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鑫 郗戈

(北方工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北京 100144;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现代消费观念形成的内在逻辑

荣鑫 郗戈

(北方工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北京 100144;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日常生活表现出的诸种特征是人的理性意识与非理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的现代转型，日常生活领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现代社会，消费活动异常活跃，同时消费逐渐从实体性意义中解放出来，一种能标示主体身份、地位的符号性意义被发掘。消费意义的这种转变逐渐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并形成一种符号消费的观念，即将商品的符号意义作为进行现实消费的重要动因。此外，形成符号消费观念的过程表现为在人脑中自然形成的无意识过程，这与消费社会中流行的意识形态具有内在关联。在当代中国，符号消费观念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这对发展经济是有帮助的，但也要避免形成一种以过度消费为主要特征的消费主义观念。

消费社会;无意识;符号价值;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的现代转型引起人们在生活方式上的改变，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无历史性规定的日常的生活，而是特指现代工业生产条件下被深深地打上现代生产方式烙印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现代意义上的“日常生活”与通常意义上的日常生活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日常生活即人的生命再生产活动本身在现代生产条件下被资本化，而这又表现为现代消费乃至现代生活方式的普遍化。“日常表示出一种思辨的努力，努力把社会标志为某种总体性……但是，日常也表示出哲学的一种失败，以及与现在(这个现在可以被看作是正在经历一场‘消费者’的革命)的活生生的现实性联结在一起的欲望。”①本·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89页。

随着社会现实的不断发展，消费的社会作用日益凸显，它也逐渐成为日常生活领域的关键内容。这不仅表现在消费向日常生活的普遍铺展，更在于消费意义的转变及与之相应的消费观念的形成。具体来说，消费逐渐从实体性意义中解放出来，一种能标示主体身份、地位的符号性意义被发掘。消费意义的这种转变逐渐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并形成一种“符号消费”的观念，即将商品的符号意义作为进行现实消费的重要动因。

日常生活虽然表现为人们有意识的自觉行为的总和，但也并非全然充满理性，其中往往交织着理性意识与处于理性意识背后的无意识结构。因此，一方面，日常生活包含着人类理性行为的总和;另一方面，人类的理性意识领域并不能穷尽日常生活。②参见Ben Highmore，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An Introduction，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2，p．13。因此，作为现代日常生活的关键方面，消费必然受到来自理性意识和无意识结构的多重影响。

作为消费的必要前提，现代消费观念也是社会有机总体的各个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是社会的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在人的心理结构中留下的主观映像。具体来说，首先，现代消费观念的形成离不开消费社会的物质前提。与生产时代相比，消费以及物的意义的现实转变是消费社会来临的必要条件，因此也构成消费观念转变的必要前提。其次，现实的物质因素对于形成现代消费观念来说仍是外在的，它们只有深入主体心理结构，才有可能成为主体不自觉地认同了的观念。最后，无论意识还是无意识，都体现了现实力量的渗透与影响，是一定社会秩序在人脑中的映现。因此，现代消费观念的形成与消费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具有内在关联。

