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综述

彭昕，女，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政治学研究。

刘正妙a，彭昕b

(湖南科技大学 a.湖南省毛泽东研究中心湖南科技大学基地；b.商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他的政治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继承和发展。2013年，不少专家学者对毛泽东政治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宗教思想、国际战略与外交思想和军事思想研究。

关键词：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综述

收稿日期：2014-10-13

基金项目：2014年度湖南省社科基金毛泽东研究与湘学研究专项资助课题“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研究”(14wtc20)；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13c296)；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1956—1966)”(13JD21)；湖南科技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中公民参与机制创新研究”(E51320)

作者简介：刘正妙，男，湖南省毛泽东研究中心湖南科技大学基地、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研究；

中图分类号：A8

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他的政治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一直以来，专家学者都非常重视研究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深入研究毛泽东政治思想，对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作用和现实指导意义。2013年，学界又涌现出了一批高质量的有关毛泽东政治思想的研究成果。

一、关于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的研究

对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的研究，历来是学界关注的重大问题。尤其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学界对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在宏观方面，颜佳华对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逻辑结构、政治意识思想、政治制度思想、政治行为思想及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的继承发展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等，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认为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是在继承与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批判性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近代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的价值取向是人民当家作主。毛泽东关于政治意识的思想、政治制度的思想、政治行为的思想是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的基本结构要素。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之间存在着逻辑结构上高度的契合性、相似性、一致性。[1]此外，师泽生也对毛泽东政治思想的理论品格作出了宏观考察，认为它体现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继承与超越、借鉴与批评的科学态度，一切为了人民、服务人民的价值宗旨和锐意创新、与时俱进的鲜明特色。[2]

1.毛泽东人民民主思想的研究

如何看待毛泽东民主思想？有研究者致力于考察毛泽东的人民观。郝立忠认为，毛泽东不仅把人民群众看成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动力，而且将为人民谋解放和谋幸福视为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视为评价理论和实践的根本标准，把坚持人民大众的立场、坚持阶级分析方法、坚持调查研究和坚持践行群众路线作为实现人民观的必由之路，并能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实际来界定人民的具体内涵，蕴含着丰富的民主思想。[3]

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具有何特点？王荣芳将延安时期毛泽东民主思想的特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目的与手段相结合、民主与集中相结合、政治和其它工作领域的民主相结合、代议制民主与参与民主相结合、人民民主的明确性与统一战线的广泛性相结合[4]。

人民民主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要让人们当家作主，首先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毛泽东一生都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周振国将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的基本内涵概括为：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人民的授权主体地位；人民的监督主体地位；人民的利益主体地位[5]。陈兴华认为，毛泽东的人民主体价值观具有丰富的内涵，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价值主体是人民大众；价值取向是人民群众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价值目标是共产主义、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实践路径是群众路线；制度保障是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价值评价标准在于是否合符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6]

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是毛泽东人民民主思想研究中的一个新视角。魏晓文认为，毛泽东在不同层面对协商民主展开了艰辛探索，第一，对党内协商民主的探索；第二，对统战工作中的协商民主的探索；第三，对协商民主制度化的探索。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具有社会主义共识性、与统一战线的亲缘性、监督性、批判性等特征，对当今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具有重要启示[7]。

于化民以国共内战中的阶级关系变动为视角勾勒了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形成轨迹，认为国共内战引起了国内阶级状况的重大变化和政治格局的重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以此为依据对阶级政策不断地作出调整。不过，并没有机械地照抄马克思工农民主专政理论，而是强调把尽可能多的人团结到革命统一战线中来。[8]邸乘光论述了毛泽东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上，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在社会主义国体的民主上，强调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在社会主义政体的民主上，强调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功用上，强调民主是目的、是手段、是方法、是工具、是“新路”；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上，强调要辨别两种不同性质的大民主及大民主和小民主的适用范围。[9]

