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亚莉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袁济喜先生编著《汉末三国两晋文学批评编年》[1]一书，改变以往将魏晋作为主要框架探讨中古文论的思维模式，以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为始基、晋恭帝元熙元年（419）为终结，以编年通论体例展开对汉末三国两晋文学批评的研讨。该书在动态历史变革之中，爬梳中国古典文论从其他学科逐渐剥离而独立之过程，探清风俗审美、文学批评转变之际的诸多端绪，发现魏晋美学、文论中诸多范畴和理论之源，把握汉末三国两晋文学与艺术演进规律，为中古文学批评的创新尝试之力作。

东汉桓帝之时，社会文学批评随着社会与文化传统的总体性危机加剧而呈现活跃与变迁的趋势，展现出人文思潮与文学批评、美学观念的互动与迭变。该书从汉末入手划分文学批评阶段，认为“东汉末年至三国两晋时代，现实情境的刺激，文学批评在内的思想文化形态的演变呈现出更加鲜明的特质”[1]（P2）。这种划分极具研究价值和意义。全书以编年体例通论，从具体编年中详细现政治、文学、人物发展对文学批评的影响，为历来文学批评研究所无。如谈曹操活动与文学批评，“建安十三年”中谈到“曹操杀孔融，显露出他与汉末文士复杂的关系”[1]（P160）；“建安十六年”中指出，“荀彧与曹氏的矛盾表现在士大夫与新兴统治集团的文化性格与文化观念中。荀氏坚守着汉末士大夫的儒学理想，同时又努力在中衰的儒学年代中重建儒学文化理想与政治理想，并且影响着曹氏集团，但他们的儒学理想毕竟与曹操的政治野心存在者不和调和的矛盾，最后以荀彧的殉道结局而收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