一、现代消费观念形成的物质前提

作为现代社会中普遍流行的观念，现代消费观念在根本上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它的产生离不开现代社会的物质前提。随着现代生产的发展，消费成为社会生产以及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西方学者将该社会称为“消费社会”。消费社会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新的发展阶段，是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新的社会现实。它的独特性不仅在于消费的大众化，更在于其独特的生产机制从根本上改变了实施社会控制的有效方式。在生产时代，工人的生活消费是其进行再生产(包括维持自身及家人的生命、子女的教育费用等等)的重要活动，依附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消费活动不仅提供了他们自身与家人的生命的再生产，同时也促成了整个无产阶级的再生产。在工人阶级再生产的价值形式即工资形式中，资本对劳动赋予的时间与空间的规定性有了现实的物质基础，因此它也成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阶级对抗的物质前提。在该阶段，阶级对抗主要通过现实的、物质的或肉体的方式进行，意识形态操控在根本上还没有深入到现实的商品生产及市场行为当中。换言之，工人阶级并不相信劳动在资本面前的所谓“自由”和“平等”，也不认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他们因受制于现实因素而不得不向资产阶级的控制妥协。然而，在消费社会中，“技术的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调制度，创造出种种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生活形式似乎调和着反对这一制度的各种势力，并击败和拒斥以摆脱劳役和统治、获得自由的历史前景的名义而提出的所有抗议”①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导言”第4页。，技术正演变为一种意识形态力量，成为现代社会所有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来源。不过，技术对现实社会的合理性的修饰仍然不能超出现实消费的领域，技术的意识形态力量最终必须在受控于消费的日常生活中释放出来。列斐伏尔曾提出，日常生活是包裹着无意识洞穴和隧道的土壤层②参见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tr．by Sacha Rabinovitch，New York，Evanston，San Francisco，London:Harper＆Row，Publishers，1971，p．109。。在日常生活中蕴含着无意识的现实前提，而消费社会正是现代主体所要面临的社会现实。

作为现代消费观念产生的物质前提，消费社会的物质存在并不由生产方式来决定，而是由消费方式来直接决定。在消费社会，生产的力量及社会作用逐渐被消费所取代。人类消耗自然及社会资源的能力成为评判社会进步的尺度，同时“消费”替代“生产”成为主体建立社会关系、实现身份认同及社会认同的主要方式。鲍德里亚指出:“消费者基本的、无意识的、自动的选择就是接受了一个特殊社会的生活风尚”，换言之，消费已“不再是一种选择”。③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消费的意义不再局限于对基本的生活需要的被动吸收，而是变成了对特定社会风尚的主动吸收的结构。大众在生产中无法实现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同，在消费中都能够实现，同时，消费过程也可以提供难能可贵的自由。换言之，消费不再仅仅为了满足实用性需求，而更多地为了借助消费来实现某种精神需求——“抽象”的符号价值。这种消费习惯并不是自然地形成的，需要有一定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前提。在物质条件方面，现代媒介技术的产生及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在精神层面，现代消费所要突破的正是主体的理性意识，并由此深入主体的无意识层面。消费意义的转变有其现实表现。在消费社会，消费具备了展示功能，它成为主体展示自身并用来构建社会关系的重要活动。其间所凸显的不是韦伯的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而是凡勃伦笔下有闲阶级式的炫耀性消费。消费从节俭逻辑向炫耀逻辑的转变，首先要攻克的就是伴随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而来的理性精神，一种算计精神。理性算计意识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即与资本的原始积累及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相适应，它以物的绝对匮乏为现实前提，因此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了的消费社会，这种理性意识成为思维观念的某种剩余，甚至是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消费社会的质的规定性不是来自日常必需的消费，而是来自超出生活必需由人的主观欲求所驱使的非理性消费。随社会现实的不断发展，非理性消费日益替代理性消费成为拉动日常消费的主要力量。人类消费方式的转变根源于价值观念所发生的变化，即一种以纵欲、享乐为主要特征的非理性消费逐渐替代禁欲主义的理性精神。在现代社会，这种非理性精神与符号价值这一人类精神的创造物关联在一起，符号消费的观念业已深入人心。

