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功成

（大连市老年学学会，辽宁 大连 116001）

一、抗日谋略团大连地区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抗日谋略团，老大连人俗称 “放火团”，国外称 “国际情报组” “国际工作班” “国际特科”等，是前苏联红军参谋部领导的，以破坏日本占领区的军事设施和战略物资为目标的国际性反法西斯秘密组织，其总部 （首脑部）设在上海，活动重心在大连。20世纪30年代中期，姬守先、黄振林、李寿山、赵国文、李志贤、王兆君等7名中国青年，同期从莫斯科军事谋略学校毕业回国，经过艰难的努力，先后在大连、安东 （丹东）、营口、北平 （北京）、天津、唐山、青岛等日本侵占城市建立了抗日谋略团地区组织。大连是其中建立最早、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个地区组织。

1934年8月初，刚从莫斯科辗转回国的李寿山，发展了抗日谋略团大连地区组织第一人——邹立升。邹立升是山东省福山县人，1934年4月，携妻带子 “闯关东”到大连，靠打卯子工维持生活。1935年3月，他发展了山东同乡、时住石道街东部的满洲油漆株式会社 （大连油漆厂前身）搪瓷工高绪慎为抗日谋略团工作员。同年6月，高绪慎发展其山东同乡、时住石道街东部的 “满铁”大连港码头仓库临时苦力孙玉成为抗日谋略团工作员；邹立升发展自己的妻子包玉侠为抗日谋略团工作员。这是抗日谋略团在大连地区发展的第一批力量，为以后的抗日谋略执行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

抗日谋略团首脑部先后派遣赵国文、李寿山、王耀庭、张守义、秋世显到大连，担任地区组织负责人。1936年3月12日，秋世显奉命视察大连地区组织状况，随后留在大连领导地区组织工作。秋世显到大连后，于监部通 （今址长江路） “悦来客栈”设置工作据点，在 “关东地方法院” （今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前的街头会见邹立升、高绪慎、孙玉成等人，听取了他们的工作报告。秋世显认为，抗日谋略团大连地区组织尚不能满足执行工作的需要，便以苦力工人的职业为掩护，深入石道街西部贫民窟等地的贫苦工人住处，与他们吃住在一起，同他们交朋友，对他们进行抗日思想教育。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秋世显发展了大连港码头苦力王槐珍和伙夫王金泰为抗日谋略团工作员。1937年1月，秋世显发展了东北中学时的同窗、家住奉天省凌中县的石永贵，安排他打入日本关东陆军仓库做工；同年2月，石永贵发展了王世安、张永贵。1937年5月末，秋世显派王金泰打入堆放日军货物的重要部位——吾妻驿（今址大连铁路东站），担当谋略执行工作员，并给予他在火车站扩大抗日谋略团组织的任务。7月，王金泰发展了宋德贵；9月发展了吴诚江、陈更茂。同年秋，秋世显转移到市内的切面加工点 “锦发祥号”，在店主赵锦江的家中设置据点，随后发展了李化钧，并把主力工作员向大连港码头方面充实。

1939年3月，抗日谋略团首脑部调邹立升任天津地区组织负责人。6月初，邹立升之妻包玉侠被抗日谋略团首脑部招至天津，担任交通员。同年12月，抗日谋略团首脑部指令秋世显和他发展的工作员石永贵等人到天津，相继担任天津地区组织负责人。1940年初，抗日谋略团首脑部发出指令：在大连——上海间和大连——天津间的定期轮船上从速发展交通员，并把主力工作员集中于抗日谋略执行工作上来。为适应大连地区抗日谋略执行工作的需要，首脑部任命邹立升为大连地区主导工作员。

后来，秋世显发展了码头勤杂工于守安；邹立升发展福成油房苦力黄振先；黄振先又发展福井包工组苦力王有佐。这样，抗日谋略团大连地区组织力量空前壮大，组成了邹立升、秋世显、赵国文三个独立的系统。1940年4月，鉴于伪满洲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奉天 （沈阳）的重要战略地位，抗日谋略团首脑部调遣秋世显为奉天地区组织负责人。

