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平军，王颖

(1.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哈尔滨150006;2.哈尔滨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哈尔滨150025)

0 引言

外部性是西方经济学在市场经济制度以外发现的一种经济关系，即一个经济主体及其行为对其他经济主体及其行为产生作用和影响、且不因此承担责任(支付成本)、获得回报(收益)而形成的一种不受市场交易规则约束的经济关系［1－2］。制度经济学认为，“公共物品”产权不明晰、利益归属不清和缺失利益最大化动机而使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进而使“私人”都可以在市场交易制度之外无偿获取(承受)“外部节约(自身成本的节约，即‘搭便车’现象)”“外部推动”和“外部压抑”等，是其形成的基本原理［3］;与“信息不对称”和“垄断”一起被认为是“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4－5］。制度经济学现已成为经济学分析资源、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工具，用于讨论企业、个人与社会、公共物品(资源、环境、生态)的关系。在人地关系领域，资源、环境和生态系统作为“公共物品”常常受到经济行为主体的破坏却不必支付成本，所以“环境外部性”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环境生态问题［6－8］。

国内外经济地理学从接受区位论(经济中心地理论)以后，就一直在关注外部性的思想，这与其“理论营养”匮乏有关。地理学坚持用区域差异性阐释人－地关系问题［9－13］，使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经济地理学在计量革命中试图靠“统计相关”成为精确学科，但仍然摆脱不了基础理论匮乏的尴尬。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的外部性、外部节约机制的研究，使经济地理学获得了理论的雨露滋润。

如对于一个区域的“内生发展”，产业(企业)集聚形成的“规模经济”可以用产业(企业)利用共同的基础设施、人力市场和“技术外溢”从而实现“外部节约”来解释。创新－扩散理论指出，经济相对落后区域可以通过接受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发展扩散获得“外部节约”。发展经济学认为，世界经济关系中存在着“经济核心地”，发展中国家可以借助经济核心地的外部市场和外部投资来克服自身市场和投资的“两缺口”。西方区域经济学认为，存在2种区域发展模式，即内生增长和外部推动，可以通过“增长极”的产业创新和市场开拓为关联企业(其他城市或地区)带来发展的“外部推动”。“经济中心地”理论建立在市场中心与区域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演绎出关系的圈层和等级格局(静态)等。可以说，经济学的外部性思想不仅使经济地理学获得了解释区域发展的理论工具，而且扩展了地理学“区域性”研究的视野，即可以从区域差异性中演绎出区域相关性。

1 “产权区域”经济地理学外部性问题

1.1 重新寻找经济地理学的区域问题

地理学或多或少忽视“区域”而热衷于“空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根源在于找不到“区域”研究的新命题，而不得不倾注于抽象的“空间”。可以看到，许多具有区域属性的地理学问题被归结为抽象空间问题。如注重垂直方向上圈层之间的人地关系而忽略水平方向上“区域”之间的关系，注重碳循环的空间过程而忽略碳循环的区域差异，注重生态系统在抽象空间上的一般功能而忽略一个地区的生态系统对其他地区的影响等。

事实上，“区域属性”不同于“空间属性”，“空间”是抽象的，“区域”是具体的，“抽象”可以得到一般性规律，“具体”只能得到经验和知识。用“空间异质性”取代“区域差异性”、用“空间相关和空间作用”取代“区域关联”、用“空间过程”取代“地理运动”等，只是在抽象空间上讨论如上所述的地理学问题，无疑使其失去了很大部分的学科价值，重新寻找经济地理学的区域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迫切需要［14］。基于“产权区域”的“外部性”，把地理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使外部性成为一个具有“区域”属性的地理学问题，为经济地理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命题:区域外部性，需要强调的是其核心问题在于“产权区域”［15］。

1.2 “产权区域”的经济地理学含义

1.2.1 “产权区域”的“区域”属性。“产权区域”是指拥有政治、经济、行政等独立权利的国家及其各级行政区域［15－17］。其意义在于，一是客观存在，从而没有必要讨论“区域”的主客观依据;二是行政级别一致，即只有在同级别区域上讨论问题才有意义(如国家对国家、省区对省区)，从而没有必要讨论“区域尺度”;三是边界清楚且功能强大，行政区即经济区，任何分割行政区完整性的“经济区”，研究都没有实践意义;四是具有经济功能和核心地构造(中心城市)，符合“经济区”要求。

