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3-9104（2015）01-0049-07

作者简介：于平（1954- ），男，汉，江西南昌人，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博士，曾任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教授，文化部艺术司司长，现任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司长，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副会长，艺术百家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文化部“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艺术史及其理论，文化政策理论研究。

摘 要： 城镇化对文化转型发展的驱动，第一，体现为文化生产对市民文化消费需求的顺应；第二，体现为高新科技对都市文明的不断提升和持续建构；第三，城镇化对文化转型发展的驱动，必须考虑实现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功能；第四，城镇化对文化转型发展的驱动，需要强化“文化综合创新”的意识。我们说文化建设重在“以文化人”，旨在通过“以文化人”来“化人以强”——即全面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全面提升国民整体素质。具体而言，就是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强调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和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强调要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营造有利于高素质文化人才大量涌现、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所谓的“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发展”，其实是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文化建设要积极适应新常态，第一，要再度审视文化建设的本质和功能；第二，要真切领略文化建设的方法和追求；第三，要努力把握经济新常态的理念和举措。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城镇化；文化转型；以文化人；公共文化服务；文化创新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一、城镇化驱动文化转型发展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不久前在京召开。对于我们的文化建设而言，这是一项特别需要关注的工作，是一个我们必然置身其中、且应当顺势而为的进程。会议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很显然，这里的“扩大内需”包括文化内需的扩大；这里的“产业升级”包括文化产业的增长；这里的“协调发展”包括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而这里所谓的“三农”问题的解决，更意味着文化的转型发展。这是因为，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现代化是依托工业化、城镇化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这是一个城镇化与工业化、现代化相伴而行、相互促进的过程。也就是说，城镇化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也必然驱动文化的转型发展并将主导现代文化的发展进程。此间“现代文化”的重要特征，就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迈进，就是乡村文明向城镇文明的迁变，就是知识守恒向信息裂变的转换，就是文化传衍向文化转型的跋涉。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就其主导方面而言是农耕文明。以农为本、以农立国不仅因为 “三农”问题是中华民族传衍与发展的基本问题，而且也是因为国家的律法规制与道德操守也深深根源于斯、维系于斯。中国的传统文化及一以贯之于其中的文化传统，就其本质而言是求善重于求真且趋美重于趋利。这种重伦理轻逻辑、重感悟轻功利的人生信念几乎渗透在所有的生活仪式、人际交往、精神陶冶、休闲娱乐之中。不仅作为人生信念的文化内容是如此，对其加以呈现的文化形态也显得不愠不火、不躁不急、不浓不艳。绘画“计白当黑”的写意、戏曲“以一当十”的虚拟、民乐“大音希声”的空灵……无不在其底蕴上沉淀着农耕文明，流连于乡村境界。现在，“城镇化”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降临了。“降临”的真实含义是，到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已达到7.1亿，城镇化率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显然，对于我国来说，“城镇化”意味着重大的历史变更；但从仅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城镇化率”来看，我国还会因势利导地推进这一“自然历史过程”。就“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言，可以断言城镇化也将驱动文化发展的现代化。固然，现代化不是“西化”，尤其不会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西化”；但具有较高“城镇化率”的西方发达国家，由城镇功能决定的建筑文化，由市民需求引领的休闲文化，以及由文化流动、交集、包容而形成的契约文化，都可能成为驱动我们文化转型发展的“他山之石”。