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5．08．020

［文章编号］1004—5856( 2015) 08—0091—04

［收稿日期］2014－09－10

［作者简介］魏艳辉( 1978－)，女，吉林永吉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英国小说与西方批评理论研究。

英国18世纪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 1713－1768)所创作的《项狄传》( 1759－1767)，自问世起，就以其惊骇世俗的叙事形式占据了英国小说经典中的重要位置。《项狄传》对20世纪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事的影响，更加突出了评论界对其叙事形式的关注，进而促成了20世纪50年代斯特恩形式研究传统的产生。从这一研究传统来看，有关《项狄传》是讽刺文还是小说的文类定性始终是评论界的研究焦点， ［1］( P44－48)已有研究中却鲜有人论及出版商在《项狄传》小说属性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本文认为斯特恩与出版商之间的协商促成了《项狄传》从讽刺文到小说的文类转化。

18世纪中叶，英国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书籍逐渐成为资产阶级购买力范围之内的消费品，进入普通消费者家庭。读者的购买需求推动了图书出版市场的发展。在读者购买需求的驱动下，作家们如果预计自己的作品能在地方或是全国范围内热卖，会尝试联系出版商。出版商如果有兴趣，就会开出高价钱购买作者的作品。 ［2］( P5)作者与出版商之间的协商是作品进入市场的第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中，出版商的评价至关重要。

从根本上说，经济利益的获取是作者与出版商之间对话关系的根本。对于出版商的作用，文学社会学家罗贝尔·埃斯卡皮曾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出版商的作用同助产医生的作用相似:并不是他赋予作品以生命，也不是他把自己的一部分血肉给作品并养育它。但是，如果没有他，被构想出来并且已临近创造的临界点的作品就不可能脱颖而出”。 ［3］( P37)出版商的确承担着助产士的作用，但他不是协助所有作品的生产，而是要有所筛选。出版商首先看中的是经济利益，因此要选择有利可图的作品。但与其他商业产品不同的是，文化产品的选择机制除了考量经济利益，还需要判断作品的价值和评估读者的审美品味。这时，挑选即意味着出版商先设想有一批可能存在着的读者大众，于是，在呈交到他面前的大量作品中挑拣出最符合这些读者大众的消费需求的作品。这种想象带有双重的也是矛盾的特征:它一方面包括对可能存在的读者大众想看的书和将要购买的书做出事实性判断，另一方面也包括对可能成为读者大众欣赏趣味的东西做出价值判断，这种趣味的形成是人类群体的美学——道德体系所决定的。 ［3］( P43)

出版商必须考虑读者的需求，但他们不是被动地受读者需求所牵制，他们同时也引导着读者的阅读，发挥重要的文化影响力。作为作者与消费读者之间的中介，出版商既要根据读者的消费需求来判断作品的价值，又要根据作品的美学价值重新塑造读者的品味，即选择满足读者品味需求或是能够塑造读者品味的作品。经济利益考量与美学价值评估伴随着作者与出版商之间的整个协商过程。出版商是作品第一个具有象征权力的评价读者，他对作者的文化影响力主要表现为最初的筛选和建议。

一、《项狄传》最初的讽刺文定位

与大多数作者一样，劳伦斯·斯特恩最初进入文学场时的第一个具有文化影响力的评价读者是出版商。斯特恩在完成作品《项狄传》第一卷后，开始物色合适的出版商。当时伦敦的出版行业蓬勃发展，可供作者选择的余地较大，斯特恩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了多兹利出版公司( R．＆J．Dodsley)。这一选择包含了斯特恩对多兹利公司和自己作品的双重评估。

多兹利出版公司是著名的拥有版权的图书出版与批发公司，在18世纪50年代的出版界，地位已达至顶峰。 ［4］( P40)它挖掘了许多著名文人的作品，推动了新文人的崛起，如埃德蒙·伯克( 1729－1797)、托马斯·格雷( 1716－1771)、爱德华·扬( 1683－1765)、塞缪尔·约翰逊( 1689－1761)、托拜厄斯·斯摩莱特( 1721－1771)等人的作品最初都是由这家出版公司出版的。