2.毛泽东政权建设思想的研究

毛泽东政权建设思想创造性地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进行政权建设的问题，是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梁柱认为，人民政权建立之后，毛泽东坚持不懈地为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保证人民政权纯洁性而进行了探索，体现三个方面：切实保证人民政权的性质，维护人民最根本的权力，建立真正平等的关系[10]。朱清认为，毛泽东在坚持和发展民主集中制的伟大实践中，开创性地指出了民主集中制是增强“党的团结”、确保“党内关系”走上正轨的基本准则；是坚持群众路线，确保党的决策科学化的根本保障；是发扬党内民主、“巩固党和发展党”的根本制度。[11]刘兴旺认为，毛泽东对民主执政的探索，经历了“民本”到“民权”理念的发展，“民运”到“共存”实践的进步，“破”与“立”的制度探索，以及“民治”到“大民主”监督上的失误。[12]肖泳冰认为，毛泽东政治话语体系具有突出特征：真理性、价值性和实践性的高度统一；政治思维、理论思维和文化思维的高度统一；批判性、借鉴性和原创性统一。其对中国现代政治话语体系构建具有重要启示，即坚持政治话语体系的主体性，把握政治话语博弈的主动权，提升政治话语体系的行动力。[13]

关于毛泽东的民主建政思想的主要内容，马哲军总结为以下三点：贯彻人民民主的本质属性是民主建政的根本方向；开好人民代表会议是民主建政的主要途径；坚持正确的基本原则是民主建政成功的关键。[14]

3.毛泽东权力、自由思想的研究

最近一段时期，关于毛泽东是否是独裁者的争论颇为激烈，争论的中心之一是毛泽东如何看待权力。2013年，有一些著名的研究者就毛泽东权力观进行了研究，回应了有人对毛泽东是独裁者的攻击。金仁认为，独裁者信奉权力至上，但毛泽东不留恋权力；独裁者通过世袭制实现权力更替，毛泽东能从全局出发思考接班人的选拔培养；独裁者需要借助个人崇拜树立自己的威望，毛泽东对个人崇拜保持了冷静与理性的态度；独裁者无法听进他人观点，毛泽东能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独裁者漠视民生问题，毛泽东时刻把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总而言之，毛泽东能理性和客观地看待权力，不能把他看成是独裁者[15]。陈志刚考察了毛泽东权力观的来源和演变，认为毛泽东权力观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经济基础是保障政治权力的前提；政治权力来自于武装斗争；辩证地看待权力的消亡和强化。毛泽东对权力运行的民主机制进行了艰辛探索；吸纳不同阶层的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切实保障权力民主；初步探索了党政分开的问题、党代会常任制和领导职务任期制，坚决反对权力腐败和异化。[16]魏福明考察了毛泽东资产阶级权利理论的渊源，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资产阶级权利理论的误读，是毛泽东晚年独断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独断不是独裁。[17]

自由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个永恒的话题。毛泽东对自由问题进行了持久而深入的思考，形成了丰富的自由思想。令人遗憾的是，学术界较多地关注和研究了马克思的自由思想，而对毛泽东的自由思想却少有涉及。2013年，仅有黄显中和周福振研究了毛泽东政治方面的自由思想。黄显中考察了毛泽东无支配自由与民众大联合思想的辩证关系：毛泽东的政治概念不是单纯只有无支配自由的内容，或单纯只有民众大联合的形式；而是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相互补充。无支配自由包括国家与人民两个方面，民众大联合分为斗争与团结两个方面[18]。周福振认为，毛泽东提出的关于自由的思想主要内容有：以民主促进自由，以自由促进民主；要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重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思想信仰和身体的自由；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等等。[19]

4.毛泽东政党制度思想的研究

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派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世界政党史上的伟大创举。毛泽东为创立和建设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做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有研究者就此进行了研究。夏燕月将毛泽东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贡献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创立多党合作理论，奠定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提倡协商民主思想，指导新中国诞生的伟大实践；制定正确方针政策，巩固完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20]。曹希岭探讨了毛泽东对新中国政党制度的艰难抉择，认为1947 年底，中共和毛泽东确实考虑过新中国实行一党制。1948年初，由于中国国内政局发生变化，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及民盟等民主党派的重新组建和活动，再加上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的电报明确表示不支持新中国实行一党制，主张多党共存，才使中共和毛泽东最终选择了多党合作制。[21]李正华梳理了毛泽东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发展轨迹，认为其孕育于民主革命时期，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逐步走向成熟。毛泽东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而且做出了杰出贡献。[22]

