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远　斌（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论《金瓶梅》的史家笔法

周远斌
（青岛大学文学院，山东青岛266071）

摘 要：“《金瓶梅》是一部春秋大传”，《金瓶梅》深受史家叙事的影响。史家以史演义，直书实录，《金瓶梅》亦直书实录，以家庭史演义。史家叙事，以论赞点睛，《金瓶梅》叙事亦以论赞凸显主旨，而且多以诗词曲的形式进行论赞，以说教为主。遗憾的是，《金瓶梅》在性事上也直书实录，性事的铺排淹没了穿插其间的论赞说教，“劝百讽一”，有诲淫之失。

关键词：《金瓶梅》；叙事；史家笔法

“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章学诚《章氏遗书·上朱大司马论文》）古代小说乃“史之余”，其叙事源出史之叙事；史之叙事，又以《春秋》叙事为圭臬。所以，无论是从文言小说中，还是从白话小说中，均能看到《春秋》及其他史书对小说叙事的影响。有学者总结道，《春秋》叙事作为“蕴涵着巨大文化惯性和能量的叙述手法，始终受到古典小说作家的青睐，它也成为促成中国古典小说民族特征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从多方面给古典小说以巨大影响”。[1]（P38）《金瓶梅》自然也不例外，其叙事深受《春秋》等的影响。美国学者浦安迪曾这样评价《金瓶梅》：“我们可以把《金瓶梅》这部卷页浩繁的小说理解成对新儒学的修身理想的一个翻案的倒影。事实上，它是一部意存模仿的戏谑作品。从这一观念出发，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西门庆的小天地里，有那么多的‘毛病’。正是儒家思想至关紧要的‘齐家’问题上——无论是在‘知’的方面，还是在‘行’的方面——西门庆都违反了《四书》的核心教导。”[2]（P174-175）浦安迪将《金瓶梅》理解成“修身理想的一个翻案”，理解成“一部意存模仿的戏谑作品”。虽然这较之诲淫说，是积极进步的理解，但仍没有触及小说之本真的一面。“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曹雪芹自评《红楼梦》的这几句诗，也可用来评价《金瓶梅》。张竹坡《金瓶梅读法》五十三条云：“凡人谓《金瓶》是淫书者，想必伊止知看其淫处也。若我看此书，纯是一部史公文字。”八十一条云：“《金瓶》必不可使不会做文的人读。夫不会做文字的人读，则真有如俗云‘读了《金瓶梅》’也。会做文字的人读《金瓶》，纯是读《史记》。”张竹坡以“史公文字”读之，可谓是“解其中味”者。邢慧玲认为，“《金瓶梅》作者是徐渭，徐渭志在《春秋》，他所写的《金瓶梅》是一部春秋大传，是以春秋笔法塑造的艺术精品”。[3]尽管徐渭是不是《金瓶梅》的作者这一问题，尚难澄清，但她所言的“《金瓶梅》是一部春秋大传”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直书实录

孔子修订《春秋》，以史演义，直书实录；《金瓶梅》亦直书实录，以家庭史演义。《金瓶梅》所叙说的是以西门庆一家为主的家庭琐事，虽然只写家庭琐事，但却能由家及国，写尽天下事。张竹坡《金瓶梅读法》八十四条云：“因西门庆一分人家，写好几分人家，如武大一家，花子虚一家，乔大户一家，陈洪一家，吴大舅一家，张大户一家，王招宣一家，周守备一家，何千户一家，夏提刑一家，他如翟云峰在东京不算，伙计家以及女眷不往来者不算。凡这几家，大约清河县官员大户屈指已遍，而因一人写及全县。”另外又通过苗青害主、贿赂蔡京、结交蔡状元、迎请宋巡按、朝见皇上等事件，反映全国的现状。《金瓶梅》叙事不可谓不多，但多无亮色可言，①如赵兴勤、赵韦华在《〈金瓶梅词话〉与传统伦理的错轨》（详见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金瓶梅研究》第八辑）一文中曾比较过《水浒传》《金瓶梅》中的武松形象：“众所周知，《金瓶梅词话》从《水浒传》武松打虎、潘金莲杀夫诸故事情节中旁逸斜出，敷衍了一个游离于《水浒》本事而相对独立的故事，最终又回结到《水浒》中去，完成了它的叙事流程。……两相对比，不难发现，《水浒传》中赤手空拳打死猛虎的英雄武松，在《金瓶梅词话》中，成了匆匆来往的过客，仅作为潘金莲的配角而存在。而原来是配角的潘金莲，却成了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这一主、次位置的颠倒，轻、重戏分的错置，则明显预示着阳刚之气的锐减与阴柔之气的剧升。”其以直书实录之笔法，再现作者当代②如霍现俊认为：“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和《金瓶梅》研究者都一致认为，《金瓶梅》是‘借宋写明’的，而且都承认作品广泛和深入地反映了作者兰陵笑笑生自己生活于其间的十六世纪的中国社会现实。就明代通俗小说创作而言，这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详见霍现俊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金瓶梅〉艺术论要》第1页。上上下下丑的东西、恶的东西，“上至朝廷，下及奴婢，雅如士林，俗若市井，无不使之众相毕露；其社会政治之黑暗，经济之腐败，人心之险恶，道德之沦丧，一一使人洞若观火。”[4]（P144）

