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泉

(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北京 100101)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沦陷区文学研究(学术主持人:王升远)·

如何评价北京沦陷期的周作人
——兼谈木山英雄、耿德华开拓之作的意义

张泉

(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北京 100101)

主持人语:沦陷区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疆域，也是日本侵华时期中日文学文化关系的一种特殊文学形态。遗憾的是，与欧美、日本学界的研究状况相比，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尤其是大陆学界)对沦陷区作家及其文学创作的研究还远未展开，有限的研究成果中也多有以政治评价代文学评价之弊，缺乏基于具体文本的详尽论释和基于一手文献对相关文化人文化活动的全面考证、对其涉外言论与人际脉络的充分辨证。事实上，在特殊历史文化语境下，周作人、柳龙光和伪满洲国一批重要文化人的文学趣味、民族身份认同乃至政治选择等都不是可以“一言以蔽之”的态度武断视之的，充分考察、呈现其中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毋宁说是当务之急。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邀请国内长期从事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几位重要学者参与沦陷区文学研究的讨论，旨在呈现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的若干新思考、新进展的同时，在材料、视野、观念和方法上为学界提供若干新的刺激，以引起新的讨论。

1937年“七七事变”后，著名文人周作人滞留华北伪政权首都北京。这一选择根本改变了周作人的生活道路，也使得沦陷期周作人的思想、著作的评价问题，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近代中日交流史上的一个焦点议题。本文引入日本木山英雄、美国耿德华等海外汉学家研究周作人附逆期的著作，梳理、分析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而讨论中国日本占领区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方法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周作人;沦陷区文学;文学史方法

新中国有关周作人的学术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一些学者重新评估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上的作用，肯定其五四新文化思想家的地位①钱理群:《试论鲁迅与周作人的思想发展道路》，《中国现代文研究丛刊》1981年第4期;舒芜:《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孙郁:《鲁迅与周作人》，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高度评价周作人后期(包括沦陷期)读书笔记体式的散文②舒芜:《周作人后期散文的审美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1期;刘绪源:《解读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黄开发:《知堂小品散文的文体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4期;等等。。但沦陷期周作人的人生道路，一直是周作人总体评价中的焦点。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关内大片领土以人们意想不到的速度沦为日本殖民地。像大多数北京居民一样，时年52岁的周作人(1885—1967)选择了滞留华北伪政权首都北京。这一选择根本改变了文人周作人的生活道路，也使得沦陷期周作人的思想、著作的评价问题，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近代中日交流史上一个无法绕过的议题。由于种种原因，大陆地区对于沦陷期周作人的研究远为不够。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国外出版了两部研究沦陷期周作人的学术著作。一部是日本一桥大学木山英雄教授的《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东京:筑摩书房，1978，以下简称《北京苦住庵记》)，另一部是美国康乃尔大学耿德华(E．Gunn)教授的《被冷落的缪斯——上海北京的中国文学，1937—1945》(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0，以下简称《被冷落的缪斯》)。那时，一直与外部世界相隔绝的中国大陆，正处在改革开放的酝酿期和萌动期，学术界百废待兴，有许多不实的或偏颇的积案需要重新审视，一些传统禁区或空白如沦陷区文学、日据时期的周作人评价等，还不在中国现代史研究的范围之内。这两部著作一直没有中文译本，也就未能全面介入大陆周作人研究的学术建构进程。

2006年，耿德华的著作以《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为题，由北京新星出版社出版(张泉译)。2008年，木山英雄的著作维持原书名，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赵京华译)，所依据的版本为2004年修订版《周作人“对日协力”的始末——补注〈北京苦住庵记〉及其后日编》(东京:岩波书店)，修订的方式是，正文同初版本，另以加注的方式介绍成书后新出现的材料和观点。

此时，大陆的周作人研究已形成规模。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美国两位重要汉学家的材料、视角和结论，为我们现在力求更完整、更客观地评价周作人，引入了一种迟到的域外参照。

一、大陆的沦陷期周作人研究现况

评估木山英雄、耿德华著作的意义，需要放在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的框架之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对于周作人沦陷期的行为与思想研究的背景之中。

抗战时期的周作人，曾任汪精卫南京伪国民政府治下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940年12月19日—1943年2月4日)、南京伪中央政府委员(1943年3月—1945年8月)等要职，位列为殖民者服务的伪政权高官之列。1945年12月6日，国民政府在北京逮捕周作人，后押解南京。1946年11月16日，首都高等法院作出判决:因“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14年。①《首都高等法院特种刑事判决》(1946年11月16日)，载南京档案馆编:《审判汪伪汉奸笔录(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0页。1947年12月19日，首都最高法院在对周作人的两次不服申诉加以复判之后，作出终审判决，将其刑期改为10年，其他不变。其时，距离国民党、共产党之间的全面内战爆发已逾一年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早已从民族(国族)转化为阶级(国共)。在动荡和战乱中，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周作人汉奸罪的调查与审判长达两年，彰显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与尊严。在而后的学术研究中，引起歧义的不是周作人的政治行为，而是沦陷期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周作人。

早在1942年5月，其时正处于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陕北延安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在阐述战时文艺政策时，把北京伪政权教育督办周作人的文艺，定性为“汉奸文艺”②具体表述方式是:“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这一叙事策略有其简单化的便利性和干预现实的直接性。随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新中国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法典，大陆的沦陷期周作人评价基本囿于上述论断。

