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璇　张擘

摘 要：以2008年针对中国28个省份所进行的全国综合社会调查为基础，并从中抽取3 880个居民样本，分析改革完善及攻坚阶段决定收入的诸因素的变化。为了与以往研究进行对比，采用边燕杰、罗根对职业分类的方法以及实证研究中普遍使用的对教育程度和部门单位的分类，并采用明瑟的人力资本模型。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完善及攻坚阶段后，其对人力资本仍具有较高的回报，但是就政治资本来说，党员身份已不具备显著优势，具有高度再分配权力的职业对收入具有最高的回报，而随着单位级别的增高，其对收入的影响也在逐步下降。

关键词：市场；人力资本；政治资本；收入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7-0007-04

中国经济改革始于1978年的农村，并在1986年迅速扩展，之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达三十年之久。这三十年中，中国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是，经济的极速发展背后也隐藏着极大的隐患。譬如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从1997年的45%左右下降到了2007年的35%左右。中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则从1995年的0.322上升到2008年的0.491。而作为测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数，中国的基尼系数在十年内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0.4）。中国在经济方面的不平等正在逐渐扩大。也因此，社会学家一直都对经济改革如何影响收入不平等保持极大兴趣。

一、文献回顾

从1978年改革伊始起，社会学家就在不断关注伴随着经济改革而来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并持续研究由市场转型所带来的政治资本（党员身份）与人力资本（如教育等）影响力的变化，以研究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平等，并从而产生了“市场转型理论”（倪志伟，1989）、“权力变形理论”①（罗纳塔斯，1994）以及“权力维继理论”（边燕杰、罗根，1996）等，此后也不断有学者对以上三种理论提出质疑与补充。

倪志伟提出了市场转型理论，认为在由再分配到市场的转型中，社会经济成就过程发生了根本转变，即对政治资本（如干部身份等）回报的降低，以及对人力资本回报的上升（倪志伟，1989）。他在后续发表的论文中认为拥有干部背景的家庭要比农民背景的家庭在收入上占据优势，但是随着经济体制转型的继续深化，市场转型理论所预言的最终会在中国出现（倪志伟，1991）。罗纳塔斯首先对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提出质疑。他认为在私有化过程中昔日的再分配者借助过去这些社会网络关系，将公有资产便利地转化为私有资产，成为首批私有资产的占有者（罗纳塔斯，1994；刘欣，2003）。边燕杰和罗根则于1996年提出“权力维继理论”以挑战倪的观点。他们认为在改革期间，中国的两个核心制度，即共产党的领导和单位体制没有发生改变，而它们对收入分配影响的延续被改革过程强化，因此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可以优先到市场体制中获得实惠。他们预计如果改革继续有利于拥有权力、关系和资源的机构和个体时，收入的不平等仍将增长（边燕杰、罗根，1996）。

令人感兴趣的是，以上所有的实证研究，包括市场转型理论、权力变形理论以及权力维继理论，所应用的数据基本上都是基于1996年的调查数据，其分析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探索及初步建立阶段，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前已进入完善及攻坚阶段，因而，基于此有必要重新验证以往研究的结论在十年后是否仍旧适用。

二、研究设计与假设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基于2008年的全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对以往的部分研究结论进行验证，以分析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与确立所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因此，以往的研究已经为本文的研究假设提供了基础。

人力资本假设。倪志伟（1989）在对市场转型理论进行验证时发现，在由再分配到市场的转型中，社会经济成就过程发生了根本转变，其对人力资本的回报在上升。而即使一些反对市场转型理论的学者也认为，对人力资本的回报随着改革的推进而增加。因此，本文将人力资本假设分为两点：

假设1：在市场经济中，工龄越高，其对收入就具有更高的回报。

假设2：在市场经济确立以后，对学历的要求则日益突出，因此在这里将假设2分为两点：

假设2a：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其对收入的回报也越高。

假设2b：在市场经济中，市场部门比国有部门具有更高的对教育的回报。

政治资本假设。本文将政治资本假设分为三点：

假设3：党员身份在市场经济中对收入具有更高的回报。

假设4：在市场经济中，具有高度再分配权力的职业比具有高度市场关联的职业拥有更高的对收入的回报。

假设5：单位的行政级别和所有制关系越高，其对收入的回报越高。

本文以明瑟（Mincer，1974）的人力资本模型为基础，并对其进行修正。使用Stata12.0估计所有的模型，用稳健标准误差（robust standard errors）校正抽样以城市街道或县为单位可能带来的偏差。

