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秀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100089)



奴隶制时期非裔美国人旅行书写

韩 秀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100089)

旅行对于从非洲大陆流散至美洲的非裔美国人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而旅行书写在非裔美国文学的萌芽和发展阶段也尤为关键。本文选取了大西洋奴隶贸易与废奴运动两个非裔美国人进行了大规模集体性旅行的时期，总结了这两段时期非裔美国人旅行书写的社会背景、主要作品及特点并试图说明非裔美国人是如何通过旅行书写反映其奴隶制度下遭受的苦难，并如何冲破艰难险阻，不断形成自我意识、走向成熟并重塑家园的努力。

奴隶制时期；非裔美国人；旅行书写

一、 引言

美国文学创立伊始，旅行书写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论是在直接描绘旅途见闻的游记里还是在其他文学形式如日记、书信和地方志的书写中，旅行的主题都渗透在美国早期文学的发展中。那些从欧洲大陆漂洋过海而来的移民者和西进运动中跋山涉水的拓荒者无疑是相信旅行的力量的。对他们而言，旅途意味着家园、希望和新生。值得注意的是，非裔美国文学的萌芽与发展也与旅行的主题紧密相关。

旅行对于非裔美国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从非洲大陆流散至美洲大陆的族裔，非裔美国人自其族群形成之初便与旅行密切相关。而除了最初大西洋奴隶贸易中自非洲大陆被绑架和运送至美洲的血泪史，旅行更是见证了非裔美国人追求解放、自由、平等以及民权的各种尝试，如为摆脱奴隶制压迫的北上逃亡之旅，奴隶制瓦解后为求理解、支持与庇护或求助于欧洲文明或寻根于非洲大陆的异域求索之旅，以及为了寻求更安定的生存环境和更好的生活条件而在美国本土内部进行的自南向北和自北向南的迁徙之旅。这一段段的集体性的旅行是历史与社会变迁的产物，而旅行书写作为一种映像，也见证了不同时代的非裔美国人为了生存和发展所做出的各种不同尝试。

然而，与旅行在非裔美国历史与文学中的重要地位相比，旅行书写在非裔美国文学史中所占的分量则显得过于单薄了。Youngs(2012: 344)在其编著四卷本《旅行书写》的最后一章《跨越黑与白的境界局限:非裔美国人旅行书写》中指出了这一现状并总结了这种忽视的三种原因:“尽管学术界对旅行书写研究不断增多，但对旅行书写的文体本身的重视仍然不足；在非裔美国文学经典中对被强迫的与为经济条件所迫而进行的迁徙的叙事的主导性地位；后殖民研究与非裔美国人研究间的不和关系及后殖民旅行书写研究对来自前殖民地与自治领文本的显著关注。”被Youngs所指出的旅行书写在美国的尴尬地位显然是实情，然而Youngs此处所指的“旅行书写”显然将旅行限制在闲暇之余，资金充裕的，独立而自发性的旅行，而将暴力或经济因素等客观条件逼迫下的旅行排除在外。对于这一概念的界定，学界显然有着不同的声音。在《剑桥文学指南——美国旅行书写》中的《非裔美国旅行文学》中Smith(2009: 197)便将奴隶叙事作为非裔美国旅行文学的来源、重要部分和主要特点。他提到:“尤其是早期的美国非裔旅行者开创了一种折衷了国内与跨国的旅行书写的体裁，它是社会政治因素激发下的以种族振兴为目的的群体性行为，而非仅仅是个人性的、欧洲式的有闲阶级的娱乐行为——这个前提时至今日仍然是适用的。”笔者认为这样的界定在研究早期也就是奴隶制时期非裔美国人旅行书写还是比较准确的。