看看安德鲁在我国多地留下的包括“国家大剧院”在内的建筑样本，看看音乐剧这一“都市新演剧”演绎的“大市民伦理”，看看高新科技催生的文化新业态及其内容生产的新理念……我们不得不承认，“城镇化”已然驱动着我们文化的转型发展。城镇化对文化转型发展的驱动，第一，体现为文化生产对市民文化消费需求的顺应。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乡村文明，培育出的文化消费心理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在时空观上，体现为“春种秋收闹冬闲”的“年周期”，这种“心理期待”适应节奏平缓且循环往复；二是在技艺观上，体现为“有起有合有承转”的“线性美”，这种“心理期待”适应材料天然且技艺单纯。不仅泥人、皮影、窗花、麦秸编等工艺文化就地取材，而且歌舞、曲艺、杂耍、地方戏等演艺文化亦率性而为。城镇，特别是都市文明在这两个方面都体现为与之迥异的文化消费心理：在时空观上，市民生活节奏是“作五息二度周末”，节奏提速且阡陌纵横；在技艺观上，由于文化的流动、交集、包容乃至融合，市民们更向往材料的复合与手段的“交响”。在这种转型期，我们总能听到“静一些”、“慢一些”的诉求，其实就体现出转型期文化消费心理的落差。第二，城镇化对文化转型发展的驱动，体现为高新科技对都市文明的不断提升和持续建构。说“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包含着这样一个判断，即都市文明是比乡村文明更现代的文明；而这个“现代”或曰“现代性”的主导方面，就体现为都市文明构成中的高新科技含量。数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就预言：美国的新技术革命和中国的城镇化，是21世纪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似乎也可以说，城镇化和与之紧密相伴的新技术革命，也是带动我们文化发展的两大引擎。事实上，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会给文化的发展带来革命性变化。我们当前文化建设中对“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强调，其实也是我们城镇化进程中最重要的文化建设举措。这个融合有利于转变文化发展方式，促进文化又好又快发展；有利于丰富文化样式业态，满足人们多样化文化需求；有利于掌握文化发展的主动权，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第三，城镇化对文化转型发展的驱动，必须考虑实现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功能。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要求，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要优化布局，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调发展；要坚持生态文明，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要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我国城镇化工作的上述要求，本质上是对文化转型发展的要求。也就是说，文化的转型发展，一要有助于提高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二要有助于合理布局、协调互补，三要有助于节约集约利用资源，四是有助于传承文化、强化特色。我们的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由这种城镇化驱动的文化转型发展将顺应并引领人的全面发展。第四，城镇化对文化转型发展的驱动，需要强化“文化综合创新”的意识。城镇化对于我们这个以农为本的国度而言，本身就体现为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相对于我们既往的乡村社会而言，城镇化意味着更为庞大的人口流动和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也因此生成着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更为包容的人文精神。城镇化及其导入的都市文明就其本质而言，是流动中的融通和包容中的凝聚。这样一种新的都市文明的建构，往往不是“以不变应万变”似的“继承创新”，而是如哲学大师张岱年所说的“文化综合创新”。“文化综合创新”的理念，是张岱年探索中华文化重建和复兴时提出的。提出的起因是超越文化上“传统主义”、“西化主义”的两极性和单向度立场，坚持文化内容的可选择性并倡导文化“优选法”；而“文化综合创新”的意旨，则在于对多重文化因素进行有机融合、会通以有效实现文化转型发展。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汇流的时代大潮中，看到科技创新呼唤和孕育了系统集成思维，提出了“大成思维学”的系统思考。结合钱学森的思考来看张岱年的理念，我以为在城镇化驱动的文化转型发展中需要强化的是“集成创新”意识。因为“大成思维”就是“集大成”的思维，“文化综合创新”就是“文化集成创新”。所谓“文化转型发展”意味着对文化创新要素的选择、优化，以及在那一基础上的建模、构型。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推进城镇化主要任务，其中有一项是“提高城镇建设水平”。城镇建设水平，既是其生命力所在，也是其文化魅力所在。因此，城镇化驱动的文化转型发展，在顺应并引领城镇人的全面发展时，还要努力建构并提升城镇文化的精神品质。对此，工作会申说：“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的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这项任务告诉我们，中国的城镇化是饱浸着中国“天人合一”理念的城镇化，是守望乡愁、延续文脉的城镇化，这也是我们文化转型发展中不移的信念和不变的情操！