问题是，当我们把历史上的研究对象置于宏观的文化思想史脉络时，就会发现，特定文化场域中的作家的文化思想和文艺创造，比他们的政治行为和时政宣言要复杂得多，二者不一定是等同对应的关系。对于那些具有指标性的大作家而言，尤为明显。改革开放以后，对于周作人不同时期的思想与创作的研究，以及同一时期的周作人的不同面向的研究，开始纳入学理的轨道，周作人研究也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里具有独立位置的领域。2003年，鲁迅博物馆黄乔生提出:“周作人研究曾经是鲁迅研究的一个附属，一个副业，一种补充，但它应该是一门独立的学问。”③见葛涛整理:《“周作人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出版工作座谈会”纪要》，《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11期。时至今日，周作人研究著作、论文和资料，已蔚为大观。④相关综述文章有黄开发:《九十年代的周作人研究》(《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7期)、徐彦利:《20世纪末对周作人研究的八种角度与四点注意》(《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黄开发:《近十几年的周作人研究(上、下)》(《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3、4期)等。其中，战时周作人的政治行为与文艺、学术思想，一直是争辩的焦点。

1986年，大陆出版的两种周作人研究著作，均触及周作人在沦陷期投敌的个人原因分析。《周作人评析》扼要将其归纳为周作人思想上的中国必亡论、极端个人主义人生观，以及被周作人所误读的儒家的治世之道及入世思想、亚洲主义意识等。①李景彬:《周作人评析》，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8-296页。舒芜的周作人研究旨在重新发现并突出周作人的正面价值。这一诉求显然使得他的《周作人概观》一书淡化了周作人附逆的罪责及其个人责任:“尽管他堕落的过程中也不是全无矛盾、勉强、反复，尽管这里面也有某些不应该他负责的客观原因，尽管他自己当时和事后作了种种辩解，尽管还有人同情他原谅他，尽管他那一段黑暗历史中确实也还有那么几个亮点，这一切都可以另作专门研究，但是，周作人终于当了汉奸，总归是事实。”而导致他最终坐上伪政权高官位子的，是他的“中庸主义”:“周作人从反封建的前列，一退而为封建的异端派(如明末的山人名士)的护法，再退而与封建妖孽汉奸政客同流，其间一条曲径通幽，就是中庸主义。”②舒芜:《周作人概观》，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版，第85、108页。而后，舒芜又出版《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及其增订本(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也就是说，周作人附逆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悲剧”，是“知识分子命运的悲剧”。

1990年的两部著作作了新的探讨。倪墨炎提出，周作人的失误源于他信奉“历史循环论”。③“一个看不到历史发展的历史循环论者，一个丧失民族自信力的人。一个中日对抗中的‘必败论’者，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的贪生怕死的人。一声枪响，子弹没有钻进他的肚皮，却打弯了他的膝盖，他跪下来了，他屈膝事敌了。”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61页。同时，也注意到周作人对自己的“中国思想问题”论的辩解，认可文人周作人与一般的政客汉奸还是有所差别的。钱理群则将其与现代文学革命传统相链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遗产的背叛，导致周作人失足。④“周作人参预开创的五四传统，一是爱国救亡，一是个体自由，现在周作人对这两者都彻底背离，说他堕入深渊即是由此而来。”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453页。

倪墨炎和钱理群都认为，在日本人的殖民统治下，周作人背离了他原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转而提倡道义事功化。⑤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两个月后，周作人颇有善后意味地写道:“道义必须见诸事功，才有价值，所谓为治不在多言，在实行如何耳。”“离开功利没有仁义。”周作人:《道义之事功化》，载周作人:《知堂乙酉文编》，止庵校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一般认为，这是周作人为他的附逆行为寻找依据。陈思和的看法不同。他在1991年撰文说，周作人一旦亊敌，就不可能再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了，甚至连知识分子与官僚(伪吏)这双重身份也不可兼得，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片冈铁兵因周作人在文学上不配合日本而称其为“反动老作家”，就是一例。陈思和从周作人的思想与性格两个方面入手，提出了一个值得深究的思路:“否定礼教与气节，正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思想特征。”周作人“思想上的超越气节与性格上的实利主义”，是他“下水的重要原因构成”。并强调，周作人高于一般人的“理想境界”，是他在《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汉文学的传统》等文中所表达的思想，即“中国具有独立的文化传统，那就是儒家安邦利民的民生主义，这种思想传统在，中国民族不会亡。或者说，亡的仅是国民党政府，而非中国文化”。陈思和进一步认为，“周作人将文化的涵盖面高于政治以至政权，这是有历史依据的”，这“自然会与日本侵略政策相抵触”⑥陈思和:《关于周作人的传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事实上，也确实遭致日本法西斯文人的严厉批判。这一分析视角，把周作人附逆根源的探寻延伸至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扬弃问题。

1992年，董炳月就周作人的文化观进行了专题探讨:中日文化共同组成的东洋文化，与西洋文化相对立;周作人对日本文学艺术中积淀的“东洋人的悲哀”有强烈的共鸣。因此，周作人的“这种文化选择本身所具有的超阶级、超政治、超国家的性质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三超’倾向与周作人特定的文化人身份正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该文提出，“这种特定的文化心理背景，势必影响周作人对日本入侵者的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他对日本入侵者的归顺。因此，从伦理观念出发，我们把周作人归顺日本人的行为界定为‘附逆’，而从文化观念出发，我们则可以把这归顺表述为‘文化选择’——至少是‘附逆’中包含着一定程度的文化选择因素”。基于这一“超越性”的文化批评观，该文又作了进一步的推测:“即使是在‘附逆’之后，周作人也确实力图维护自己作为文化人的存在方式。所以在‘为吏’的同时他认真从事日本文化和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寻找新的文化价值体系”，甚至“野心勃勃地想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作为大东亚文化的‘中心’，说不定还作着‘同化’日本文化的美梦”。⑦董炳月:《周作人的附逆与文化观》，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2年10月号。