多兹利公司能够在业界立足并有持续影响力，不仅因为它慧眼识英雄，挖掘了一批有价值的新文人作品，更得益于该公司在事业起步阶段有著名文人的支持。著名文人将作品放到多兹利公司出版，提高了它在出版行业的知名度。尽管在多兹利公司的鼎盛时期，亚历山大·蒲柏( 1688－1744)和乔纳森·斯威夫特( 1667－1745)已经去世，但最初多兹利公司是由于出版他们的作品才使其自身在业界得以立足。因此，多兹利出版公司与奥古斯都讽刺文传统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

毋庸置疑，斯特恩选择多兹利公司肯定考虑到了多兹利公司在18世纪中叶出版界的盛名和实力。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该出版公司与奥古斯都讽刺文作家之间渊源颇深，才使斯特恩有意地选择这家出版公司。而这正代表了斯特恩最初对《项狄传》的讽刺文定位。从斯特恩与多兹利公司之间的往来信件中，可以证实这一点。

在《项狄传》未出版前( 1759年5月23 日)，劳伦斯·斯特恩写信给多兹利出版公司负责人罗伯特·多兹利。这封信主要提及三点内容:第一，他提到《项狄传》的讽刺文创作意图，“如你所知，写作计划非常广泛。它不仅嘲笑科学中的弱点，而且嘲笑任何让我觉得滑稽可笑的事情”。 ［5］第二，他希望此书能按照米勒公司( Andrew Millar)出版的“精巧烦恼”那篇讽刺文 ①的印刷排版形式出版;第三，他提出以50英镑价格卖出《项狄传》第一卷的版权。在这封信中，斯特恩明确提及讽刺文意图。这种意图也可从他请求多兹利按照简·科利尔的讽刺作品的方式来印刷可见一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斯特恩给《项狄传》第一卷的版权定价为50英镑。这一价位在当时应该是相当“谦卑”的。米勒公司负责人安德鲁·米勒( 1707－1768)给出183英镑的价格购买亨利·菲尔丁《约瑟夫·安德鲁斯》( 1742)的版权，《琼斯传》( 1749)的版权更是高达600英镑。斯特恩不可能不了解小说出版界的行情，他没有选择与米勒出版公司合作，可见其最初对讽刺文传统的认同与对自己作品的定位。

从最初创作到把作品交给出版商，这一期间斯特恩对《项狄传》的讽刺文定位是确定的。从斯特恩自身的创作意图以及所承接的传统痕迹来看，他有意识的继承拉伯雷、斯威夫特已经确立的讽刺文传统，这从他的早期创作如《拉伯雷式的片段》和《一场政治传奇》的讽刺文写作风格可探知。而且，斯特恩的藏书也主要是与讽刺文传统相关的一些书目。 ［5］( P108－118)由此可见，他对讽刺文的关注和钟爱。另外，在《项狄传》的行文过程中，他曾多次提到拉伯雷和斯威夫特。在写给友人斯蒂芬·克罗夫( Stephen Croft)的信中，他也将自己与讽刺文作家进行类比，斯特恩针对评论界的指责谈到:“这些人会发现通往声名的道路就如同去往天堂的路径，会经历许多苦难，直到我获得像拉伯雷和斯威夫特那样被粗暴对待的荣誉之前，我必须继续谦逊，因为我还没有被迫害到像他们那样的程度。” ［6］斯特恩认为，自己所面对的恶意攻击与拉伯雷和斯威夫特所遭受过的粗暴对待相似，这是讽刺文作家通往“声名”的必经之路。

