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斌， 周月书

(1.南京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江苏 南京210095;2.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江苏 南京210095)

据统计，2013 年中国农民工总量为2.69 ×104万人。在离开家乡经历了一段打工时间之后，一些农民工选择了返回家乡再择业。回到家乡的农民工，创业是重要的就业选择。在自主创业被认为是带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重要渠道的今天，返乡农民工创业有着重要意义，将有效地促进农民增收，农村发展［1］，使更多的农民安居乐业，也有利于维护农村稳定。近年来，中国大力扶持农民创业，实行鼓励农民创办“家庭农场”等政策，为农民在农村创业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和支持。江苏省位于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总量全国领先，农村经济环境良好，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加之政府的积极支持，江苏省近年来农民创业的现象相当普遍［2］。2010 年，江苏省新增农民返乡创业3.29×104人，创办各类企业1.1×104个，投资金额1.395 4×1010元。资金是创业的首要条件，当前，资本已经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3］，农民创业资金短缺现象普遍。本研究选取江苏省返乡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创业性借贷需求及影响因素，以需求来策划供给，提出建议，以期给返乡农民工提供贴合需要的、可行的产品和服务。

1 理论分析

基于已有研究，返乡农民工创业性借贷需求有关因素之间的作用机理从理论上有以下几方面:

1.1 返乡农民工借贷的数量和借贷的时间对借贷的途径选择有显著直接的影响

市场中同时存在不同的借贷方式，例如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可以提供数额较大的借贷，借贷的时间和利率等则相对较为固定;而亲戚朋友之间的非正规借贷在借款时间方面则存在相对大的弹性，借贷的数量一般不大。不同的借贷方式适用于不同的借贷数量和时间需求。因此返乡农民工在借贷途径的选择上，受其借贷数量和借贷时间的直接影响。

1.2 返乡农民工创业计划影响借贷数量、借贷时间和借贷途径

创业计划包括创业类型和预计的投入规模两方面。不同的创业项目所对应的资金投入水平和盈利能力不同，资金投入水平决定了借款需求量的大小，直接影响借贷数量;盈利能力则对应着创业者日后的偿债能力和速度，因此会影响借贷的时间长短。同时，有些创业项目可能受当地政策影响，会更加倾向于采用正规借贷方式获得资金。故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计划会对其借贷数量、借贷时间、借贷方式等有直接的影响。

1.3 返乡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直接影响其借贷途径

社会资本包含返乡农民工所拥有的人脉资源和社会活动能力等方面。人脉所在的领域不同会对其借贷的途径选择有很大影响，例如亲戚朋友中富人多的返乡农民工可能会比较倾向于通过非正规形式获得资金，而亲戚朋友在银行、政府等有关单位工作多的农民工则更有可能通过他们获得银行贷款。善于社交，社会活动能力强的返乡农民工获得难度较大的正规借贷的可能性更大。

1.4 返乡农民工对融资渠道的认知与评价直接影响其借贷途径

人的观念和态度对其行为有最为直接的影响，甚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返乡农民工对各种借贷途径的认知和评价，对其借贷途径的选择有重要的直接影响。

1.5 返乡农民工的经济资本不仅对借贷数量有直接影响，还通过创业计划对借贷数量有间接影响

经济资本是指该返乡农民工当前所拥有的财富情况，创业的资金一方面来自于借贷，剩下的则依赖于自身积蓄，因此返乡农民工的经济资本对其借款的数量有直接的负向影响。另一方面，农民工当前的经济资本会直接影响其创业计划。中国农民具有“量入为出”的传统思想，返乡农民工在考虑创业项目和投入水平时，其当前所拥有的经济资本是重要的决定因素。而创业计划对借贷数量有重要影响，因此经济资本通过创业计划对借贷数量有间接影响。