小说写了两种类型的儒生，一类是由科举途径登上统治阶层的上层官吏，一类是无法进入仕途而混迹于私塾或富豪之家的下层知识分子。前者如蔡状元、安忱、宋御使，小说中表现的是他们的贪婪腐败、寡廉鲜耻、投机钻营。第三十六回写蔡状元回原籍省亲，途经清河县，在西门庆家打秋风，其道貌岸然外表下的肮脏贪鄙灵魂暴露无遗。可以说，出现在作品里的位居要职的“士”阶层，没有一个合乎儒家的标准。即便是作者表示过赞赏的陈文昭，在奸臣蔡京的说情下，也不得不放弃清正为官的操守，为谋害武大的西门庆等人网开一面，而将武松充军孟州牢城。小说揭露了官场的黑暗与官吏的贪欲自私，让人们清楚地看到，登上仕途本应以天下为己任的“士”阶层是那样地令人失望，儒家人生价值在黑暗自私的封建官场上是那样地倍受冷落。

至于下层知识分子，典型的如水秀才、温秀才之流，《金瓶梅》则把他们作为滑稽可笑、迂腐鄙劣的“酸儒”予以尖刻的嘲讽。水秀才不学无术，却又舞文弄墨；温秀才搬弄是非，贪财好色。他们无行无耻的人格是可怜的，他们那大部分源于儒学经典的学问，只配当作受嘲弄的愚蠢的陈见。

《金瓶梅》所写的佛教徒和道教徒，与儒生一样，没有一个是正面或理想的佛家③普静除外，但他是作为西门庆故事的了结者出现的，更多的是用他来传达因果轮回观念，没有活生生的人格精神，他的面目是模糊的。道家子弟。第八回写和尚为死去的武大念经烧灵，当他们窥破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奸情时，不由地丑态百出，暴露出他们掩藏于袈裟下的不纯正的佛心。薛、王两个尼姑更有她们的错处，小说介绍薛姑子道：“这薛姑子……专一在些士夫人家往来，包揽经忏，又有那些不长进要偷汉子的妇人，叫他牵引和尚进门，他就做个马八六儿，多得钱钞。”（《金瓶梅》第五十七回）④本文“直书实录”部分和“性之直书与褒贬的悖谬”部分，引文均据“词话本”，以下不再注明。小说中的道士，除了为世人打醮、看病、相面等济人入世的几位外，其他的尽是荒淫无耻之徒。

在《金瓶梅》中，儒生不像儒生，佛教徒不像佛教徒，道士不像道士，小说的主人公西门庆更不像个人。西门庆本是一个商人，但他由商而富，因富而成达官贵人，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户，家里放官吏债，开四五处铺面……巡抚、巡按多与他相交，知府知县是不消说”。当朝宰相蔡京是他义父，蔡状元、宋御史、安郎中等官吏是他家座上客，以至“哄动了东平府，抬起了清河县”。于是，他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世界里，肆无忌惮地淫人妻女，贪赃枉法，杀人害命，无恶不作，却又能步步高升，称霸一方。西门庆号“四泉”，即酒、色、财、气四者占全了，小说中经常骂他是“浪荡贪淫”，“富而多诈奸邪辈，欺善压良酒色徒” （《金瓶梅》第六十九回）。小说第五十七回，永福寺长老因殿宇倾颓，前来化缘，西门庆“新得官哥，心下十分欢喜，也要干些好事”，遂施舍五百两纹银。此时，吴月娘趁势相劝，说道：“哥，你天大的造化！生下孩儿，你又发起善念，广结良缘，岂不是俺一家儿的福分？只是那善念头怕也不多，那恶念头怕也不尽。哥，你日后那没来回没正经养婆儿，没搭煞贪财好色事体，少干几桩儿也好，攒下些阴功与那小的子也好。”西门庆闻听，却说：“却不道天地尚有阴阳，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都是前生分定，姻缘簿上注名，今生了还。……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由这一段对白，可见西门庆人性中的良知已丧失殆尽，而且恶欲比天高。