抗日谋略团工作员几乎包括当时社会各行各业，其基本成份是大连工人，约占其人员总数的70%。先后以做工为掩护打入日本关东陆军仓库的抗日谋略团工作员有8人，打入大连港码头的有5人， “红房子”苦力宿舍6人， “满化”8人，“满石”5人，满洲油漆株式会社5人，大连机械和油坊各1人，汽、帆、轮船会社共6人。另外，“满铁”系统、土木建筑业、汽车修理业、印刷业、饮食业、菜行及一些商店、医院、教堂内也有抗日谋略团工作员的身影。当时，大连共有近70人加入抗日谋略团或成为其外围人员，在日军重要目标和战略物资生产企业播下火种。这样，抗日谋略团大连地区组织基本上做好了对市内日军重点仓库、军需生产工厂进行焚烧破坏，扰乱日军后方基地的准备工作，并在大连港码头、日本关东陆军仓库等一些地方多次成功地进行了谋略焚烧活动。

二、火烧日本侵略者

据日本关东宪兵队的不完全统计，抗日谋略团大连地区组织对日谋略焚烧：1935年16起，1936年4起，1937年7起，1938年4起，1939年9起，1940年17起，合计57起［1］。这些焚烧造成日本直接经济损失2000万日元以上，等于关东军1939年7.5万人 “围剿”东北抗日联军一年的 “讨伐经费”。

抗日谋略团大连地区组织一边对工作员进行抗日谋略执行技术训练，一边对日本军需物资及其生产工厂进行焚烧破坏。邹立升经过训练，掌握了制作化学定时发火装置的技术和谋略焚烧的技术。1935年6月25日晚8时，高绪慎把邹立升制作的香皂大小的化学定时发火装置放进满洲油漆株式会社仓库，成功地放了抗日谋略团历史上的第一把火。它虽然给日本造成的损失不大，只有2500元，但它点燃了抗日谋略团火烧侵略者行动的火把。事隔两天，邹立升指挥孙玉成在大连港码头 “满铁”用度器材仓库又放了一把火，使大量建筑材料、缆绳等日本军用物资化为灰烬。半个月后，即7月13日，邹立升使用自己制作的发火装置在日本关东陆军仓库大连支库北仓库第3号库放了抗日谋略团的第3把火，烧毁大批日军用罐头、食品，日军损失价值1.2万余日元。

1936年6月至1937年11月，邹立升指挥高绪慎在满洲油漆株式会社谋略放火5次。仅1937年元旦一次就烧毁油漆仓库一处和房屋两处，计34间，把该会社第一工厂全部烧毁，日本损失价值6.1万日元。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谋略团大连地区组织克服没有资金等重重困难，积极主动地配合抗日前线军队，谋划在大连掀起一个火烧日本侵略者的高潮。由于制作发火装置用的硫酸、盐素酸钙等原料因日本当局严密控制，无法搞到，秋世显等人反复试验，成功地改用蜡烛、汽油、轻汽油等为原料，制成了定时引爆的发火装置。1937年7～8月间，他们用这种发火装置分别在市内的日本军需企业天德木材厂、鸭绿江制材有限公司、利盛福木材厂、吾妻驿仓库等处放火。火光冲天，万民瞩目。日本关东州厅警察部惊呼：这 “扰乱了因事变而下令防空的大连市”［2］。

从1937年初至1938年4月上旬，抗日谋略团大连地区组织成功地焚烧日军仓库和军需生产企业9次，其执行工作员基本上都是大连工人，烧毁日本军用杂粮、大豆、缆绳、石油、苇席、被服等大量物资，日军损失达350多万日元。中国全面抗战初期，抗日谋略团给予日本侵略者打击最为严重的是1938年4月10日爆炸 “满石”6万桶石油等物资。石油桶爆炸响声震天动地， “满石”消防队、“满铁”消防队、大连消防署、金州消防署、甘井子及大连市内各消防队均被调往现场灭火。这场大火整整烧了16个小时，把 “满石”供应日军用的14、15号仓库储藏的6万桶石油和大量化工原料全部烧毁。日军损失价值达700万日元以上。日本关东州厅长官三浦直彦、检查官石井、警察部长大和田、宪兵队长加藤中佐及大连、甘井子、沙河口、小岗子警察署和大连水上警察署的各个署长、主任都赶赴现场， “现场大形混乱”［3］。关东军司令官大发雷霆，日本辽东租借地最高当局——关东州厅狠狈不堪。