二、文化建设重在“以文化人”先是郭美美闹剧，接着是《雷雨》的笑场，再者是“官员书法”的“铲”局，期间还不时有演艺“公众人物”的涉毒和央视“频道负责人”的被拘……善良的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文化”到底怎么了？或许，这只是些“涉文”现象，并不代表我们文化建设的主流。但有时也不得不让人想想，时下这些就是最吸引眼球的“反文化”现象——我们文化的“正能量”似乎远不如这些“现象”的有口皆“悲”、不胫而走。面对大众的冷讥热讽，我总在想这些“眼球文化”的“反文化”秉性，这些毫不相关的现象之间，是否有某些内在的关联？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本应实现着“化人”价值的文化，似乎更在“化钱”上派上了用场。郭美美其人，本来就是被包养者、性交易者和聚众赌博者的“三位一体”，但媒体挺在意她“在北京电影学院表演专业自费进修一年”的经历，暗示此人很懂“以文化钱”之道。又比如“官员书法”，自古也曾是文人士大夫内修德行、外显文慧的演练（那时也没什么“职业书法家”）；它的“化钱”或者说“被化钱”，并非错在“书法”雅道而是误于“官员”权力，官德不修又何谈德性自化呢？至于演艺“公众人物”的涉毒和央视“频道负责人”的被拘，二者的共通性都在于作为文化从业者职业自律的缺失，“做文化事需先做文化人”是大众的期待也是我们自身需持守的职业底线。当然，上述二者又有着明显的差别，后者是“权力腐败”而前者属“品行不端”，只是这二者发生在“文化人”身上就具有了特别的“味道”。从面上看来，《雷雨》的笑场无关于“化钱”，但虽无关于“化钱”却也可能无关于当下的“化人”。文化经典真正的价值在于它所从属的那个时代。《雷雨》所鼓吹的“易卜生式”的女性叛逆和解放，前些年已被电影“巨导”穿越成《满城尽带黄金甲》；那时文化界的眼球更专注于“票房”而鲜有关心经典的被“穿越”。今日从文化“化人”的功能来看，避免“笑场”的最好办法是像“经典”创生时那样关注我们自己时代的问题！上述种种吸引眼球的“涉文”现象，对于我们当下的文化建设而言，显然是“负效应”而非“正能量”，也显然是“一小撮”而非“主导面”。但为什么这些现象更能吸引眼球呢？这就值得我们文化工作者好好反思。这些年，我们文化建设在力推大发展、大繁荣和新高潮。推动文化建设的“两大一新”，就其根本而言，是要充分、有效发挥文化的作用。发挥文化的作用，当然需要有功能齐备的文化设施，需要有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需要有凝聚人气的文化活动，需要有温暖人心的文化服务……但文化作用真正充分、有效的发挥，其实就是我们经常挂在口头的“以文化人”。显而易见，当下那些热热闹闹的“涉文”现象，并非我们积极的、正能量的文化建设本身；但对“文化”热热闹闹地追随或趋附，似乎又与近年来文化的“热热闹闹”相关。我们热热闹闹地“办节”，热热闹闹地“评奖”，热热闹闹地“捧星”，热热闹闹地“出访”……甚至就连“非遗”保护、文化下乡、精粹品读、经典开讲这些原本是更深邃、更沉著的文化工作，也都是喧喧嚷嚷、沸沸扬扬。以至于有资深的文化学者认为“文化的喧嚣替代不了严谨深邃的创造”；也有真诚的文化良知呼唤“大力发挥文化‘新民的作用”——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所言：“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文化的“热闹”可以有、也应该有，因为文化作用得以发挥的特性就在于“寓教于乐”，就在于潜移默化。但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当下的许多文化产品是“乐”有余而“教”不足，我们太热衷抓“眼球”而忽略开“心扉”。文化的“热闹”使得需求文化的大众“默化”成“看热闹者”，“看热闹者”又往往把娱乐看成自己所需求的“文化”；并且在文化需求的“看热闹者”看来，“娱乐圈”的热闹也是一种热闹的“文化”！到了这一步，所谓“文化人”的“无文化”已是不言而喻的了。就以演艺“公众人物”的无良行为而言，其所塑造人物的“榜样的力量”远不如其自身“示范的榜样”更深入人心。如果指望这样的“文化”去“以文化人”，你能想象会将人“化”成怎样呢？我们或许需要不那么“热闹”的文化，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需要更深邃、更沉著些。文化，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是人们培育品性、提升素质的进阶；文化人，当然也就成为这种“进阶”上的自觉者和先行者。我们说“文化自觉”，不是让大众追随、认同所谓“文化人”的那点儿“文化记忆”或“文化技艺”，而是文化人“内修自化”并进而“以文化人”的自觉。因此，要使“以文化人”更充分、更有效，首先要让文化工作者真正有“文化”，至少是努力做一个有文化抱负、文化理想、文化追求的人；其次，文化工作者要真正深入群众并立足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努力创作出能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文化产品；第三，文化工作者应生动、具体地运用各类文化形式，使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大众的精神操守，外化为大众的行为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其系列重要讲话中，强调“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

其一，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必须在全面对外开放条件下讲好“中国故事”。这就是他关于中国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的“四个讲清”。

其二，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必须结合中国价值观念阐释好“中国梦”。这就是他所要求的“五个阐释”，其中包括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以及中华民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真诚意愿等。

