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东，曹 幸

(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宜昌 443002)

医患关系一直是当前社会比较关注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对此展开了深入研究，成果丰硕。笔者在中国知网以“医患关系”为关键词，检索出的论文有27，912条，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围绕医患关系成因、表现形式和对策等内容展开深入研究，研究视角和方法涉及社会学、医疗技术、医疗信息、医疗法律制度、医疗卫生体制、舆论监督等多个方面，从医技、医价、医药、医风和医疗制度等方面全面、系统地认识、研究医患关系，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关键。本文主要从医生伦理道德和国家法律制度保障两个方面，对学术界关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诸项策略进行了归纳总结。

一、医生人伦道德的弘扬

伴随经济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与国家的医疗科技水平普遍上升。然而人们对于中国的医院和医生满意度并不高，医患关系不和谐，甚至出现恶化的状况，由医疗事故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常发生。医院、政府和学术界高度重视医患纠纷问题，学者们纷纷展开讨论，深入分析原因。例如邓寒梅在“近二十年中国文学中的医患关系审视与伦理建构”中认为，当今医患信任的缺失，主要在于医患双方权利与义务不对等、双方关系物化和彼此缺乏理解信任［1］。吕志远、胡澜的“重建现代和谐医患关系的伦理学思考”提出了医患信任缺失的成因，进而着重对医患关系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伦理学思考和探讨，这是基于已有的社会公德意识和医德规范来维系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2］。王晓波在《医患关系困局的伦理审视》中，首先肯定了医患关系是一种道德关系，医患信任的缺失其实是道德的缺失，道德的缺失是直接影响医患关系信任的因素［3］。

对于如何改善医患关系，提高医生的仁心仁术，学者们提出了不同对策:

第一，有的学者侧重于提高医生的医术水平、诊断治疗能力与责任心等，加强医方的职业道德规范是追求医患关系良好秩序的根基。例如李正关、冷明洋在“医患关系与医德现状实症比较研究”中指出，加强医方自身修养，改善医德医风，是医患双方信任的根本［4］。郑文清、周宏菊也认为医务工作者应提高伦理学的敏感度，加强医务人员的人伦道德，伦理，价值观的提高和认识，加强职业道德的修养是建立医疗信任的重要基础［5］。然而目前这些举措并未提高病人对医院和医生的满意度，改善医患关系。大多数患者认为，只有医生提高自己的医术水平，减少病人因过度检查导致的经费与精力、时间支出，提高病人治愈能力，才是真正的好医生。

第二，有的学者主张医生利用人文关怀化解医患作为不同利益主体的矛盾冲突。例如胡文华强调以人文精神和人伦道德融入到整个医疗过程中［6］。樊杰在《人伦坐标和人伦秩序》中从传统伦理到现代伦理阐述了当今医患信任缺失的原因，人伦道德在医患信任中的重要地位，并提倡传统和现代伦理相结合是加强医患信任的有效途径［7］。学者纷纷向中国传统文化寻找提升人伦道德的良策，特别是传统的医患伦理。例如潘新丽在《论传统医患伦理的现代价值》中指出，传统医患伦理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有助于降低医患关系的物化程度;传统医患关系从根本上表现出道德性质，有助于改变医患利益分离和对立的现状;对医生医德的注重，抓住了改善现代医患关系的根本;对患者责任的强调，有助于增加医患信任［8］。这些都是今天医生、患者人际交往互动中较为薄弱的内容，需要进一步加强。总体看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加强医生的人文关怀精神和道德，认为这是建立医疗执业的根本因素，只有医生敬畏生命，尊重病人，对病人负责，才能真正赢得病人的信任与尊重，改善医患关系。王一方、赵明杰在《医学的人文呼唤》一书中对此展开了详尽论述［9］。这些研究成果都强调了加强人文关怀的重要性。