二、 大西洋奴隶贸易与非裔美国人旅行书写

奴隶制度的基础是建立在大量黑人奴隶的获取之上的，因此可以说大西洋奴隶贸易是美国奴隶制度的罪恶之源。始于15世纪中期终结于19世纪中后期的大西洋奴隶贸易①在为欧洲殖民者和美国白人奴隶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成为自非洲大陆买卖、拐骗和绑架而来的非裔美国人的噩梦。无人能确知自非洲贩卖至美洲大陆的非洲人数量，但在《大西洋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一文中，Cyril James(2000: 63)对此进行了估算:“保守判断约有1500万非洲人自大西洋彼岸贩卖至此，一些学者则给出了5000万的数字甚至更多。更重要的是在航行中的死亡率通常也是极高的，且有部分非洲人死于为了获取奴隶的劫掠和战争，而另有一部分则在等待贩卖和运输的过程中死亡。”事实上，乘船前的叛乱和逃亡，乘船后不堪旅途折磨和被奴役命运的自杀以及可以杀死半数甚至三分之二的奴隶的传染病，加上遭遇台风和无风带的可能，使得运输过程中奴隶的死亡率十分惊人。然而，只有极少数的贩奴者会设法提高奴隶待遇来降低死亡率，正相反，为了提高“效率”，保证一趟航行的受益，贩奴者往往极度压缩空间，将奴隶们塞入比棺材还小的无法起身的夹板中，或以锁链将其贴船周如安放货物一样锁在船上。总之，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间都被塞满了，而这样拥挤而恶劣的生存条件必然更易造成疾病的滋生和死亡的蔓延。即使可以平安跨越大西洋到达加勒比沿岸，等待着这些奴隶们的命运也是继续的苦难。他们将在一次次的贩卖和转手中辗转美洲各地。

然而在这几千万自非洲家园被虏获又历经身体折磨和心灵创伤漂洋过海被贩卖至美洲大陆的奴隶中，对其经历留下文字叙述的极为少见。一方面，非洲文化主要通过口头表达的方式传播与传承，因此他们本就对书写颇为陌生。另一方面，作为被奴隶主以驯养牲畜的方式对待的黑人奴隶，想要习得英语并以之来进行创作显然是千难万难的。更重要的是，即便是排除万难真的留下了对其经历的文字书写，想要在当时被白人所牢牢控制住的文艺界得到认可，仍然需要经历一番质疑和审查。然而终究还是有少数极其幸运又或极有韧性之人得以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他们颠沛流离的苦难史，并想方设法将他们的声音传播开来。其中之一便是Olaudah Equiano，这个第一个完全独立的亲笔记录下生平故事的非裔昔日奴隶。他的自传《非裔的奥拉达·艾奎亚诺又名古斯塔乌斯·瓦萨生平的有趣的叙述，亲笔所记》②记录了他被非洲贝宁的伊伯部落同族绑架并转买给白人贩奴者而踏上运奴船被运往加勒比海地区，并由此被多次转手买给不同的主人，直到他将自己从主人手中赎买成为自由之身，并在欧洲等地游历的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值得注意的是，Equiano的语言不仅是规范流畅的，也同时具有文学性。而他的叙述也不仅是对客观事件的简单描述，更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从他对非洲大陆充满怀旧和眷恋的描述到他第一次面对白人的极度的震惊与畏惧到被如货物一般处理、堆积和运输的跨洋旅程的屈辱再到为奴时期的苦难与折磨以及不论何时都不曾忘怀的对自由的渴望和信念。这强烈的情感与对奴隶贸易赤裸裸的揭露和批判与其之前的由白人代笔而成的奴隶叙事显然是不同，因而这部作品也成为众多由非裔美国人执笔的奴隶叙事的范本。同时，因其坎坷却传奇的一生正是通过一段段旅行表现出来的，因此这部作品也被Smith(2009: 198)视为“定义了非裔美国旅行书写的无价”之作。

