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奇,张磊

摘要：党的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内人事制度的重大改革。本文从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内领导干部人事制度基本情况进行了分析，提出建立党内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的迫切性，邓小平采取了在中央设置顾问和顾问委员会解决领导干部职务的新老交替，并选拔大批中青年干部充实到党的各级领导岗位，对党内离退休制度的建立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关键词：邓小平;离退休制度;历史贡献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03-0010-02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深刻地改变和影响了中国，而干部离退休制度则是新时期诸多改革特别是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大成果。这项制度的确立，是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下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对新时期党内干部队伍建设、党的事业和国家政权建设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为我国保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作出了历史贡献。

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内干部人事制度基本情况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组织路线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了四个现代化建设为重心的政治路线，中国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历史进程。

正确的政治路线，需要组织路线来保证。邓小平指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1]（P.177）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有了重大的长足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干部队伍年龄老化，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状况严重。二是部分干部的文化和专业知识水平较低，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和知识结构亟待提高和改善。

二、 建立党内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

早在1964年1月，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中，提出了军队干部年轻化问题。但是，由于当时接班人问题不是十分迫切，加上“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这个问题没有提上日程。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到：认真选好接班人，要抓紧搞好传帮带的问题。同月，军队裁员新方案准备就绪，中央军委批准通过了《关于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方案》。在1978年3月20日由解放军总政治部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宣布了让50万部队干部转业的计划。[2]（P.95）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三条标准，讲话还提出，要把大批年富力强的优秀中青年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需要尽可能地具有专门的科学知识和技能。

1980年2月2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各组召集人汇报会上讲到中央的人事安排和设立中央书记处问题时说：“对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岁数大的同志，我总的倾向是，包括我在内，慢慢脱钩，以后逐步增加比较年轻的、身体好的、年轻力壮的人。这是一个总的决策。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以后，陈云同志、先念同志和我都不兼副总理了，逐步地、慢慢地推一些年轻的、身体好的同志在第一线。”[3]（P.292）此后，经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明确提出要废止领导干部终身职务制。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决定》;1980年9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

三、中央设置顾问和顾问委员会解决领导干部职务的新老交替

设置顾问和顾问委员会，是顺利解决各级领导班子新老交替的一种过渡性的组织形式。早在1975年部队整顿期间，邓小平提出了设置顾问。在1980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设置顾问的决定》，规定在县级以上单位设置顾问。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正式规定在中央、省、市、自治区设立顾问委员会。规定中顾委成员要有40年的党龄和领导经历，邓小平是第一任主任。中顾委的全部172位成员保留全薪、级别和各种待遇，但不再在正式决策部门任职。邓小平宣布，中顾委只会存在10年到15年。他解释说，之所以成立中顾委，是因为它的委员拥有过渡期所需要的特殊革命经验。[4]（P.535）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我们干部老化的情况不说十分严重，至少有九分半严重。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就缺乏活力。现在着手来解决，采取顾问委员会这种过渡的形式，比较合乎我们的实际情况，比较稳妥，比较顺当。”[5]（P.315）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到：“两年前我就说过，我希望带头退休。顾问委员会一成立，我就说这是过渡形式，归根到底还是要建立退休制度。因为位子就那么多，还要精兵简政，老的腾不出位子，年轻的上不了，事业怎么能兴旺发达。这一点，也要学发达国家，有些第三世界国家解决的也比较好。”此时的中共中央将逐步实现干部队伍和各级领导班子的新老合作与交替，大批提拔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提上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日程。

四、逐步实现新老干部的“交接班”，选拔大批中青年干部充实到党的各级领导岗位

大批提拔中青年干部，是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二大选举产生348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新当选的211名，其中包括江泽民、李鹏、李瑞环，最年轻的是胡锦涛，时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39岁。1984年，大约还有200万，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在工作。但是到了1986年，他们当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退了休。[6]（P.307）1985年到来之前，邓小平为了解决已经拖延了一段时间的上层交接班问题，提议在1985年召开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这比规定的时间1987年提前了两年。实际上在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召开了一次特殊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宣布了重要的人事退休与对潜在接班人的任命。出席会议的共有992名干部，规模几乎与党代会一样大。在代表会议之前的四中全会上，总共有64名担任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老干部宣布退休，约占全部委员的五分之一，其中包括9名政治局委员，其中有叶剑英、邓颖超、王震等。这64人中有61人都过了67岁。其中一人是政治局常委叶剑英，由于没有提名其他人取代他，政治局常委的人从6人减为5人，除了邓小平以外，还有陈云、李先念、胡耀邦和赵紫阳。在中央委员会新当选的64名委员中76%有大学文凭，平均年龄50出头。[7]（P.544）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四大的十年间，顾问委员会历时两届。新老干部合作与交替已取得如期进展，干部离退休制度已全面建立并且顺利实行。作为一种过渡性组织，顾问委员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五、干部离退休制度建立的历史性贡献

（一）解决了改革开放后党内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问题，实现了党内干部的年轻化

干部离退休制度的实行，大批老干部退休或退居第二线。在2002版《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大事记》采用中央组织部省、市、自治区机构改革小组报告记载：到1985年9月，在中央和国务院新任命的127名正副部级干部中，中青年干部近百名;国务院行政系统81个部门的领导班子的正部职领导平均年龄为56.6岁，55岁以下干部的比例由10%增加到30%。这样就使改革开放初期领导干部老化的现象得到解决，党政机关臃肿的问题得到很大改善，也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顺利交班夯实了基础。

（二） 使我国的干部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进而保证了党在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退休制度的建立规定了领导干部的任职期限，这就打破了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为实现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奠定了人事管理的制度基础。规定了领导干部的任职年龄和任职期限也为我们国家政治权力稳定的代际转移奠定了基础，从而保证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进行和政治运行的稳定;并有利于发现和培养人才，选拔优秀人才，保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为保持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总结了国际共运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例如前苏联，斯大林从1922年起担任俄共（布）总书记职务，直到1953年去世为止。其后的苏联领导人，如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三位高龄领导人都逝世于任上。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和金正日也都逝世于任上，还有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领导职务终身制或“钦定”接班人。改革开放后建立的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破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1989年9月4日，邓小平把党内高层领导人——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杨尚昆和万里——叫到家中商量他的退休计划。刚开会，邓小平就提醒他们，他过去多次说过，自己最后责任之一就是建立硬性退休制度，使老干部能够自动把权力交给更年轻的领导人。邓小平向他的同事表示，退休年龄没有硬性规定是制度上的一个重大缺陷。邓小平说，假如他死在任上，有可能引起国际麻烦;最好还是在他仍健在时交出职务。但是，尽管如此，他觉得自己仍可以通过会见他所熟悉的外国客人发挥一定的作用。[4]（P.600）著名华裔学者、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奥斯科谢分校政治系教授戴维·W·张认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自己从政治舞台上退下来之前就已经挑选了不同年龄段的人接班，这在共产主义世界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率先垂范，从党中央做起，从他自己做起，用榜样的模范行动，来一级带一级，一层影响一层，为建立退休制度和年轻人接班，走出了关键性一步。这是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所作出的突出历史贡献。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三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美]傅高义，冯克利译.邓小平时代[M].北京：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英]理查德·伊文思，田山译.邓小平传[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3.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