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田润民

“北外”1967 （三）

文 田润民

总理忙国事疲惫不堪康生乱政精神抖擞

“王、关、戚”被“隔离审查”以后，外事口大规模的“批陈”运动似乎应该停下来，而且，毛主席早在7月份就有“对刘、邓、陶等人不要搞面对面的批斗”的指示，其中的“等人”可以理解为包括陈毅在内。

然而，8月27日，在人民大会堂又举行了一次大规模批判陈毅大会，即第二次万人批陈大会。

周恩来总理深深懂得，政治运动一旦达到了高潮，如果急刹车，如同高速运转的机器一样，会产生难以预料的破坏力。因此，尽管制造外事口动乱的幕后黑手被抓，又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他仍然安排了第二次批陈大会。

这次批陈大会和“8·11批陈大会”在性质上不同，前者实际上是一场违反总理有关规定的批斗陈毅大会，把陈毅定性为“三反分子”要打倒。而“8·27批陈大会”则是总理事前答应了外语学院“红旗大队”和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为主的“外事联委”（全称：“外事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委员会”）的，而这一派组织将要按照总理指示举行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批判大会。

当时，两派斗争的焦点已经不是批不批陈的问题，而是怎样批，由谁来批。批陈已经成为外事口两大派之间获取政治资本的砝码。“批陈联络站”自从主办了“8·11批陈大会”以后，要垄断外事口的“批陈权”，千方百计阻挠、破坏“外事联委”批陈。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取消原定的“8·27批陈大会”，“批陈联络站”就会借此大做文章，使“外事联委”处于更加不利地位，外事口的形势将会更加混乱。

因此，周总理于8月26日晚给“批陈联络站”的代表反复做说服工作，确定“8·27批陈大会”由“外事联委”主办，谈话一直持续到8月27日凌晨，工作还没有做通。这时，“批陈联络站”竟有人扬言要拦截陈毅的专车，要冲击人民大会堂会场，企图破坏“8·27批陈大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总理才怒不可遏地说：“你们谁敢冲击人大会堂，我就站在那里，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为了保证大会顺利举行以及陈毅的安全，周总理在时间上做了巧妙安排，将大会时间由原定下午2点改在夜里11点。同时，他亲自打电话通知陈毅于27日凌晨4时30分提前到人民大会堂等待，这等于把陈毅保护在人民大会堂，免遭被劫走的危险。陈毅在人民大会堂度过了漫长的一天，直至28日凌晨2时批判大会结束才回家。

1967年9月，周恩来总理（前排中）和李富春副总理（右一）接见叙利亚客人

总理对“8·27批陈大会”如此重视，体现了他一贯维护大局、处事周全的境界和作风。从内心来讲，他实在不忍心让他的老战友再次蒙羞出现在批判大会上，但当时的形势失控，外事口处在“文革”的风口浪尖上，他不能看着这个口子被“中央文革”操纵下的极左势力所控制，不能让他们垄断“批陈”权，同时又要照顾各方面的利益；“批陈”已经超出了它本身的意义，而成为各种政治力量博弈的平台。

因此，他才花费了那么大心血来保证“8·27批陈大会”按原计划进行，并对大会的时间以及陈毅同志的安全等细节问题做了周密的安排。

周总理已经连续18个小时没有休息，终因劳累过度，心脏病发作，不能出席“8·27批陈大会”，特意委托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代表他出席。李副总理在大会上说：“这次大会批判得很好，总理是支持你们的。”他还明确地表示：“有的人喊‘打倒陈毅’的口号，我还接受不了。”

陈毅得知这次批判会是以外语学院“红旗大队”为主，想到以前曾同这个组织有过多次接触，觉得他们还比较讲道理，想借机在会上回答一些问题，进行必要的辩论，澄清一些事实。秘书杜易善意地提醒他：“总理有过交代，还是不回答问题为好。不管哪个造反组织，在批判会上都要表现自己是革命的，是左派。回答问题势必有人起哄，展开辩论既不可能，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造反派不会同意你的回答，更不愿在辩论中服输。”

陈毅听从了秘书的劝告，打消了回答问题和辩论的念头。

和“8·11批陈大会”相比较，“8·27批陈大会”开得比较文明，虽然大会发言很多违背事实、上纲过高，在当时的形势下也是迫不得已。即使这样的批判大会，也被对立面“批陈联络站”说成是“假批判，真包庇”的“保陈大会”，“造反团”负责人甚至攻击李富春副总理在大会上的讲话是大毒草，扬言要贴他的大字报。

8月25日到27日，这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最艰难的3天。如果说，从26日到27日，他连续18个小时没有休息，实际上，25日这一天他也没有休息好：凌晨1点钟，他派杨成武将军坐飞机赴上海向毛主席汇报发生在外事口的几大事件。这一天，他在焦急地等待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宋天仪同志（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原副总经理）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下了当天总理疲惫不堪的情景：“昨晚（25日）九点许，周总理、康生同志观看日本齿轮座剧团演出的《野火》……看戏时我坐在总理和康生的后面，旁边是翻译。据说他是刚结束了另一个活动，连饭都没有吃，就来看演出了，从晚九点到十二点！看得出总理很劳累，好几场戏他都在打盹，但又尽力挣扎着，强打精神睁开眼坚持看。正在观看中，秘书赵茂峰拿来一个纸条给他，总理戴上花镜，看了看，说了句：‘我看可以。’便把纸条交给了秘书，算是办完了一件公事，又看戏了。中间休息时，在剧场右侧大厅接见，我坐在总理后面记录。因他的声音小，而且有点哑，所以很多话没有听清楚。总理苍老多了！康生虽瘦，但很精神！”