三、结果

（一）回归结果

表1显示了根据常规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出来的有关收入决定因素的3个模型。模型1是基准模型（baseline model），从表中可以看出，只有受教育年限、工龄、性别对收入有显著地影响，而党员身份对收入在统计上已无显著影响，这与吴晓刚、谢宇（1996）以及边燕杰、罗根（1996）的研究中以上所有变量都具有显著地影响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对教育的回报率大约是13.3%（e0.125

-1），明显高于之前的研究（吴晓刚，谢宇，2003）。这验证了假设2a，即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其月收入就相应的的提高13.3%。与之前的研究相比，工龄对收入的影响更加显著，其对收入的回报率是2.5%（e0.0255

-1）（这一结果在p<0.01是具有统计显著性）。这验证了假设1，即工龄每增加一年，月收入就相应的提高2.5%。但是在模型1中党员身份已经对收入没有了显著的影响，这与市场转型理论、权力维继理论的研究结果又很大的不同，这也推翻了假设3，即党员身份在市场经济中对收入具有更高的回报。这也反映了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化，政治资本对收入回报的逐渐下降。该模型所估计的性别之间的收入差异仍旧很大，这与之前的研究基本没有差异，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男性的收入要比女性的收入高出22%（e0.199

-1）。

在表1 的模型2中带入了教育程度的分类，来测量不同教育程度之间的收入差异，以小学教育程度为参照类别。在模型2前五组数据中，其基本结论与模型1基本一样，值得注意的是性别一栏的截距项变大了。在对教育程度的测量中，初中教育程度对收入并没有显著的影响，高中教育程度在p<0.1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大学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则最显著，其对收入的回报率是45%（e0.372

-1）。这验证了假设2a，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其对收入的回报也越高。为了验证假设2b，市场部门拥有比国有部门更高的对教育的收入回报，在模型3中引入了部门（Sector）变量以及部门（Sector）与教育年限（Education）的交互项。模型3 的结果显示前五组的数据结论与模型1和模型2基本相同，性别这一变量的截距项同样变大了。在教育程度这一分类中，高中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在统计上已经不再显著，但是大学教育对收入的影响基本没有变化。对部门的分类是在对工作单位分类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模型中将工作单位中所有制性质为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单位统一划分为国有部门，余下的则换分为市场部门，并以国有部门为参照项。带入模型后的统计结果显示，与之前的研究（吴晓刚、谢宇，2003）相似，市场部门相比于国有部门对收入的回报更高，大约高出13.7%（e0.128

-1）但是在引入教育年限与部门的交互项后，统计结果变成了负值，这表明对教育的回报在国有部门可能要比在市场部门更高。在其他因素一样的情况下，多增加一年的教育对于国有部门的劳动者可以增加他们14.5%（e0.013+0.122

-1），而市场部门的劳动者只增加12.9%（e0.122

-1）。这就推翻了假设2b，国有部门对教育的收入回报更高。

表2是对政治资本假设的验证。其同样显示了根据常规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出来的有关收入决定因素的3个模型。模型4a是为了测量不同的职业类型对收入的影响。该模型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教育程度以及职业分类两个变量，值得注意的是该模型4a中的职业分类是以既无再分配权力亦无市场关联的职业为参照类的。该模型的结果显示，前五组变量的基本结论仍旧没有变化。在教育程度这一变量中，也只有大学教育对收入的影响在统计上显著。从对职业分类的回归来看，具有高度再分配权力的职业以及具有高度市场关联的职业，与参照类别相比，均具有十分显著地收入优势，分别存在着34.7%（e0.298