抗日谋略团大连地区组织里放火次数最多、最令日本当局震惊的是大连港工人于守安。于守安，山东省桓台县人，1923年1月到大连，在福昌华工株式会社当苦力；1938年5月成为大连港 “满铁”仓库勤杂工；1940年1月加入抗日谋略团。在不到半年时间里，他对大连的日本军事目标放火17次。日本关东州厅警察部老实承认，于守安 “其活跃，十分惊人”［2］。

日本警宪特机关被于守安牵着鼻子转，越转火警越多，火势越大。3月11日，于守安在大连港37号仓库放火成功；4月1日，在131号仓库放火，烧毁大批纸张；4月23日，在码头东部105号仓库东侧露天堆积放火；4月27日，在码头东部102号仓库放火，烧毁大批日本军用麻、杂谷等物资。5月28日，于守安在码头东部第506号和507号室外货堆及西部112号室外堆积放火，烧毁日军准备运往前线的罐头、食品、军服、马粮等大批物资，大火映红了天空，震动了大连市。亲自参加这场灭火行动的原大连码头消防队员高维仁回忆：“当时火烧得很大，我们把4条水龙带拉到仓库旁，打算救火，但另一仓库又着起来。消防队员被火包围，从火里逃出，水龙带被烧在火里了，铁道都被烧弯了，仓库屋顶上的铁皮被火冲上天空像纸一样飘荡，没有办法救火，只好看着烧，东西损失老了。”［4］6月初，于守安在大连港第四码头中央马路西侧货堆的机器设备中放火；6月15日，在码头西部211号仓库北货堆及第105号货堆放火；6月22日，于守安在大连港第202号仓库成功地放了抗日谋略团历史上的最后一把火。

抗日谋略团在1935年6月开始对日本在华军事目标进行焚烧、爆破等活动至1940年6月组织被破获的5年时间里，成功地在大连放火57次；在安东爆破铁路1次；在天津放火10次，爆破铁路6次；在北平爆破铁路1次；在青岛放火3次，总计78次。这些就成为卢沟桥事变前后日军在华后方基地遭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勿需对这78宗焚烧、爆破事件一一加以叙述，仅上述事件就不难看出抗日谋略团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发挥出的作用。

三、勇对日本法西斯的迫害

抗日谋略团选定谋略目标之后，先将谋略执行工作员以做工的方式打入其内部，伺机以化学定时发火装置焚烧、爆破日本军需物资，不留一点痕迹，造成自然火灾的假象。这样，日本警宪特机关虽然对火灾的频频发生表示怀疑，但却长期不知有人谋略放火。1937年8月25日，大连警察署 （大广场警察署）高等系主任今藤敏夫和高等刑事、汉奸刘会川在哈尔滨听审曾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过的“北满国际情报组”人员姚荫芳时，才得知大连有从苏联派出的对日本军事目标进行谋略焚烧、爆破的地工人员。于是，关东州厅警察部立即成立并不断扩充 “固定防谍团” “流动防谍团”，组成巡查班，实施码头入境检查、通信检查、特别户口调查；增加船舶及火车的乘警，对人员及物品进行检查。大批警察、特务化装成工人，到各个工厂进行盘查和逮捕审问。哪里有风吹草动，大批警宪特立即群集现场，闹腾得大连鸡犬不宁，草木皆兵，但一直未能破坏抗日谋略团。

