[19]。”著名武术文化学者旷文暔在谈到武术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时也认为道家哲学是构成中华武术的思想基础[20]。这些一方面可说明道家思想是武术主动寻求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的滥觞和主流，正是这扇“闸门”的打开，才开启了武术由“术”至“学”的征程，进而启迪人们尝试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武术各个分枝中去的意识。如台湾学者龚鹏程的研究认为，武术外家将传统文化融入自家拳法（如少林拳法的“禅武合一”思想），就是对内家拳采用道家“柔弱胜刚强”思想和传统导引术“行气理论”的借鉴和模仿[21]；另一方面这从一定程度上也反证了太极、形意、八卦三大内家拳种实在堪为武学的典型代表。正因为此，时下当我们谈论起武术文化时总是会不约而同地将太极拳的“阴阳学说”、形意拳的“五行学说”和八卦掌的“八卦学说”作为主要立论依据。

4.2武学的断裂

清末民初之际武学的走向成熟，是武术在崭新的历史时期里所呈现出的崭新面貌，也是时代赋予武术的必然选择。本来武术可以沿着这样一条“由术至学”的轨道继续发展和完善，然无独有偶，此时期也正是西方体育大量涌入我国的时期，它以其强势截断了武学这一发展路向，取而代之的是使它转入了一条西方文化语境下的“体育”之路——“本来，武术有所谓‘内外兼修，而古代著名的武术家也同时多为医家，但是武术的‘体育化导致了武术与医术的断裂，‘套路成为武术的主要内容，这是武术发生异变的重要表现”[22]。

进入现代以来，新式学校、新式教育的确立，迫使归靠体育范畴的武学从形式到内容都要进行调适，而国人在态度上对本土文化从盲目自大向盲目自卑的极端转变又促成了这种调适的彻底性。由此武学在内容上由“拳”一改而成为“操”（由最早的兵操演变至后来的健身操），传承形式上由“师徒制”改为“集体授课制”，价值追求也因此而由原来的“形神兼备”“身心合修”（body and soul）变为只注重西方语境中“肉体”（body or flesh）一维的锻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意志又使竞技武术成为武学的“代言人”，几十年过去，此情形已深入人心，武学的体育属性，确切地讲是狭义的运动属性，亦作为人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日用而不察了。

这种从形式到内容到功能价值的嬗变所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武学原有攻防之法的遗失，武学之竞技一脉之所以被很多人认为是“异化”，与其丢失武学原有之法，进而破坏了其包含“技、法、道”的完整体系有重要关系。本文认为，自建国至今，至少已有两代人（特别是官方培养的）都是对中华武学攻防之法“断奶”的武术人。“定则有势，动则有法”，法乃拳势运动的规定和意义所在，是武学技术运行的灵魂。灵魂既丢，武学魅力焉在？多年来在学校武术教育中存在的“学生喜欢武术，但不喜欢武术课”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武学之法的缺失，使武学之“术”的教学与体操无异。试问这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武术课教学内容如何能够牵引学生的兴趣？又如何能够起到武术教育所谓的“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作用[23]？

如今，武术的母体——由各家拳学所构成的武学，在官方控制的主流场域里已基本断裂。对此本文认为，武术学习西方、走“竞技”之路是对武学价值功能的开发与丰富，于武学在新时代里及时地与时俱进是件功德无量之事；但若矫枉过正，像“五四运动”那样对西洋的全盘肯定，对传统的全盘否弃，其结果就是“竞技武术=中华武学”现象的出现，其性质也就由中华武学的主动“化西”变成了被动“西化”。正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从长远着眼，“只有中庸和谐才能够以中正适度的方式避免一切欠缺和过头，维持住应有的标准”[24]。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走极端注定是要调头的，只有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前提下，采取别人的优长，丰富、完善自己，方是正途。以国家而论，近代以来我国的全盘西化之路到底是没有行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照搬苏联也证明是不可靠的，只有改革开放以后选择了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被验证是正确的。一国如此，武学何独不然？

4.3武学的发扬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未来世界的竞争将是文化或文化生产力的竞争”，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吹响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号角，十八大报告则在继续坚持“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的同时，又提出要开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这些来自国家最高层面的宏观战略导向，一方面标明了一个国家对于本国文化的重视和自信，同时也显示出中国在自近代以来遭遇百年文化屈辱之后，在新的历史时期里谋求崛起的壮志雄心。而这，为包括武学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在21世纪的发扬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政策支持。

从世界范围内的现实背景考察，当今人类社会在西方科技文明的主导下，物质生活水平已经得到了极大丰富和提高，而与此同时这把“双刃剑”也使得人类在诸如道德伦理、人生价值、生活制度、情感依托等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坎陷”，并因为二者的失衡影响到了人类生活的整体和谐和幸福水平。英国哲学家罗素曾在其名著《中国问题》一书中讲到“东西洋人，是各有长处的。西洋人的长处，在于科学的方法。东洋人的长处，在于合理的生活”[25]。事实上也正因为此，自近现代以来，以辜鸿铭为开端，中经梁启超、梁漱溟，直至当代以季羡林为代表的众多文化名流皆预言随着西方文化在维持人类和谐方面所暴露出的缺陷日益凸显，今后中国文化必将作为疗治此缺陷的一剂“良方”“补药”而彰显于世。

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的不同，正是中、西方文化之不同的具体体现。“与西方体育鲜明差异的个性，是武术存在和发展的真实动因”[26]，所以中、西两种体育文化，只有互相发挥自己的所长，才能补救对方的所短，才能使世界体育文化臻于上理，从而为整个人类带来更大的幸福。在过去的时光中，西方体育已然将自己的“所长”——以奥林匹克为代表的竞技体育发挥到了极致并贡献给了全世界，而“近代以来直到今天，中国体育主要是在享用其他国家的经验，尚未对当代世界体育做出具有实质意义的突出贡献”[27]，所以，现在应该是中国武术将自己之“所长”——融技、法、道于一体的传统武学加以发扬，贡献于世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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