第三，有的学者主张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特别是医患信任关系的建立，需要整个社会重视人文主义思潮，医生、患者和民众都应该注重人伦道德，提高自身素质，营造互信的良好人际关系。赫文君、李杰在《生命伦理学中的自主与信任》中提出制度化、法律化下的医患关系不能根本解决医患信任缺失的状况，提倡人伦道德是建立医患信任的根本［10］。李德玲、吴燕琳在《信任源理论对构建医患关系信任机制的启示》中提出以个人德行品格和人伦精神为信任源，建立医患信任机制［11］。因此，分析探讨传统医患伦理的现代价值不仅有助于自觉地继承医德的优秀传统，对现代医学和医疗的完善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我们对于传统伦理文化也不能一味赞扬，比如“人情观”就需要辩证对待，孙岩和李建兰已经专门针对人情观下的医患关系进行了研究，具有很好的启发［12］。

二、社会医疗制度和法律对患者的保护

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现在医患关系紧张，并不单纯是医生和患者的人际交往与情感互动问题，还有更为重要的因素——社会制度、法律和医疗制度的不健全。由于现在的法律制度不健全，医患双方都得不到制度性、法律性的保护，其言行举止也缺乏相关的制度、法律约束，从而造成这种制度性信任的缺失。要想缓解医患紧张关系，形成和谐的医患信任关系，最重要的是对相关制度和法律进行制定、修改，让法律制度为医患信任保驾护航，真正维护医生和患者的各项权利，从而为二者的良性互动提供基础保障。

第一，有的学者从医院方的角度探讨医患信任问题。例如刘扬等在《论医患信任建构的制度基础》中阐述了制度在医患信任的建构中有着基础性的作用，研究了从制度角色探讨医患的信任关系，包括医方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13］。黄峪生更是从医院方提出5条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途径:一是转变思维方式，善待低收入弱势群体患者、厚待中等收入人群患者、优待高收入人群患者，让三类患者都满意;二是医务人员从“恩赐者”向“服务者”进行角色转换，真正把患者当“上帝”;三是服务中落实“人本”理念，对外部顾客——树立救死扶伤的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对内部顾客——善待内部员工，加强科室协调，强化能力建设保证;四是诚信经营，依法行医;五是作好与患者、政府有关部门和媒体的沟通工作，争取宽松的外部环境［14］。

第二，有的学者从国家医疗体制方面，提出建立信任关系的诸项举措。例如王石川在《重构医患信任须从制度破题》一文中，强调医患信任必须从体制上加以反思，建立有效的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不断严重的医患信任缺失［15］。宋言东和蒋秀莲在《医患信任危机与医疗制度》一文中通过建立博弈模型详细论证了医疗制度在医患信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16］。郑大喜从制度经济学语境下探讨医师行为与和谐医患关系，提出医患关系的信任缺失是制度的缺失，提倡建立建立基于声誉机制的医务人才市场，合理配置卫生资源，医院薪酬制度等，来促进医患信任的建立［17］。

第三，有的学者从法律制度方面，提出完善法律制度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的学术研究。例如王伟杰等从法律制度的层面研究医患信任，认为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没有法律制度作为保障，存在一定的缺陷，只有加强法律制度的完善，用法律制度体系来确保医患双方的信任，才能真正达到效果［18］。钱丽荣、王伟杰也从患者权利的角度，指出完善医疗行业的法律法规，促进医疗行业的法制化建设，也是保障和促进医患信任的有效途径［19］。刘扬、王晓燕“论法律在医患信任重构中的作用”列举了部分的法律规章，肯定了法律制度对医患信任建构中的重要性，又提出法律的局限性和缺陷型［20］。