附逆是一种政治行为。由于舒芜(1986)、陈思和(1991)和董炳月(1992)等人对沦陷期周作人的探讨超出狭义的政治定性，把重点转向超越的或广义的思想文化分析，引起了众多旨在纠偏的质疑或怒不可遏的批判。例如，重申和强调:周作人“留给后人的，主要是历史的鉴戒。正确评价这个人物，就必须抓住这个大关节，推源其失节的根由，以重训后世”①曾镇南:《略释周作人失节之“谜”》，《文艺报》1991年12月21日。。评价学者、作家的底线是:“爱国的还是民族危急关头变节投敌为虎为伥的”。据此，周作人研究应主要关注他的汉奸问题，而不是什么他早年的成绩:“除掉或非常淡化他晚年投敌这一段，又过分吹捧他早年什么什么成绩如何重要之类的做法，会给今天读者以一种错误的印象，即认为周作人仍是一位文学大家，甚至进步思想家。”②徐中玉:《我看周作人》，《中华读书报》1995年6月21日。“从1923年和鲁迅反目起，他当汉奸的道路已经铸定了，或脚步已经跨出。”要谈周作人，“首先第一他是一个汉奸，必须郑重其事地说，这不仅是个政治定性，也是人格定性……也是文格的定性，其他的这样那样都得靠边站”③何满子:《赶时髦并应景谈周作人》，《文汇报》1995年7月20日。。周作人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寡廉鲜耻的贰臣文学传统的现代继承者”④王福湘:《周作人研究中的价值标准问题》，《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像周作人这样为人不齿的汉奸卖国贼，拥有那样多的研究家，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完全超出了给大节有亏的周作人以科学评价的界限。”⑤袁良骏:《周作人研究的偏见和陷井》，《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12期。事实上，截止到该文发表时，涉及周作人的研究并不是很多。例如，以主题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在1998年以前，周作人得1254条，鲁迅得13975条，鲁迅是周作人的11倍还多。此外，研究的对象，不一定就是肯定的对象，研究数量与肯定与否的价值判断没有逻辑关系。其结果是，周作人研究已然形成了“三口可怕的陷阱”:抬周贬鲁(鲁迅);大肆炒作又不许别人发表异议;以及放任日本“侵略有理”论和“汉奸有理”论。⑥袁良骏:《周作人研究的三口陷阱》，《中华读书报》1998年10月21日。甚至直接将当代周作人研究与当代日本的军国主义回潮、台湾的“台独”现象相勾连。⑦袁良骏发现，美化周作人的言论有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它和日本国内某些军国主义势力的死灰复燃有密切关系，它是某些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有理’论的呼应和折光。”“其次‘台独’势力的猖撅也产生了相当恶劣的影响。‘台独’有着深刻的外国背景，日本背景更是显而易见的。”袁良骏:《周作人热与“汉奸有理”论》，《粤海风》1998年第2期。在纪念抗日战争60周年之际，更有文章强调周作人当汉奸是“为虎作伥”，并进而怒斥“时下一些名流，追捧周作人，甘心为伥之伥，到不择手段，到颠倒黑白的地步”⑧李国文:《说伥论鬼及汉奸，兼及苦雨斋主周作人——纪念抗日战争六十周年》，《作家》2005年第8期。。

周作人跨越晚清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写作生涯长久，著作和译著逾千万字，在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各个阶段留痕，其意义、影响及复杂性，是毋庸置疑的。上述杂感类的批评，即表态性的批评，强调和坚持殖民期投敌人物评价的基本政治原则和道德标准。这本是个常识性的前提。而且，就是那些被批评的文章，也都有认同这个前提的表述。⑨对舒芜的观点持否定态度的吴江就坦承，他不认为舒芜想翻周作人的汉奸案，“他只是把周作人当汉奸、丧失民族大义这件事看轻了、或者说冲淡了”。(吴江:《从胡适说到周作人》，《炎黄春秋》2000年第6期)彭小燕认为，舒芜“对终于成了汉奸的周作人实有同情”，有“为附逆周作人辩护的隐意”。但他对周作人的叛国投敌，是持明确的批判态度的。(彭小燕:《“破冰”时一代的意义与误区——细读舒芜的〈周作人概观〉》，《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9、10期)对周作人落水的个人原因，也旗帜鲜明。（10）比如陈思和说:“计较小利者，眼光难以长远，胸襟难免狭隘，平时在理性制约下无足轻重，但往往在人生道路的关键抉择中，在理性失去判断能力之际，它就会起重要的作用。”陈思和:《关于周作人的传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实际上，表态性批评由于简单化和概念化，无助于在同一平台上对周作人作更深入的多方探讨，反而架空了历史人物评价的政治原则，不利于现代文化遗产的全面梳理和继承。

长文《周作人是特殊的汉奸吗》(王彬彬，《钟山》2003年第6期)，虽也是随笔，却从详实的材料出发，对事关“刻意淡化甚至大肆美化周作人汉奸历史的言论”的诸多关键词，如“道义之事功化”、“伦理的自然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等等的来龙去脉，及其在附逆期的周作人那里的特定内涵，逐一作了梳理。（11）专题探讨“道义之事功化”、“伦理的自然化”的学术论文有《周作人的“附逆”与“现代性”伦理的困境》(耿传明:《烟台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周作人“道义之事功化”思想探析》(韩靖:《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等。这样，该文所得出的种种推论和质疑，诸如一些“研究者们之所以对周作人为何当汉奸怀有极大的探究热情，无非是相信周作人的当汉奸一定有着‘特殊’的思想根源和心理因素”;“周作人自我标榜的附逆理由，或者说研究者们‘发现’的导致周作人‘附逆’的思想根源和心理因素，实在并非周作人独有的”;等等，看似尖锐、武断，却是进一步的相关研究不得不认真考虑的议题。该文提出:“要研究周作人的汉奸历史，要对周作人附逆的原因和附逆期间的表现作出准确的判断，都不能脱离汪伪汉奸运动的总体状况。”这更是所有沦陷区个案分析应当予以重视的殖民语境问题。