《金瓶梅》的作者以实录的笔触，直书人间的假、丑、恶时，也不时使用“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讽刺手法，更加深刻地暴露现实中羞入耳目的内容。第三十三回写韩道国刚当西门庆的伙计，就在街上洋洋得意地吹大牛：“那韩道国坐在凳上，把脸儿扬着，手中摇着扇儿，说道：‘学生不才，仗赖诸位余光，在我恩主西门大官人做伙计。三七分钱，掌巨万之财，督数处之铺。甚蒙敬重，比他人不同。’有谢汝慌道：‘闻老兄在他门下做，只做线铺生意。’韩道国笑道：‘二兄不知，线铺生意只是名目而已。今他府上大小买卖，出入资本，那些儿不是学生算账！言听计从，祸福共知。通没我，一事儿也成不得。初，大官人每日衙门中来家摆饭，常请去陪侍，没我便吃不下饭去。……’”“刚说在闹热处，忽见一人慌慌张张走向前”，报告他老婆与人通奸被当场抓住，拴到铺里要解官了。这一在实录中使之“两面”现形的写法，可以产生触目惊心的鞭挞效果，与《春秋》的一字寓褒贬相比较，显然是发展了《春秋》笔法。《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史记·太史公自序》），《金瓶梅》除了贬皇帝、讨官僚，还对世间其余种种丑的恶的东西予以揭示和挞伐。所以，鲁迅评价曰：“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中国小说史略》）张竹坡在《金瓶梅读法》第三十四条中将其与《史记》做比较：“《金瓶梅》是一部史记。然而《史记》有独传，有合传，却是分开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传，而千百人总合一传内，却又断断续续，各人自有一传。固知作《金瓶梅》者，必能作《史记》也。何则？既已为其难，又何难为其易。”显然张竹坡是在以史家笔法赞《金瓶梅》，他对《金瓶梅》的直书实录也甚是明了，故评之曰：“读之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操笔伸纸做出来的，吾故曰得天道也。”（张竹坡《金瓶梅读法》六十三条）

二、叙事中的论赞

古代史书叙事，均有论赞，作者藉此发表对人物、事件的评论。《金瓶梅》模仿史家叙事，亦有论赞。孟子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春秋》有维护伦理纲常、裨益风化之旨，《金瓶梅》也有此意旨，这在论赞中表现得非常充分。《金瓶梅》多以诗词曲的形式进行论赞，以说教为主。论赞在《金瓶梅》中出现的位置灵活，但多在入话①说话开始，一般在开场时先是一首或几首诗（或词，或曲），再加以解释，然后引入正话，这叫作入话。入话在说话中有聚集听众、肃静听众和启发听众的作用。入话还是话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话本有着本然的联系，并起穿针引线、开篇点题的作用。中。

《金瓶梅》“词话本”“说散本”的每一回都有入话，皆用一诗、或一词、或一曲入话（第一回除外）。“词话本”作为民间艺人的说唱底本，②潘开沛在《〈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光明日报》1954年8月29日版）一文中言：《金瓶梅》是一部平话，处处可见说书人的语调；全书每一回都穿插词曲、快板及说明等，可看出是说书人的创作。其后，赵景深、徐朔方、刘辉等人撰文，支持这一观点。笔者持相同观点。其文本是有说有唱、韵散杂糅的，其立意是以说教、有趣味、有吸引力为主的，总体风格是俗中带雅。“说散本”是较文人化的本子，其文本中韵语减少了，说教的东西减少了，总体风格相对趋于雅化，其只有九回的入话与“词话本”中的相同，等于“说散本”把入话又重新写了一遍③学术界较一致地认为，“词话本”是“说散本”的母本，两者之间是母子关系。可参看苗怀明《20世纪以词话本为中心的〈金瓶梅〉研究综述》（《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1期）。。所以，谈《金瓶梅》的论赞就要谈到两个版本的入话论赞。

