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亚玲

张文杰，国防大学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多年来致力于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全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常务理事，曾赴老挝、津巴布韦等国家担任军事专家。著有 《八路军抗战纪实》《日本镜头下的中日战争》。近期围绕抗战胜利70年，在央视主讲抗战名将，在军报、北京晚报等发表了系列文章。2015年9月7日大连市领导干部讲座式培训暨“一校两院”纪念三个70年大讲堂，邀请张文杰教授做中国共产党及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专题报告。本刊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张教授。

本刊：张教授，9月3号我们搞了一个大阅兵。9月2号台湾方面也搞了一个纪念抗战的庆祝活动。马英九还发表了一篇讲话，认为“无论正面或敌后，国民政府始终居于领导地位”。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张文杰：实际上在70年之前，围绕着抗战胜利，当时在重庆的一个祝酒会上就有这样一个灯谜。谜面是抗战胜利，然后让打一个历史人物，结果有四种不同的答案。第一个答案是“屈原”，字面的意思就是屈服于美国的原子弹，是美国的两颗原子弹让日本投降。第二个答案是“苏武”，就是苏联出兵打垮了日本关东军，抗战的胜利也应归结为苏联出兵。第三个答案是“蒋干”，字面的意思就是蒋介石干的，国民政府主导。第四个答案是“共工”，就是是共产党做了大量工作，抗战胜利应归结为共产党。

这四种答案我觉得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美国的原子弹和苏联出兵，它反映的是中国抗战外援和自力更生的关系。第二个问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反映的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两大党派、两大力量地位和作用怎么看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好回答，因为在美国投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的时候，中国的抗战已经进行了8年，如果从“九一八”算起则进行了整整14年。中国的抗战虽然得到了美国和苏联的大力援助，对抗战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内因起决定作用，抗战胜利的主要因素，是依靠我们自身而非外援。不然的话怎么会有14年的抗战呢？

第二个问题，抗战到底是谁主导？那就比较复杂了，由于两岸分裂和意识形态长期对立，确实影响了人们对于抗战、国共两党的地位和作用客观和正确的认识。比如说我们过去讲抗战，大多讲八路军、新四军，讲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等等，很少讲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改变了。在80年代我们就拍了一个 《血战台儿庄》，是从正面来展现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反映很好。近年又有大量的著作，像 《国殇》描写的也是正面战场。我们对当年国民党正面战场，已经能够比较客观地来看待。而台湾呢？台湾前“行政院”院长郝柏村，在接受BBC专访的时候说：在抗战中，毫无疑问正面战场是决定性的，敌后战场只是一个补助性的，如果要按一个比例的话，正面战场要占到95%，敌后战场充其量也就5%，辅助性的。马英九的说法跟他是一脉相承的。

客观地看，国民党及其领导的正面抗战，它确实起了巨大的作用。而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战，也并非是像郝柏村说的只占5%，而是起到了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

本刊：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中流砥柱的作用？

张文杰：凡事都要讲根据，为什么说是中流砥柱？我觉得起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抗战的旗帜。二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坚决。三是共产党提出的抗战方略最科学。

说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战的旗帜。可以看三个历史事实。一是共产党首先举起抗战的旗帜。“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即9月20日，中共中央就发表了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就是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9月22日又做出了一个 《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然后在9月30号发表了一个宣言，叫 《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号召全国民众，因民族革命战争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民族的解放和统一。

二是共产党最早组织抗日游击战争。抗战不光要有宣言，你得真干。我们看事实，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之后，东北掀起了一年多的义勇军运动，各地老百姓自发的组织起义勇军抵抗，南京政府非但没有派一兵一卒来支援，还于1933年5月同日本签订了一个 《塘沽协定》，在这个协定当中就承诺，取缔关内的抗日运动，并且不支持东北的反满抗日。而“九一八事变”不久，中共已派出像周保中、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深入到各地的义勇军当中，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到1933年已经建立起了十几支抗日游击队。1933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以中央的名义发出了“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1936年开始，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日武装，就陆续改成为东北抗日联军，那时最鼎盛的时候有11个军3万多人。所以中国抗战从1931年算起有14年，而最早的东北抗联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