消费意义的现实转变以结构化了的商品体系的出现为前提。当消费从实用性需求中脱离出来，它就变成展示特定社会潮流或社会风尚的符号性活动，体现的是一种“消费的社会逻辑”。这种逻辑区别于“把财富和服务的使用价值占为己有的逻辑——不平等的丰盛逻辑”，而是“生产与驾御社会符号的逻辑”。①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藉此，消费由人对物的实用性价值的主动吸收过程转变成展示物的符号价值的社会行为，而它的社会性完全由物的逻辑来支配。这与物的体系化并因此与它的结构化有直接关系。当然，这种物的存在方式的变化与社会生产机制的现实转变有深刻关联，具体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由传统生产方式向福特制及后福特制生产的现实转变造成物的存在方式、存在意义的极大转变。福特制的流水线生产使物的体系化成为可能，而后福特制生产则通过多样化生产、个性定制等方式使物实现了个性化，赋予物以指代人的社会关系的可能。与这种生产机制相对应，物的存在基础不再是其实用性或使用价值，而是其符号价值，一种可以标示人的身份、地位的价值。借助这种方式，物又模拟出了传统社会中指代宗法秩序的象征功能，然而二者已经有了本质上的不同。如果说物的使用价值还是以主体对物的一定现实需要为前提，那么在现代商品体系中，物的符号价值所能满足主体需要的则完全是脱离现实的抽象的东西。这种抽象与理性推理或逻辑演绎没有半点关系，甚至完全相反，符号价值之所以能够形成并在人类交往中发挥社会功能正是利用了人类理性逻辑能力的暂时缺失，因此，符号价值以主体无意识为逻辑起点。换言之，主体对符号价值的追求是发生在主体想象层面的东西，并不受理性意志的支配。另外，符号价值的评判标准也毫无理性可言。如果说一件商品具有多少使用价值以物的实体性为现实基础、以物的感性存在形式为根基，它在交换中具有多少交换价值由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即劳动价值律决定，这些尚有理可据，那么商品的符号价值有多少则与物的实体层面相脱离，它完全发生在人的想象层面并因此具有极其显著的或然性与非理性特征。

消费社会以符号价值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商品生产体系，改变了物及消费的原初意义，是促成现代消费观念产生的必要的物质前提。这些物质因素必须深入到主体的心理结构才能发挥实际作用形成符号消费观念。换言之，符号消费观念是社会现实作用于人的心理结构的结果，它的形成有一套复杂的心理机制。这需要借助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成果来把握。

二、现代消费观念形成的心理机制

观念的产生可以是心理活动的随意发挥，但是符号消费观念作为一种现代人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则不可能是随意发生的偶然现象，它的出现能够符合现代人的生存境遇，更重要地在于它可以为人们获取其生存本质提供意义来源。消费社会的物质存在为形成符号消费观念提供社会前提，但是它相对于主体来说毕竟仍是外在的因素，社会现实只有击穿人们固有的心理结构并为其所认同，才有可能形成与这种社会现实相适应的消费观念。精神分析理论为理解社会的现实因素与人的心理结构之间的相互关联提供思想资源，因此可为深入挖掘符号消费观念生成的心理机制提供理论支撑。