1.2.2 “产权区域”的“政府”属性。“产权区域”与国家(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相互联系而存在，具有经济学意义上“政府”的涵义。其意义在于，一是相对于企业和居民而存在的第三方经济行为主体，它代表公共利益，承担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进而保障区域社会发展的职能;二是在这个职能要求下，必然追求区域的经济发展以增强公共财政的能力;三是在发展中国家，其获得的发展成果相对于其承担的社会发展责任总是不足，从而使“区域发展”成为永恒的追求;四是在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分配格局不利于地方，相对于区域发展的“事权”，其“财权”总是不足，从而使发展“地方经济”以增加“地方税收”、依靠“土地财政”以弥补财力不足成为必然。但“产权区域”又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地方)政府，它首先是一个区域，(地方)政府只是产权区域的利益代表，二者不能等同看待。

1.2.3 “产权区域”的“私人物品”属性。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独立事权和独立财权的政府体制使“产权区域”成为区域政府的“私人物品”。其意义在于，一是区域竞争性不可避免，即，区域要发展、发展要资源、资源是稀缺的，因此必须竞争:竞争或者来自上级政府的资源(“跑部进京”)，或者来自市场的资源(招商引资);二是区域排他性不可避免，即区域政府为其他区域提供财政转移、与其他区域分享公共福利、共用发展成就指标(投资、财政收入、GDP等)是不可能的;四是主观意志上的“区域分工与合作”十分有限，“区域分工”只能是区域竞争的结果，因为市场经济制度下已经不存在一个“超级政府”可以为区域配置资源以避免竞争，区域合作只能发生在政府作为主体的非竞争领域，如制度和软环境建设，竞争领域里合作的主体是企业，跨区域经营和发展使区域相互结合。

1.3 “产权区域”的外部性

1.3.1 作为“地理区域”的“产权区域”。以行政区域为载体的“产权区域”必定是“地理区域”。第一，行政－产权区域有明确的地理位置，作为地理区域其地理位置是唯一的，没有任何一个地理区域的位置会与其他区域发生重复，因此必定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空间”;第二，行政－产权区域的地理位置具有绝对的“数理位置”和相对的“相关位置”2种特性，数理位置(如区域的经纬度)和自然地理相关位置(如海陆相关)反映产权区域的自然地理特点，经济地理相关位置(如邻近经济发达地区)决定产权区域的社会经济特点，即区域差异性和抽象空间上的空间异质性;第三，如果没有“相关作用”，“相关位置”就没有任何意义，产权区域之间通过多种方式与其他区域发生相关作用，包括地表自然物质的运动(热量、水分等自然要素)、自然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经济活动产生的自然物质运动(水土流失、沙尘、污染物质、温室气体等)、经济活动中资源的运动(自然资源、人口、资本、信息、技术等)、经济活动中发展格局的演变(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形成、经济中心地结构、发展扩散、产业集聚与扩散等);第四，“相关作用”与“地理距离”相联系，之所以强调“地理距离”，是因为:首先，产权区域之间的相关作用存在距离衰减效应，而导致距离衰减的原因是存在“地理障碍”，包括自然地理的(如地形隔绝)、政治地理的(如国界阻隔)、经济地理的(如交通运输成本)和文化地理的(如文化异质区);其次，相关作用不均衡分布，存在“方向”(如东、中、西部等)和“路线”(如河流、交通线等)的不同。

1.3.2 产权区域的“外部作用”。产权区域的“外部作用”在内涵上与“相关作用”没有严格的区别，但“相关作用”相对强调区域的群体关系，而“外部作用”强调区域的个体功能［16－18］。此外，并不是产权区域所有的“外部作用”都具有外部性的性质，如大气环流中热量和水分从一个区域向其他区域的传播，“大地形”对其他区域的影响，生物的迁徙，以及冰岛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对欧洲众多国家的航运业产生严重影响等，由于与经济活动无关、存在于交易关系之外，虽然产权区域也产生“外部作用”，但并不是区域外部性问题。此外，在交易关系之内的区域“外部作用”也不属于区域外部性问题，如国家之间的商品、技术和服务贸易，由于必须遵循市场交易规则所以不具有外部性特征。只有由区域经济活动而产生的区域“外部作用”，无论是自然环境方面的还是经济环境方面的，只要不受到市场交易规则的约束，就具有区域“外部性”性质［19－20］。