5.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的研究

毛泽东早在青年时期就非常关注妇女解放和妇女权益维护问题，并以此作了大量调查研究。谭元亨就20世纪初期毛泽东对客家妇女的调查进行了探讨，认为毛泽东为更好地动员边区民众积极支持及参与革命，深入中央苏区部分农村地区，对当地的整体社会特别是妇女问题进行深入考察，内容涉及生活状况、生产、政治、革命、婚姻等问题诸多方面，为苏区政府制定正确的妇女政策提供了参考和依据，有效地指导了当时的革命实践[23]。刘宁元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形成，最终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以农村为中心的妇女运动方针的确立及根据地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最深刻、最典型的落脚点。毛泽东对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进行的多次农村社会调研均将妇女和儿童问题列为重要的研究专题，为苏维埃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的制定，妇女权益的保障和维护提供了客观依据，确定了实际可行的男女平等的指导原则，在革命主体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24]郭正红对李大钊与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在形成上具有相同理论来源和不同的历史背景；在内容上既一脉相承，又存在明显的区别；在特征上都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但李大钊偏重于民主性，毛泽东侧重于革命性。[25]

6.毛泽东法制思想的研究

有人认为毛泽东重“人治”轻“法治”，重“责任”轻“权力”，忽视人民群众权利，用政治标准代替法律标准。这样的看法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与此相反，不少人客观地指出毛泽东法制思想虽然不及其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那样博大精深，但它也是组成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与政治军事思想紧密相连，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迟方旭认为，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法治建设的三个最重要的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宪法领域，主持制定了第一部宪法；在刑事法领域方面，创制了死缓制度；在民法领域，启动民法典的编撰[26]。段丽认为，毛泽东法律思想原则，如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立法原则；民主的立法原则；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立法原则等，对我国刑法立法原则产生了重要影响。[27]段知壮阐述了毛泽东法律思想的主要特性，主要表现在其阶级性与平等性、人民性和民主性、慎重性和宽容性三个方面。[28]汪铁民认为，毛泽东对新中国法制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废除国民党旧法统的基础上，领导中华民族开始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立法运动，掀开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新纪元；主持制定了五四宪法，以法律的形式正式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原则和思想，有力地推动了新中国民主法制建设。[29]

二、关于毛泽东民族宗教思想的研究

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垒格局结束以来，有两大问题成为全球热点：一个是宗教问题，另一个是民族问题。当前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战争和冲突，大多都以民族和宗教为旗号。我国的新疆问题，西藏问题也是受到这种国际形势的影响，因此学术界特别关注和重视探讨民族和宗教问题。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和军事家，他就如何看待和解决宗教和民族问题提出过许多正确的观点，成功地解决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民族宗教问题。

1.毛泽东民族宗教思想形成发展的研究

毛泽东民族宗教思想有一个孕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桑杰考察了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形成的条件，认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理论，是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实际是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形成的历史依据；我们的民族进行的长期共同的革命斗争，是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形成的政治基础；我国民族分布的情况和民族地区资源分布特点，是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形成的现实基础[30]。乌兰认为，毛泽东倡导的民族自治自决是指尊重民族平等权利，在民族平等基础上建立统一国家，而非独立自决。毛泽东和早期中国共产党赞同民族自治自决，不仅着眼于当时风起云涌的世界民族主义革命，更落脚于推动摆脱国际帝国主义侵略，实践民主主义中国的统一[31]。

在史学界，有人认为，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才“临时的”、“突然的”决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而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并没有认真思考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毛泽东等在建国前夕放弃建立联邦制共和国的设想，更多只是一种“斗争策略”。对此，熊芳亮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民族问题无论对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中国革命而言，都可谓生死攸关；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系统、长期地开展了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并经受了实践检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斗争的主要目的之一；“民族平等”、“民族自治”的基本立场是始终如一的[32]。

2.毛泽东民族宗教思想内容的研究

关于毛泽东民族思想的内容，桑杰将其归纳为三点：民族平等团结是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核心；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关键；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是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根本归宿点。[30]吴群认为，毛泽东民族理论包括以下内容：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形式、基本政策；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是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途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条件。[33]陆鹏论述了毛泽东关于民族主体、民族灭亡、中华民族、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相互关系、民族问题与社会革命的关系、正确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等方面的思想。[34]肖锐认为，毛泽东民族理论内容丰富、深刻、系统，包括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思想，关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纲领和政策思想，关于民族工作的原则、方式、方法等。[35]