其三，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具体而言，一是立足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用中华民族创作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二是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三是运用各类文化形式去生动、具体表现，使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四是融入社会日常生活、增强人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对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必须发挥文化作用”的总体要求，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化建设任重道远，我们文化人的自我建设更需殚精竭虑。“以文化人”作为“发挥文化作用”的精当表述，其核心立场是“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的两个基本涵义是“以人民为本”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我们说文化建设重在“以文化人”，旨在通过“以文化人”来“化人以强”——即全面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全面提升国民整体素质。具体而言，就是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强调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和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强调要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营造有利于高素质文化人才大量涌现、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如果说，我们文化建设需要保持相当的“热度”来呈现“繁荣”的景象，那也必须要着眼于“以文化人”，立足于“化人者的自化”。

三、公共文化服务重在“群体心理”引导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确定的文化建设目标之一。按照全会《决定》的要求，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有三个要点：一是要建立“体系构建”的协调机制，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均等化；二是要建立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的有效对接；三是要整合相关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综合型文化服务中心。与之相关，还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发展，培育文化非营利性组织。简言之，这三个要点一是保基本，二是重实效，三是讲整合。而所谓的“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发展”，其实是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保基本、重实效、讲整合的“三个要点”中，“重实效”才是重中之重。所谓“公共文化”，在既往文化管理或文化服务的视野中，称之为“群众文化”或“社会文化”。它有既相对区分又密切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群众的自我表现、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另一方面是文化工作者对群众的“文化普及”——也就是全会《决定》中提及的“文化惠民项目”的供给。从供给的视角来看，公共文化服务的工作导向是“以人民为中心”，其中心环节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换言之，公共文化服务的“保基本”是对广大群众文化权益的底线保障和常态保障，它的“讲整合”是要拓展“大文化”的视野以对接“综合性”的要求，而它的“重实效”就重在“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既然公共文化服务的中心环节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那我们公共文化服务就不能不在项目供给上精心考量；所谓“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的有效对接”就在于准确把脉“群体心理”并对其实现积极、充分、有效的引导。在“五位一体”的“社会建设”中，未加引导、不加约束的“群体心理”往往会酿成“群体性事件”。每当出现医患之争、城管小贩之争、强拆拒迁之争等，都会引起“群体心理”的极大关注。相比较而言，文化建设中的“群体心理”虽不那么激烈和尖锐，但也并非不值得关注：如果说，青少年网吧“通关”街头跑酷的“挑战自我”和中老年牌室“搓麻”广场“跳操”的“养生自我”属于“准文化”，那么追逐“小时代”、笑场“雷雨”则体现出“知识青年”的某种“群体文化心理”。体现“群体心理”的“公共文化”，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或许不是它的“文化”含量而是它的“公共”体量，特别是社会大众那类自我表现、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文化”或“准文化”活动——前述青少年的网吧“通关”街头“跑酷”、中老年的牌室“搓麻”广场“跳操”就是如此。公共文化服务的项目供给的确要对接“群众文化需求”，但也需要在“对接”之时加以“引导”——对网吧少年的“网瘾”和广场大妈的“舞瘾”这类“成瘾”的需求尤其如此。目前，我们对“网瘾少年”是以文化市场监管方式来对“未成年人”说“不”，而“舞瘾”大妈则在其“放纵”中被不堪噪音骚扰者说“不”。不管由谁来说“不”，只是反映出这类过度的“文化”或“准文化”需求难以被更大层面上的社会群体认同，也反映出我们的“文化惠民项目”在丰富性和吸引力上都有所不足。公共文化服务要以群众文化需求为前提，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群众的自我参与是“人以群分”的，其文化需求也是“文以类别”的。需要指出的是，群众的文化需求首先是为着消遣“闲暇”，健康体魄、愉悦心情、交往社会、融入群体是“闲暇”带来的“绩优股”和“正能量”。