1967年8月26日，周总理观看日本艺术团演出。前排右二为周总理，右三为康生，后排左一为宋天仪

“文革”中，身着军装的康生（右）和江青（左）在一起

一个很精神，一个累得嗓子都哑了，多么大的反差！

其实，外事口刮起的这股极左妖风始作俑者就是这位“很精神”的“文革”顾问 ——康生。

在批陈过程中，不管是哪一派，所列举的陈毅“罪状”中最醒目的一条是所谓“‘三降一灭’外交路线”。“三降一灭”就是康生首先提出来的。早在1966年，康生就借毛主席针对我驻外使领馆工作所做出的“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的批示（因批示于9月9日，又称“九·九批示”），污蔑我国建国17年来的外交路线是“向帝国主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向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世界人民革命”的所谓“三降一灭”路线。

1967年7月25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康生专门听取了外语学院“红旗大队”负责人关于批判“三降一灭”外交路线的汇报，告诉这位学生组织负责人：制定这条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罪魁祸首是刘（刘少奇）、邓（邓小平）、王（王稼祥），并向他介绍了有关资料，还鼓励说：“要坐下来好好学习研究。”

王稼祥在60年代初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62年前后，他针对我国当时所面临的三年经济困难以及国际上的反华包围圈，提出：“我国对西方国家、苏联、印度等国在外交上应该和缓一些，对亚洲、非洲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应该量力而行，适当减少。”这个建议却遭到毛主席批评。1963年，毛主席认为王稼祥这一建议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对第三世界国家援助减少”，批评这是“三和一少”的对外路线。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康生把“三和一少”进一步上纲到“三降一灭”，而且煽动学生去批“刘邓王”。

1967年 四五月间，我驻某国使馆工作人员被驻在国暴徒打伤，中央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康生以极其夸张的动作把伤员抱在怀里，周恩来总理站在一旁，表情极为复杂

“红旗大队”负责人听了“理论权威”这一番指点，马上喊出了“打倒刘邓王”的口号，并试图把王稼祥揪到外语学院批斗。然而，红卫兵们不了解党内错综复杂的历史。王稼祥曾在遵义会议上投了毛主席关键的一票，毛主席记了他一辈子的恩。由于毛主席的保护，提出“三和一少”的王稼祥没有被公开批斗。搞批判必须有个对象，否则，就没有气氛，结果，张闻天被拉到外语学院斗了一番。于是，出现了滑稽的一幕：台下喊的是“打倒刘邓王”，台上站的是张闻天。张闻天是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早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后就被调离了外交部，他和“三和一少”、“三降一灭”毫无关系。

“中央文革”的“小三”之一王力垮台的原因之一是公开支持一派，打压另一派。老奸巨猾的“顾问”在外事口的两派斗争中，其态度则是两派都利用。这一边，他支持“红旗大队”批“刘邓王”，那一边，他通过“造反团”搜集陈毅的材料，前者是公开的，后者则是秘密的。1967年7月，“造反团”负责人在一个内部会议上说：“现在有一个中央首长要看陈毅全面系统的材料，他比陈毅大，能管陈。”陈毅当时是政治局委员，官比陈毅大的必须是政治局常委，能管陈毅的常委是谁呢？“中央文革”中分管外事的就是康生。

这位“文革顾问”又号称是理论权威，他在1966年和1967年就外交工作提出一系列极左口号：“不怕反华，不怕断交，坚决斗争。”“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对外工作的中心任务。”正是在这一极“左”理论煽动下，1967年夏季的北京，外事口出现了“三砸一烧”事件：砸缅甸使馆、印度使馆、印尼使馆，火烧英国代办处，使我国在国际上陷入极端孤立。

早在外事口极左风潮刚刚刮起的1967年初，陈毅试图找这位顾问面谈一下，希望他能予以制止。2月6日，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章文晋奉调回国，刚一下飞机就被揪斗，挂牌子、搞“喷气式”，外国记者作了报道。陈毅认为：“这样影响太坏，大使是一个国家的代表，在国内遭如此侮辱，怎么出去工作？”当天晚上，他乘车直奔钓鱼台8号楼康生的办公地。当他让值班工作人员通报，说有事要谈时，得到的回答是：“正在开会，不见。”陈毅说：“我同他谈一个问题，用不了多少时间，为什么不能抽空见一下？”他又口述了谈话要点，写成字条，让值班人员送进去，结果还是不见。一个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要见“中央文革”的顾问，竟然连遭拒绝！陈毅这才意识到，外事口的乱象其实就是康生捣的鬼，他火冒三丈，禁不住骂道：“小人得志！”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文革“中的康生（右）、江青（中）、张春桥（左）

10天以后，也就是2月16日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陈毅余怒未消，在批张春桥的同时又不点名地抖落康生延安整风时整人的老底。孰料，这是毛主席最忌讳的话题，这就是陈毅为什么成了“二月逆流”最出名的人物，成为挨斗次数最多、被批判最厉害的国家领导人。

康生在思想上一贯极左，在历史上一贯整人。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窃取党中央领导权，康生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从此他追随王明，忠实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1943年7月，他在延安作“抢救失足者”报告，把一大批干部打成“特务”、“叛徒”、“敌探”。1946年底至1948年春，他在陇东、晋绥、山东渤海地区土改中执行极“左”政策，不仅要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还要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策划了批小说《刘志丹》事件，整倒了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文化大革命中，他时而躲在幕后扇阴风，点鬼火，时而跳在前台，公开点名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他的职位随着他在“文革”中的“左”的行为和理论不断上升 ——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直至党中央副主席。欠账迟早是要还的，1980年10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公布了康生的罪行，开除其党籍，撤销其悼词。

（待续）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