在学术层面上加以质疑和批判的论文不多，也就更值得注意。不过，袁良骏的《“周作人文化救国论”透析》(《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周作人“文化救国论”新评》(《汕头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虽是长篇论文，却只是重复申明，周作人发明的“文化救国论”是汪精卫“曲线救国论”的翻版和变种，“是一个彻头彻尾反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是对历史的曲解和嘲弄”;批评陈思和“对气节的误读与曲解，几乎超过了周作人”;认为董炳月的研究结果远离了科学，“真是错误得一塌糊涂!”此外，这些文章虽是2013年的新作，但无论所使用的材料还是言说模式，都滞留在20年前。只有少数商榷文章如解志熙1996年发表的《文化批评的历史性原则》等文，在学术的层面上提出尖锐的批评，实质性构成了交锋与阐发的界面，弥足珍贵。

解志熙认为，“近年来文化批评的一个最严重的缺陷，就是失去了应有的历史分寸感，以至于有意无意地用文化的尺度来淡化或代替历史的原则”。舒芜、陈思和、董炳月等人研究周作人的一些新观点，就“犯了非历史而唯文化的错误”。又说:他们的文化批评中的文化“不仅是超历史、超阶级、超政治、超国家，甚至是超伦理的;一个人的行为从历史、政治、民族、国家、伦理的角度看是‘附逆’，但若‘从文化观念出发’，就不一定是附逆了，至少不能和一般没文化的汉奸或政治、军事上的汉奸等量齐观，因而多少可以得到一些‘理解’和‘谅解’”;他们所探寻的周作人“‘附逆’行径中‘文化因素’的独立性”，如果“达到了足以称之为出自其主体自觉的‘文化选择’的程度……那他必定会因‘这种文化选择本身所具有的超阶级、超政治、超国家的性质’而被另眼相看”。①解志熙:《文化批评的历史性原则——从近期的周作人研究谈起》，《中州学刊》1996年第4期。即，“刻意抬高文化的地位来代替历史的尺度，试图以文化来淡化社会现实和政治及道德等历史性因素对现代文化的深刻影响”，从而“把文化批评推向了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极端”。谢志熙所概括的“超越性”的文化批评一说，切中肯綮，相关研究中的讨论与争鸣围绕这一点展开，有可能实质性地展开对话。

二、木山英雄和耿德华战时周作人研究的特点

在这种两极对立的周作人评价的背景下，引入“他山之石”，或可激活进一步的探索。研究日本占领北京时期的周作人，一个首先需要加以界定的或无法规避的问题是:周作人的政治身份。实际上，确认周作人“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行为，并不困难。难的是厘清一代文人在日本占领时期从政行为背后的思想和心理过程，以及他同期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国外东西方中国学家木山英雄和耿德华不约而同地从这一面向入手，各自独立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从形式上看，木山英雄的《北京苦住庵记》以整本书的篇幅专论沦陷期周作人;在耿德华的《被冷落的缪斯》一书中，周作人占有分量很重的一章。除了著作形式上的差别外，主要是研究视角和方法的不同。

木山英雄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周作人研究，恪守“不能也不应该站在批判主人公的立场上”②［日］木山英雄:《我之周作人研究》，《鲁迅研究月刊》1987年第1期。。这一立场有其特定的时代印记。首先，在国家关系史的层面上，1937年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造成了中国最优秀的作家周作人后半生的人生悲剧。作为当年殖民宗主国的一名求实的学者，木山英雄在对本民族历史持反省态度的同时，也对周作人的命运抱有歉疚。第二，在个人学术教养的层面上，日本的战败和国家的重建、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崛起，使得木山英雄那一代日本中国学家的现代中国关注中，蕴含着一种“学习”中国的情结。③这从木山英雄同辈学者伊藤虎丸下面一段话中可以见出:“回想起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和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成为我们战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出发点。当时，对于侵略战争的自我反省和中国革命的成功给我们的深刻冲击结合在一起，我们很想学习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尤其是很想跟鲁迅学习。”见伊藤虎丸:《致中国读者——〈鲁迅与日本人〉中译本后序》，收入《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5页。日本思想家沟口雄三也说过，成长于日中战争时期和战后的中国研究者的出发点里，大多对研究对象缺乏批判性的视点，往往把主观想象出来的“我的中国”作为日本近代的反命题加以憧憬。见沟口雄三:《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李延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第三，木山英雄认为，作家的政治行为所应当承担的政治责任是逃避不了的。在这个前提下，研究周作人这样的作家，首先要把政治责任与私人道德以及个人的良心、信仰分开，这样才能揭示其复杂性。

研究主体的倾向性以及对于研究对象的情感投入，有可能影响判断的客观性。不过，由于直面研究对象，始终以实证的姿态进入历史，促成了《北京苦住庵记》独特的叙述方式:不从政治上对周作人作是与非的判断，而是“尽量客观地再现他当时的处境，追求他在那些具体情况下的行动、思考和语言”①［日］木山英雄:《我之周作人研究》，《鲁迅研究月刊》1987年第1期。。在复原周作人附逆期历史面貌的叙述中，除了中日相关文献外，木山英雄还以面谈和函询的方式，寻访到一批北京沦陷期的日本当事人，获取了大量“殖民者”一方的“证言”。②面谈的人士有:武田熙，时任军特务部人员。竹内好，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派遣的留学生。佐佐木健儿，同盟通讯社北京总支局局长。志智嘉九郎，任职日本兴亚院(大使馆)。尾坂德司，伪北大学生，他回忆说，周作人不来上课，只听过他两次讲座，在文学上逐渐厌腻他那老人趣味，“有被鲁迅所吸引过去的趋向”。函询的人士还有时任兴亚院文化局职员的西田匠等。多方证言显示，日方没有定下一定要强迫周作人出山的目标。当事人证言的大量引入，无疑增加了周作人“行动、思考和语言”发展变化的历史现场感。