三是共产党最早参与全国其他的抗日运动。日本打进来之后，国民政府不抵抗，但是也有人违反国民政府的旨意来抵抗的，1931年11月马占山指挥的江桥抗战，就打响了对日本的第一枪。应该说江桥抗战在中国的抗战史上不算什么大战，也不算什么恶战，但是毕竟是留在东北境内的爱国人士，违背国民政府的意志，第一次打响了自卫战。日本占了热河之后，马不停蹄就沿长城沿线，从古北口、喜峰口、冷口对华北进行攻击。“九一八事变”以来最大规模的长城抗战打响了。在长城抗战当中，中国军队打得非常顽强，浴血奋战，尤其是当时29军的大刀队，装备比较落后，拿着大刀杀出了名气和神威。至今流传下来大家都会唱的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就是说的这个29军的大刀队。接下来就是察哈尔抗战，当时冯云祥的手下吉鸿昌就是共产党人，在吉鸿昌领导之下7月12号攻占了当时察哈尔的重镇多伦，将日本军队全部赶出了察哈尔，成为“九一八事变”以来，首支从日军手中收复失地的中国军队。

说共产党是中流砥柱，还在于它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坚决。中国共产党同蒋介石斗了十年，蒋介石杀害了多少共产党员？不计其数，但是这时候为了民族大义，共产党毅然放下阶级仇恨，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一个组织者和鼓舞者。

一是倡导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确定了一个政策，就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8月份，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写了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就是著名的 《八一宣言》，12月的1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一二九运动”也是共产党搞起来的，当时的背景是日本搞了一个华北事变，想让华北政府独立。“一二九运动”规模浩大，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二是推动建立各种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要是联合地方实力派，如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并同它们秘密建立了“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后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就更是成为转换时局的枢纽，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的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

三是主导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七七事变”之后的第二天，共产党就发了一个全国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铸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之后又将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中央，郑重声明：愿意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取消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名义之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做出重大让步与调整，终于使国共第二次合作得以实现。

四是始终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入抗战阶段之后，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几次反攻高潮，当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三个坚持：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并且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不仅打退了反共高潮，而且持续地保持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努力不让它破裂。

说共产党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第三方面是共产党提出的抗战方略最科学。

在战争初期，作为领导人，能不能给全国军民指出一条正确、科学的抗战之路，至关重要。在这个方面我们比较一下，就可看出国共双方战略指导上的孰优孰劣。

一是提出全面抗战路线。抗战刚刚开始，毛泽东就发表了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指出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必须实行全国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的办法，后来又把它具体化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而国民党虽然在退无可退的时候决定实施“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全国抗战，并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但始终实行的是政府操控、以军队为主体的片面抗战路线。这是国共两党指导抗战、实施抗战的分水岭，也是双方在抗战期间力量消长兴衰的根本原因。

二是提出持久战战略方针。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就写出了 《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坚持持久战、持久战有哪些阶段等问题。尤其把持久战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进攻三个阶段，其预见性和科学性已为历史所证实。相比之下，国民党蒋介石虽然也提出了持久抗战，但与共产党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战有明显不同：第一，主要依据不同。蒋介石等人仅把中国土广民众和敌小我大作战主要依据；而毛泽东则全面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并把中国的进步性作为主要的时代特点。第二，阶段划分不同。毛泽东把抗战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进攻三个阶段；蒋介石等人则划分为“第一期”和“第二期”抗战，没有相持阶段，无法反映两国力量的消长。第三，着重点不同：中共的持久战着重于政治，强调全民动员、自力更生的方针；国民党的持久战主要着重于军事，并将持久战的希望寄托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上。第四，战略战术不同：国民党在军事战略方面没有把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有机结合起来，过多依赖阵地消耗战，战术上缺乏灵活性。

