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和诗人们，终究也只能落在朝朝暮暮的时光里，包裹在人们的细节记忆中。花自飘零水自流，曾经的自觉或是无奈，曾经的高峰或是平地，曾经的光华凛然或兀自独步，曾经的优雅华丽或迷离边缘，终了都一样。诗人们都渐行渐远，渐行渐远……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半段，贵州诗歌界活跃着“三廖一张”。这4位诗人是廖公弦、廖国松、廖涛声、张克。他们热烈地歌咏，虔诚地书写，形成了当时的审美主流。他们的诗作多发表于《诗刊》、《人民文学》、《山花》，在贵州赢得了广泛的瞩目，拥有足够的粉丝。

我们念兹在兹的，是我们身处的时代。时代是每个人终生的襁褓。每个个体生命，都在承受、体验宏大的国家和时代的命运，绝对无法超越。时代的清水、浊流都无可避免地将我们冲刷。

“三廖一张”的诗歌现象，有较深的地理、人文、意识形态的规定性，也受诗人们阅读视野、知识结构、文学修养、艺术造诣因素的制约。他们都孜孜以求地经营他们的诗歌王国，他们的诗，又几乎都表现出他们所处年代和所处社会的直接影响。它的出现是时代的，局限的，因而是短暂的。历史大潮创生了它，也淹没了它。

“三廖一张”中，年岁大的张克是1930年的，最小的廖国松是1940年的，他们年纪比我大。廖国松是我老友，60年代初期，他的才气有点儿掩抑不住了，他捕捉细节和形象的能力，受到普遍的夸奖。“红蜻蜓在秧尖吸着水滴，苞谷林飘出泥土的香气”，“一双脚踏陷了灶边泥土，数不尽的围腰磨成破布”等等。这些诗，有他自我的观察，也有跟风应景之作。后面一首就是写城市也要公社化的，这无可避免。《山花》的沈耘老师很器重他，连续给他发了许多诗作在“田园拾掇”、“山乡短笛”栏目里，《来访》、《小病》、《午后》、《七夕》、《鞭声》、《河边》《雨后》、《夜渔》、《笛声》、《雪夜》、《村中》等等。引得我十分羡慕。

《读》，比较能够代表他那批田园诗的风格：蜻蜓在牛角上逗弄清风，泥沼里八哥儿啄着虫虫，放牛娃低着头念些什么？绿蓑衣沉浸在疏疏雨中……呢喃的燕子从田坝飞来，撞歪他头顶圆圆的斗篷，闪现出手中的语文课本，一颗心失落在书页之中……

于今读来，难免稚嫩，可谁能去苛求当时二十出头的青年？何况，在那个年代，廖国松在艺术上有他自身的唯美的追求。特别是对诗歌色彩的选择和追逐，对诗歌音韵美以及山野景致的选择和追逐，都透出清新、洒脱、轻灵，有一种淡淡的超脱绝尘的意味。他在许多诗中一再表现开满“紫色的蚕豆花”的旷野，“月光染白了房上的丝瓜”，“插在白云里的黄色篱笆”浓淡渗渟、诗意郁郁，初具风格。这可能与他以后的绘画有内在关联。

其实，这个时期，天边已有雷声，狂风眼看乍地而起，我们懵然不觉。没多久，廖国松对我说：沈耘说以后不会多发这类田园诗了。

风暴如期而至。狄更斯描述的时代来了，最好、最坏的时代，信仰、怀疑的时代，光明、黑暗的时代。

廖国松到山野去了，当了一名地勘队员，悄然潜行。诗，还在写下去，是隐态的、抽屉的，唱着独自的探求。风暴过去，他在《杜鹃花开》中写道：杜鹃花开，杜鹃花开，到处是花的山，花的谷，花的崖，我们在花海中测量，带回一个花的梦，花的境界……

啊啊，我们的诗人痴心不改！

我大学毕业不久，分配去了兴义。80年代了，一次，来省作协开会，散会后，张克说第二天坐我们的车去兴义，我当然欢迎。张克，关岭人，个子魁梧，我们是一起开会认识的。他说他要去看兴义泥凼石林，然后和云南路南石林作个比较。他那时对旅游很投入。我知道，张克写诗几十年了，《喜雨》、《贵州乡情》、《黄果树观瀑》、《贵州的山》、《脚踏贵州道》都有影响，还有《行云》、《征程集》等诗集问世。他解放初期就在军区《连队生活报》当记者，以后又在《贵州日报》写报道，时日熏染，他有了“行走诗人”印记。