经济活动领域里这类市场交易规则之外的区域“外部作用”非常普遍。在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关系中，发展中国家往往会获得增加就业、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等多方面的“外部节约”;在一个国家内部，经济发达地区为经济落后地区提供就业和市场机会、提供对外开放和交通枢纽服务、投资和提供金融服务等，都属于市场交易关系之外的“外部推动”，没有这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外部推动”，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经济活动导致区域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发生改变，进而产生的区域“外部作用”也非常普遍。工业污染的排放、河流上游地区经济活动产生的流域生态环境问题、干旱半干旱地区农牧业活动对地表覆被的破坏及其导致的沙尘暴等等，都是不在市场交易规则之内的、消极的“外部作用”，资源环境问题之所以复杂，就在于当前还没有一个成熟的交易制度约束上述消极的区域外部性。同样，在国际贸易关系中，如果在市场交易规则之外存在“外部节约”，就会产生区域外部性，比如说出口资源有利于出口国采掘业的发展、出口商品或服务有利于增加出口国的就业、技术进口有利于进口国的产业技术进步等。

同时也需要辩证地看，经济发达地区对经济落后地区“外部推动”的同时，还存在着消极的“外部压抑”，如对创新和人才的垄断、对投资机会的剥夺、产业升级过程中低级产业连同环境负担的转移等。某个产权区域采取措施治理环境或进行生态建设相联系，势必产生积极的区域外部作用。

但不论是“外部推动”，还是“外部压抑”抑或“外部节约”，都属于“外部作用”。因此，从这个视角可以说，具有外部性特征的产权区域“外部作用”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成为经济地理学区域研究须臾不可回避的问题。

1.4 地理运动、产权区域和区域外部性

“产权区域”的“外部作用”之所以演变成区域外部性(是指产权区域之间不受市场交易制度制约的那些外部作用和外部影响)，如同制度经济学关于外部性发生的基本原理所述，“公共物品”的产权不清使之无法建立交易关系，抑或是建立交易关系的制度成本(主要是谈判成本)过高而难以承受，导致外部性的产生。经济地理学可以从地理运动的视角给予进一步的分析。

“产权区域”的“外部作用”需要载体，通过载体的区域移动达到“外部推动”“外部压抑”或“外部节约”的“区域关联”，比如说经济活动引起的区域环境问题就是通过污染物质的排放和移动来实现，全球气候变暖在于CO2等温室气体的传播，区域经济发展的集聚与扩散在于资源要素、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技术流等的转移或扩散［21－23］。因此，可以把产权区域外部作用的内涵视为地表物质的地理运动，具有相对明确的运动方向、路线和距离等特征。

在此过程中，地理运动承载的从一个“产权区域”到其他众多“产权区域”的“外部作用”，可能由于产权不清而成为“公共物品”，比如碳排放，由于搞不清碳排放气体在大气中的区域格局而被视为全球大气层均匀分布、所有国家“共同责任”、都有理由回避责任的“公共物品”，导致外部性的产生;也有可能因为“俱乐部物品”属性，虽然产权清晰但需要建立交易关系进行谈判、且存在高昂的谈判成本，促使“外部作用”演化为外部性问题，比如在河流流域上，上游区域产生污染或过度利用水资源无疑将对下游地区不利，如果进行治理和生态建设就要针对投入的资金、产生的效果、各方的责任等与下游地区进行谈判，上游地区将因提供了生态服务而要求下游承担成本，下游地区将因承受了生态损失而拒绝承担成本，众多的争执使谈判成本高昂，亦意味着外部性问题的演化;还有就是区域“外部作用”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性质混淆、谈判成本高昂致使交易关系无法建立，如在应对全球变暖的“共同责任”上，各国认为自己森林生态系统的“碳汇”贡献必须被计算进自己作为“碳源”的责任中;河流流域处理上，上游作为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认为限制自己的工业化有利于下游，而使本区域发展权利遭受损失，下游作为经济发达地区，则认为自己在市场、就业、投资等方面已经为上游提供了发展的“外部推动”等，同样促使了外部性问题的演化。