1.6 返乡农民工的打工经历通过创业计划间接影响借贷数量和借贷时间，通过社会资本间接影响借贷途径

打工经历包括外出打工的时间、地点、职业类型和收入水平等几个方面。返乡农民工的打工经历会对其日后的创业计划有重要影响，打工内容加深了农民工对该行业的了解，提高了农民工的技术水平，在创业项目的选择上会更加倾向于相近的行业。外出务工的时间、地点决定了农民工在外接触的事物，影响其眼界和雄心，进而影响其创业项目的选择。打工收入会对其创业的投入水平产生影响。因此打工经历会通过创业计划间接影响借贷数量和时间。不同的打工经历还会为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带来一定的影响，打工时间更长的农民工在外会认识更多的人，因此打工经历会影响其社会资本，进而间接影响其借贷途径的选择。

1.7 返乡农民工的人力资本通过经济资本、创业计划间接影响借贷数量和借贷时间，通过社会资本和对融资渠道的认知与评价等间接影响借贷途径

人力资本包括学历、年龄、婚姻状况和是否拥有技术等方面的内容。人力资本水平不同的返乡农民工所能适应的创业项目不同。人力资本层次较低的会倾向于选择小本经营，或者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项目;而人力资本较高的可能从事的创业项目更富挑战性，例如创办工业企业、开办大型农场等。同时人力资本高的返乡农民工通常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带来更多资本积累。因此返乡农民工人力资本会对其经济资本和创业计划有直接影响，进而间接影响借贷数量和借贷时间。

人力资本对其社会资本有显著的影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力资本高的农民工通常结交的人群的社会地位更高，他们通常更善于与人打交道，社会活动能力更强，具有更高的社会资本，他们也因此了解更多关于借贷渠道的信息，对于贷款可能要承担的各种成本的评估值更低，评价更高。因此人力资本会通过社会资本和对有关借贷途径的认知与评价，间接影响其借贷途径的选择。

2 实证分析

2.1 数据处理

本研究的“返乡农民工”定义为:在本乡镇以外的城镇地区从业6 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回到家乡且决定不再外出务工的农民。研究对象限定为返乡后有创业实践活动的农民工，而对于只有创业意愿没有实践行动的则不作讨论。

调查分别选取苏北地区的盐城和连云港、苏中地区的泰州和南通、苏南地区的镇江和苏州作为样本区，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调查当地农民工的返乡创业情况，回收有效问卷231 份。调查问卷主要包括:农户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创业意愿和创业金融需求情况。

本研究采取路径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根据理论分析，本研究涉及的变量有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借贷计划(包括借贷金额、借贷时间和借贷途径)、打工经历(包括打工时间、打工地点、打工职业和打工收入)、创业情况(包括创业类型和预计创业投入规模)、人力资本(年龄、教育、技术、婚姻状况)、经济资本(家庭年收入)、社会资本和对借贷途径的认知与评价因素。其中借贷途径用银行借贷比例替代;不可直接观测的变量分别是社会资本和农民工个人对借贷途径的认知与评价因素，在此采用里克特五级量表的形式进行衡量。

由于模型中涉及两个不可直接观测变量(社会资本、对正规金融渠道借贷的认知与评价)和一个需要综合衡量的因素(人力资本)，在运行路径分析模型之前，先使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提取公因子。人力资本探索性因子分析的KMO 值为0.712，共提取了1 个公因子，解释了信息总量的65.289%。

由于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SC)和认知与评价(Cognition and evaluation，CE)两因素由若干五级量表组成，通过对量表的信度进行检验，社会资本和认知与评价量表的整体Cronbach’s a 系数分别为0.755和0.722，整体信度较高。排除个别信度不足的选项，修正后的两因素量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KMO 值分别为0.661 和0.706，均可以做因子分析。社会资本量表中剩余4 个项目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共提取了1 个公因子，解释了原始数据信息量的59.754%。认知与评价量表的因子分析共提取了3 个公因子，累计解释了原始信息的60.107%。认知与评价量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旋转成分矩阵显示，在构成认知与评价因素的12 个量表问题(CE1 ～CE12)中，CE1、CE2、CE3、CE5、CE6 和CE10 收敛在因子1 上，CE7、CE8 和CE9收敛在因子2 上，CE4、CE11 和CE12 收敛在因子3上。根据各因子所对应的项目的含义，将因子1 命名为直接成本因子;因子2 命名为协议兑现程度因子;因子3 命名为隐形成本因子。