“词话本”中的入话论赞十之八九是说教的，“说散本”中的入话论赞是十之一二是说教的。“词话本”第一回入话：“如今只爱说这情色二字，做甚故？士矜才则德薄，女衍色则情放。若乃持盈慎满，则为端士淑女，岂有杀身之祸。今古皆然，贵贱一般。”第二回入话：“只因月下星前意，惹起门旁帘外心。”“那知后日萧墙祸，血溅屏帏满地红。”第三回入话：“色不迷人人自迷，迷他端的受他亏。精神耗散容颜浅，骨髓焦枯气力微。犯着奸情家易散，染成色病药难医。古来饱暖生闲事，祸到头来总不知。”第十三回入话：“人生虽未有千全，处世规模要放宽。好是但看君子语，是非休听小人言。徒将世俗能欢戏，也畏人心似隔山。寄语知音女娘道，莫将苦处语为甜。”“词话本”中的入话论赞绝大多数是诸如此类的说教。诸多说教之语，虽不是至理名言，但确实有惊顽启思之效用。

“说散本”第一回入话论赞，堪称是《金瓶梅》中最有概括力、最有影响力的说教，其论说道：“单道世上人，营营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欲关头，打不破酒色财气圈子，到头来同归于尽，着甚要紧。虽是如此说，只这酒色财气四件中，惟有财色二者更为利害。……见得人生在世，一件也少不得，到了那结果时，一件也用不着。随着你举鼎荡舟的神力，到头来少不得骨软筋麻。由着你铜山金谷的奢华，正好时却又要冰消雪散。假饶你闭月羞花的容貌，一到了垂眉落眼，人皆掩鼻而过之。比如你陆贾、隋何的机锋，若遇着齿冷唇寒，吾未如之何也已。到不如削去六根清净，披上一领袈裟，参透了空色世界，打磨穿生灭机关，直超无上乘，不落是非窠，倒得个清闲自在，不向火坑中翻筋头也。”①《红楼梦》第一回中的《好了歌》及其“解”，当与这番议论有些关系。读了这一番议论，受了这一番的教诲，谁又能不看开一步，应是：痴迷者醒，放肆者敛，得一清闲自在人生。

两版本中入话论赞说教的范围也是不同的，“说散本”是以酒色财气为中心的，而“词话本”没有中心，大有说尽世间之理的说教气概。对于“词话本”入话的说教内容，不妨就典型者一看：“酒色多能误国邦，由来美色丧忠良。纣因妲己宗祀失，吴为西施社稷亡。自爱青青行处乐，岂知红粉笑中殃。西门贪恋金莲色，内失家麋外赶獐”（第四回）；“参透风流二字禅，好姻缘是恶姻缘。痴心做处人人爱，令眼观时个个嫌。野草闲花休来折，真姿劲质自安然。山妻稚子家常饭，不害相思不损钱”（第五回）；“朝看瑜伽经，暮诵消灾咒。种瓜须得瓜，种豆须得豆。经咒本无心，冤结如何究。地狱与天堂，作者还自受”（第十回）；“人生虽未有千全，处世规模要放宽。好是但看君子语，是非休听小人言。徒将世俗能欢戏，也畏人心似隔山。寄语知音女娘道，莫将苦处语为甜”（第十三回）；“巧厌多劳拙厌闲，善嫌懦弱恶嫌顽。富遭嫉妒贫遭辱，勤怕贪鄙俭怕悭。触事不分皆笑拙，见机而作又疑奸。思量那件合人意，为人难做做人难”（第二十二回）；“休将金玉作根基，但恐莫逃兴废”（第二十三回）；“登先径路机关恶，近后语言滋味长。爽口物多终作疾，快心事过必为殃”（第二十六回）；“得失荣枯总是闲，机关用尽也徒然。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到头螳捕蝉”（第三十回）；“好把炎炎思寂寂，岂容人力敌天时”（第三十二回）；“善事须好做，无心近不得。你若做好事，别人分不得”（第四十回）；“宽性宽怀过几年，人死人生在眼前”（第四十九回）；“来日阴晴未可商，常言极乐起忧惶。……人生多少悲欢事，几度春风几度霜”（第五十四回）；“行藏虚实自家知，祸福因由更问谁？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闲中检点平生事，静里思量日所为。常把一心行正道，自然天理不相亏”（第六十二回）；“寺废僧居少，桥塌客过稀。家贫奴婢懒，官满吏民欺。水浅鱼难住，林疏鸟不栖。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第八十回）；“万事从天莫强寻，天公报应自分明。贪淫纵意奸人妇，背主侵财被不仁。莫道身亡人弄鬼，由来势败仆忘恩。堪叹西门成甚业，赢得奸徒富半生”（第八十一回）；“上临之以天鉴，下察之以地祗。明有王法相制，暗有鬼神相随。忠直可存于心，喜怒戒之在气。为不节而忘家，因不廉而失位。劝君自警平生，可笑可惊可畏”（第八十八回）；“花开花落开又落，锦衣布衣更换著。豪家未必常富贵，贫人未必常寂寞。扶人未必上青天，推人未必填沟壑。劝君凡事莫怨天，天意与人无厚薄”（第九十回）；“谁道人生运不通，吉凶祸福并肩行。……自课官途无枉屈，岂知天道不昭明。早知成败皆由命，信步而行暗黑中”（第九十三回）；“有福莫享尽，福尽身贫穷。有势莫倚尽，势尽冤相逢。福宜常自惜，势宜常自恭。人间势与福，有始多无终”（第九十五回）；“心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世味怜方好，人情淡最长。因人成事业，避难遇豪强。今日峥嵘贵，他年身心殃”（第九十八回）；“见机而耐性，妙悟生光明。……好个快活路，只是少人行”（第九十九回）；“人生切莫将英雄，术业精粗自不同。猛虎尚然遭恶兽，毒蛇犹自怕蜈蚣”（第一百回）。“词话本”的这些入话说教不次于“三言”之说教，诸说教之理不但“适俗”，而且“导愚”，并“传之可究”，另外也远远超出了“说散本”以酒色财气为中心的说教范围。