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奠基者列斐伏尔曾说，许多人甚至大体上所有人并不确知他们自己的生活，同时对它们没有充分的把握。这是当下进行日常生活批判一再要面对的基本问题，同时也是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主题之一。②Henri Lefebvre，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Vol．1，Introduction，tr．by John Moore，London＆New York:Verso，1991，p．94．日常生活并非日常行为与日常观念的简单加和，其中包含许多溢出理性意识之外的部分。换言之，理性意识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全面支配现实生活的终极力量。这正是精神分析理论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精神分析理论是种解构理论，它自产生之日起就不断地颠覆人们观念中固守的对人类精神的保守幻想，揭示了人的心理结构远非“铁板一块”。所有关于心理结构的同质性观念都来自于人自身“一厢情愿”的简单化理解，正确的做法是必须用“肢解”的眼光来看待这原本就不存在的同质性。因此，符号消费观念作为人类心理活动的产物，也不是理性意识对外部世界的简单模仿，而是现实社会与个人心理结构间交互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符号消费观念是现代消费社会情境中个体社会化的必要前提。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一定历史时代的人都会通过将该时代的社会理性内化到个体理性当中来完成社会化。这在个体心理发展过程中具体地表现为无意识不断受到压抑、意识不断修正自身的过程。“任何有意识的事物都有一个潜意识的初级阶段”①弗洛伊德:《释梦》，孙名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13-614页。，换言之，无意识是意识的原始形式，它为意识的发生提供质料及源动力。但是，意识不等同于无意识，更不是无意识在更高阶段上的简单流露。只有突破心理的监督机制，无意识才可能进入意识领域，不过这时为人所察觉到的已不再是原初的无意识了，而是经过润饰、化装过后的意象，比如梦境。弗洛伊德发现，梦是人类意识通向无意识的唯一途径，而梦便是心理监督机制薄弱的表征。在监督机制的作用下，无意识得不到正常表露，即便在梦境中，无意识也会“改头换面”以另一幅姿态出现。因此，个人心理活动的特征及其诸种表现完全是这个监督机制作用的结果。所谓“理性”不过是经过意识活动伪饰之后所保留的具有统一性的意识残片，这种统一性正是这个监督机制作用的结果。无意识不断受到压抑、意识不断得到修正是受到了这个监督机制的影响，然而，什么承担着这个监督机制的角色?毫无疑问，这已不再是局限于个体心理层面的问题。弗洛伊德后来用“本我—自我—超我”的三分法取代早期的“无意识—前意识—意识”分层说，为我们进一步理解监督机制提供线索。这里，“超我”的力量在根本上是内心对升华了的外部世界的诸种规范、法则的自我体认，正是它承担着监督、约束自我的角色。因此，是种社会性的力量压抑了无意识并不断修正个人意识，使个体心理发展能适应主体间关系发展的需要，而人的理性意识是在社会性力量的监督下个体本能力量的选择性释放。在消费时代，“超我”来自于消费社会所塑造的种种消费偶像——T台上流动的“模特”、媒介中的各类“明星”等，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超我”意象化为合格的消费者形象，藉此对自我实施不断的规训。同时，每个个人都愿意成为消费者，在对待消费上，“本我”与“超我”能达成惊人的一致，这是消费时代与生产时代条件下个人心理的最显著差别。因为在消费中，“本我”中储存的力比多能够得到释放，这又符合“超我”意象所意图塑造的氛围，在这双重力量的鞭策与规约下，自我不得不屈从于消费时代的诸种观念。而在生产时代，“超我”力图塑造的是生产者的形象，它需要压制过多的欲望与冲动。一言以蔽之，不同时代呼唤不同的“超我”形象，但人的本能欲望则是共通的。正因此，消费时代的符号消费与前资本主义时代存在的“夸富宴”式的炫耀性消费尽管在形式及本质上不同，但相同的是二者都能切中“本我”、激发本能。在消费社会中，符号消费观念既符合个人的意愿又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这种观念是个人社会化的必要前提。生产时代个体心理结构中“本我”与“超我”相分离现实地表现为生产者通过劳动只能建立异己的社会关系，无法真正实现社会认同;相反，在消费时代，消费而不是生产提供了个体社会化的通道。社会关系按照消费方式的不同来进行划分，后者则表现为个体“主动”选择的结果。人们在消费方式的谋划中积极构建其社会关系。因此，伴随消费社会而来的符号消费观念必然是个体进入社会关系网络的“入场券”。