这就是说，我们公共文化服务的文化惠民项目，应当以“绩优股”和“正能量”来对接群众文化需求。就当下的“文化惠民项目”供给而言，我认为一要关注“城镇化进程”加速中的“人口流动性”，二要关注“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中的“社会公平正义”，三要关注“独生子女家庭”分居化的“退休老人自理”，四要关注“歪功邪教”之类社会精神病毒对大众的侵袭……我们的文化惠民项目一定要有引导这些“群体心理”的针对性。早在19世纪末期，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就注意到现代生活中的“群体聚合”特征。勒庞把那些“感情和思想全都专注于同一事物”的群体视为“心理群体”，指出组成这一群体的个人大多是“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互相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我曾在许多城镇感受过“广场大妈舞”的氛围，有些场合的“舞者”甚至有数百人之众。这种“大妈舞”其实是在极其强烈的节奏和音响中去做极其单纯并重复的动作，“舞者”是在自我操练中“无意识”运动身体，又是在运动身体中“无意识”认同群体……这种健身目的引导的“群体心理”，当然对于每一个体而言是积极的“文化活动”；但它所呈现的痴迷状态，会让我们联想到曾经风行的“甩手疗法”以及饮红茶菌、打鸡血针，甚至会联想到某些“歪功邪教”也打着“养生”之名对人的“洗脑”。文化惠民项目要有效对接群众文化需求，首先要明确“下基层、接地气”的路径。这里所说的“基层”在城镇应深入到社区，在乡村则应深入到“村”——至少是包含了若干“自然村”的“行政村”。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乡村的“空巢化”或是“386199部队”现象日益凸显，有学者认为这种现象加剧了有关人员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无论是留守者还是出走者都是如此，并且这种“焦虑”还有可能会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以致还有人考量既往“乡绅”文化治理的合理性。与之相关，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虽然是以社区为“基层”，但出现了流动性强的、非常住人口的特殊性“社区”，这里的“群体心理”往往具有更为强烈的情绪化特征，尤为需要“绩优股”和“正能量”的引导。与“下基层、接地气”的路径相配合，是对文化惠民项目手段的关注。送戏下乡、送书入村虽然必不可少，但最应强化的还是“通网络、享信息”。曾几何时，某些“网络大V”为吸引眼球、盘踞“粉丝”，有意弄虚作假、惹是生非，传播流言蜚语，误导“群体心理”。作为手段，“通网络、享信息”近年来发展迅速，但网络“联通”之际也是信息“爆炸”之时，对这一手段的关注不仅意味着对“负效应”的管控而且意味着对“正能量”的传导。有学者认为，传统乡村文明的“溃败”是由电视这一大众传媒入村入户开始的，而网络的枝延蔓伸使这一“沦陷”得以加速。事实上，我们的家国情怀已不可避免地置身全球视野之中，传统乡村文明正逐渐成为只能“想象”而无法“体验”的观念形态，对既往“群体心理”的引导手段需要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我们说公共文化服务重在“群体心理”引导，关键还在于服务“内容”的供给。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有时是供给方的单向传导，有时则可能是接受方通过某种“惠民项目”来自主选择并进而自主创新。我曾在一些偏远的乡村，见到村民被组织起来进行木雕、石刻、刺绣等工艺生产，他们在获取相应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逐步提升着自己的审美品位，呈现出自己的创造活力。如果仅从“网瘾少年”和“舞瘾大妈”来理解某些群体的“文化需求”，我们就可能在一味的“迎合”中失去有益的“引导”，这不是“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真正的“有效对接”。不错，群众的“文化”或“准文化”需求从直观上体现为闲暇消遣的“找乐”或者说是“寻开心”，但真正的“开心”却不是个体的放纵而是群体的认同。我们先哲十分明白人心的趋“乐”远“悲”，也明白放纵地“傻乐傻乐”就不免“乐极生悲”，因此留下了“乐而不淫”（“不淫”者，“适度”之谓也）、“寓教于乐”等贤言睿语。公共文化服务要引导“群体心理”，在“内容”供给上就需“寓教于乐”，而当下最基本的“教”应该是“讲和谐、促凝聚”。勒庞在分析“群体心理”时说过：“在群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从而其个性也被削弱了……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引起的行为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的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在我看来，公共文化服务不仅是重要的、基本的文化建设，也是与健康、教育、安居、社保等同等重要的社会建设，特别是重要的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是由人、由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的人组成的，社会的底层群众和弱势群体是我们最应温暖、帮扶的“群体心理”，是我们公共文化服务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群体共识、培育良好风尚、抵御“歪功邪教”的主阵地。我们在谈到“和谐社会”建设时，都知道自古便有“和而不同”、“礼为序、乐主和”等等观念。也就是说，文化“化人”的功能，很重要的方面是引导“群众心理”，是促进“社会和谐”。“和而不同”就“群体心理”而言是一个事实的陈述，但作为一种理想境界的倡导，公共文化服务也应引导“群体心理”由“小康”而走向“大同”——这个“大同”就是内化为大众精神操守、外化为大众行为遵循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endprint