“说散本”第一回入话论赞的“酒色财气”说教给小说定了说教的范围，以后又只用十之一二的入话论赞来说教，这就使得“说散本”的说教色彩比“词话本”的淡了好多。《金瓶梅》入话论赞的说教对小说全篇的统帅是不容忽视的。可以说，它之有无对《金瓶梅》有着实质性的影响。删去《金瓶梅》中的淫秽处，对小说本身并无伤筋动骨式的影响，但如果把入话删去，那就是别样的《金瓶梅》了。李渔在论戏曲创作时曾言，要“立主脑”。入话在说话中就有“立主脑”的作用，即使后面走偏、走歪一些，先入之见都会把偏歪处放正。“词话本”能给人“明人伦”的感觉，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其入话论赞的说教作用。“说散本”入话论赞说教色彩的淡却、文雅涵蓄的增强，使得张竹坡可以忽略说教思想在《金瓶梅》中的中心地位，并用“寓意说”来解读阐释之①如张竹坡在《金瓶梅读法》三十六条中所云：“作小说者既不留名，以其各有寓意或暗指某人而作。夫作者用隐恶扬善之笔，不存其人之姓名，并不露自己之姓名。乃后人必欲为之寻端竟委，说出姓名何哉。”。

《金瓶梅》在正文中也不时通过诗（偶也用词）的形式进行论赞说教。不妨看一下《金瓶梅》“词话本”正文中的论赞语句：“泼贱心太不良，贪淫无耻坏纲常”（“词话本”第一回）、“从来男女不同筵，卖俏迎奸最可怜”（第三回）、“色中饿鬼兽中狨，坏教贪淫玷祖风”（第八回）等，正文中的类似语句举不胜举。《金瓶梅》“词话本”是按话本的体制结构的，每一回也都有煞尾，煞尾也不时地做劝戒语，如：“宿尽闲花万万千，不如归去伴妻眠。虽然枕上无情趣，睡到天明不要钱”（第二十回）；“ 得失荣枯命里该，皆因年月日时栽。胸中有志终须到，囊内无财莫论才”（第四十八回）；“求人须求大丈夫，济人须济急时无。一切万般皆无奈，谁知恩德是良图”（第六十回）。不难看出，《金瓶梅》“词话本”时时不忘说教，说教成了《金瓶梅》“词话本”的中心，这样也就不难理解欣欣子赞其“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了（欣欣子《〈金瓶格词话〉序》）。张竹坡的“泄愤”“丑仇”说，不足为证。袁照的“指斥时事”说有些根据，但绝不是《金瓶梅》的主体思想。