另一方面，符号消费观念是个体自身无意识内容在理性意识中的自然流露，这也离不开社会现实的积极作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将自启蒙运动以来支配整个社会现实的理性精神打下神坛，揭示出所谓理性不过是人脑在社会因素的作用下伪饰后的假象。然而，它虽然消解了理性，但同时树立起一个无法探知却又坚称其本真的无意识。本能需要和欲望构成符号消费观念形成的基底，然而什么力量构成基底的本能冲动?具体来说，为何消费社会涌动着过剩消费的热望?显然这是种历史现象，当生存都难以为继的时候，很难想象人们会有太多不切实际的欲望。因此，作为基底的无意识显然不像弗洛伊德观念中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也不再是仅属于个体心理层面的东西，而应该是一种社会存在。“精神分析在无意识中发现的是在言语之外的语言的整个结构”②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25页。，语言对构建完整统一的主体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不能仅将语言简单地理解为人类交流的工具，它是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它是社会历史在人类理性意识中作用的结果，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产物。在消费时代流行的符号消费观念也是通过多样化的语言形式不断被建构并传播的。个人以独立的“主体”进入社会之前，首先接触到的就是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语言。然而，只有当语言作为学习或研究对象的时候，它才以统一的结构性符号的形式出现，在日常生活领域，语言只表现为包裹着文化意象的话语，以“他者”的话语形式出现。区别于主体自身，“他者”可以是社会中的其他主体，但在根本上是“我们作为社会性动物所赖以为生的语言、法律和制度的领域”①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是社会结构在个体身上的具体体现。消费社会的出现还仰赖现代媒介技术的勃兴，广场前的巨幅海报、电视中被完美剪辑的视频图像、广播调频中优美的礼赞、网络中惊艳而泛滥的流式媒体都在诉说着同一主题——消费。最让人无法抵挡的是隐藏在现代商场那巨大的无缝玻璃背后模特眼中散发出的忧郁眼神，他似乎在向您倾诉什么。对，肯定是丰裕时代商品亟待拯救的悲惨命运。所有这些都是消费时代“他者”的具象，它们不放过任何私人领域，试图充满现代人生存的全部感性空间。藉此，他者的话语击穿理性意识，渗透到无意识当中，并构成主体无意识的实质与核心。因此，即便在梦中，现代人都会感受到消费的冲动与愉悦。“无意识在心理学范围里也就是说在个人关系的功能里的存在需要得到澄清”，“无意识的效用并不消失在醒来的时刻”，而“主体以其症状呼叫的是欲望在其历史中的真理”。②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46、450页。总之，无意识并非囿于个体心理领域的东西，而总是社会历史的宏观结构在心理层面的投射。它不过是由人的心理结构从而整个社会结构所控制了的，是被社会结构生产出来并置于人的心理结构中的“陀螺”。符号消费观念虽然是无意识领域的本能欲望在意识中的自然流露，但无意识也无非是社会历史的“镜像”，因此，符号消费观念在本质上是消费社会的现实状况在心理结构中的主观映现。

对心理结构的两个方面即理性意识与无意识的理论分析都指向同一结论:符号消费观念的形成归根结底来自于消费社会现实力量的作用。“逻各斯表现为统治的逻辑。”③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符号消费观念的出现是为了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发展的需要。从生产时代到消费时代，“劳动的意识形态”逐渐缓解，原先为社会机制压抑了的本能欲望被激发出来，似乎不同时代已经有了质的差异。然而，生产时代与消费时代都不过是对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概括，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资本与劳动间的矛盾仍是构成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把个体从曾为缺乏和不成熟所辩护的各种压制中解放出来的现实可能性越大，想维持这些压制并使之合理化、以免现存的统治秩序被瓦解的要求也就越强。”④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当今已不再沿用早期资本主义赤裸裸的强迫生产的方式，消费动用个体无意识的本能冲动，以避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走向覆灭，并因此沦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策略。所以，现代消费观念与社会统治、与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有深刻的内在关联。

三、消费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

现代消费观念的产生是社会现实发展的结果，体现了社会实践的价值要求，受现实社会关系发展的约束。“观念并不会因为其自身的缘故而演化，只有在当它们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的意识中的要素时，它们才会发生演变，并且遵循着特定的实践路径。”⑤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社会生活为观念的产生与变化提供现实土壤。作为“意识中的要素”，观念的现实转变也要受社会实践的指导。生产时代奉行禁欲、节约的理性精神，这与该时代生产水平相对低下、社会产品绝对匮乏相适应;在消费时代，生产由绝对匮乏转向相对过剩，消费变得“匮乏”了，新时代呼唤着新的价值观念，这是现时代符号消费观念产生的总背景。价值观念从来不是对社会现实的机械反映，“观念以及观念的产生，受阶级支配结构接纳或传播与否的限制”⑥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符号消费观念的产生也受一定权力支配关系的限制。权力支配关系不仅存在于政治、军事等强制手段中，它还普遍存在于社会交往的各个方面。一个团体，无论规模大小、级别高低，其内部都存在支配与被支配、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当然，权力支配关系不能平面化为个人间的支配关系，其实质是要确立该团体的存在及其运行秩序的合法性，并让这种关系能继续维持下去。现代消费观念凸显消费社会中权力支配关系的本质要求，因此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