2 经济地理学区域外部性研究框架

2.1 基本构想

地理学在“真实地理空间”里探讨区域外部性的意义是要论证“产权区域”对其他区域的外部作用和外部影响是如何传递的以及由于这种传递所导致的市场(交易制度)失灵。

自然地理学通常通过观察大气和地表水的地理运动来直观认知一个区域大气污染、温室气体排放、沙尘暴、水土流失、水污染和水资源数量的减少等对其他区域的外部作用和影响［24－27］。经济发展是“产权区域”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基本内涵，侧重于“产权区域”经济发展对其他“产权区域”的外部作用和影响，是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焦点所在，亦可以通过要素的地理运动来予以考察:一个区域的发展(发达)必然按照发展的地理扩散规律对其他区域产生积极或消极的作用，这是因为经济地理学关于区位、空间格局和结构的研究都是以地理扩散为肌理［28－29］，但难于没有形成实证研究的技术路线和获得支持实证研究的相关数据。这是因为大气和水的地理运动是外在的、可观察的地表物质的地理运动，通过遥感或地面的野外调查就可以获得大量数据，并且其运动规律相对简单，而经济发展的地理运动既包括依靠交通运输媒介的货物和旅客的运动，也包括不依靠交通运输媒介的人口徒步移动，既有外在形式的人流和物流运动，也有不具备外在形式的资本、技术、市场、企业或产业运动;而且期间涉及技术经济核算(如不同运输方式的效率与成本)、多经济部门(如制造业与服务业、城市与农村)、地理环境、区域的历史发展阶段等;关系相当复杂，获取成本十分高昂。

那么经济地理学如何开展“产权区域”的外部性(即区域外部性)研究呢?首先，从地理扩散的角度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向。这是因为:其一，地理扩散既可以反映自然物质的地理运动也可以反映经济要素的地理运动;其二，地理扩散是从一个源点发生的空间扩展，而区别于一般的“位置移动”，如动物的迁徙、货物的运输、居民的旅行、企业的搬迁等，从而使地理运动的内涵有了明确的限定;其三，“产权区域”因自身经济发展引起对其他区域的外部作用和影响，就是“从一个源点发生的空间扩展”，即地理扩散。其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经济核心地”的角度研究地理扩散，将会形成明确的指导思想并获得实证成果——“产权区域”的经济发展遵循“内生增长”和“外部推动”2种形式，经济核心地对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外部推动”是这些区域得以发展的基本方式之一，这种“外部推动”对“经济核心地”来说就是发展的地理扩散，存在过程、路线、方向、格局、距离衰减和障碍等真实地理空间里所必然发生的地理学问题，这就使“区域外部性”研究成为一个地道的地理学问题。最后，通过核心地企业的地理扩散、核心地服务功能的地理扩散、核心地就业和发展机会的地理扩散3个方面来获取发展的地理扩展直观认知，获得了上述直观认识之后，就可以一方面用地理学传统的表达方式(如地图)来表现地理扩散的过程和格局，另一方面通过对直观数据的归纳来揭示地理扩散的规律。

2.2 科学意义

“地理扩散”问题的提出使经济学的“外部性”研究成为一个地理学问题。经济学在得到外部性的认识基础上，进而认识到“市场失灵”及其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后果，得到了“成本内化”和“制度改进”(建立交易制度)的政策结果，但是相对来说难以解决实际生活中的区域关系问题。“地理扩散”是针对外部性的过程和格局的研究，是真实地理空间里的问题，可以得到区域政策方面的成果，以弥补经济学的不足。

“地理扩散”的地理运动方向不可逆，要么是经济核心地按照一个梯度方向对经济相对落后区域的发展带动，要么是经济相对落后区域对经济核心地的环境生态产生影响，二者之间并不构成交换关系(市场交易)。所以，可以解释为什么区域的外部作用和影响具有外部性的性质(市场失灵)，并为建立“区域外部性”的科学概念奠定实证基础。