至此，根据研究的理论分析和数据处理的结果，本研究初步的结构模型如图1。其中e1-e10 表示残差项。

图1 返乡农民工创业性借贷需求影响因素路径分析结构模型图Fig.1 The structure diagram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redit demands of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to start businesses

2.2 实证结果

2.2.1 模型的修正与拟合 本文将可直接观测变量的考察情况和不可直接观测变量因子分析的得分代入路径分析模型中，运用Amos7.0 计量软件进行相关的路径分析。初始模型的路径分析结果显示，模型中“打工时间—＞创业类型”、“打工职业—＞创业类型”、“打工收入—＞创业投入规模”、“人力资本—＞创业投入规模”、“人力资本—＞创业类型”、“创业类型—＞借贷数量”、“人力资本—＞隐形成本”等7 条路径不显著，故予以删除。

修正后模型的卡方值为501.3(对应的P 值为0)，卡方值自由度比为4.436(自由度为113)，两指标未能达到适配标准，此外还有增值适配度指标中的TLI 值仅为0.887，低于适配临界点，绝对适配度指标中的RMR 值为0.073，高于临界适配点。但除此之外模型中其他指标均符合相应的判断标准。分别有三个绝对拟合度指标RMSEA、GFI、AGFI 都达到标准要求值，模型整体拟合适配程度高;从简约拟合指数值与标准要求比较来看，PGFI = 0.668、PNFI=0.746、PCFI=0.753，均在适配范围(＞0.5)之内，模型简约;从增值拟合指数来看，IFI，RFI、CFI和NFI 都符合相应的标准。修正后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尚可。

模型修正后运行结果如表1 所示，其中23 条路径均分别在0.01、0.05 和0.10 水平上显著，23 条路径标准化后的系数绝对值均在0 至1 之间，符合标准。

表1 路径分析修正后的路径系数表Table 1 The revised path coefficients

2.2.2 模型运行结果 如表2 所示，表中直接影响是指相应路径两端变量之间直接作用力的强弱水平，即标准化后的路径系数，该系数由系统直接给出;间接作用是指从原因变量到结果变量中间所经过的两条或两条以上路径的直接影响力的乘积(不包含直接路径)之和;总影响是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之和。

表2 返乡农民工创业性借贷需求影响因素修正模型效果分析表Table 2 The revised effect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returned migrant workers credit demands for starting businesses

2.3 结果分析

从模型的运行结果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2.3.1 返乡农民工创业性借贷数量和借贷时间对其银行借贷比例的影响 两条作用路径均达0.01显著水平，理论分析中第1 点得到完全有效验证。借贷数量对借贷途径选择的直接影响为负，标准化后的作用系数为－0.393;通过借贷时间对银行借贷比例的间接作用力为0.285，总影响为－0.108。返乡农民工需要借贷的数量越多，其愿意通过银行等正规途径获取借贷的比例反而越低。原因可能是因为返乡农民工认为能够通过银行等正规途径获取的资金数额是受限制的，借贷的总金额越高，银行等正规渠道借贷的比例就会相对下降。另一方面，借贷的时间长短与银行借贷比例之间为正向关系，标准化后的作用系数为0.305，预期的借贷时间越长，越倾向于向银行借贷。说明返乡农民工对银行等正规融资渠道的创业性借贷需求以长期借贷为主。

此外，借贷数量对借贷时间长短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路径系数为0.934，达0.01 显著水平。说明借款数量越多，返乡农民工越倾向于进行长期借贷，还款周期越长。

2.3.2 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投入规模对借贷数量、借款时间和银行借贷比例的影响 创业投入规模对借贷数量、借贷时间和银行借贷比例的直接影响分别为0.942、－0.768 和0.646，均达0.01 显著水平。由于借贷数量、借贷时间和银行借贷比例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因此创业投入规模对借贷时间和银行借贷比例还存在间接影响，间接作用力分别为0.880 和－0.336。因此创业投入规模对借贷数量、借款时间和银行借贷比例的总作用分别为0.942、0.082 和0.310。农民工创业投入规模越大，其借贷的数量越多，借款时间相对也会更长，通过银行等正规途径借贷的比例也更大。创业的投入规模越大，预计的资金缺口会越多，需要借贷的金额越多，还款的时间也会相对较长。数量大，还款时间长的借贷需求下，银行等正规形式的借贷更能满足需要。

