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明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一

《新青年》对于鲁迅很重要。鲁迅多次谈到《新青年》和五四“文学革命”，其态度之殷切颇为稀罕。其中最完整的是那篇著名的《〈自选集〉自序》，这是一篇鲁迅的“创作谈”，也是研究鲁迅的重要文献之一，是与《〈呐喊〉自序》《写在〈坟〉后面》等具有同等分量的文献。在文中鲁迅说明了其五种创作的写作及其背景，重点是《呐喊》，其次是《彷徨》和《野草》，提到了《故事新编》和《朝花夕拾》，关于前三种创作背景的叙述暗含了一个“伏线”，即围绕着《新青年》的聚散分合展开的。从此角度叙述写作背景，鲁迅力图说明并强调什么？它固然表明鲁迅很重视《新青年》，但同时也揭示出鲁迅与《新青年》的特殊关系，确切地说鲁迅力图强调的是其自身“附着于”《新青年》的，鲁迅与《新青年》是一体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关于《呐喊》的创作及其背景，鲁迅是这样叙述的：

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这一种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

既不是直接对于“文学革命”的热情，又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但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后来结集起来的《呐喊》，一共有十四篇。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新青年》之于鲁迅的“重要性”，以及鲁迅与《新青年》生动直接而紧密的关系，这一段文字已“昭然若揭”。因为后面还要回溯这个问题，加之本文的论题是《新青年》的解体和分化，在此不再展开。

引起我们兴趣的是鲁迅在文中关于《彷徨》和《野草》的写作及其背景的说明，这是一个很精当很经典的说明：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1]（P468-469）

后一句引用的是屈原《离骚》中的诗句，首先是作为“题辞”在《彷徨》扉页引用的；与此诗句对应的也是作为《彷徨》扉页“题辞”的是鲁迅所作的一首五言诗：“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凡这些，集中表达了、体现了鲁迅写作《彷徨》和《野草》时的心境，以及鲁迅的自我定位。这里紧要的问题是：新的的战友在哪里？——鲁迅在急切地寻找。“战斗的意气”冷却的原因，一个是《新青年》阵营的解体与新文化运动的分裂和停滞，一个则和“呐喊”之后不能不再次面向自己的内心世界有关。我的基本结论是：《新青年》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分化、解体和星散以后，呈现于鲁迅观念中的“现实关系”已经被重新切割、被重新组合，已经转化为与其自我相对的、与自我构成对立冲突的“强大的现实异己力量”。而这一切恰恰是在《新青年》散掉、即“呐喊之后”发生的或出现的一个状况：外在的“现实”这样了，如此这般，鲁迅所能做的就是再次回到自身或自我的内心世界。回到自身做什么呢？“看清我自己”，——自我的（现实）角色其真实的“面目”是什么样子的？这样的自己——变成了“散兵游勇”的自己还能做点什么？这里，重要的是两个层面上的重新考察：对《新青年》后的“现实关系”重新考察，进而对自我重新确认。《彷徨》不论，以《野草》为例，从《野草》的第一篇《秋夜》的写作始，这种被重新组合的“现实关系”就出现了，“凛秋的夜空” 在诗人（鲁迅）的感受中已经转化为一种“强大的现实异己力量”，并且对诗人及其自我造成了重压、淹没和侵夺，最终诗人的那个自我消隐了退却了，进而分裂了，等等。这是一种消极的情绪，鲁迅因此陷入虚无和绝望的境地中，悲哀沉潜，彷徨于无地，以至于不能自拔。总之，《新青年》阵营的星散引发了鲁迅对“现实关系”的重新思考，也引发了鲁迅关于自己在启蒙事业和改革事业中所扮演角色的思考和定位。