-1）和38.4%（e0.325

-1）收入差异。这与边燕杰、罗根的相比，收入优势在十年间翻了1.19翻。这表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完成，对收入的不平等分配则愈加明显。为了更清楚地验证假设4，在模型4b中，将职业分类的参照类别修改为具有高度再分配权力的职业并带入回归。统计结果显示，与既无再分配权力亦无市场关联的职业相比，具有高度再分配权力的职业的收入优势仍旧十分明显，并有所增加。而对具有高度市场关联的职业的统计结果则显示，虽然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但是其截距项为负数，此发现推翻了倪志伟（1989）所提出的“市场改革将最终导致与直接生产者和企业经营者相关的再分配者得不到高回报”，并支持了假设4，在市场经济中，具有高度再分配权力的职业比具有高度市场关联的职业拥有更高的对收入的回报。

模型5是为了测量一个人所在单位的级别对收入的影响。其在模对型4b的基础上引入对单位部门的分类，并进行回归。模型5中的前8组变量的基本结论稍微有所改变。党员身份这一变量的截距项系数虽然仍旧不显著，但是其由负向转为了正向。在单位部门的分类中，与参照项集体企业相比，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在收入上都具有收入的劣势，其中党政机关的劣势更加显著，其与集体企业的收入差异约为45.9%（e0.378

-1）。国有企业和私营/混合企业具有收入上的显著优势，它们与集体企业分别存在16.9%（e0.157

-1）和14.8%（e0.138

-1）的收入优势。这在部分上支持了市场转型理论所认为的随着级别的增高，单位级别的影响逐步下降，并推翻了权力维继理论以及假设5。

四、分析与结论

在本研究中，延续了边燕杰和罗根（1996）关于职业的分类方法，并以明瑟的人力资本模型为基础，对过去研究所证实的关于人力资本与政治资本家假设进行了再验证。在对人力资本假设的验证中，工作年限，即工龄仍旧是单位部门进行人员招聘的重要条件之一，其对收入的回报会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而提高。在对收入的教育回报的验证中，对教育的收入回报在市场部门要比在国有部门高，这支持了倪志伟（1989）市场转型理论假说，即市场导向的经济转型应会导致对人力资本的较高的回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二者的教育回报率的差异并不大，这也许是因为虽然教育在现代社会分层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是这些差异可能来自于市场部门对高等教育者提供更多的机会。

在对政治资本假设的验证中，党员身份对收入已经不具有显著的影响，这与以往的大多数研究结论都相似。在对职业分类对收入的影响中，本研究采用了边燕杰和罗根对于职业的分类方法，这种分类方法反映了个体与资源分配的主要机制的联系程度。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完成，具有高度再分配权力的职业和具有高度市场关联的职业比既无再分配权力亦无市场关联的职业更具有收入优势。这表明，虽然我国的经济仍旧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但是由于对生产要素占有状态、水平的不同、体制以及其他等方面的原因，对收入的不平等分配愈加明显。

上述的分析和结论提供了中国在市场经济确立以后社会结构变迁中个人位置的重新分配。但是上述的分析仅建立在十分简单的模型基础之上，如果仍旧希望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权力、资本的影响进行研究，则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

参考文献：

[1] 倪志伟.市场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由再分配到市场[J].美国社会学评论，1989.

[2] 倪志伟.改革中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处于分配和市场之间的中国[J].美国社会学评论，1991.

[3] 罗纳塔斯.昔日风云人物还是今日弄潮儿吗[J].美国社会学杂志，1994.

[4] 刘欣.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理论争辩的焦点和有待研究的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3.

[5] 边燕杰，罗根.市场转型与权力维继：中国城市分层体系之分析[J].美国社会学评论，1996.

[6] 白威廉，麦谊生.政治与市场：双重转型[J].美国社会学杂志，1996.

[7] 谢宇，韩怡梅.改革时期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不平等与地区差异[J].美国社会学杂志，1996.

[8] 周雪光.中国城市的经济转型和收入不平等：来自时间序列数据的证据[J].美国社会学杂志，2000.

[9] 吴晓刚1993—2000年：中国城市的自愿与非自愿就业流动与收入不平等[J].社会力，2002.

[10] 吴晓刚，谢宇.市场真的有回报吗？——对中国城市社会中教育与收入关系的研究[J].美国社会学评论，2003.

[责任编辑 吴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