贵阳到兴义350多公里，在北京吉普上，我们一路多谈文学，打发时光。我说：“张老师，我背几首诗你听？”

从大山的底层扬起头来，

沿着山路登上七十二拐;

大自然在测验人的毅力，

将世界的弯路重叠在一块。

我在这里看见劳动人民的意志，

笔直地突破天上的云彩;

一种喜悦豪情顿时闯入胸怀，

我们挥手宣告作大自然的主宰。

哦哦，远近高山大峰都变得低矮，

而人升腾着：上一拐，再上一拐！

“快三十年了，你还记得？”我看见张克的激动状。作为诗人，有什么比读者记得他几十年前的诗更激动、更欣慰呢？

——这是他在50年代末期发在《诗刊》上的《登凉风垭七十二拐》。我因诗的气势而记住了。

我说，你刚从部队下来，写了首“战士回到家乡，一只袖子空荡荡”，遭到非议，说是散布“和平主义”，这有点过了，才少了只胳膊嘛，战争中死的人还少？一将功成万骨枯嘛。你后来写了《采棉姑娘》、《饮马乌江河》，我都记得。

没想到，两年后，我调贵阳和张克在一个单位工作。

张克的诗，政治激情饱满，苍劲沉雄，在新诗与民歌的结合上下了功夫。也有些诗，构思比较平，语言不够精炼，偶有捉襟见肘。

记得刚调来贵阳，我上班是在延安路的一幢大楼的最高一层，得清静。

一天下午，廖公弦和戴明贤不期而至。他们是贵阳文学界泰斗级人物。那时，他们分别是《花溪》杂志主编、副主编。他们叙述了杂志遇到的一点麻烦。我知道《花溪》来路并不平坦，风风雨雨的。两位重量级人物一起来，可见他们很重视。

廖公弦，绥阳人，1956年，他18岁在《贵州文艺》发表了处女作《乡亲！多谢你们的邀请》。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深山笛声》、《望烟雨》、《山中月》、《细雨春风时候》、《那棵阔叶树》、《汗珠》、《秋耕曲》直到《关于长城》、《过虎门》、《海思》等等。我说：让你们做领导，也难为你们了。老廖，你想想，你1957年就写了《壁中的太阳》，就表明了你的立场，说明你很真诚哟！很“正”哟！也很“歌德“哟！

昔日老人们走过这古老的土墙，

总一步一回头把土墙频频回头张望：

这平凡的墙垣有何值得留恋呀，

老人们偏说古墙壁中藏着太阳。

如今擦开墙皮，一排大字闪闪发光，

哦！我的前辈，这就是你们壁中的太阳;

在从前，我还久久地久久地遐想，

原来是红军长征留下的宣传字样。

廖公弦写这首《壁中的太阳》时，年近20，虽说有很深的时代徽印，可把刊物交付给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不放心呢？

还有，《山路边》：“姑娘，清早你打哪儿来？挑一担嫩生生的白菜？”“匆匆赶了三十里，来自山边苗家寨。”“哦，新鲜的白菜最好卖，难怪你汗流满面赶上街。”“呀！苗家这担白菜不肯卖，阿妈叫我特地送到娄山来。”“莫非娄山有个好亲友，你对他这般殷情，这么爱？”“好亲友娄山上千百，千千万万把山开……”“担儿闪闪一串笑，像只燕子飞下岩。”

廖公弦的诗，当时被人称做“涧水清流化诗情”，是不为过的。他的诗，的确有一股山寨溪乡的泥土气息和蓊郁的生活色彩。诗中妙语佳句，俯拾皆是。

我接着说，老廖，你写《傍晚后林阳雀叫》那时，你多轻松、诙谐？肯定不是现在这模样。“傍晚出庄来，依依回头看，明月与山民，性格竟一般。”（《山中月》）你写这些诗的时候，心态肯定轻松自在。你那时在诗歌界大有“独钓寒江雪”之势啊，尽可能回到那种状态去吧！老廖微微脸红：“回不去了！……现在眼睛也不行了！”说后面这句话时，有点顾左右而言它了。