关于毛泽东宗教思想的内容，毛国庆将其总结为以下七个方面：宗教是有其现实社会基础、阶级基础的；宗教社会功能具有两重性；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处理宗教问题要服从党的基本任务；将宗教对国家的关系同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关系相区别；决不可采取行政命令禁止宗教；保护宗教寺庙宫观，保护宗教文物，保护一切优秀文化遗产。[36]新中国成立后，宗教问题非常复杂，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何虎生认为，毛泽东对其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和探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团结宗教界人士，合作建立新中国，重视做宗教界上层工作，扩大和巩固了党与宗教界的统一战线；指导和推动宗教制度进行民主改革，使中国宗教获得了新生，迈出了与新中国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步伐；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规定为新中国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积极探索解决中国宗教问题的新理论和新办法；等等[37]。

3.毛泽东民族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关系的研究

毛泽东民族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关系是源和流、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毛泽东民族思想博大精深，是一系列独创性的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历史经验和根据。没有毛泽东民族理论与实践，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民族理论的继承、创新和发展。

金炳镐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最根本的有两方面：什么是民族，如何促进民族发展；什么是民族问题，如何解决民族问题。毛泽东民族理论中关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论述，关于民族问题实质的论述，关于民族的阶级构成、民族的主体的论述，关于民族消亡的论述，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最根本的两个方面奠定了理论基础。[38]王立胜认为，毛泽东民族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奠基作用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奠基于毛泽东思考民族问题的一个基本原则，奠基于毛泽东民族哲学思想，奠基于毛泽东民族思想，奠基于毛泽东处理中国民族问题所设计的制度框架，奠基于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中的运作和操作智慧。[39]

4.毛泽东解放和治理西藏思想的研究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西藏的解放和治理，围绕西藏的解放和治理进行了深入思考，作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

王小彬的《中国共产党西藏政策研究》，详细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作者利用国内外新的研究成果和最新发现的档案文献资料，澄清和辩驳了学界关于西藏发展史上存在的一些错误的认识，合理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解放、治理西藏的宝贵经验，提出了不少新观点[40]。扎西勾勒了中共和毛泽东和平解放西藏方略的提出及其实施的过程，并将毛泽东和平解放西藏方略的基本经验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坚持和平解放的方略，坚持在解决民族地区问题时“慎重稳进”的方针，坚持涉藏问题是中国内政的思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处处为西藏人民群众的利益着想。[41]陈德杰认为，毛泽东凭借独特的战略眼光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准确研判国际国内战略形势，高度重视民族和宗教政策的落实，采取政治和军事相结合的策略，以团结依靠西藏上层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为根本，争取大多数进步力量，孤立少数顽固分子，将解放西藏和治理西藏同时进行，取得了巨大成功。[42]此外，丁勇、杜玉芳等还对毛泽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其他观点进行了论述，如“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先礼后兵”、“兵后有礼”；等等。

三、关于毛泽东国际战略

与外交思想的研究

近年来，国际上有人不断制造所谓“中国威胁论”，一些国家还别有用心地挑动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矛盾纠纷，千方百计地打压和阻扰中国的发展。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周边环境，毛泽东国际战略与外交思想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1.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研究

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应该包括如下内容：什么是本国的核心利益，威胁本国核心利益的主要外部威胁来自何处，在国际上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维护本国核心利益。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回答。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苏争霸态势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处于不利态势，被迫实行收缩政策，并考虑改善对华关系。而苏联锋芒毕露，急剧扩张，对中国国家核心利益构成很大威胁。基于国家利益的迫切需要，毛泽东重新审视中美关系，逐步形成利用美国全球战略调整，推动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战略构想。对此，宫力进行了深入研究，详细地阐述了中共和毛泽东酝酿和制定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战略决策的历史过程， 认为毛泽东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和决断力，理解了美方传递的信息，敏锐把握时机，因势利导，利用乒乓外交，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43]。