“地理扩散”是对发展过程、格局和机理的研究，建立在数据、资料、地图表达和机制研究的基础之上，所以，可以用其实证成果支持增长极、核心－外围、点轴、区域关联和城市的“区域主义”等许多理论模式和概念。

3 “产权区域”经济地理学外部性研究

3.1 主要特征及其外部性表征

3.1.1 特征。中国的“产权区域”有着自己独有的特色。首先表现出“经济建设型政府”色彩，即分层级的行政区体系、民主集中制和“全党服从中央”的政治体制。在党和国家以社会经济发展为中心工作的引导下，区域政府运用自己的权利促进经济建设与发展，成为中国区域政府的政治纪律，中央政府对区域政府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亦是政治纪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促进了区域政府的经济建设的职能［30］;区域政府职能设置上，无论是在法律上赋予区域政府构成参与经济发展与建设权利的资源配置“物权”，还是在财政上“分灶吃饭”赋予其经济发展与建设的“财权”，都促使中国产权区域的“行政－经济”双重属性。其次，构成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制度优势。通过“产权区域”的局部“诱致性创新”引领国家社会经济的成功转轨(建立要素市场、现代企业制度、市场体制等)，同时众多平行区域的横向竞争，形成了由中国大陆31个省份、280多个地级市、2 800多个县区构成的一个庞大的竞争群体，其规模举世无双，并与“企业竞争”一起共同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优势［15，31－33］。再者，形成了对区域发展的若干性制度障碍。由于“产权区域”的私人物品属性，不可避免出现“重复建设、在政府保护下培育地方产业甚至保护技术落后产业”等有损国家“公共利益”问题，区域分工与合作缺乏制度基础，国家主体功能区划工作受到产权区域的抵制，而中央政府与区域政府之间的“事权规则”(产权区内事权由自己去筹集资金解决，比如说区域发展战略投资、限制开发补偿、医疗改革等)更是加重了“产权区域”的私人性质［31－33］。

3.1.2 外部性表征。产权区域作为私人物品的另一个必然表现是“区域外部性”，即某个产权区域在追求自身私人利用的社会经济活动中给其他产权区域利益或全体国民“公共利益”带来一些不必为此承担责任或获取回报的积极或消极影响的一种区域关系。现实中有看到很多这样的事例，比如松花江上游的水质污染、内蒙古沙尘暴的扩散、黄河流域水资源的争斗等都或多或少对其他产权区域利益或国家“公共利益”造成了某些程度的损害，但由于承受体众多，难以明确相关利益主体而使之成为一个产权不清的“公共物品”，导致负面的“区域外部性”在彼此间形成。

当然，准确地说，形成于中央和地方垂直关系之间的“区域外部性”问题应该是最为典型、也是最具现实意义的［15－16］。为了实现国家“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调结构、调速度、淘汰落后产能”成为国家当前政策的发展导向，但对于各个产权区域而言，这种发展的政策导向就是“公共物品”，于己是有利益损失的。为此，出于对自身私人利益的保护而选择与国家发展政策背道而驰的方向，保护落后、粗放发展的项目，无疑由于“公共物品”属性而使国家“公共利益”遭受损害，但因责任不清，该“产权区域”不必为此承担责任［15］。在全国各地的大量征用耕地作为建设用地中，使国家“18亿亩耕地”遭遇极其严重的威胁，便是如此。

3.2 主要研究内容

那么中国经济地理学如何开展区域外部性的研究、又该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呢?这是区域外部性研究所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如前所述，经济核心地发展的“地理扩散”存在过程、路线、方向、格局、距离衰减和障碍等地理空间所必然发生的地理学问题，是经济地理学开展区域外部性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3.2.1 确定“经济核心地”城市。在GDP最多的前10个城市中，分别按“企业总部”所在地(世界500强、中国100强)、“金融服务功能”(资本/证券市场、全国性商业银行总部所在地)、“交通枢纽功能”(航空公司总部、铁路枢纽、航空枢纽、海洋集装箱运输)、“对外开放功能”(进出口总额、外资银行总部与分行所在地、实际利用外资额)，确定全国最主要的经济核心地城市(4～5个)。