四、文化建设要积极适应新常态2014年11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重要演讲，主题是“谋求持续发展，共筑亚太梦想”。总书记在演讲中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而这个引人注目的“新常态”的提法及其主要特点，值得我们文化建设认真研究并积极适应。相对于作为基础的经济建设而言，文化建设属于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的建设。也就是说，经济建设的诉求与追求，往往会渗透在文化建设的理念与举措中，也会决定着文化建设的方法与步骤。比如我们一度就笃信人均GDP的大幅增长将大力拉动文化消费，而未能细察这个“增长”的结构构成及其消费取向；比如我们一度也认为文化设施就应建得“有文化”，只是不少为显“政绩”的设施把“显豪华”当成了“有文化”；比如我们一度还认为“大歌舞”能够壮势“大繁荣”，于是不管大庆典、小庆贺都弄得花团锦簇、“群星灿烂”并滋生出“文化包工头”……虽然那些“文化的虚火”被明令禁止而紧急刹车，但文化建设要真正回归“润物无声”、“攻心为上”的功能，还需要“志存高远”、“坚守理想”，还需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也还需要努力把握“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大格局，要有积极适应新常态的大智慧。文化建设要积极适应新常态，第一，要再度审视文化建设的本质和功能。近读习近平总书记所著《之江新语》，我们看到他10年前就发表过两篇关于文化建设的精辟之论。在《文化是灵魂》一文中他写道：“一位哲学家曾做过这样的比喻：政治是骨骼，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这一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在《文化育和谐》一文中他指出：“文化即‘人化，文化事业即养人心志、育人情操的事业。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文化育和谐，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和必然要求”。正是因为深彻洞悉文化的本质和功能，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主持文艺工作座谈会时就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建设要积极适应新常态，就其本质而言要以“弘扬中国精神为担当”，就其功能而言要以“凝聚中国力量”为使命。这是我们文化建设积极适应新常态的重中之重。第二，文化建设要积极适应新常态，就要真切领略文化建设的方法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对于我们的文化建设而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常态；与之紧密关联的“新常态”，是反映当前“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是表现当前“人民群众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要求的“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事实上，文化建设的方法和追求，其根本规律和基本特征就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以生活为源，强调的是生活决定文化建设的内容，也决定文化建设的取向；比生活更高，是如总书记所要求的，要“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第三，文化建设要积极适应新常态，就要努力把握经济新常态的理念和举措。简言之，我们需要把握的理念一是着力于“质的提升”而非“量的泛漫”，二是着眼于“结构优化”而非“同质繁衍”，三是着手于“创新驱动”而非“要素驱动”，四是着意于“多元动力”而非“单一取向”。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有许多就是针对“质的提升”而言。他所说的“文艺创作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同样存在于我们文化建设的一些方面。因此，着力于“质的提升”就要改变“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改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我们的文化建设只有努力把握经济新常态才有可能积极适应经济新常态，才有可能逐步确立自身的新常态，才有可能在“高原”上崛起“高峰”，在“春季”里鼓荡“清风”。着力于“质的提升”是文化建设新常态的根基。关于着眼于“结构优化”，是目前在文化建设许多层面上都应通过深化改革来加以调整的重要举措。在整体层面上，主要是着眼于科技进步给文化发展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是科技使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效率进入生活，扩大了文化的覆盖面并增强了其渗透力；另一方面是这一进程中用户角色的重大转变，也即“用户创造内容”现象的发生，我们将为这种蕴含能动创造的文化体验去进行文化创造。结构优化，还体现在各文化业态建设的具体层面。以传统舞台演艺业态而言，当我们初步完成文艺院团的“转企改制”之后，接下来要做的一是实现其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也即真正实现“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二是在市场主体“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前提下，实现“以资本为纽带的兼并、重组”，提高文化企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与此同时，我们要为文艺院团这一“市场主体”搭建运营平台， 全面促进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流动。如目前“保利院线”和“中演院线”的所作所为。关于着手于“创新驱动”，可以说也是文化建设积极适应新常态的个中要义。