二

为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衰落和“《新青年》阵营”的解体对鲁迅的冲击和影响有如此之大？为什么较之其他五四人物鲁迅更重视更关注《新青年》阵营？这是鲁迅的问题，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今天，有两点已然清楚：一是，鲁迅不属于《新青年》的核心层，甚至在第一层（核心层）人物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第二层人物钱玄同、周作人之外（周作人曾说，“我那时在国文学系与《新青年》社都是票友资格，”），鲁迅属于第三层次的人物，与被胡适后来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近似，都是《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身份），但是与吴虞不同的是，鲁迅有时参加《新青年》的编辑会议（周作人致曹聚仁的信中，曾纠正了鲁迅的回忆，以为有“小说”笔法。他一再强调，兄弟二人在《新青年》杂志属“客师”地位，并未参加具体的会议），近于第二层人物。对此，鲁迅自知之明，所以他将自己定位为敲敲边鼓，呐喊几声，助助阵的，乃“听将令”的小卒。陈独秀在鲁迅逝世后写于1937年11月的《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一文中说，“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这是我个人的私见。”[2]他经常向鲁迅催稿，并说鲁迅是“新青年人物”中写稿最勤的一位。关于这一点鲁迅也提到过，感谢独秀先生的催稿等等，这种情况说明了一个事实：较之其他人物鲁迅多少是有些被动的，他与钱玄同关于“铁屋子”的谈话中所表现出的被动状态，准确地揭示了鲁迅在《新青年》阵营中的地位：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就有了十余篇。[3]（P440-441）

二是，《新青年》解体以后，在以后的岁月、在陈独秀和胡适等诸多关于《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记叙文章中，他们对自己在这一团体和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是自信的，肯定的，称五四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并由他们发动和领导，他们是先锋和领袖人物，甚至于互相说，倘不是他们这一运动至少要晚起十余、二十年，等等，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以至于今天出现了这样的为胡适翻案的研究文章：不是鲁迅，胡适才是五四新文化为代表的现代中国文化的“中心”。这是建国后将鲁迅树为意识形态权威的“反动”。“我的朋友胡适之”，天下攘攘，皆为胡（胡适之）来，实在是，无论哪个时期，在现代中国胡适从来都是中心，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和学术上的“中心”。然而，对这一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以这种方式在他们手中这样分裂，解体，陈、胡不仅没有自责，也几乎没有多少惋惜、眷念之意。这种态度与鲁迅形成巨大反差。与他们相反，鲁迅从未有“邀功”之意，谈到《新青年》，也总是很客观很准确，多次明确地说胡适之他们在五四搞的“文学革命”：“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4]（P13）。不仅如此，对于五四人物，鲁迅也是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尊敬李大钊，二人感情颇深，在生命的晚年，为李大钊文集《守常全集》写题记，为其编辑刊行奔波，其感情之浓烈、态度之诚恳，是否有在其文稿中亲炙其泽的念头？敬仰陈独秀的大度，坦诚，对于陈独秀的催促约稿充满了感激；对于五四前后的胡适，也是敬佩的，甚至引为同道，对其得风气之先的作用和敢打硬仗的气概赞赏有加；就是对钱玄同、刘半农，在亲近之外，对于他们颇打了几场硬仗的历史作用总是予以很高的评价（这种评价与鲁迅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是同构的，显现为鲁迅的“五四情结”），一再提醒人们，不要低估了他们的作用，不要以他们后来的言行、做派掩盖了他们五四时的风光和荣耀，呼吁人们记住他们，等等。这里的问题是，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处在这样一个位置的鲁迅，为什么较之其他人这么重视《新青年》团体，——对其衰落和分化如此耿耿于怀、感慨不已呢？我想，根本的直接的原因是，在这一新文化运动中鲁迅自身才有“着落”，其才能、思想和理想才有附着，读一读《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鲁迅关于自己的一段话：“在这里（指《新青年》——引者）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5]（P246），其激奋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借助于这一新文化运动鲁迅才能够发声，呐喊，鲁迅终于可以呐喊了；鲁迅毕其一生所从事的启蒙事业和改革事业从此展开了。