二、《项狄传》文类风格的重新定位

斯特恩信心满满地向罗伯特·多兹利自荐《项狄传》第一卷，但从多兹利的反应来看，这部作品的创作风格与多兹利所预期的市场需求之间仍存在一定的距离。多兹利没有接受斯特恩提出的以50英镑的价格出售《项狄传》第一卷的版权要求，但他承认其潜在价值，并提出了修改意见。根据他的意见，斯特恩在后来几个月中进行改写和增添。多兹利的这封信已无迹可寻，但根据斯特恩在1759年10月5日写给他的回信可推测出多兹利的意见。多兹利拒绝斯特恩的一个理由是仅仅出版单卷本的《项狄传》有些冒险，如果销售不好会影响他弟弟詹姆斯·多兹利的经营。彼时，罗伯特·多兹利即将退休，其弟将继承公司，在交接时期，他不想冒风险。针对这一情况，斯特恩指出他又增加了一卷本，大约增添150页左右的内容，而且，他提出两卷本的《项狄传》可先自费在约克郡出版试试市场反应，但书可在多兹利的伦敦书店售卖，然后再商量版权事宜。

斯特恩在给多兹利的回信中介绍了具体所做的修改，由此可推测多兹利的建议。他在信中提到“此次修改去除了所有涉及地方信息的文字，尤其是其中的讽刺，同时增添了关键的注解，并增加了大约150页左右的内容。整体而言，上述修改使其更适合销售。” ［5］“讽刺”是指斯特恩以影射方式对地方生活圈子中的具体个人进行攻击的讽刺性文字。在18世纪上半叶的奥古斯都时期，讽刺文常常对个人进行攻击，它以影射方式提供充分的信息使读者猜到具体所指。蒲柏在《愚人志》中对桂冠诗人科利·赛博( 1671－1757)、女作家伊莱扎·海伍德( 1693－1756)等文坛名人的尖锐讽刺，就属于此种形式。斯特恩在创作《项狄传》之前所写的政治讽刺文《一场政治传奇》( 1759)也是一部以影射方式攻击政治对手的讽刺文。从上述回信内容可知，斯特恩对文中涉及具体人物的讽刺文字进行了删改，从而隐藏了个人攻击与地方属性。罗伯特·多兹利的修改建议是有预见性的，他敏锐地感受到了文化潮流的变化动向。尽管他意识到斯特恩的才华和潜质，但他感受到讽刺文风格已不合文坛品味，因而没有同意购买版权。事实证明多兹利的这一谨慎之举是明智的。斯特恩在《项狄传》第一、二卷中根据他的建议将讽刺性收敛在一定范围之内，受到评论界的好评。但获取成功后，斯特恩在第三、四卷中将其压抑着的讽刺文属性以极端荒诞的形式表现出来，结果激怒了评论界，这导致第三、四卷以及后期卷本的销售一直不如人意。多兹利出版公司在《项狄传》第三、四卷出版后也终止了与他的合作。这说明在18世纪中叶的文坛，讽刺文至少是对个人攻击的讽刺文，在当时已经不得人心，不那么流行了。

斯特恩最初对《项狄传》的讽刺文定位相当明确，但由于未能获得出版商的接受，所以，他不得不根据出版商的建议进行修改和调整。如果将《项狄传》第一、二卷与斯特恩此前创作但未出版的作品《拉伯雷式片段》进行比较，会发现两者在创作风格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项狄传》中大量减少了拉伯雷讽刺文的痕迹，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轻了其中的低级下流，甚至是露骨的淫秽”。 ［6］( P204)而《项狄传》第一、二卷与他另一部未出版的政治讽刺文《一场政治传奇》( 1759)相比，讽刺的锋芒也明显弱化了许多。斯特恩的传记作家伊恩·坎贝尔·罗斯认为，修改后的一、二卷使斯特恩“从古怪滞后保守的讽刺文作家转变为处于时代尖端的现代形式的实践者”。 ［6］( P215－216)“现代形式”是指小说。这说明斯特恩在修改中柔化了讽刺文元素，并融入了小说元素。