中国经济新常态，不仅与资金、技术、信息人员流动达到高水平的亚太市场密切关联，而且与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同步进行。城镇化作为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必然推动我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必然主导我国现代文化的发展进程。“创新驱动”是相对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而言的，这在文化建设的新常态中更应得到高度重视。如果说，我们既往的“继承创新”较多关注“要素驱动”，那么“创新驱动”则呼唤着文化建设的“集成创新”。作为科技创新理念的平移，文化建设的“集成创新”一要有自主意识，创新要素与内容的选择要服从主体解决文化发展问题的需要；二要有跨界意识，要全面开放创新要素与内容的选择视域，以实现主体选择的最优化；三要有协同意识，要善于集中智慧、凝聚优势、开放建构、转型升级；四要有贯通意识，要将各创新要素与内容有机整合，生成一个具有独特品格的有机整体。关于着意于“多元动力”，就文化建设积极适应新常态而言，特别鲜明地体现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中。作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确定的文化建设目标之一，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有三个要点：一是要建立“体系构建”的协调机制，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均等化；二是要建立群众评价反馈机制，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三是要整合相关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与之相关，还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发展，培育文化非营利性组织。这里的“社会化发展”，其实是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自我表现、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是我们文化建设新常态要培育的“多元动力”。我们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设施建设、项目组织、活动开展方面都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着意于“多元动力”作为适应新常态的举措，要特别在“引导群体心理”上下功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文化创新工程”国家项目，我们最近验收了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的“文化惠民示范村建设”和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的“主题社区建设”，关注到二者在群体心理引导方面有共通之处：即一是讲和谐，使人心不争；二是讲凝聚，使人心不散；三是讲陶冶，使人心不俗。面对中国经济呈现出的新常态，文化建设要有积极适应新常态的文化自觉，以使我们能更好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能更好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责任编辑：楚小庆）

Abstract：Urbanization is an impetus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t is mainly expressed in civilians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urban culture continually promoted by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We must strengthen our awareness of integrated cultural innovation. Civilizing people refers to that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peoples cultivation and humans essential power. The soci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is actually to guide people to express themselves， educate themselves， and serve themselves in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course， we should positively adapt to new state， re-examine the essence and function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clearly comprehend the means and pursuit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endeavor to grasp the conception and measures of the new state of economy.

Key Words：Urbanization；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Civilize Huma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Guide People； Cultural Constr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