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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省委书记秘书的十年间

2015-04-01陈炎钢

治理现代化研究 2015年10期
关键词:办公厅秘书书记

文/陈炎钢

我当省委书记秘书的十年间

文/陈炎钢

1969年至1979年,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从林彪、“四人帮”企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到邓小平同志重新“出山”主政并着手治乱整顿。这个时期,我正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谢正浩同志的秘书。回顾那段日子,颇多感慨,经验教训也很多。我以为,当好领导秘书,必须做到以下几条。

平时要掌握大量信息,练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心多用的本领

只有掌握了大量的信息,才能在领导临时提问时对答如流,帮助领导了解情况,作出决策。

1972年,粟裕大将代表国务院到浙江考察并决定镇海大港(现在的宁波港)的建设问题,我随谢书记一起陪同。我问粟裕大将:“您怎么会对象山港的海域情况如此了如指掌?”粟裕大将说:“不了如指掌怎么带兵打仗?海上作战,对距离标尺、水有多深、海底斜度多少、海底是泥沙还是石头,都要清清楚楚。”粟司令又说:“给海军舰队司令当秘书,各种舰、艇都要上一上,公海要去一去,要知道潜艇基地在哪里,海军航空兵基地在哪里,这样才能当好司令员的助手。”

要想掌握大量的信息,平时就要练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心多用的本领。跟随领导外出调研,我的办法是,听地、县委领导同志汇报的同时,请他们的办公室主任或计划经济委员会主任提供数据资料、地图和表册。这样,回来后就可以写出具体的调研报告。如果没有具体真实的数据,写出来的报告就比较概念化,甚至不真实。

那时,我的办公室对着省委常委会议室,若对面开会,我就开着门,一边作会议记录,一边接听电话。因为谢书记在省委是分管经济工作的,各个厅局随时可能有重要的、紧急的事要请示,所以有电话必须接听,尤其是“红机子”(红电话机是领导干部直通电话)来的电话。

有时,常委会会议就某个问题要即刻向中央、国务院发电报,就得在半小时内写出稿子,以便在会上讨论决定,当场签发。如果平时没有掌握大量的信息,就不可能写出好的稿子来。

不能给领导出“歪点子”,不能夹杂私心

在一次党小组会上,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同志说:“秘书是我们的大脑之一,汽车司机是我们的脚。秘书出好点子,能帮助我们作好决策;出歪点子,我们两眼一抹黑,就会犯错误。”

不出“歪点子”、不夹杂“私心”,是党性问题,是品质问题。那个年代,这派那派时刻影响着秘书的思想和倾向。记得我第一天报到上班,谢书记就找我谈话:“你到我这里,不要管这派那派,也不要管这派那派的事,要帮助我做好全省的经济工作。不管哪一派的材料,你都不要拿给我看,我也不看。要公正。”我听从谢书记的教导,用心做到公正,避免了犯错误。

那时的秘书虽然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副厅级、处级、科级等职级,都是机要秘书,职务不高,但政治待遇很高,有一些部长、厅局长甚至常委都看不到的文件,我却能看到。如果存有私心,患得患失,必然会做出不利于党的事来。十年中,我坚持党性,没有给领导带来麻烦。

其他人向领导汇报的事,领导不一定记得住,而秘书说的事,领导却听得进去,也记得很牢。所以,秘书是出好点子还是出歪点子,关系重大。

涉及全局性的决策问题,一定要帮助领导把握好原则

那时的养猪政策,其他省以“公养为主”,没有猪肉吃,而浙江省一直坚持“私养为主”,有猪肉吃。一次,省委办公厅请谢书记签发一份文件,要把养猪政策调整为“公养为主”,我再三劝书记别签发那个文件。我说,“公养为主”政策一下去,不出半个月,全省老百姓的猪都会被杀光。所以我建议改为“私养为主,公养私养并举”。当时书记听不进去,对我发火说: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我笑眯眯地说:“那当然是您说了算。”书记又说:“参谋建议不过三,过三就是动摇首长决心,要军法从事。”我又对他笑笑说:“我是地方老百姓,地方上是不军法从事的。”当时书记气呼呼地离开了办公室,可是过了一小时,书记又笑眯眯地坐到我办公室的沙发上,说:“陈秘书,我错了,还是你的意见对。这个文件不签发了,你把它退回办公厅。”想不到后来浙江省执行“私养为主,公养私养并举”的养猪方针后,养猪业果然发展起来了,连北京、上海都能吃到浙江的猪肉。

1972年,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李先念副总理指定浙江介绍“为什么浙江有猪肉吃”,我给省委书记起草了一份发言稿。可是临开会那一天谢书记却说:“谁写谁去发言。”唯恐中央首长提问,答不上来,难下台。于是,我这个小秘书不得不受命上台发言,下面坐的都是省委书记、中央部长们。我一上台,李先念副总理就问这问那,其他首长也把我叫到身边询问情况。会后,把我的发言稿专发了一期“大会简报”,标题是《浙江省代表陈炎钢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这下可不得了了,《人民日报》采访,各省代表取经。在我的回忆“中共浙江省委工作期间亲历大事奇事险事”的42篇文章中,就有这方面的内容,留下了一个历史的记忆。

保守党的机密,一丝也不能马虎

1974年,中央解决浙江派性问题,整顿浙江省委班子。省委向中央写了整顿情况的绝密报告,只发省委第一书记、书记,一共只有5份。一天,省委办公厅秘书二组的秘书来借阅这份报告,我不知道这份报告只发省委第一书记、书记,又因秘书二组是起草省委重要文件的,就借给了他。没想到,他把这份报告送给了时任省委办公厅的主任,主任又把它捅给了帮派头目,造成了省委工作的被动。此事给我的教训特别深刻!

(摘自《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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