与其同时期的对黑人奴隶贸易有着切身体会和记叙的是Venture Smith。与Equiano同样出生于西非部落而被贩卖至美国的他却并没有艾奎亚诺的执着乐观的精神，尽管最终为自己赎得自由身，但Smith(2004: 175)的文风显得更为阴郁苦涩。而他也以阴冷的笔触记录下了他对“中央航路”的感触:“尽管船上爆发了天花，造成了极高的死亡率，然而我们还是到达了巴巴多斯岛；只是从非洲航行而来的260人中，活下来的只有不足200人了。”而作为第一位有作品发表于世的非裔女性作家，Phillis Wheatley (1988: 18)自然也通过其诗作反映了被贩卖至美国经历的感受。尽管她最常被(尤其是白人)引用的诗作《从非洲到美洲》因其将非洲大陆称为“异教之地”，又将把其带往美国的行为称为一种“慈悲”而一度被批评家认为过于谄媚，然而也有观点认为这是受当时环境所迫的一种策略性写作。而在其另外的作品中，Wheatley(1988: 74)也明确地表现了她对奴隶贸易给她造成的与父母分离的苦痛并祈祷“不再有其他人再承受这暴虐的支配。”

从主题上和特点上来看，对非洲故土和亲人的眷恋与不舍和旅途的磨难是其常见的母题。而大海、锁链、运奴船等则是其常见的物象。被绑架、关禁的屈辱和折磨和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在茫茫大海上被无限放大。而在旅途的终点等待他们的却是更为苦难的命运。这些都使得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的非裔美国人的旅行书写格外沉重和压抑。

三、 废奴运动时期的“地下铁路”与非裔美国人旅行书写

美国在19世纪初期便颁布了禁止将奴隶输入美国国土的法案。虽然这无法彻底阻止从非洲走私黑奴的交易，但是也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并使得希望延续奴隶制度的奴隶主们将重心放在通过生育的方式获得奴隶。而无法从外界获取新的黑奴劳动力也使得对原有黑奴的压榨更为狠毒。然而，如恩格斯所说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与奴隶制度同时存在的是黑人奴隶的不断奋起反抗以及废奴运动的兴起。

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废奴运动组织逐渐在美国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是于1933年成立的全国性的美国反奴隶制协会(American Anti-Slavery Society)。这个由William Lloyd Garrison和Frederick Douglass共同领导的组织象征了白人与黑人为了废除奴隶制度所付出的共同努力。该组织通过在其组织名下的会刊《解放者》上发表文章讨伐奴隶制度、在各地演讲宣扬废奴思想和递交请愿书游说政客等方式试图从上至下废除奴隶制度。而在同一时期，另外一些更为激进的废奴主义者，如John Brown则通过“地下铁路”的方式，从实际上使得无数黑人奴隶摆脱奴隶主的控制，获得自由。两种对抗奴隶制度的运动互相支持并不断壮大并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了顶峰。由于是地下组织面临着被渗透的风险，许多“地下铁路”的参与者都只负责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因此使得得到帮助成功逃亡的确切数字难以考证。但是从不列颠百科全书上得到的估算数据，到1850年为止，有四到十万名奴隶通过“地下铁路”成功逃亡。

“地下铁路”仅仅是一种隐喻的表达方式，虽然有时也会乘船和火车，但是奴隶们多以不行或马车的方式旅行。从时间上看，显然夜晚是较为方便的行进时间，而白天逃亡者们则在“车站”中休息。分布在14个州的“地下铁路”呈现复杂的网状结构。尽管条条路径各不相同，但他们的方向均是自南向北的，直至到达横亘在美国中部划分了蓄奴州与废奴州的俄亥俄河，但即使跨越了俄亥俄河，逃亡者们仍然必须面对奴隶主的追捕，因而加拿大才是其旅行的终点。