斯特恩对《项狄传》第一、二卷出版形式和出版公司的确定也表明了他在讽刺文和小说文类之间的转换。1759年5月，也就是斯特恩最初向多兹利自荐作品时，还希望《项狄传》能按照米勒公司出版的“精巧烦恼”那篇讽刺文的印刷排版形式出版，但当1760年1月多兹利出版《项狄传》第一、二卷时，斯特恩没有坚持当初所希望的装订印刷风格，而是要求以多兹利1759年出版的约翰逊的小说《拉瑟勒斯》的印刷排版风格出版。这一转变表明斯特恩对修改后的作品定位发生了变化。在《项狄传》第三、四卷出版后，斯特恩与多兹利出版公司终止合作关系，自《项狄传》第五、六卷开始，斯特恩的所有出版事务均由贝克特( T．Beckett)出版公司负责。对于斯特恩换出版公司的行为，托马斯·基默的解释是斯特恩意识到多兹利公司对小说的兴趣在缩减，而“贝克特出版公司在18世纪60年代则以专门出版时髦的虚构叙事作品为主”。 ［7］( P53)出版公司的更换也反映出斯特恩对《项狄传》文类定性的转换。

从斯特恩与出版商的协商来看，斯特恩的创作意图与出版商的需求之间存在分歧。为消除分歧，他在作品中增添了小说属性。一位朋友曾提醒斯特恩注意《项狄传》的拉伯雷、斯威夫特式风格与他的牧师身份并不匹配，斯特恩答道:“我走得没有斯威夫特那么远——他与拉伯雷保持着距离，而我与他同样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5］尽管斯特恩与拉伯雷、斯威夫特之间存在承袭关系，但他与这一传统并非毫无距离。这种距离感的实现方式之一就是斯特恩在作品中融合了小说元素。由此可见，《项狄传》第一、二卷在最初出版时就已经模糊了讽刺文和小说的文类界限，这部作品最初定位是讽刺文，而后在与出版商的协商过程中逐渐融入小说属性，这也是引发关于这部作品究竟是讽刺文，还是小说争议的一个根本原因。从更深层面来看，18世纪中叶，被评论界定义为讽刺文衰落，小说文类兴起的历史时期，斯特恩与出版商之间有关《项狄传》的文类的协商也正折射出当时讽刺文衰落与小说文类兴起的历史语境。

注释:

①这是英国小说家与讽刺文作家简·科利尔( Jane Collier，1714－1755)的最著名的讽刺文作品。全称是An Essay on the Art of Ingeniously Tormenting，由米勒出版公司于1753年出版。

［参　考文献］

［1］魏艳辉．《项狄传》形式研究趋向及展望［J］．国外文学，2013，( 2)．

［2］Terry Belanger．Publishers and writer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A］．in Isabel Rivers，ed．Books and Their Reader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C］．New York: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2．

［3］罗贝尔·埃斯卡皮．于沛选．文学社会学——罗·埃斯卡皮文论选［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4］Tierney，James E．The Correspondence of Robert Dodsley 1733－1764［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5］New，Melvyn and Peter de Voogd．Laurence Sterne，The Letters［M］．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2009．

［6］Ross，Ian Campbell．Laurence Sterne: A Life［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7］Keymer，Thomas．Sterne，the Moderns and the Novel ［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责任编辑:张新潮

A Study of the Publisher’s Influence on the Generic Nature of“Tristram Shandy”

WEI Yan-hui

(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arbin 150080，China)

Abstract: Considering the studies of Laurence Sterne since 1950s，a hot topic is whether “Tristram Shandy”is a satire or novel．However，the publisher’s role that influences its genre category is rarely concerned．By analyzing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between Sterne and publisher，it is pointed out that Sterne got rid of the satire featur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ublisher and meanwhile employed more novel elements．

Key words:“Tristram Shandy”; publisher; gen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