三是提出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写 《论持久战》的同时，毛主席专门写了一部著作叫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里面就讲到，为什么我们要把游击战提到战略地位，有三个原因。第一，敌人占地深广，但是他的兵力不足，所以这样就留下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游击战争就主要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作战，而是要在外线单独作战。第二，拥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存在，所以游击战争的就不是小规模而是大规模的。第三，由于中日战争具有长期性和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就发生了。应该说，提出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中共军事战略思想的一大创举。而游击战争支撑起抗日战争的半壁江山，乃至在以后成为抗日的主战场，又在实践中得到了最好的说明。

本刊：抗日战争中，我们把敌人的后方也变成了前线。如何理解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张文杰：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共产党确定了一个到敌人后方去的发展方向，有首歌叫 《到敌人后方去》，唱的就是这样。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使得被日军侵占的人口达2亿的广大沦陷区，有1亿人口的地区得到解放。侵略者的后方变成了另一个前线，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

敌后战场的开辟、扩大并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

一是敌后战场的形成和壮大。“七七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华北，先是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平型关战役前后，毛泽东连发几封电报，让前线的指挥员明白，这时候共产党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不是打大战，而是敌后游击战。平型关大捷后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八路军115师就实行了“五台分兵”，一路是主力，林彪带着南下，创建根据地；另一路，从师主力分出一部分，由聂荣臻率领，创建敌后根据地。当时聂荣臻率领的也就是3000余人，却逐渐开辟了晋察冀根据地。到1940年，经过三年多的时间，晋察冀军区的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已经发展到20多万，其中主力部队31个团近10万人，由最初的4个军分区发展到17个军分区，晋察冀根据地发展到80个县20万平方公里，人口1200万。除了晋察冀根据地，还有120师创立的晋绥根据地，129师创建的晋冀鲁豫根据地。115师的一部分后来到了山东，创建了鲁中、鲁南和鲁西根据地等等。从1938年4月开始，由陈毅、粟裕领导的新四军各个支队，挺进华东各地区展开游击战，到1940年底，新四军已经解放了江淮河汉之间的广大国土和人民，建立了皖中、皖东、皖东北、苏南、苏中、苏北，还有皖南等等根据地。新四军的军队由1万多人发展到10万多人。此外，还有华南抗日根据地等等。

我们在华北、华中、华南搞了很多的抗日根据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犬牙交错的局面。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讲道，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来看，每一块孤立根据地都处于敌人四面或者三面包围当中，但若将各个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战争根据地和正规军的战线联系起来看，我们又把敌人给包围了。敌我各有夹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像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比“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

二是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平原，在山东、华中、华南建立根据地扩大队伍，力量日趋强大，日军开始集中力量，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和围剿，敌后战场也就逐渐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1939年秋，多田骏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制订了“囚笼政策”。当时日本中国派遣军有24个师团、1个骑兵兵团，其中14个师团即56%的兵力用于对敌后战场作战，表明日本对华作战重点开始向敌后战场转移。为了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八路军发起了“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有力策应了正面战场。但也全面暴露了我军实力，引起日军的高度重视，导致了后来残酷的大扫荡。百团大战后，日本将对华作战重点指向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抗日根据地，也标志着敌后战场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

1941年8月，新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制订了 《肃正作战实施纲要》，调集华北日军五个师团和伪军共7万多人，对我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平西两个军分区进行扫荡。1942年，又加大扫荡力度，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五一”大扫荡。反扫荡中，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指挥突围时，壮烈牺牲于辽县麻田十字岭。日军大扫荡，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造成了沉重打击，使敌后战场进入困难时期。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还能不能坚持抗日斗争？残酷的战争教育了人民，也充分调动了人民的聪明智慧。著名的地道战就是在那个时代产生出来的。保定的冉庄地道、北京顺义的焦庄户地道至今保存完好，就是历史的见证。1941底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后，美军转入反攻。日军将战争重点转向南洋，不断从中国战场抽调日军主力，敌后战场进入恢复和发展时期。此时的游击战，遵循“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的原则，如“敌后武工队”，采取灵活的战术，如“翻边战术”，使敌后战日益发展，而日军更加势单力薄，一天天走向衰败。