三

除此之外，可能还有这样两个内容：

（一）鲁迅对“战线”或“阵地”的要求、重视甚或偏好，使其较之他人格外重视《新青年》这个平台。只有阵地才能把这一群中国的改革力量和新生力量联合在一起，由于他们人数极少，力量极弱，只有“联合战线”，才能形成合力。在创作道路的前期（按约定俗成的用法），一方面，鲁迅指导青年，扶持青年，联合成立各种小团体小集团，如朝花社莽原社之类，创办各种小刊物，如《语丝》《莽原》之类，希翼在当时的中国造成一条联合战线，展开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这虽然不能说壮观或一时也不易见到成效，但是持续地做下去，中国的改革就有一定的希望。“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我这种迂远而且渺茫的意见，自己也觉得是可叹的，但我希望于《猛进》的，也终于还是‘思想革命’”[6]（P23）。又说，“有一个专讲文学思想的月刊，确是极好的事，字数的多少，倒不算什么问题。第一为难的却是撰人，假使还是这几个人，结果即还是一种增大的某周刊或合订的各周刊之类。况且撰人一多，则因为希图保持内容的较为一致起见，即不免有互相牵就之处，很容易变为和平中正，吞吞吐吐的东西，而无聊之状于是乎可掬。现在的各种小周刊，虽然量少力微，却是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在黑暗中，时见匕首的闪光，使同类者知道也还有谁还在袭击古老坚固的堡垒，较之看见浩大而灰色的军容，或者反可以会心一笑。在现在，我倒只希望这类的小刊物增加，只要所向的目标小异大同，将来就自然而然的成了联合战线，效力或者也不见得小。……单为在校的青年计，可看的书报实在太缺乏了，我觉得至少还该有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要浅显而且有趣的。可惜中国现在的科学家不大做文章，有做的，也过于高深，于是就很枯燥。现在要Brehm 的讲动物生活，Fabre 的讲昆虫故事似的有趣，并且插许多图画的；但这非有一个大书店担任即不能印。至于作文者，我以为只要科学家肯放低手眼，再看看文艺书，就够了。”[6]（P25-26）这其中饱含着鲁迅坚定倔强的现实态度和沉厚深湛的人间关怀，鲁迅这种渐进式改良主义思想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研究（看看并体会一下鲁迅的这些言论，你甚至可以说鲁迅才是中国最地道的自由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正如鲁迅所说，在中国哪怕是搬动一张桌子，几乎也要流血，国民性的改造是一项既艰巨艰难、又长期复杂的工程，比之后来者，它对身在其中的先驱者和改革者提出了更高的思想要求和精神要求，在他们的精神结构中非有极强的耐力和毅力，则不能承受，对此一点，鲁迅的态度更加坚定和决绝。在这一思想的统领下，在启蒙事业的基本战略战术层面上，鲁迅又提出许多耐人寻味的思想和要求，比如，在“联合战线”之外，鲁迅尤其重视“战士”，并提出了“韧性的战斗”这一要求。在其背后，显现的是鲁迅清醒的现实性态度和坚定的战斗性精神。顺此思路，或与韧性的战斗相联系，鲁迅又提出了“阵地”“战线”“阵地战”“壕堑战”“战士”“战士的养成”“现在”等等概念，——在《彷徨》题辞中有四句诗：“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这里的关键词是“战场”，“卒”即战士，肩扛着长矛——“荷戟”的战士。这四句诗实质上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先驱者改革者形象的写照。在当时特殊的思想文化语境中，作为新生力量的代表的一代先驱者改革者，是当时社会中的极少数人，其特点是力量微小软弱；作为先驱者其思想上的先锋性和精神上的崇高性，使其与当时的思想文化和现实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落差，他们的启蒙和改革思想不仅得不到理解和支持，甚至被排斥和迫害，像“狂人”一样被加害，像“老妇人”和“耶稣”一样被放逐；然而，他们又是这个现实社会中唯一的新生力量和改革力量，是这个民族进步的希望之所在，所以，鲁迅认为作为一批文化战士，一方面要壮大他们，使其生长，这是战士的养成，另一方面，战士不能作无谓的牺牲，不能徒手请愿，战士的生命极其珍贵，要加以捍卫和掩护，也因此，在鲁迅那里，阵地式壕堑式的、有掩体的战斗就是必须的。总之，有了战士，战斗和改革就可以持续下去！

（二）在其背后，是鲁迅对于中国现实和历史、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的深湛的体知和考察，是鲁迅对于改革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的独特认识，体现的是鲁迅清醒的现实性态度和沉厚的历史意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各节中亦有所论述，从略）。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在鲁迅那里具有特殊意义的“力量”却解体了，分化了，因此较之他人鲁迅更加痛心；对于鲁迅而言，没有了阵地，也就没有了依附，变成了散兵游勇，布不成阵了。鲁迅于是彷徨。这时候，他思考的问题有二：“现实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生力量的惊人沉落与保守力量的空前强大调转了一个个儿，“现实关系” 俨然一种与自我构成冲突对立的“异己力量”；同时，鲁迅不得不再一次面向自己的内心世界，重新认识自我，其出发点在调整自我，并最终重铸自我。

[1] 鲁迅.《自选集》自序[A].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 陈独秀.我对于鲁迅之认识[A].陈独秀文章选编[M].北京:三联书店,1984.

[3] 鲁迅.《呐喊》自序[A].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 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A].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A].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 鲁迅.华盖集·通讯[A].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