如此多的论赞说教，可见作者之积极用心。所以，《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云：“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廿公在《金瓶梅词话》跋中又进一步指明：“《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然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矣。不知者竟目为淫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特为白之。”袁宏道《与董思白书》云：“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司马迁服膺孔子作《春秋》，将自己的《史记》窃比于《春秋》，深得《春秋》之法。张竹坡一再将《金瓶梅》比于《史记》，想必心中也有将《金瓶梅》比于《春秋》之意，只是不明说而已。②将作为小道的小说比攀于圣人之经，尤其是将有诲淫之嫌的《金瓶梅》比于《春秋》，自然会招人唾弃。从以上入话可以看出，《金瓶梅》确有《春秋》的纲纪人伦、匡正世风、以“达王事”之旨。

三、性之直书与褒贬的悖谬

“劝百讽一”出自《汉书·司马相如传赞》：“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汉大赋曲终奏雅，虽有讽谏之意，但奢靡之辞繁富，奏雅之辞微眇，这使得奢侈淫靡之心盛，而节俭寡欲之心微，故扬雄称之为“劝百讽一”。《金瓶梅》作为长篇巨著，将《春秋》的直书实录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性事上也不避讳，也是直书之，而且是大书特书。性事直书繁富，而贬抑之论赞微眇，因此出现了汉大赋“劝百讽一”式的悖谬。

先看《金瓶梅》性之直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对性生活持近乎否定的态度，《金瓶梅》要在性描写上尽情地铺排夸饰，首先要为色情的正当存在寻找根据，尽管明代中晚期自上而下享乐成风，但《金瓶梅》还是要为自己主要叙写的对象进行正名。只有名正，才能言顺。所以，《金瓶梅》第一回开篇就为色情正名：“情色二字，乃一体一用，故色绚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视，亘古及今，仁人君子，弗合忘之。晋人云：‘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如磁石吸铁，隔碍潜通。无情之物尚尔，何况为人，终日在情色中做活计？” 而且在这一段论说前还引一词为证：“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斩万人头。如何铁石打成心性，却为花柔？君看项籍并刘季，一似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尽管这两段话是从《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刎颈鸳鸯会》中借来，但却有正名之用，这使《金瓶梅》言顺起来，因此有了这一百回的长篇巨著。还有正名之用的是《金瓶梅》第八十五回庞春梅劝慰潘金莲的话：“人生在世，且风流了一日是一日！”因见阶下两只狗戏在一起，又劝说道：“畜生尚有如此之乐，何况人儿反不如此乎？”这两句话虽然是庞春梅为开解与陈经济乱伦的潘金莲说的，但却也流露了一种价值观，而且也以畜生之乐为人之乐正了名。作者在小说中为色情正名，肯定人的感性生命，对宋明理学因提倡道德理性而扼杀感性生命的极端教化，给予了一定程度上的纠偏，但却纠枉过正，将人的性爱生活作为人生价值的支点，而且与动物的交配相提并论，置性爱中的社会理性和情感需求而不顾，自然是走了性本主义的极端，《金瓶梅》成书并流传开来后，自然会误导读者。

因色绚于目，才有情感于心，所以，《金瓶梅》为色情正名后，首先渲染的是绚目感心的性感之色。《金瓶梅》第一回写诱挑武松时的潘金莲道：“那妇人将酥胸微露,云鬟半，脸上堆著笑容”。第二回写西门庆眼里的潘金莲道：“却不想是个美貌妖娆的妇人。但见他黑鬂鬂赛鸦鸰的鬓儿，翠弯弯的新月的眉儿，香喷喷樱桃口儿，直隆隆琼瑶鼻儿，粉浓浓红艳腮儿，娇滴滴银盆脸儿，轻袅袅花朵身儿，玉纤纤葱枝手儿，一捻捻杨柳腰儿，软浓浓粉白肚儿，窄星星尖翘脚儿，肉奶奶胸儿，白生生腿儿，更有一件紧揪揪、白鲜鲜、黑裀裀，正不知是甚么东西。观不尽这妇人容貌。”第十三回写与西门庆偷情中的李瓶儿道：“被翻红浪，灵犀一点透酥胸；斗多时，帐构银钩，眉黛两弯垂玉脸。那正是：三次亲唇情越厚，一酥麻体与人偷。”《金瓶梅》中类似的描写俯拾即是，而且都是触目动心之描写，所以，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中言：“金屏绣褥，何美丽也！鬓云斜，春酥满胸，何婵娟也！”老子言，“不见可欲”，使人心不乱。《金瓶梅》如此绘色绘形的描写，叫人不动心，难矣。