《北京苦住庵记》“基于国家民族、文化同一性和个体自我的复杂关系对其‘精神史’所做鞭辟入里的剖析，足以促使读者重新回到历史现场，设身处地去理解周作人的心路历程”③赵京华:《国家、战争与个人的命运——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译者后记》，载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97页。。该书在综合排比、分析各类史料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第二历史，深入周作人附逆时间表背后的思想学术、情感性格的脉络之中，还原了一个动态的周作人:在殖民语境中跻身伪政权统治集团的行为，是一个动摇与屈就、无奈与自得、投靠与抵抗兼有的过程。在这个半推半就的过程中，周作人作为学者的独立思考，以及与非军政权力机构文人的辩驳斗争，给他本人造成了置身于殖民统治之外、甚至在抗日的错觉。由此，提出和探讨了周作人“失败主义式的抵抗其思想之可能性”问题。对不同于附逆政客的“文弱之人的失败主义式的抵抗给予了相当的肯定”④［日］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74页。。这一“精神传记”的建构，显示出木山英雄特有的情怀和功力。

作为一部从日本国家和日本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作家周作人的日本汉学家的著作，《北京苦住庵记》选择了罗列史料、提出问题但大多不予明确解答的叙述方式。木山英雄在该书起首说:“我的愿望只是想亲自来确认一下使自己平素爱读的那位作家后半生沾满污名的事件真相。”结尾则说:“事件史中或许有教训也说不定，但并不一定需要结论。”这是一种个人的，然而也是学术的姿态。这有别于被殖民国家的理所当然的以“民族气节”为首要标准的道德批判视角，显然与多数中国人习惯的阅读期待有距离。⑤陈平原在书评《燕山柳色太凄迷》(《读书》2008年第12期)中提出，木山英雄对周氏抱有敬意与同情的论述策略，恐不能“被中国读者理解并接受”。黄乔生在《大节与细节:〈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读后》(《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4期)中也表示，作者在材料的取舍和使用上过于同情周氏，过于强调其“文化抵抗”。对于研究对象的情感参与，难免淡化或者客观化周作人受到法律制裁和道德批判的政治行为。木山英雄在书中反复申明:“对于本书的主人公，我自然站在与中国人不同的立场上。”因而，他的研究方法是“试图尽可能贴近他的立场而对事件的整个过程予以重构，以安慰那失败的灵魂。”⑥［日］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74、2页。后来，木山英雄自己也意识到，这种心态有可能导致偏差:“拙著的一个动机原本在于我作为日本人要安慰周作人失败的灵魂，日语叫做‘镇魂’，因而怎么也难免有一种偏向，总要在不很脱离客观合理性的范围之内，尽可能尝试同情地了解。总之，拙著的主要关心在于进行这样的了解，至于对他进行思想评论，是次要的。”⑦［日］木山英雄、王风等:《〈北京苦住庵记〉谈话会》，载陈平原主编:《现代中国》第1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在了解了木山英雄漫长的周作人研究精神史及其特有的“偏向”之后，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这部著作的价值:作为来自日本的中国观参照，它扩展了中国沦陷区文化思想史研究的范围和视角，促使想象中原本黑白分明的东亚日本占领区文化，显现其错综复杂的面向。与木山英雄的主体情感的介入不同，美国学院派汉学家耿德华以客观的立场超然于研究对象，主要对周作人沦陷时期发表的五篇探讨现实问题以及思想问题的文章加以细读，佐以周作人本人的回忆文字。《被冷落的缪斯》一书以浪漫主义、传统主义和反浪漫主义为框架，对战时上海、北京的文学现象作整体描述。他把专论周作人等沦陷区随笔散文的部分，与上海的现代和历史题材的话剧放在一起，置于“传统的复兴”中加以论述，认为这些作品表现出明显的传统主义，是“培育忠诚的教材”，是继五四运动之后“对传统进行重新评价的尝试”。通过梳理周作人在日本占领时期从政行为背后的思想和心理过程，充分肯定他的作品中与旨在灭绝中国意识的文化殖民纲领相敌对的部分。在周作人的《日本之再认识》(《中和》3卷1期，1942年1月1日)一文中，耿德华发现，周作人“试图表达他不愿再充当代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文化解释者及调停人的角色”，反对日本人宣传的“文化纯正思想”。《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和》1卷4期，1943年1月)一文，“对日本宣传人员的挑战表达得明确有力。日本理论工作者早就把儒家思想当作一种意识形态，但是他们坚持认为中国人自己不再理解儒家思想，因而需要指导。……周作人的文章是对这种宣传以及它对文学的侵犯的有所指的批驳。”并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周作人“感到他不得不重申作为对社会负有责任的个人的立场，因为在涉及用武力抵抗日本方面，他已使他的公开立场中包含了爱国心。”①［美］耿德华:《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张泉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84-185、155页。这一论述方式同样得出了周作人以他自己的方式抵御日本文化侵略的观点。不过，耿德华，也包括木山英雄，没有注意到，在二战后期，在日本的殖民战争已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作为殖民统治当局的成员，周作人的文学文化论著中还有另一面:维护殖民现状的一面。②周作人在殖民期依旧保持着旺盛的文学创作力，结集出版了8部散文随笔文集。需要注意的是，他的职务写作(官样文章)和争辩文坛是非的文章均没有收入。这种著作方式反映出周作人把从文和入世加以分割的立场。有些批评者把周作人的职务写作作为周作人政治评价的主要依据，有些简单化了。比如，规劝中国人与日本“共苦”，即，认可既成侵略事实，力促与殖民者达成真正的情感融洽(《草囤与茅屋》，1944);把人性论抽象化，为“苟且偷安”的变节行为辩解(《苦口甘口·梦想之一》，1944);强调“以国民生存为本”的中国思想“别无问题，重要的只是在防乱，而防乱则首在防造乱，此其责盖在政治而不在教化”——向殖民者开具治国方略:只有压迫不过分，他们的“长治久安”才有保证(《中国的思想问题》，1944)。其要害在于，承认和维护殖民现状。③详见张泉:《沦陷期周作人思想研究的一种新思路——以耿德华的〈被冷落的缪斯〉为中心》(《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1期)，以及专著《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张泉，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的第五章《周作人:高级伪吏与自由文人》。但就整体而言，《被冷落的缪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空间的拓展以及战时周作人探讨的深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西方汉学系统中也是如此。