又一次，素昧平生的廖涛声从凯里来找我，自我介绍说在黔东南州文联工作。我说不用说了，又是“格老”，又是“火塘”，又是“米酒”，黔东南的大诗人啊，当年你上《诗刊》频率很高啊！《侗村短笛》啊、《劝酒》啊、《苗岭春晓》啊、《都江堰抒情》啊！

“那时年轻！”他清瘦的脸上露出一丝羞涩。

我还记得他的《春耕》：

汪汪田水，无际无涯，

水面卷起细微的浪花。

水上，插入第一架犁铧，

水下，惊起第一只青蛙。

咯咯、咯咯、咯咯……

声音由近而远。

哗哗、哗哗、哗哗……

声音由小变大。

一声、两声、三声……

霎那间蛙声满田坝。

一处、两处、三处……

霎那间犁头遍地开花。

水上，歌声迎出了朝霞，

水下，蛙声合拍着铧口的步伐。

闹声十里，歌声满坝，

颂公社，歌唱跃进人家。

自然又是那个时代的了。

廖涛声来，是要向我隆重推出云南大学中文系即将毕业的廖小安……

他见我捂着胃和他说话，知道我患了胃溃疡，就推荐了一种黔东南的草药，说他可以找来给我试试……

以后，我没再见到过他，甚至音信渺无。

时间来到90年代，我参与主编了一套贵州文学丛书，第一辑就推出了《廖公弦诗选》、《张克诗选》，考虑文学门类均衡，以及廖国松在小说创作上的新成就，推了本《廖国松小说选》。

曾经在贵州诗歌界活跃过的“三廖一张”现象，并不长久，各领风骚，都拿出了绝活。以后，张克转入传记文学、旅游文学，行色匆匆，足迹遍布贵州山山水水，2000年去世，终年70岁;廖涛声歇笔最早，远离诗歌，转入中草药研究，2005年在凯里去世，终年74岁;廖公弦受任宣传岗位，2003年6月病故，终年66岁，我去景云山向他道别。张廖他们共同的弱项，是精神价值取向的单一化和历史维度的浅显。这不是他们个人功力不逮，而是一种“时代病”。

当年，全国诗风也如此。不用说贺敬之的《三门峡歌》一类：“大笔大字写新篇：社会主义——我们来！”

诗人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够主旋律了，一旦写了《望星空》，“……在伟大的宇宙的空间/人生不过是流星般的闪光/在无限的时间的河流里/人生仅仅是微小又微小的波浪”。批判如期而至：“表现极端陈腐、极端虚无主义的感情，是‘令人不能容忍的的‘政治性的错误。”

贵州已够“中庸”，还能超然度外？

“三廖一张”中，廖国松艺术涉猎最广，艺术品位上乘。他澄澈深邃的诗风，文辞之潇洒，色泽之浓郁，在“三廖一张”中相对突出。他通晓西方文学，兴趣更多集中在人生的失落感和荒诞性上，对人性最本质的关注并对之作出深沉的反思和批判，使他自身的艺术力量不致下滑，保持了那种相对独立的精神力量。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精彩。“三廖一张”，与早先的艾青、田间、公木，与后来的舒婷、顾城、北岛都不能同日而语，不存在煮酒论英雄。他们，前前后后的诗人，都只是诗歌发展链条中的一个个环节。当然，如果“三廖一张”保有多一些自我，多一些独立运思，多一些自己的声音，多一些精神自由的自觉护持，少被权力话语裹挟，那么，在文本的语境里，无疑会具有较深的内涵。

诗，和诗人们，终究也只能落在朝朝暮暮的时光里，包裹在人们的细节记忆中。花自飘零水自流，曾经的自觉或是无奈，曾经的高峰或是平地，曾经的光华凛然或兀自独步，曾经的优雅华丽或迷离边缘，终了都一样。诗人们都渐行渐远，渐行渐远……

作为贵州当代诗歌史，“三廖一张”不可遗忘，不可忽略。他们蠕行于诗坛的沙滩，他们的成绩和局限，毕竟是一笔不大不小的财富。诗歌创作不需要偶像，但他们让人铭记，让人警醒。

（作者系贵州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