《金瓶梅》对绚目之色渲染的目的，在于动心，所以，《金瓶梅》对“动心”也做了大肆渲染。第二回是这样写西门庆初见潘金莲的感觉的“：那人一见，先自酥了半边，那怒气早已钻入爪洼国去了，变做笑吟吟脸儿。”第七十八回写了西门庆对何千户娘子蓝氏的冲动，在看其冲动前，先看小说对蓝氏的描画：“仪容娇媚，体态轻盈，姿性儿百伶百俐，身段儿不短不长，细弯弯两道蛾眉，直侵入鬓，滴溜溜一双凤眼，来往踅人，娇声儿似啭日流莺，嫩腰儿似弄风杨柳……轻移莲步，有盖珠仙子之风流；叹慼湘裙，似水月观音之态度；真是比花花解语，比玉玉生香。” 这一段描写有摇荡精神、感动血气之效用，西门庆亲睹其人，更不胜其感了“：这西门庆不见则已，一见魂飞天外，魄丧九宵，未曾体交，精魄先失”，“心摇目荡，不能禁止”。荀子曾言，郑卫之音,使人心淫。《金瓶梅》诸如的描叙，其感染力丝毫不减郑卫之音，也有劝淫之不良影响。

《金瓶梅》最大力铺陈渲染的是男女房中之事，从第四回开始写男女性事，以后几乎回回写性事。对性事的叙写，《金瓶梅》表现出了忘乎所以的态度，动辄几十字几百字，多辄上千字，并不时以诗以词为证，而其中所反复铺陈的主要是机械之动作，再就是一些变态的性行为，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著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好色而不淫”（刘安《离骚传》），《金瓶梅》将此教化抛到了多少个九霄云外，其不但为好色正名，而且教人怎样在色情中做活计，不但淫，而且淫得变本加厉，淫得忘礼悖情，淫得唯性是求，以至于命丧于斯。

无邪之“诗”的“兴观群怨”，是正面教化；而《金瓶梅》之淫邪的“兴观”，却就是诲淫劝淫了。清人丁耀亢在《续金瓶梅》第一回中所言可以为证：“只因众生妄想，结成世界，生下一点色身，就是蝇子见血，众蚁逐膻，见了财色二字，拼命亡身，活佛也劝不回头。依旧生于此门，死于此户，无一个好汉跳得出阎罗之网，倒把这西门庆像拜成师父一般。看到‘翡翠轩’‘葡萄架’一折，就要动火。”“眼见的这部书反做了导欲宣淫话本。少年文人，家家要买一部，还有传之闺房，念到淫声邪语，助起兴来，只恨那胡僧药不得到手，照样做起。”

下面再看《金瓶梅》性之论赞说教。汉大赋曲终而奏雅，《金瓶梅》开篇就奏雅。“词话体”开篇的《四贪词·色》劝人戒色道：“休爱绿髩美朱颜，少贪红粉翠花钿。损身害命多娇态，倾国倾城色更鲜。莫恋此，养丹田，人能寡欲寿长年。从今罢却闲风月，纸帐梅花独自眠。”该词虽然算不上是振聋发聩之语，却也是合情入理之说教，有心人自能省悟一二。《金瓶梅》还在入话、正文、结尾进行论赞，以戒色说教，如第一百回结尾诗曰：“闲阅遗书思惘然，谁知天道有循环。西门豪横难存嗣，敬济颠狂定被歼。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可怜金莲遭恶报，遗臭千年作话传!”①其他戒色说教之语，可参看本文第二部分。可以说，《金瓶梅》自始至终都在论赞，以教化讽戒，与汉大赋的曲终奏雅相较，更显出《金瓶梅》的教化之用心。东吴弄珠客在《金瓶梅词话》序中也说：“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据《金瓶梅》中的教化之语，可知东吴弄珠客所言，非空穴来风，一定程度上是言之有据的。《金瓶梅》在立意上，确实有教化之用心，但在现实生活中，《金瓶梅》却成了“导欲宣淫话本”，也就是说，《金瓶梅》文本的客观效果与作者的立意发生了背离。