第四，有的学者从医院、医生和患者的法律关系、责任与义务方面进行研究。例如王旭主编的《医患关系学》从法律角度阐述了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医患双方关系形成法律化，规范化，使医患双方在制度法律上权利和义务得以保障和实施［21］。祁国华则认为医患关系是处于一种平等关系的的法律属性［22］。邱杰在探讨和辨析医患关系本质属性定位的分歧后，从医患关系的主体建构角度，将医患关系归结为情感关系、契约关系和消费关系，这对分析医疗纠纷原因，消解医患矛盾冲突及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有着重要意义［23］。

三、小结

笔者认为，解决医患关系紧张问题，构建和谐的医患信任关系，需要从人伦情理上狠下功夫。人伦就是人文关怀精神、伦理道德观念，情是人情世故、人际交往，理就是各种法律制度规范。目前国家已经在医疗报销制度、医疗资源布局、医疗补偿机制、医疗质量和医疗服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医院和卫生部门也制定了大量行业规范制度，从法律制度层面给医患双方的权利更多的保障。在这种大环境下，改善医患关系就需要所有的医生和患者从自身做起，从点点滴滴小事做起，为医患信任关系的建立尽微薄之力，推动整个社会风气的变化。具体而言之，医生和患者双方都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医生要大力发扬“救死扶伤”的大爱精神，增强“生命高于一切”的责任感、使命感，一视同仁对待所有的病患，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而患者也要秉持包容、尊重、真诚、感激之心，信任医生，信任医院，积极配合，多多沟通。

医患双方权利有了法律制度保障后，人伦道德是当今医患信任关系的重要基石。医患双方都抛开利益观的偏差，加强自身的伦理观认识，能从心理上，观念上加以修身，才是取得相互信任的基础。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从多角度去衡量自我，以人伦为基石，以情理为出发点，才能使医患双方相互理解和信任。医患间信任的建构应从道德、伦理、思维等方面去探索，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医患间要换位思考，同情之理解，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1］ 邓寒梅.近二十年中国文学中的医患关系审视与伦理建构［J］.创作研究·当代文坛，2011(5).

［2］ 吕志远，胡 澜.重建现代和谐医患关系的伦理学思考［J］.改革与开放，2009(9).

［3］ 王晓波.医患关系困局的伦理审视［J］.解放军医院管理杂志，2015(2).

［4］ 李正关，冷明洋.医患关系与医德现状实症比较研究［J］.包头医学院学报，2008(5).

［5］ 郑文清，周宏菊.现代医学伦理学导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6］ 胡文华.用人文关怀化解医患作为不同利益主体的矛盾冲突［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2(1).

［7］ 樊 杰.人伦坐标和人伦秩序［J］.学术研究，1998(1).

［8］ 潘新丽.论传统医患伦理的现代价值［J］.山西师大学报，2011(4).

［9］ 王一方，赵明杰.医学的人文呼唤［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9.

［10］赫文君，李 杰.生命伦理学中的自主与信任［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4(3).

［11］李德玲，吴燕琳.信任源理论对构建医患关系信任机制的启示［J］.医学与社会，2012(8).

［12］孙 岩，李建兰.人情观下的医患关系研究［J］.甘肃科技，2013(12).

［13］刘 扬，等.论医患信任建构的制度基础［J］.中国医院，2015(9).

［14］黄峪生.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探讨［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5(6).

［15］王石川.重构医患信任须从制度破题［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5).

［16］宋言东，蒋秀莲.医患信任危机与医疗制度［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1(4).

［17］郑大喜.制度经济学语境下的医师行为与和谐医患关系［J］.现代医学管理，2010(2).

［18］王伟杰，等.我国医患信任的法律制度研究［J］.医学与哲学，2009(6).

［19］钱丽荣，王伟杰.论患者权利及其法律保护［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1(4).

［20］刘 扬，王晓燕.论法律在医患信任重构中的作用［J］.中国卫生法制，2015(6).

［21］王 旭.医患关系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22］祁国华.关于医患关系法律属性的讨论［J］.中国卫生，1997(8).

［23］邱 杰.医患关系的三种表现形式［J］.医学与哲学，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