有一段时间，有人曾将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国策戴上闭关锁国的帽子，并认为毛泽东是闭关锁国论者，没有国际战略眼光。对此，薛广洲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被西方敌对势力封锁扼杀的状态。即使面临这一国际环境，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没有放弃对外开放。毛泽东为打破西方大国对中国的孤立、封锁，扩大对外经贸往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因此，说什么毛泽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是毫无根据的，是违背历史事实的。[44]胡为雄对建国后毛泽东国际统一战线理论的发展和演变进行了考察，认为，从历史进程看，毛泽东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开始主要是为了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后来主要是为了争取中间地带，团结“第三世界”，中苏边界冲突后，其军事战略重点则从反美转向反苏。总而言之，毛泽东提出国际统一战线理论，目的是想造成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维护中国的根本利益。[45]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核心利益，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也就是如何维护国家的主权完整和不受外来威胁。唐根华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从发展对外关系、捍卫国家安全、维护主权尊严、粉碎分裂图谋、反击外来入侵、反对政治威胁恐吓等方面，较为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建国后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46]。李久林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毛泽东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制定了关于亚非拉的国际战略思想，坚决支持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把交朋友的重点放在亚非拉，团结亚非拉国家和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维护了新中国的国家利益。[47]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孙君健的专著《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研究》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述。作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从权利的视角，对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来源及毛泽东国际政治战略论、时代论、力量对比论、秩序论和价值取向等内容进行了探讨，突破了西方现实主义学派权力分析和理论构建的方法。[48]

2.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研究

毛泽东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他始终注视着世界风云变幻，并且不失时机地根据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调整中国的外交策略。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和成功实践，体现了一个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务实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认真研究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和实践，对于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进一步开创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谭天星将其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灵魂；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基本方针是和平共处；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和划分三个世界是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主要创新之处；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体现了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斗争气魄；学习世界先进经验体现了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博大胸怀；不搞双重国籍体现了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人文关怀。毛泽东外交思想具有以下现实意义：指导当代外交工作的理论武器；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正能量；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思想保障；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力的重要源泉。[49]沙健孙对毛泽东关于新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对外工作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主要阐述了毛泽东如下的外交思想：对外工作的主要目标是保障本国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站稳民族立场，独立自主办外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基础；反对大国主义，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区别对待第一、第二中间地带国家；对战争、和平问题的判断与保卫世界和平的途径；学习外国的好的经验与发展对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合作的问题。[50]姜安考察了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历史逻辑，认为，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毛泽东站在“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提出了自己的独立外交思想。谋求主权独立，建立现代化民族国家，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历史价值观和历史使命诉求。毛泽东在思考中华民族与外国列强之间的关系时，逐步形成强烈的民族自主崛起意志。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外交观是独立自主外交的思想支柱。毛泽东的外交价值维度非常重视诉诸国际伦理的理解和阐释。[51]张勉励认为，毛泽东围绕“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外交决策，对国际形势做出了一系列判断。[52]李捷在《毛泽东与新中国》一书中也对毛泽东外交思想进行了归纳，并阐述了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成就和影响。[53]

关于毛泽东外交实践的研究。邸延生介绍了毛泽东从延安时期至1976年5月最后一次接见巴基斯坦总理为止的外事活动，以及在国内和国际风云变幻背景下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时淡定自若的智慧和风采。作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写作态度，考证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以生动活泼的语言、严谨的行文风格，对毛泽东与斯诺、米高扬、斯大林、赫鲁晓、蒙哥马利、尼克松、基辛格等外籍人士的交往进行了历史再现。[54]陈敦德在研究新中国外交谈判时论及了毛泽东外交实践，对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最早的中美建交谈判流产了”；“印度后来居上，抢在缅甸之前谈判与中国建交”；“中法建交谈判引发‘外交核爆炸’”；“中美间一波三折的艰辛谈判”等重大外交历史事件中的外交活动进行全面、深入的介绍。[55]此外，刘守旭《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历程》也对毛泽东的外交实践活动进行了考察。

四、关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

毛泽东军事思想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科学地回答和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尽管人类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军事领域里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但人们仍然能深刻地感受到其军事思想和理论的光辉及渗透力，仍然在不断地体悟和研究那深邃的军事思想和传奇的军事实践。