首先，符号消费观念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持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及其秩序，这是其意识形态性的最突出体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主线。“历史唯物主义仍然认为，相对于其他生产方式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优越性，只是为社会财富的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之间的矛盾扫清了道路，并为人们能够在它的真正关系中解决他们的社会存在问题扫清了道路。”①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页。马克思毫不掩饰他对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生产力的革命性飞跃的赞誉，而批判的只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然而，资本主义之所以有生产力上的成就恰恰来自于其相对先进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解放。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也正是历史地变化着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间相互冲突、相互适应的过程。在生产时代，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资产阶级要不惜动用一切社会力量(暴力，甚至战争的手段)来逼迫人们从事生产。生产过程作为社会关系建立的主要阵地，也成为意识形态控制的主战场。生产是该阶段最大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必然是社会矛盾的突破口。到消费时代，消费业已成为生产过程能否存续的关键中介，消费能否稳定、持续地制约着生产过程的总体状况，因此也影响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存在状况。消费成为该阶段各种社会力量为之服务的核心，是该社会意识形态操控的中心。符号消费观念的出现，一方面正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秩序的存续，另一方面也是该阶段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的重要体现。

其次，符号消费观念是消费社会的“主体”所必须具备的价值观念，是消费社会意识形态在个体身上的具体体现。意识形态是社会结构对个体心理实施操控的重要方式。从社会结构来看，意识形态隶属于观念的上层建筑，它是维持社会控制的重要方式;从个体的生存方式来看，“意识形态涉及到人类同人类世界的‘体验’关系”，这种“体验”关系只有“在无意识的条件下才以‘意识’的形式而出现”②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30页。。换言之，意识形态正是一定的社会秩序通过深入到主体无意识的方式对主体实现现实操控的力量。从生产时代向消费时代转变所带来的境遇变迁，在意识形态语义上表现为它逐渐从政治的阶级对抗向社会控制与支配的意义转变，后者恰恰体现为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建构功能。社会结构对个体的控制通过一种意识形态性的召唤来实现，在它的作用下，个体无意识中产生一种“主体”的幻觉。这并不简单地以个体心理上的统一性，即以完整的“我”的形成为标志;“主体”范畴所强调的是个体对包含其周遭的社会关系在内的整个社会现实的总体掌控能力，而这不过是意识形态作用下形成的某种幻觉而已。在消费社会中，意识形态在个体身上具体化为他们不自觉地将自身视为该社会的消费“主体”，并坚信只有在消费活动中才能彰显自己的独特个性。这种意识形态在主体无意识中营造的正是符号消费的观念。这种主体意识是消费社会意识形态操控的结果，体现了意识形态的消费机制——将每个人都建设成为消费社会意识形态的“消费者”。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将个体建构成为消费“主体”，使他们更紧密地关联到社会生产体系，直接或间接地为现代生产秩序服务。