在创业类型方面，创业类型对借贷数量的直接影响不显著，而创业类型对借贷时间的影响达0.10显著水平，对银行借贷比例也有显著的影响，显著性水平为0.01。但是由于创业类型对创业投入规模具有显著的影响，修正后的路径系数为－0.210，显著性水平为0.01，因此创业类型通过创业投入规模对借贷数量、借贷时间和银行借贷比例存在间接影响。经计算，创业类型对借贷数量、借贷时间和银行借贷比例的间接作用系数分别为－0.198、－0.023和0.052，对借贷数量、借贷时间和银行借贷比例的总作用力分别为－0.198、－0.085 和－0.209。

综合以上分析，理论分析中第2 点得到验证。

2.3.3 社会资本对返乡农民工银行借贷比例的影响 社会资本对返乡农民工银行借贷比例有较弱的正向影响，标准化后的路径系数为0.045，显著性水平为0.10。说明具有更高社会资本的返乡农民工向银行借贷的比例更高。理论分析中第3 点得到验证。

2.3.4 返乡农民工对融资渠道的认知与评价对返乡农民工银行借贷比例的影响 返乡农民工对融资渠道的认知与评价包括其对向银行借贷的直接成本的认知与评价、对借款合同兑现的认知与评价和对这种借款方式可能存在的隐形成本的认知与评价三部分，研究结果显示这三项认知与评价因素均对返乡农民工的银行借贷比例有显著的影响。其中直接成本的认知与评价对银行借贷比例的负向影响达0.01 显著水平，路径作用系数为－0.088，返乡农民工对银行借贷比例所需付出的直接成本的预期越高，越倾向于从其他途径借贷;协议兑现的认知与评价对银行借贷比例有正向影响，达0.01 显著水平，标准化后的路径系数为0.301，说明贷款协议兑现程度越高，对贷款用途的约束越少，返乡农民工就越倾向于采取正规途径获得借款;隐形成本的认知与评价对银行借贷比例有负向影响，达0.05 显著水平，标准化后的路径系数为－0.073，农民工对这种隐形成本的估计值越高，向银行借款的比例越低，越倾向于非正规途径的借贷。理论分析中第4 点得到验证。此外，三者中，协议兑现的认知与评价的影响力最大，达到0.301，其余二者分别仅为－0.088 和－0.073。

2.3.5 返乡农民工家庭年收入对借贷数量的影响返乡农民工家庭年收入对借贷数量有显著的负向的直接影响，标准化后的路径系数为－0.038，显著性水平为0.05。但同时，家庭年收入还通过创业投入规模对借贷数量、借贷时间和银行借贷比例有间接的、正向的影响。这种正向的影响甚至抵消了其对借贷数量的负向的直接影响，使得该因素对借贷数量的影响系数达到0.413。家庭年收入越高，经济资本越丰富的返乡农民工，更有胆量借更多的资金从事创业活动，进而导致其更倾向于延长借贷时间，并从正规渠道借贷。家庭年收入在返乡农民工创业过程中所具有的对农民工“量入为出”的支出指导作用已经大于其所具备的财富积累作用。理论分析中第5 点得到验证。

2.3.6 打工地点对借贷数量和借贷时间的影响 返乡农民工的打工经历包括外出打工的时间、主要打工的地点、打工的职业类型和打工的收入，理论分析中打工经历通过创业类型间接影响借贷数量和借贷时间，通过社会资本间接影响借贷方式的选择。在模型的修正中，打工经历的几个因素，因“打工时间—＞创业类型”、“打工职业—＞创业类型”、“打工收入—＞创业投入规模”3 个路径不显著而予以删除之后，“打工地点—＞创业类型—＞借贷行为”成为打工经历对借贷数量和借贷时间的主要影响路径，打工地点在0.01 的显著性水平上影响创业类型，影响系数为－0.155，由此可以计算得出打工地点对借贷数量和借贷时间的总影响分别为0.031 和0.013。反映打工经历的4 个因子(打工时间、打工地点、打工收入和打工职业)，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均显著，作用系数分别为－0.091、－0.282、0.287、－0.062，它们通过社会资本因素对银行借贷比例的作用力分别为－0.004、－0.029、0.013 和－0.003。打工时间越长，打工地点越远反而不利于其社会资本的积累，使其在创业过程中反而更加倾向于向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综合以上分析，理论分析中第6 点只得到了部分验证，返乡农民工的打工经历通过社会资本间接影响借贷途径，但其中只有打工地点通过创业计划间接影响借贷数量和借贷时间。