1940年5月，福昌华工株式会社黑嘴子沙厂小工头牛嗣义从 “关东州劳务协会”收容所苦力许元鼎口中得知其朋友黄振先、王有佐在进行抗日谋略放火，通过福昌华工株式会社的大工头、外事警察课 “联络员”宋洪泰报告给关东州厅警察部外事课巡捕长、汉奸隋云封。隋云封用欺骗手段逮捕了许元鼎，迫使许元鼎讲出黄振先、王有佐的情况，并派牛嗣义对黄、王进行跟踪，查明其住处及活动。6月24日晚8时，抗日谋略团大连地区组织负责人赵国文与黄、王进行街头联络后被捕，在酷刑下供出抗日谋略团组织情况。关东州厅警察部随即开始昼夜不停的抓捕，至9月18日，总计逮捕155人。大连地区组织和奉天 （沈阳）、天津、北平 （北京）、青岛等地区组织及上海首脑部均遭破坏，除最高领导A·鲍维尔和工作员王金泰、王槐珍、洪德锡等4人逃逸外，抗日谋略团工作员全部被捕。

日本法西斯对被捕的抗日谋略团工作员及其关联者不分男女一律施以灭绝人性的严刑拷打，18人在日本警察署被活活打死，其中于守安、赵锦江、卢炳义、张寿仁、王进臣、王世安、刘文禄被大连警察署毒打致死；王芝兰、徐高氏被沙河口警察署毒打致死；唐中选被甘井子警察署毒打致死；邵寿仁、李顺宾被水上警察署毒打致死；吴成江、马忠佐因受刑过重死于岭前监狱；傅金山、赵化民、王芝盛、黄李氏、孙中桂等人因受刑过重，释放不久去世。

在日本法西斯的严刑拷打下，除赵国文等几个软骨头外，抗日谋略团大连地区组织工作员高风亮节，英勇抗刑，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于守安被捕后，日本法西斯侦知他是抗日谋略团中放火次数最多的人，对他尤为残酷。他被押到关东州厅警察部监所时，手、脚骨被打断，眼睛被打失明，小便不能自禁。他的大义凛然，使成田薰等日本审判官员 “都哑口无言”［5］。于守安被捕前染上斑疹伤寒病，已经卧床不起，是被日本警察从床铺上抓到的。被捕后，他顶住疾病和毒打的双重袭击，坚持斗争，英勇牺牲于监所。邹立升被捕后，日本法西斯认为他是抗日谋略团中最活跃的骨干人物，对他倍加毒打。关东州厅警察部外事课第二系勤务、警部补小林恒雄等人刑讯他数十次，各种刑罚，无所不用其极，但他仍坚贞不屈。1942年8月12日子夜，被判处死刑的邹立升与同监的原抗日联军战士周明霄叠人梯爬出监牢，并将另两名难友拽出牢笼，成功越狱。邹立升越狱后以夜色为掩护，艰难行走6个多小时，到大连市平和街37号其老师刘桂林的家中躲避。8月24日晚，与刘桂林同住一院的汉奸李福堂发现邹立升上厕所，报告了沙河口警察署巡捕宋大智。8月25日下午5时，邹立升再度被捕，刘桂林及其66岁的老伴黄凤仪也被拘捕。日本法西斯对二次被捕的邹立升恼羞成怒，比前次逮捕时更加野蛮地摧残他，打断他的双腿，使之不能站立。接着，把他和抗日谋略团一案的死囚全部关押进比关东刑务支所戒备更加森严的旅顺刑务所 （旅顺监狱）。

抗日谋略团大连地区组织是日本辽东租借地时期除中共大连地方组织之外活动时间最长，人员最多，对日本侵略者打击最大的秘密组织。他们机智勇敢地同日本法西斯进行了长期的殊死搏斗，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功绩永载史册。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档案处.放火次数及年别的统计［Z］.大连市史志办公室资料室125卷.

［2］关东州厅警察部.对日谋略放火破坏团的活动经过第四章第一节执行工作状况 ［R］.日文，1941.

［3］甘井子满石の火事［N］.满洲日日新闻（日文），1938-04-11.

［4］旅大市人民检察署.日寇在大连破坏抗日爱国放火团事实材料［Z］.1952.

［5］马永富.致旅大市人民检察署：对关东州厅警察部长坂本宗武等人的控诉书［Z］.1951-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