美国体制化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冷战时期严酷的反共主义”时期。④［美］理查德·卡根:《导言》，载罗斯·Y·凯恩:《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张晓贝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页。持反对新中国立场的“冷战反共派”学者出版了一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其中，尤以华裔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2nd ed．，1971)影响最大。60年代初，就中国现代文学的立场、方法和评价问题，夏志清与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展开了一场争论。作为布拉格学派代表人物，普实克熟悉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坚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这场所谓“右派”和“左派”之间的争论，对学科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当时欧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青年学者，不认同夏志清的政治观点，却由此激发出进行独立研究的兴趣。夏志清的学生耿德华(Edward Gunn)从研究北京上海沦陷区的文学开始，进入现代中国文艺与语言研究领域。他没有直接的宗主国/殖民地当事人的纠葛，也就没有“被对象同化，因认同式的‘理解’而丧失批判精神”⑤孙歌:《文学的位置——丸山真男的两难之境》，《学术思想评论》第3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7页。的可能性，但他对周作人沦陷期论文中与殖民相对立部分的肯定性评价，却比木山英雄更为明确。

来自东西方不同历史背景和学术传承的中国学家，均在周作人沦陷期的论文中发现其大胆坚持中国主体性的叙述，这些叙述所表达的思想接续战前又有所变化，确实与他服务的日伪政权的终极殖民文化统制目标唱反调。

三、周作人沦陷期研究的方法问题

结合木山英雄、耿德华的周作人研究，再来讨论大陆的周作人研究的方法问题。

(一)关于突出道德的评价法

全盘否定周作人的随感类批评，多基于道德。“道德文章并重”当然是传统美德，⑥“道德文章并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也是历来用以评价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标准。……这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否则，“不但是践踏历史，而且也亵渎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美德。”林思韩:《道德文章千占事》，《中华魂》2009年第2期。也是人物评价的维度之一，但首先，不是文艺批评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在新中国语境中耳熟能详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认为，文艺作品的政治倾向源于作品自身，与作者的政治身份和立场没有必然的因果关联。有的时候，作品所表现出的社会效果，甚至与作家的政治倾向和愿望相悖。⑦比如，法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在政治上属保皇党，但他却在他的“人间喜剧”系列小说中真实地描写了贵族阶级的注定灭亡。“他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现实主义的视域使得巴尔扎克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爱，描绘了他心爱的贵族阶级的必然没落而不配有更好的命运。见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载《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63页。也就是说，文学作品和文章的文本所形成自在的意义系统，其客观的倾向性，有可能与作者的政治身份、与作者所宣示的政治立场，并不一定完全吻合。其次，也不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或准则。历史/人物研究与启蒙教育读本不同，其重点在探求和还原历史。周作人的著作生涯始于1904年5月发表的《说生死》等文，终于1966年5月翻译完成的《平家物语》第7卷。在这漫长的63年中，担任汪伪政府高级行政职务的时间为4年8个月。①周作人1939年1月12日接受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后任文学院院长，属一般的文化业务职务。受国法制裁的主要是1941年1月1日上任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及宪政实施委员会常务委员。这一任命在1940年12月19日召开的汪精卫国民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第31次会议上通过。周作人的经历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文化容量。如果把周作人这4年多的政治行为，当作全面评价周作人的主要依据，将其摒弃在学术研究领域之外，就消解了一代文人周作人对中国现代学术、文学的贡献，以及对中外文化交流的贡献。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常常说“人归人，文归文”。木山英雄的认同式“理解”主导下的周作人研究，耿德华西方学院派的文本细读，揭示出沦陷期周作人的新面向。这些新面向是否允当，需要辨析，但它们无疑有助于避免上述杂感类批评即表态性批评的简单化和绝对化方式。

(二)关于突出文化的批评法

对沦陷期周作人论著中的文化内涵的新探讨，拓展了研究空间，也引发了异常尖锐的批评。董炳月在为他的《周作人的附逆与文化观》一文作辩解时强调，把他的方法归结为“唯文化批评”不准确，他是“把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国家状况以及周作人对这种状况的理解作为解释周作人‘附逆’的重要视角之一”。这个视角没有“唯文化”，而是实践了“文化批评的历史性原则”。正是基于这个原则，他提出:“在法律层面上，周作人的悲剧是他当了汉奸，但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他的悲剧则是其‘文化国家观’的悲剧……是对‘政府国家’的背叛与对‘文化国家’的固守相冲突的悲剧，是作为一个国民丧失其完整性的悲剧。”如果这是一种“辩护”的话，它所证明的“不是当汉奸的合理性，而是当了汉奸的中国人也怀有的、通过文化主张体现出来的民族自尊心，以及当了汉奸的文化人的生存困境”②董炳月:《周作人的“国家”与“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

在我看来，研究汉奸文人别有情怀以及其特殊的“生存困境”，没有问题。引发歧异和争辩的原因，不在这一命题，而在证明过程中对于文化的界定和理解，以及据此推导出来的结论。

讨论殖民地原住民的民族国家立场问题，离不开对于国家的界定。国家理论通常把领土、主权和国民视为现代国民国家的三大基本要素。而《周作人的“国家”与“文化”》一文，把国家分为国土、政权、文化等三个层面来认识。或许，正是由于把“国民”(国籍)这一刚性要素，置换为并不一定总是与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疆域同步重合的“文化”，使得一些本来在文化研究层面上颇具探讨空间的学术推断，有意无意上升为评判现实中的是与非的政治结论，从而导致了一系列在国家史论述的层次上自然会引起争议的论断，诸如“必须考虑国家对周作人的附逆所应承担的责任”，国民党政府审判周作人汉奸罪“缺乏道义上的合理性”;“作为研究者应当怀着看电视剧《雍正王朝》的心境来研究周作人”;等等。③均见董炳月:《周作人的“国家”与“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