1943年至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根本性转折，敌后战场也进入了局部反攻阶段。在华中战场，新四军苏中军区于1944年3月发起车桥战役，解放国土100余平方公里，进一步沟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北、淮南的关系，成为华中敌后战场转入反攻的标志。在华北战场，各抗日根据地更是进行了一连串反攻，在新的敌占区开辟和扩大根据地，缩小了日本占领区。到1945年春，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主力已发展到91万人，民兵202万，建立了19个抗日根据地，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9300万。

三是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的互相配合。从全民族抗战的角度来看，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实际上是统一的抗日战场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说两个战场，虽然地域上相对独立，但是它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配合和相互策应的关系。敌后战场、正面战场，实际上都对中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本刊：张教授，抗战有哪些历史启示？从抗战的历史经验中，我们应该如何汲取前进的力量？

张文杰：我们今天讲历史不是单纯讲历史，我们要吸取历史给我们经验和教训，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第一，充分依靠人民，这话讲起来看似很空洞，实际上又很实在。早在70年前，毛泽东就做出了这样一个非常伟大的概括，叫“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你克服了这个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之前，使他就像一批野牛冲入火阵，这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困难的前提。军队需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的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你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

第二，坚持进步的方向，这一点也很重要。现在网上有对共产党八路军一些议论，你看国民党人家死了那么多高级将领，搞了那么多会战，你们共产党搞了什么。抗战不能单纯从军事上来看，实际上还有一个视角，就是政治进步的角度。当年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不仅是为了不做亡国奴，还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代表光明和进步，他不仅在敌后打鬼子战绩辉煌，也建立了新中国的解放区，向全国人民展示了社会改革的方向和光明进步的未来。

就社会改造来说，中国上千年以来，皇权不下乡，乡村是土豪的空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虽然也包括平均地权，但是国民党从来没有实现过有效的社会改造。而共产党做到了。十年国内革命战争，它领导广大农民“打土豪、分天地”，所以十年内战叫做“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要搞统一战线，像地主阶级也是联合的对象，所以我们搞“减租减息”，这就改善了民生。千百万群众通过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衷心拥护你共产党，共产党也才能够组织起千万民众参军参战。有一部电影叫抓壮丁，反映国民党那样一种抓壮丁的场面，解放军有吗？不抓，自愿报名，因为你给人民群众利益了，人民群众拥护你，所以你一号召，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儿送郎上战场，就是这样一个自觉自愿的场面。1945年抗战胜利，蒋介石作为抗战领袖，威望最高。但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政权没有改弦易辙，反而把接收变成了“劫收”，结果刚刚享受到了胜利者的荣耀，便迅速地走向崩溃。公正地说，抗战的进程和胜利，本来为国共两党的发展都提供了机会，实际上机会均等，而且某种程度上国民党政府机会要更大一点，只是国民党因为自身腐朽，不进行社会改革，并且加重民众痛苦，最后失去了人心你也失去了机会。所以说从进步这个角度来看，谁是中流砥柱谁是主导就看得更清楚了。

第三，不怕流血牺牲。要进行战争，就要付出代价，就会有伤亡。习主席讲得很清楚，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捍卫了我们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的成果，捍卫了人类和平事业，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在那场战争中，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八年抗战中，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作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涌现出了无数抗战英烈，如淞沪抗战中的“八百壮士”，东北抗联的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八女投江”，华北抗战的“狼牙山五壮士”等等。先辈们当年不屈不挠、浴血奋战的精神，将是我们在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上奋勇前行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