最后，符号消费观念是社会权力支配结构在个体身上作用的结果，该结构被消费社会的现实状况隐藏起来，需要用批判的眼光才能揭示。符号消费观念的形成离不开外部力量的影响，这种外部力量凝聚了社会现实中的所有意识形态因素。在消费社会中，消费已经超越了对物的实用性的需求，建立在主体对物的某种想象性关系上，是对物的符号意象的消费。这种物与人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人对物的形象的主观想象是在符号意象生产者、大众媒介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它们为主观意象的产生提供现实基础，然而，它们的现实作用并不是通过强制的方式而是采取了意识形态的柔性方式实现的。因为符号消费观念在根本上来自于主体内心深处对符号价值的欲求。这种欲求看似自然，但它却是在主体心中潜在地、隐秘地发生的。符号价值的现实意义在进入主体心理结构之前被抽象地幻化为无意识结构中的意识形态性因素，作为一种超我的力量进驻到主体的心理空间。在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中，超我本来是作为一种积极、正面的形象出现的，然而，现代消费方式逐渐改变了超我的原初形象。如果说弗洛伊德用超我来统括在主体心理发展过程中起监督、导向作用的力量，它在根本上仍然是种模范或榜样，那么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这种现实的力量则被解构了。他用镜像来构建主体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映像性关系，并用镜像来承担超我的所有功能。外部的现实力量作为主体心理结构发展的重要参照，在消费社会中，它的所有现实性都来自于由符号价值及其逻辑所建构的交换体系，因此，作为主体无意识的重要部分，超我是为物的体系所结构了的，在本质上难逃物体系的结构性力量的操控，为符号所奴役。“在计划性的消费需求循环中，新的战略力量，新的结构要素——需要、知识、文化、信息、性欲——都失去了爆炸力。与竞争体系相对立，垄断体系将消费建构为控制，建构为对偶然性需求的禁止，建构为被符码计划的社会化过程。”③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符号体系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的“生产者”充分调动该社会一切可资利用的手段来鼓动消费者的消费欲求，这就是意识形态的生产机制。包括现代科技、大众媒介、商品、甚至人自身在内的所有社会力量都成为意识形态话语实施的工具，构成社会权力支配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

揭示符号消费观念与意识形态间的内在关联，还需区分意识形态的消费者与批判者之间的本质差别，发挥意识形态批判的积极作用。形成符号消费观念标志着个人已沦为该社会意识形态的消费者，因为意识形态的根本目的在于将消费社会的现实变成一种“幻想的现实性”，让人们以为消费社会就是完美社会的最佳典范。意识形态批判正是要揭示这种“理性的对象化”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消费社会不可能是人类价值理性的简单外化，它所代表的价值仍属于资本及其所支配的社会力量。因此，识破符号消费观念产生逻辑不能缺少某种批判精神，更需要从意识形态批判走向资本逻辑批判。在这种批判视野中，我们能揭示出符号消费观念及其意识形态的虚假本质，同时也能发掘出它们所具有的真理性，即在特定时代境域中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

在当代中国，符号消费观念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这对于引导未来中国社会发展将产生特定影响。过去的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稳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在广度和深度上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西方普遍采用的生产方式、现代化的商业模式以及媒介技术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与应用，极为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由此，符号消费的观念逐渐在中国人的头脑当中形成。现代消费观念为促进消费、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有利于“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尽早摆脱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藉此巩固与发展中国在拉动世界经济增长、带动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的大国地位。然而，消费观念也包含着自身的局限性，因此需要加以合理规范与引导。符号消费观念的普遍铺展往往会造成人们在消费过程中形成攀比心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人们甚至会用铺张浪费等消极的消费方式来炫耀自己的身份、地位，把消费视作建构自身社会关系的唯一途径，形成以过度消费、奢侈消费为主要特征的“消费主义”观念及生活方式。在当代中国，适当的消费是必要的，是适应现代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但应避免形成“消费主义”。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完成现代化，达到西方发达国家水平，但在中东部以及边远山区的大部分地区，仍需大力推进现代化。总体来说，需要避免铺张浪费的消极消费，以发挥各种资源的最大效能，推进现代性的合理建构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责任编辑:陆影)

F014．5

A

1003-4145［2015］01-0058-07

2014-11-10

荣鑫(1983—)，男，哲学博士，北方工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郗戈(1981—)，男，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基金资助项目“后危机时代中国消费问题的哲学反思”(项目编号:2013M53084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