1.毛泽东军事思想内容、特点和历史地位的研究

关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内容。胡为雄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世界政治军事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的军事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补充和发展十大军事原则；号召弱小国家结成统一战线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以弱制强；争取中间地带国家，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孤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把握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争取和平，不怕战争，准备战争。[56]徐江虹论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军事创造性思维，认为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目标、任务预期与实践发展相统一；战争实践不可重复性与作战方法重复运用相结合；战争发展不平衡性与进攻道路选择求异性相适应。[57]张海归纳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贡献，一是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军学说，创造性地提出新型人民军队建设思想；二是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武装斗争理论，艰辛探索中国特色革命战争道路；三是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创造性地提出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指导思想。[58]齐德学认为，毛泽东军事智慧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有充分的展示和发挥：未雨绸缪，避免了临急被动应战；果断作出抗美援朝战略决策，一举震惊了全世界；灵活战略战术指挥，取得了战争胜利；有效控制战局，实现了朝鲜战争局部化。[59]

关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特点。李泉认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仅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而且吸收了中外军事思想的精华，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其主要通过高度的理论自觉与自信、实践自觉、历史自觉得以呈现和展示。[60]

关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历史地位。任海泉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价值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建军之基，是胜战之魂，是安邦之本，是思维之钥。[61]马卫防认为，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基础，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法宝，是建设强大国防的思想指南，是认识军事问题、认清军事规律的思维工具。[62]毛新宇认为，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发展的里程碑，它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共军事斗争实践的科学总结，它成功地指导了中国革命战争和新中国国防建设与军事斗争；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世界军事理论发展和军事斗争实践的光辉典范，它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巨大影响；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思想的理论基础。[63]

2.毛泽东军队建设与国防思想的研究

关于毛泽东军队建设思想。毛泽东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没有谁比毛泽东更注重人民军队建设。纵观建国后几十年，学术界对毛泽东人民军队建设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毛泽东人民军队性质、宗旨、职能、制度化、现代化、建设目标、原则以及毛泽东人民军队建设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等问题上。2013年，有研究者也从这些方面对毛泽东军队建设思想进行了探讨。沙健孙论述了毛泽东军队现代化建设思想，认为毛泽东在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如把单一的军种兵种的军队发展成为合成军队；用现代化的装备武装军队；加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大力搞好军事训练等；注重军队政治建设[64]。王茂森认为毛泽东人民军队制度建设思想给予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必须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本质和认清中国的国情、军情，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必须从整体上重视人民军队的制度建设，反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必须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外国军队制度建设的好的经验，反对拿来主义；必须大力加强和完善军队法律制度建设，反对法律虚无主义。[65]姬文波认为，建国初期毛泽东为中国军队现代化做出了杰出贡献：一是决定大规模精简整编军队，统一编制，逐步完成由单一陆军向诸兵种联合军队的过渡；二是确立以文化教育为主的训练方针，注重军事院校在教育训练中的地位，采用多种措施提高官兵素质，培养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军事人才；三是学习苏联现代化的军事科学。[66]杨肇林记录了共和国海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从无到有的创立细节，披露了毛泽东决策解放海南岛；三军协同攻占江山、限制美台“防御”范围；指挥万炮震金门；下令把侵犯海南岛的美机打下来；韬光养晦歼灭入侵的南越军舰、一举收复西沙群岛等战役的内幕，认为毛泽东缔造的海军使中国结束了有海无防的屈辱历史。[67]

关于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沙健孙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特别强调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按照积极防御的方针建设国防；建立独立、完整的现代化国防工业体系。[64]李殿仁认为，毛泽东对中国国防建设作出了伟大贡献：一是深刻阐述了国防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指出必须实现国防现代化，为新中国国防建设指明了目标和方向；二是确立了新中国防御性国防政策，制定实行积极防御战略策略，为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提供了科学依据；三是指导国防力量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为国防事业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四是探索总结出了国防建设的具体指导原则，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68]胡洁认为，毛泽东提出的一些有关国防建设的思想，如在对抗中捍卫主权完整，在巩固中建设强大国防军，在发展中建设强大的国防体系等，为新中国国防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石。[69]