很明显，无论是在历时的还是共时的层面上，文化的范围和流变都是溢出国家的。民族国家(祖国)当值政府的好与坏的问题，是另一层面上的问题，不宜与界定被殖民地区原住民叛国与否、汉奸与否的问题混淆在一起，更不能作为叛国者加罪或减罪的理由。具体到一线延绵几千年的文明古国中国，同样需要加以区分的，还有两种不同时代的家国兴亡:现代中国对于帝国主义殖民列强的抵抗，以及前现代中国不同民族间的朝代的更迭。对此，我的初步看法是:“从历史和逻辑的层面上加以审视，抗战和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都不是一个可比的等值同位概念。”④参见张泉:《殖民语境中文学的民族国家立场问题——关于抗战时期日本占领区中国文学中的亲日文学》，《汕头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沦陷期周作人研究中的文化视角，颇具启发性也存在模糊性。它开启了有助于深化的新的面向，同时，其论述话语、模式自身有待完善。对于周作人这样的重要作家、学者进行研究，淡化民族对立、国家冲突框架，同机械恪守“汉贼不两立”一样，都无法触及中日战争语境中的周作人现象复杂的历史内涵。此外，对于周作人沦陷期文化观意义的估价，如果超越文化的范围，需慎重。否则，很容易导向忽略殖民地现场的殖民/反殖民主要矛盾的偏颇。这一偏颇在耿德华的《被冷落的缪斯》一书中也存在，如前文所述。

(三)细化殖民语境的研究法

这样，周作人附逆期的研究方法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以为，对于周作人沦陷期著述的政治评判，既需要限定在北京沦陷区，又要跳出北京，放在沦陷区、战时中国政治区划、日本亚洲殖民战争、以及世界殖民史的大背景之中。比如，有学者将周作人与被日本强行并入日本版图时期的朝鲜异议文人相比较，引出了令人深思的研究面向。

有压迫，就有反抗;有殖民，就有反殖民。在处于日本东亚殖民圈的朝鲜，同样有坚持朝鲜文化和文化建设的人士。日据期朝鲜文人李光洙和崔南善也从观察日本文化入手，提出朝鲜“民族改造论”，即主张模仿先进的日本近代文化，以改造朝鲜民族。不过，到了殖民后期，他们却将“民族改造论”与皇国臣民和大和民族相融合，承认殖民语境下的“自治论”，在主观的民族身份上转向认同日本民族。①崔瑛祜的发言，见木山英雄、王风等:《〈北京苦住庵记〉谈话会》，载陈平原主编:《现代中国》第1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页。这样，与中国内地沦陷区一些文人如周作人等相比，他们对日本殖民的异议的力度，就要小得多。有韩国学者将李光洙与周作人加以比较后认为，在朝鲜，“如果李光洙的抵抗达到周作人的程度，他应该就算民族英雄了。”②参见木山英雄、王风等:《〈北京苦住庵记〉谈话会》，载陈平原主编:《现代中国》第1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这种差异性的历史定位说明，在殖民地文化研究中，区分殖民语境至关重要。

同是日本在亚洲的占领区，各地的殖民形式与文化统治各不相同，原住民的话语空间也相去甚远。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朝鲜也是日本觊觎的国家之一。到1910年日本强行将朝鲜并入日本后，统监府转变为总督府，朝鲜总督由日本现役陆军或者海军大将担任。为真正达成“内鲜一体”(日本、朝鲜融为一体)，把朝鲜人悉数变成“日本人”，在教育、文艺、社会各领域实施“皇国臣民化”民族同化政策，如“国语”(日本语)常用化、“创氏改名”(改用日本姓氏)、“内鲜结婚”(血缘融合)等。仅以语言为例，在历经18年的日语普及教育之后，到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全国抗战爆发时，朝鲜已高度殖民化，在语言上已达到了学校教育可以完全取消朝鲜语课程的程度。原住民民族文化的话语空间变得异常狭窄，一些原来的民族主义者或沉寂或转变，如李光洙等。同样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殖民染指的中国则要复杂得多。

在中国，日本殖民者在1895年、1931年和1937年三个历史关节点，分别建立起三种殖民模式:将台湾等地纳入日本本土的割据模式;由中国前清退位皇帝担任东北“满洲国”执政(皇帝)的另立独立国家模式;以及由原中华民国官员组成内地伪政权的僭越中国合法政府模式。割据、另立独立国家、僭越中国合法政府这三种殖民模式间相互隔绝，它们存在的时间大约为50年、14年和8年以内不等，不同模式间殖民的内容和强度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表现在文化上，文化统治的强度依次递减，中国话语的合法性以及直接意义上的抗日表达的空间依次递增，从而造成了各地文化与文学样貌的不同。

周作人居住的北京1937年下半年开始沦陷。新建立的殖民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名义上没有与中国分离，汉语及汉语教学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华文化特别是中国叙述，仍有合法性，言说环境的变化不像台湾以及东北地区那样巨大。③参见王升远:《“文明”的耻部:侵华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天桥体验》，《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第4期。这也是为什么随着台湾1937年和东北1941年殖民统治的升级，一大批已被强加上日本国籍的台湾文人，以及被强加上“满洲国”国籍的东北文人，纷纷移居北京沦陷区的原因。④参见张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沦陷区的言说环境——以北京上海文学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1期。

在内地华北等沦陷区，或明或暗抨击侵略行径和汉奸言行的作品，影射沦陷区现实、寄托民族振兴愿望的作品，真实再现沦陷区城乡残酷现实的作品，恪守中国文学传统和五四新文学观念的作品，大量存在，并没有因异族的入侵和随之而来的殖民统治而中断。例如:

