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红丹

（中共辽阳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室，辽宁 辽阳 111000）

新时期党对基层社会动员的路径分析
——从抗战时期党对社会动员谈起

蒋红丹

（中共辽阳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室，辽宁 辽阳 111000）

抗战时期的社会动员和新时期党对基层社会的动员在本质上具有一定的相通性，都是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其参与到当时社会条件下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实践中，区别只是内容和方式的不同。因此，抗战时期党对社会的动员方法对新时期党对基层的社会动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

社会动员通常是指党通过政权组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参与革命和建设的一种领导方式。任何时候都存在一定的社会动员，只是内容和方式有区别。抗战时期，党对社会的动员主要表现为调动人民参与抗战的积极性，这对解决全民参与抗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新时期，虽然不需要进行革命式的社会动员，但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仍然需要最大限度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因此，回顾抗战时期党对社会的动员情况，分析其对新时期党在基层社会动员的路径选择上所具有的时代价值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抗战时期党对社会动员的重视

抗战时期的社会动员，关系到共产党领导革命力量的壮大和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如何把千百万民众发动起来，最大限度地吸引民众并将其组织到抗战民族统一战线中，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尽管民众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境内的暴行无限仇恨，但是在朴素自卫基础上的民众反抗，作用和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要使人民大众自觉而又有素质地投身于民族革命战争， “就要把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就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做普遍而深入的民众动员”［1］648。中国共产党对抗战期间动员民众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在1937年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 “中国的抗战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民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把千百万群众吸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1］602。毛泽东还强调： “这实在是头等主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

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要胜利，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 ‘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2］480可见，党对民众的社会动员是非常重视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党在根据地开展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创造了很多行之有效的社会动员方法，使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发展壮大，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党在抗战时期的社会动员方法

社会动员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势，伴随我们党从革命到建设、从斗争到改革的历史过程。在抗战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造了一系列合乎历史时代特征而又行之有效的社会动员方法。

（一）物质上的满足

抗战时期，我们党社会动员的主要对象是处于饥饿线上的农民，其次还包括一些进步地主阶级和小资产阶段。党非常清楚，要让广大民众长期坚持抗战，必须首先满足人民的生存需求，这是动员民众参与抗战的前提。因此，当时社会动员的首要方法就是给予民众物质上的满足，最为著名的就是减租减息政策。1937年，中共中央在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明确提出，停止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后来，1942年中央政治局在详细研究各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了 《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制定了抗日时期土地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借以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第二，实行农民交租交息，借以联合地主一致抗日；第三，奖励富农发展生产和联合富农。这一兼顾农民和地主利益的政策受到广大农民和地主的欢迎，农民得到了经济实惠，并且也保障了地主的地权、财权和人权。 “通过减租减息，贫农得到减租减息、春荒贷款、政府生产贷款的利益，特别是佃贫农，获得利益更大，许多贫农还清了债，减少了债，赎回了土地，买了牛驴，做了衣服，甚至有些买了土地。”［3］农民的抗日生产积极性得到普遍提高。同时，抗日民主政府也规定了一系列改善工人待遇、保护工人权利和调整劳资关系的办法，既有利于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也照顾到雇主、资本家的合法利益。除此之外，为了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党在各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的举措，根据地的农业、手工业都有很大发展，这一系列物质上的满足，充分调动了民众的积极性，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民众的生产生活困难，也缓解了战争资源的匮乏。

（二）精神上的鼓励

因为抗战的条件异常艰苦，中国共产党除以物质满足为动员基础之外，还注重精神上对民众的鼓励，对民众进行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宣传教育，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责任感，以充分发挥社会动员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先后成立宣传队、战动剧团和各种青年团，组织民众深入到矿山、工厂、学校、车站、公共场所、农村、前线等，通过召开大会、公开演抗日话剧、教唱抗日歌曲等进行广泛的宣传，宣传内容有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也有中国人民抗击日军的先进事迹。在成立宣传队的同时，党非常重视宣传方式和口号的鼓动性，毛泽东指出： “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喜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2］481。宣传口号也极具煽动性，如 “寇深矣！势亟矣！同胞们！起来，我们伟大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 “万万火急，全国同胞们，形势万分紧急了，只有抗战才是出路”，等等。通过这种感染力极强的口号，而又通俗形象的政治宣传，对民众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精神上对民众的抗战给予极大支持，促进了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复苏，为全民族参与抗战，坚决抵制日寇入侵提供了强大的心理支撑。