3.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研究

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既是毛泽东个人对中国历次革命战争指导艺术和战争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又是全党全军长期以来在战争实际问题上集体智慧的结晶。2013年，学术界涌现出了一批高质量的有关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研究成果。

金冲及阐述了毛泽东对战略思维能力的认识，即在毛泽东看来，战略思维能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局性的眼光，就是看问题不仅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整体；二是敏锐的预见性，就是看问题要看得远看得准，对初露端倪的倾向具有敏锐的识别力，能够分辨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而且能预见其发展趋势。[70]张文木重温了毛泽东战略思维，对一些与毛泽东战略思维相关的重大事件进行了回顾，如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如何对待“划江而治”方案、出兵西藏、抗美援朝、对斯大林的评价、对印自卫反击战，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认为毛泽东战略思想产生于中共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现实问题的实践中，具有张合有度、恰到好处的特点，与毛泽东博大的胸怀和长远的历史眼光是紧密相连的。他的战略思想贯通传统与现代并实现了二者之间的完美结合，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斗争形势中，是我们需要结合现实实践深入学习和运用的精华。[71]王向清分析了毛泽东“兵民是胜利之本”命题提出的背景和根据，认为从毛泽东为实现该命题，从实践方面采取了两个适当的对策: 第一，促使人民群众自觉自愿与军队团结起来，真心实意支持军队的工作；第二，指出了军队如何与人民群众结合的问题。[72]程炜将毛泽东战略思维的主要内容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实事求是的本体战略思维，统筹兼顾的整体战略思维，高瞻远瞩的前瞻性战略思维，着眼特点的创新战略思维，把握核心的重点战略思维和敢于斗争的求胜战略思维。[73]赵万须论述了毛泽东关于战争胜负的主要决定因素观点，认为，“战争”与“战争胜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将其和它们的主要决定因素混为一谈。毛泽东关于“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的阐述是其战争观的体现，而不是战争胜负观的论断。毛泽东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战争力量和主观的努力。[74]夏洪波探讨了毛泽东“慎重初战”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理论根基，并认为其包含以下内容：必须打胜仗，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阶段战略。[75]王向清对毛泽东军事实践智慧进行了探讨。[76]

毛泽东一生经历的战争状况之复杂，指挥过的战役之多和规模之大，都是前无古人的。在他指挥的战争中，包含着丰富的战略战术思想。龚平阐述了毛泽东的十三场战事，包括秋收起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战事、赣南战事、第一、二次反围剿、长征、蟠龙战事、渡江战役等的战略战术思想。[77]毛泽东是立国之战——抗美援朝战争的最高指挥者。他从战争实际出发，正确实施战略指导，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吴宏亮认为毛泽东出兵朝鲜有如下原因：第一，毛泽东不希望在中、朝、苏三国关系上看到朝鲜的天平偏向苏联一方。同时尽可能地保持对朝鲜的影响，以减少金日成对自己的猜忌以及斯大林对中国发展的疑虑和对其本人的不信任。第二，毛泽东希望化解中苏同盟在形成之初的危机，争取对苏关系的主动权。第三，中美冲突的升级。[78]王宜秋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为研究对象，阐述了毛泽东对中国大国地位确立的伟大贡献。[79]曾晨英以第一反围剿为例，分析了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认为毛泽东之所以确定诱敌深入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战略方针，其主要目的是要战略退却到根据地内腹心地域，依靠革命根据地有利的人民和地理条件来改变敌强我弱力量的对比，最终打败敌人的围剿。[80]

关于毛泽东兵法战策。孙宝义按照认识论、实践论的一般规律，以“攻读篇”、“借鉴篇”、“决策篇”、“谋略篇”、“价值篇”为主题，对毛泽东兵法战策思想进行了研究。作者通过列举大量素材、案例，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毛泽东的大智、大勇、大谋略，再现了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激情燃烧的峥嵘岁月。[81]谭一青对毛泽东兵法中的以下思想进行了研究：诱敌深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游击战术十六字诀，避其锐气、击其惰归，首站必胜，零敲牛皮糖，积极防御、后发制人，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认为毛泽东兵法来源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集中体现了以弱胜强之道，注重战争中军事力量的培养与塑造。[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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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