2.3.7 人力资本对江苏返乡农民工借贷行为的影响 人力资本包括学历、年龄、婚姻状况和是否拥有技术等因素，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家庭年收入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力，作用系数为0.082，显著性水平为0.05;但是其对创业计划中的创业类型和创业投入规模的影响均不显著。同时人力资本对社会资本有显著影响，显著性水平为0.10，作用系数为－0.076;对认知与评价因素中的隐形成本因素不存在显著的影响，对直接成本评价和协议兑现程度评价两个因素有显著影响，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5 和0.01，作用系数分别为－0.073 和－0.352。因此人力资本主要通过家庭年收入即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认知与评价三个因素间接影响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借贷行为。经计算，人力资本对返乡农民工借贷数量、借贷时间和银行借贷比例的作用力分别为0.037、0.003 和－0.089。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借贷的数量越多，时间越长，但银行借贷比例越低。说明返乡农民工更加倾向于通过非正规渠道借款。理论分析中第7 点得到部分验证。

3 对策建议

3.1 重视金融政策扶持，加大正规信贷资金供给

目前农村金融市场供给不足，或者门槛过高、扶持面过窄，不能满足返乡农民工创业的需要。因此应当重视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金融扶持，加大正规信贷资金的供给。不断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增加扶持面，拓宽融资渠道，完善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建立全面科学的授信评级系统，营造良好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融资环境。

3.2 强化市场区分，实行借贷产品差异化

有较大数目、且伴随着较长还款周期的借贷需要的农民工，将更加倾向于正规途径获取贷款;而有短期的、小额的借贷需要的返乡农民工则更青睐非正规形式的借贷。应当顺应返乡农民工的这种市场选择行为，强化市场区分，在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等借款方之间应实行借贷产品的差异化，这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返乡农民工的借贷需求，同时也有利于降低银行机构的交易成本。

3.3 对接创业需求，提高金融扶持针对性

在制定有关金融扶持政策时，应充分研究返乡农民工的创业需求，重点对那些农民集中创业、且以正规借贷为主要融资手段的行业进行扶持，使金融扶持政策更加符合当地实际，也更有针对性，提高扶持效率。

3.4 提高认知评价水平，提高融资渠道采纳率

返乡农民工对某一借贷方式越了解，评价越高，越倾向于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贷款。在评价项目中，影响最大的是协议兑现的程度。因此，一方面银行等应通过宣传，使返乡农民工更加了解并接受正规借贷;另一方面也应重点保证合同的兑现程度和资金使用的限制，提高正规途径信贷的美誉度。

3.5 返乡农民工提高自身资本存量，提高贷款可得性

返乡农民工应当注重自身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思想文化水平、社会活动能力等综合素质，一方面提高正规借贷的可得性，另一方面也提高创业成功的概率。对于政府及金融机构，应结合地区经济发展、正规及非正规金融机构发展情况，有针对性的依次去提升返乡农民工不同方面的资本，以达到引导他们按照合理、现实的方式达到所需信贷的目标。

［1］ 钟甫宁，何 军. 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扩大非农就业机会［J］. 农业经济问题，2007(1):62-70.

［2］ 黄瑞玲，安二中. 经济波动下返乡农民工就业促进机制的创新——基于江苏省13 市1106 名返乡农民工的调研［J］. 现代经济探讨，2011(9):70-74.

［3］ 褚保金，莫 媛. 金融市场分割下的县域农村资本流动——基于江苏省39 个县(市)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11(1):8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