同样的，很多文学作品都表现了这自南向北的逃亡之旅。William Grant Still作为“地下铁路之父”显然是掌握着一手资料的权威的叙述者。他的《“地下铁路”记录》发表于1872年，而该作品的副标题也可以使我们一窥其体裁的多样性。这部糅合了史实记录、奴隶叙事、书信等多种表现方式的作品详实地记录了649名在斯蒂尔的帮助下通过“地下铁路”摆脱奴隶生活的故事。当然，同时期其他作家的笔下也不乏对其逃亡的记录，如Harriet Jacobs的《一个女奴的生平记事》和William Wells Brown的《威廉·W·布朗的叙述，一个逃亡奴隶》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由于担心故事的发表会暴露“地下铁路”路线图，许多摆脱了奴隶身份的非裔美国作家都暂时性地对此保持了沉默，并直到奴隶制度废止之后将其经历记述并发表，典型的例子便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其著名的自传中，对逃亡的经历仅仅一笔带过，但是在后两版自传中进行了增补。

“地下铁路”的逃亡之旅也吸引了一批现当代作家。Anne Terry White的《向北奔自由而行:地下铁路的故事》和Henriette Buckmaster的《放开我的族人:“地下铁路”与不断壮大的废奴运动》等短篇小说集便是对“地下铁路”的直观描写。而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Toni Morrison的巨著《宠儿》中主人公塞丝通过“地下铁路”逃亡的片段也反映了现当代作家对废奴运动时期黑奴逃亡之旅的关注。

旅途的艰辛和到达旅途终点的救赎感是该类作品不变的母题。对这些逃亡黑奴而言，残酷的自然环境和长途跋涉的疲惫与艰辛并非其旅途最大的难关。一路东躲西藏，时刻提心吊胆，唯恐被路人所发现、举报或被奴隶主所追赶和抓捕的心理折磨才使得他们的旅途格外的艰难。然而也正是饱受奴隶制的摧残才使得他们对旅行的意义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他们逃亡之旅中每迈出的一步都意味着他们离压迫、羞辱和折磨远了一步。而支撑他们一路跋涉的也是他们对旅行终点所代表的家园、希望和新生的渴望。因此废奴运动时期的非裔美国人的旅行书写笔触更为成熟，而态度更为乐观，反映了非裔美国人在冲破艰难险阻的过程中不断走向成熟，形成自我意识，并努力重建自我和重建家园的过程。

四、 结束语

综上所述，奴隶制时期的非裔美国人的集体性的旅行主要可分为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自非洲被贩往美洲大陆的旅行与废奴运动时期借助“地下铁路”自南向北的逃亡之旅。而与之对应的奴隶制时期的非裔美国人的旅行书写也反映了奴隶制之下的非裔美国人遭受的苦难以及其排除万难，追求自由和新生的努力。

注释：

① 美国1807年颁布一项法令规定自1808年1月1日起禁止将奴隶输入美国国土。但由于美国南方存在着巨大的奴隶需求，奴隶走私贸易仍十分猖獗。美国黑人奴隶贸易的真正废止是在1862年林肯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后。

② 为了使其对奴隶的控制和奴役合理化，当时美国白人普遍被灌输了黑人如同牲畜般没有理性和智力可言的概念。因此Olaudah Equiano和Phillis Wheatley等非裔作家在作品发表时都往往需要其奴隶主或其他白人的证明和一系列的审查等等，才能使人相信其著者身份。也因此其Equiano在作品标题中特别标注出“亲笔所记”的字样，而这一习惯也成为奴隶叙事的一个传统被许多非裔作家沿用。

James, C. L. R. (2000).ATurbulentVoyage[M].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Smith, V. (2004).ANarrativeoftheLifeandAdventuresofVenture,ANativeofAfrica:ButResidentaboutSixtyYearsintheUnitedStatesofAmerica[M]. New York: Norton.

Smith, V. W. (2009).TheCambridgeCompaniontoAmericanTravelWriting[M]. New York: Cambridge UP.

Wheatley, P. (1988).TheCollectedWorksofPhillisWheatley[M]. Oxford: Oxford UP.

Youngs, T. (2012).TravelWriting[M]. London: Routledge.

2015-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