背离之原因应归咎于“劝百讽一”的叙写。尽管论赞教化语在《金瓶梅》中不断，但都是只言片语，这相对于连篇累牍的性之铺陈，只是兴不起风浪的浪花而已，其劝戒作用也象浪花的转瞬即逝。尽管东吴弄珠客坚持《金瓶梅》为世戒非为世劝，但他也看到了书中“劝”多“戒”少，所以，在序中还言：“余友人褚孝秀偕一少年同赴歌舞之筵，衍至《霸王夜宴》 ，少年垂涎曰：‘男儿何可不如此！’褚孝秀曰：‘也只为这乌江设此一着耳。’同座闻之，叹为有道之言。若有人识得此意，方许他读《金瓶梅》也。不然，石公几为导淫宣欲之尤也！”“识得此意”即知盛衰消长之机、报应轮回之道。按东吴弄珠客语，知道达机者，才有资格读《金瓶梅》。东吴弄珠客在客观的文本面前，无法否认其导淫宣欲的阅读效应，只好要求读者以道心观之，看欲望描写背后所彰显的教训。

老子之所以言“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显然是认识到了人之欲望的可怕。欲望是生命的一个动力源，但也是一个永远无法使其满足的“神话”，防止欲望膨胀的有效途径就是使“不见可欲”，即鱼不脱于渊。兰陵笑笑生在《金瓶梅》故事情节的安排上，就是利用一个个“鱼”的出现推动情节发展的。西门庆、潘金莲在欲望的追逐中，一个个的满足使其欲望更加膨胀，以至堕落为欲望的奴隶；陈经济、庞春梅本非欲望追逐者，见欲后也身陷其中，不能自拔，最后诸人皆以悲剧而告终。兰陵笑笑生在这一情节的安排上，也表现出了教化之用心。但他忘了，一个个欲望的满足，在读者们眼里，也是一个个的“鱼”，他津津乐道的再现，自然会助长“津津”的向往和追求，而且会努力将书上的“鱼”一个个变为现实，西门庆等人的悲剧结局，不会熄灭一路欲望所煽起的胸中之火。东吴弄珠客想必从《金瓶梅》中看到了这“火”，为了防微杜渐，故在序中声色俱厉地警告道：“生欢喜心者，小人也； 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 觉得还不放心，在序的最后又叮嘱道：“奉劝世人，勿为西门庆之后车，可也。” 东吴弄珠客的序也是枉费了口舌，“生效法心者”甘愿步其后尘，而且“把这西门庆像拜成师父一般”。

鲁迅在《〈绛洞花主〉小引》中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革命家看到了排满。而同样是写世情的《金瓶梅》，因其有诲淫之嫌而列为禁书秽书，其中的道学、经学等内涵却被忽视，这不能不归咎于其对性事的直书实录。性事的铺排淹没了穿插其间的论赞说教，“劝百讽一”，故有诲淫之失。

《礼记·经解》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汉大赋用《春秋》的“属辞比事”之法，铺排物象，“雕虫篆刻”，背离了《春秋》经教之宗旨。《金瓶梅》“属辞比事”，铺排性事，更有悖于《春秋》经教之宗旨。除了这一点，“《金瓶梅》是一部春秋大传”并非虚誉，《金瓶梅》叙事深受史家笔法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陈才训.源远流长——论《春秋》《左传》对古典小说的影响[D].山东大学,2006.

[2]浦安迪.中国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邢慧玲.《金瓶梅》是一部春秋大传[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6）.

[4]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第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潘文竹

The Historian's Writing Technique in The Plum in a Golden Vase

ZHOU Yuan-bin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China )

Abstract:The Plum in a Golden Vase is a work written in the style of the Spring-and-Autumn Period. It was infl uenced by the narration of historians. Historians always put forward striking key points with commentaries. The Plum in a Golden Vase does the same too, by means of poems. However, it is a pity that The Plum in a Golden Vase provides a direct record of sex, drowning its commentaries, and is therefore likely to be considered as salacious.

Key words:The Plum in a Golden Vase; narration; historian's writing technique

作者简介：周远斌（1969-），男，山东泗水人，文学博士，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5年度山东省社科规划青少年研究专项（山东省青少年研究基地资助项目）“青少年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认知与教育对策研究”（15CQSJ25）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5-03-31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5）06-004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