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瑜

（河南中医学院 ，郑州450008）

以人工智能为支撑的数字信息技术给文献学和古籍整理带来了划时代的影响，中文古籍数字化历经30余年的发展，已完成由单一书目数据向图文数据、由检索工具向知识工具的转变。在古籍数据量、数字化技术和理论研究方面均取得一定成绩，为传统古籍整理拓展了新的领域。随着研究进程的深入，其负面影响也日益凸显:技术引领学术是古籍数字化时代学术研究的最大弊端[1]、知识遮蔽即为其一。数字化使文献信息利用者面对海量文献信息茫然无措，甚至“丧失自己的自主性，丧失反思和批判的能力成为信息爆炸的奴隶，被信息洪流所异化”[2]。

1 知识遮蔽的内涵与实质

当代学者吕乃基借用海德格尔技术哲学中关于“遮蔽”与“去蔽”的重要概念，提出知识因未被选择而遮蔽，也因被选择而遮蔽。相对而言，后者尤为复杂。“技术在对一部分知识进行筛选和固化时，使另一部分知识淡化、边缘化，或者说被遮蔽”，“在一部分知识被选择、集成之时，另一部分知识即被舍弃，乃至被遗忘。”[3]知识遮蔽是古籍文献数字化利用过程中的共有现象，涉及数字化过程中技术和应用、理论和实践等多领域，具有跨学科性质，其实质是技术和学术的关系:“坐拥书城”导致思维惰性和视野狭窄，面对海量信息无所适从，不能执简驭繁。古籍数字化要从海量的古籍中选择处理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古籍被数字化，另一部分则因未被选择而被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