3.2.2 核心地企业的地理扩散研究。首先，获取服务业中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从事零售商业和餐饮业的跨国公司(大型超市、快餐、饮料、品牌服装)机构的地区扩散(按年份)，大型房地产企业投资项目的地区扩散(按年份)，大型制造业企业集团子公司和销售网点的地区扩散(按年份)等的数据;其次，在此基础上，运用综合集成的地图工具表现与阐述核心地企业扩散的方向、路径、范围和格局等;最后，探讨理论问题:对核心地企业地理扩散的时间曲线的机理分析(规模收益递增、同业竞争、饱和机制等)和对核心地企业地理扩散的空间格局的机理分析(扩散门槛、扩散障碍、距离成本边际递增等)。

3.2.3 核心地服务功能的地理扩散研究。首先，获取城市交通枢纽功能的增强及其作用范围的扩散(按年份)、上海与深圳两地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吸引/影响范围的扩散(“上市公司”的时空发展)、1998年以来36个(或72个)国家“主要监测城市”中主要经济核心地城市房地产价格变动对其他城市的影响等数据;其次，在此基础上，运用综合集成的地图工具表现与阐述核心地服务功能扩散的方向、路径、范围和格局等;最后，探讨理论问题:对核心地特征和等级的判断(排除一些只具备制造业功能的大城市);核心地功能增强与其他区域发展的协整关系研究;调整重力模型的参数或建立一个新的思路下的核心地外部作用模型。

3.2.4 核心地就业和发展机会的地理扩散。首先，获取如2000，2010年2个时间段上(即“五普”和“六普”)“外来人口”的来源地(按省份)及数量变化的数据。其次，在此基础上，运用综合集成的地图工具表现与阐述作为具有全国意义的、为其他地区特别是为农村人口提供就业和发展机会的经济核心地扩散的方向、范围和格局等。最后，探讨理论问题:经济核心地发展扩散条件下人口迁移对区域发展差距的影响;农村人口城市化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作用;用经济核心地功能扩散与人口迁移来解释或验证区域差距演化的倒“U”型曲线(库兹涅茨曲线)。

4 主要结论与讨论

“产权区域”具有区域、政府和私人物品属性，是经济学中除企业、私人以外的第三方经济行为主体，“产权区域”即经济行为主体，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特征，在市场经济中亦存在区域竞争与区际博弈，以及“市场失灵”现象——某“产权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其他“产权区域”产生游离于市场交易制度之外的外部作用和外部影响;同时，在地理学中“产权区域”也是一个具体的“真实地理空间”，有不同的空间尺度，如主权国家、国家内部的各级行政区域，为其引入外部性理论，进而判断外部性的作用区域、作用方向、范围和空间格局等提供了可能，可以用于弥补经济学人地关系领域外部性研究中由于立足于抽象空间而导致制定的促进区域协调发关系的政策导向机制实用性不强、可操作性差的不足。同时，经济核心地发展的“地理扩散”对于解决数据可获取性差、考察手段缺乏等地理学区域外部性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这是因为经济地理学关于区位、空间格局和结构的研究都是以“地理扩散”为肌理，侧重于“产权区域”经济发展对其他“产权区域”的外部作用和影响，亦是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焦点所在，经济发展又是“产权区域”作为经济主体的基本内涵，二者的共同作用使“产权区域”的经济地理学外部性研究成为现实。为此，本研究就中国的经济地理学区域外部性研究的具体内容展开详细的阐述，包括核心地企业、核心地服务功能、核心地就业和发展机会的发展扩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不仅扩展了区域关系研究的新视角，也为重新认识区域的“空间作用”、摈弃“区域相互作用”的思维模式提供了依据，而且为支持增长极、核心－外围、点轴、区域管理和城市的“区域主义”等许多理论模式概念提供了实证支撑。

尽管本研究尝试从经济核心地发展的“地理扩散”视角切入经济地理学区域外部性研究，并就国内具体研究内容进行了构想，但总的来说，还有许多关键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首先，目前只是一个理论的设想阶段，需要通过具体实证予以印证;其次，经济地理学区域外部性不仅包括经济核心地发展的“地理扩散”，而且包括经济要素的“地理集聚”，比如说对人才、资金、劳动力的吸引等，这是本研究所没有涵括的，需要今后进一步完善经济地理学区域外部性研究的内容和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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