（三）行动上的参与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对民众的社会动员不仅表现为物质上的满足、精神上的鼓励，同时还有实际动员民众参与到抗战中的行动，主要包括动员民众参与各种形式抗日团体、动员民众参战、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及参与政治管理。党在敌后根据地先后成立许多文化团体，开展唱歌、读报、演讲等多种形式的文化宣传活动，宣传抗日主张，引导民众积

极参与。除了文化宣传团体以外，还有各种抗日救国会、互助组、合作社、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等组织，人民群众参与这些团体的热情非常高，人数也很多。通过参与这些团体，民众自身的文化素质和抗战热情都得到了极大提高。民众直接参战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参与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创造的一系列群众性的游击战，诸如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交通破袭战等，极大打击了日寇的气焰。同时，党也积极组织民众参与敌后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仅丰富了抗战时期的战略资源，也为根据地发展壮大提供了物质保障。民众参与政治管理，其生动体现就是党在根据地实行的“三三制”政权模式，这是动员民众参与政治的有效尝试。1940年，中共中央在 《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中指出，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几个参议会和政府工作人员中，实行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的制度。这种政权制度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付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 “三三制”的实行，有力调动了社会各界团体抗战的积极性，通过动员民众在实际行动上的参与，凸显了民众的力量。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没有广泛的社会动员，抗战胜利是不可能的。

三、抗战时期社会动员对新时期党的基层社会动员路径上的启示

抗战时期，共产党发动的广泛的社会动员，既贯穿抗战的始终，又涉及大江南北、遍及城市乡村各个阶层，不仅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在全国范围内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当今，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战争条件下的社会动员虽然已经不是社会发展的必需，但是新时期，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参与到社会现代化建设中，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然需要民众的大力支持。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动员依然不可缺少。因此，抗战时期社会动员对新时期党的基层社会动员在路径选择上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切实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

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是进行社会动员的基础。抗战时期的社会动员充分说明了民众在基本生活得以保障的前提下才能参与抗战，在生存都无法满足的情况下，一些民众会对抗战产生消极的态度，因此要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必先满足群众的根本利益。新时期，由于社会转型加速、利益结构不断调整、社会缺乏公平正义、两极分化严重，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出现了新的矛盾和问题，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众受趋利性的影响，更多关注生活待遇的提高和物质条件的改善，物质利益机制在调动人民积极性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离开了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动员的作用就难以持久和深入。因此，新形势下，我们各级党组织只有切实把维护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积极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才能增强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获得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才能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热情，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二）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

唯物辩证法认为，精神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抗战时期党在进行物质性社会动员的同时，还对广大民众进行精神鼓励，通过宣传教育强化了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因此，新时期党的社会动员要加强对民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增强民众的爱国情怀。当今时代，各种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相互碰撞，敌对势力也在加紧对我国实行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我们党必须守住思想文化领域的阵地，尤其是基层民众的精神阵地。因此在社会动员方面，对民众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诉求，也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精神保证，是党的理想信念在民众中的真实体现。

（三）改进群众工作方法

新时期群众工作形势复杂多变，党的社会动员要想取得突出的实效，离不开好的群众工作方法，好的方法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抗战时期的社会动员所具有的广泛性和持久性是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得益于注重方法。毛泽东曾经指出： “现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有的一些，沧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和民众隔膜，必须切实地改一改。”［2］481就是说， 通过改进动员民众的方法，增强和群众之间的联系，社会动员才会取得巨大成效。因此，我们现在的党组织在进行社会动员时必须改进群众工作的方法，贴近民众的生产社会实际，创造一些群众喜闻乐见而又通俗易懂的方式。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新时期群众工作对象多元、内容多样、环境多变，我们党组织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各种方法，提高群众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得到群众拥护、让群众满意。习近平同志强调，正确的方式方法是做好群众工作的保障，要认真贯彻执行已有的行之有效的群众工作制度，大力弘扬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基层去、到一线去、到条件较差和情况复杂的地方去，察实情、办实事、求实效。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要善于研究和把握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创新工作方法，增强群众工作的亲和力和感染力，提高群众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2］毛泽东选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刘颖.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方法［J］.兰州学刊，2006（4）.

［责任编辑：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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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6183（2015）10-0014-03

2015-09-17

蒋红丹 （1983-），女，辽宁营口人，中共辽阳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党史党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