在时政的维度上，明确表达反日爱国和武装抵抗立场的作品。如关永吉的杂文《所望于日本文学代表者》(北京:《中国公论》10卷3期，1943年12月)，抨击的矛头直指日本的殖民体制;高深的中篇小说《兼差》(《中国公论》7卷2至5期，1942年3月至8月)，讽刺日本军队对于北平城的占领;黄军的文学评论《评〈新水浒〉的表现形式及人物》(北京:《东亚联盟》2卷4期，1941年9月)、毕基初的新诗《轻骑兵》(上海:《文潮》1卷4期，1944年6月)，讴歌沦陷区以外的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抗日武装斗争。

在身份认同的维度上，宣示中华文化和民族国家认同的作品。如台湾旅京作家张深切在其主编的《中国文艺》月刊(1939年9月至1940年9月)撰写、刊发的一批文稿，有意识地通过弘扬和反省中华文化来抵御殖民同化;台湾居京作家钟理和的小说集《夹竹桃》(马德增书店，1945)，进行旨在强国图存的国民性反省;高深的新诗作《没有灵魂的人们》(日本:《华文大阪每日》6卷9期，1941年5月)，李曼茵的新诗《黄雨诗抄·无题五》(《中国公论》8卷6期，1943年3月)、《果树园》(《中国公论》9卷3期，1943年7月)，蕴含着对于民族国家的坚守;何一鸿的长诗《天山曲》(《中国公论》10卷3期至4期，1943年12月、1944年1月)，借古喻今，流露出生生不息的中国意识;毕基初的中篇小说《山城》(《国民杂志》3卷12期，4卷1、3、4、6、7期，1943年12月至1944年7月)，抨击民族败类，凸显“民族”和“祖国”，其目的显然意在突出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民族矛盾和国家的存亡。

在文化传承的维度上，持坚守新文学遗产和民族文化传统的观点。如有关文艺复兴、乡土文学、木刻题材以及小说内容和形式等问题的论争表明，北京沦陷文坛的思想资源和论说话语，延续战前遗产，并没有被日本的殖民文化所湮灭。有关中国的强国之路的讨论，仍是被允许的议题。

至于周作人附逆期的文化论，可以追溯到他在1924年提出的“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源于希腊的西方文化相融合之说。①“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也就是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一了。”周作人:《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新潮社1925年版。在日本占领区，这当然有积极意义。但在内地沦陷区殖民语境中，限定在共时的反日反殖民寓意的层面上，与北京的前述作品相比，周作人的论说就显得间接、隐晦。这也与他的高官身份以及维持现状的用意不无关系。因此我们说，其反日、反殖民的力度，是有限度的。

不过，如果置于“满洲国”、台湾的殖民语境，即使像周作人这样的间接、隐晦的文化异议，也难以有表达的机会。就是有，也难以在表达之后仍能全身而退。因为，“满洲国”要立住脚跟，首要之务是去中国化，绝不会放任有关“中国文艺复兴之途径”的讨论。而台湾经过42年的殖民教化，已经与日本本土一体化。②台湾从1937年4月1日开始废止中文，报刊用日文发行。9月，根据日本近卫内阁“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推行“皇民化运动”，台湾人入伍依日本《国民总动员法》(1938)和《国民征用令》(1939)编入日本军队。日本在朝鲜实施的殖民模式大体上与台湾相似。正因为这样，韩国学者才有周式文化反抗如果发生在同期的朝鲜，将会被视为朝鲜民族英雄这样的感慨。③有韩国学者说:“当然这里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环境差别，整个国家被殖民地化的朝鲜和半殖民地沦陷下的中国是非常不一样的。就说韩国人的那些痛苦吧，那是在北京沦陷区的中国文化人所无法比拟的。”木山英雄、王风等:《〈北京苦住庵记〉谈话会》，载陈平原主编:《现代中国》第1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这也是周式文化反抗的意义常常在不经意间被高估的原因之一。由此可见，如果不充分辨析日本亚洲占领区内的地区性殖民差异，就很难对许多文化现象个案，包括沦陷期的周作人作出合理的描述、准确的评价。

在世界近代史上，中国的现代国家发展道路独一无二。研究中国近代的殖民地文化，特别是日本统治区文化，除了需要注意台湾/“满洲国”/沦陷区三种统治模式间的共时殖民体制差异维度外，还需要注意中国全国抗战时期国统区/共产党抗日民主根据地/沦陷区三大区划间的共时体制差异维度，1937年“七七事变”造成的战前/战时/战后三个阶段的历时转换维度，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体制殖民/新殖民/后殖民三个殖民阶段的历时演化维度。中国是在西方列强持续三百年的体制殖民期的中后期(1940年)，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的另一个特点是，部分领土被殖民，国家认同的实体中华民国一直存在。此外，在战后世界体制殖民体系开始土崩瓦解的新殖民阶段，新中国在成立后的前30年，坚持自力更生、与西方隔绝的自主建国道路，较为彻底地消除了体制殖民期的殖民地痕迹，与世界上的新殖民相游离。直到20世纪70年代实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重新纳入世界一体化，跻于以文化批判为特征之一的后殖民期。这是中国殖民地文化以及殖民地文化研究的结构性背景，也是历史上的不同被殖民区域政治评价标准差异化的依据之一。引入上述与外部殖民因素相关联的四个维度，构建中国特色的日本占领区文化多维殖民语境评价系统，而不是照搬西方以长时期全境被殖民国家的经验为对象的后殖民理论，或许有助于避免简单化的望文生义，还原复杂多样的日本占领区的中国文化的样貌。④参见张泉:《殖民/区域: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维度——以日本占领华北时期的北京台湾人作家群为例》(《文艺争鸣》2011年第9期)、《深化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式——东亚场域中共时的殖民体制差异/历时的时代转换维度》(《上海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以及《构建沦陷区文学记忆的方法——以女作家梅娘的当代境遇为中心》(《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等文。

(责任编辑:陆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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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4145［2015］01-0095-10

2014-09-13

张泉，北京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殖民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