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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朱德

2015-03-29文魏代强董小林王喆

传记文学 2015年9期
关键词:八路军朱德日军

文魏代强 董小林 王喆 袁 周

抗战中的朱德

文魏代强 董小林 王喆 袁 周

上图:1937年 6月,红军总司令朱德在延安给红军指战员作报告

在中国八年抗战,朱德在统军御敌与法西斯日本侵略军作殊死斗争过程中,以其生当其时、为国效死的责任担当,身负干戈、誓驱日寇的坚定意志,忠贞不渝、抗战到底的革命气节,胸怀全局、镇定自若的指挥艺术,为中华民族抗战史册镌刻了一幅幅壮美的画卷。朱总司令的光辉形象和他传奇般的抗战事迹永远传扬在中华儿女的心语情怀中。

誓率红军逐日寇 旗开得胜平型关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揭开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枪声起处,乌云翻腾,日寇侵华,举国震愤。翌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战。当天,朱德、毛泽东联名致电驻守在抗战一线平津地区的第29路军将领宋哲元等,表示红军将士“准备随时调动”“与日寇决一死战”。7月14日,朱德题写“誓率全体红军……与日寇决一死战”的《抗日誓词》。15日,他在《解放》周刊发表题为《实行对日抗战》的文章,对抗战的持久性作出科学预见。18日,朱德离开延安,前往前敌总指挥部——陕西泾阳县云阳镇,准备亲率红军开赴抗日前线。他在途经黄帝陵时,许下“不杀倭寇誓不还”的誓言。22日,朱德抵达云阳镇,主持召开红军前总高干会。7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115、120和129三个师,共四万五千人,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28、29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朱德、彭德怀联名致电蒋介石:“德等改编完成,待命出动,誓以热血为国效死。”

8月1日,蒋介石密电邀请中共中央负责人赴南京共商国防大计。4日,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博古等就全国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举行会谈并达成共识,会后将会谈结果致电后方的毛泽东、洛甫。6日,朱德赶赴南京,参加11日召开的国民政府军政部座谈会。会上他系统讲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发扬民主、动员民众、实行全民抗战等问题。朱德还引用实例说明正义战争必胜的道理:“当时的蔡锷官职还小,而他的对头却是总督、总参议、兵备处总办等人。他们兵精粮足,武器先进,却输给了蔡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些人是反动势力,而蔡锷是正义的,所以,他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他胜利了。”简短的一席话,令在场的国民党将领为之振奋。

“八一三事变”爆发,加速了国共合作谈判进程。蒋介石同意在红军改编后设立统一的指挥机关——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部指挥部,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并公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16日,朱德乘车返回云阳镇。20日,他与彭德怀签署发布了《留别西北同胞书》《为东下抗日告同胞书》《告抗日友军将士书》。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洛川会议”。朱德出席此次会议,并就联合友军对日作战的军事问题发表意见。会议决定,成立由11人组成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朱德、周恩来任副书记。会议召开当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授命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设立党的前方军委分会,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书记。当天,朱、彭二人发表就任通电。

正当八路军准备出师之际,日军增援部队源源开至,沿平绥、平汉、津浦线向华北发起新的进攻。由于形势紧急,八路军第115师于8月22日先行开赴前线。9月2日,朱德策马奔赴富平县庄里镇,参加120师改编誓师大会。会上,朱德慷慨致词:“我们工农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了消除各阶层疑虑,我们可以统一服装,戴青天白日帽……但是有一条不能变,就是八路军永远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话音未落,掌声雷鸣般响彻云霄,万名将士的战歌声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震撼长空久久不能平静。

9月6日,八路军总部在云阳镇隆重举行誓师大会。会上,朱德带领全体将士朗声复诵《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会后,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经韩城县芝川渡口,从这里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沿途,朱德率部每到一处,无不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当人们争着抢着见到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朱总司令后,都报以如此感慨:八路军的总司令不像国民党军队的长官,老百姓是可以亲近的!群众的这种情绪,强烈感染着八路军指战员,使八路军和人民的无穷力量紧紧连接一体。

1937年9月15日,朱德率领八路军主力由陕西芝川镇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9月下旬,侵华日军第5师团占领察哈尔省西部地区后,以主力一部向平型关方向攻击前进。与此同时,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由大同、怀仁地区南下,在下社、茹越口、雁门关一线进攻,协同第5师团作战。同月21日,朱德率八路军总部抵达太原,当晚组织总部与中共北方局负责人一起讨论了华北形势以及八路军行动方针。22日,朱德、周恩来前往代县太和岭,与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协商两军协防及对日作战事宜。与此同时,八路军总部进驻五台县南茹村。23日,朱德返回总部,与彭德怀等研究战事。当天,朱德收到阎锡山的紧急求助电报,得知22日夜日军已突袭平型关阵地。此时,八路军第115师主力恰好进至平型关东南的上寨村。朱德当即下令:“115师应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但须控制一部于灵丘以南,保障自己之右侧。”同时,将上述情况报告给中革军委,并通报友军。接到总部命令后,第115师主力冒着倾盆大雨于24日夜向平型关急进,于拂晓前在平型关东北关沟到江河南村长约十余公里的公路两侧设立了预伏阵地。25日晨7时许,日军第5师团第21联队第3大队及部分辎重部队,以100余辆汽车在前、200余辆辎重居中、少数骑兵殿后的方式,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自东向西开进,不知不觉钻进了115师预伏阵地。115师将士立即全线开火,激战中数次打退反扑之敌,痛歼被围之敌。接着,根据与国民党军达成的协同计划,115师官兵以连续作战的精神,集中主力向平型关正面的日军阵地东跑池盆地发起进攻,并于当日黄昏抢占了周围高地,使东跑池日军处于包围之中,“将敌一个旅团完全击溃,一半被消灭”。但由于国民党军没有按计划出击,致使被围日军得到增援,乘机向浑源方向突围,使八路军难以扩大成果、绕击进攻茹越口之敌。战后,朱德专赴115师驻地参加作战总结,及时概括出日军作战的强弱点,以及对日作战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

平型关战役,八路军歼灭日军1000余人,缴获大批装备物资,是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中取得的第一次大捷。捷报传出,举国欢腾。各种致敬和慰问的电报、函件从全国各地雪片似的飞向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驻地延安以及八路军驻各地的办事机构。朱德在战报中写道:“红军地位已成了神奇古怪的东西。多数国民党军队,特别是晋军有专靠红军吃饭样子。”据时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闳回忆:“当时石家庄的人民群众,以无比兴奋的情绪庆祝这个胜利,竟然在那种时候放起鞭炮来,几乎把敌机的空袭都忘记了。”

配合友军战忻口驻留华北建支点

1937年9月29日,日军一部从茹越口突破国民党内长城防线,进占繁峙县,切断了平型关方向守军后路,迫使国民党内长城防线守军全线撤退。日军趋势集结于代县附近,准备攻打忻口,威胁太原。忻口是山西省北部屏障,右托五台,左依云中,两山之间一片河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河谷中间矗立一数十米的土山,筑有半永久性工事。中国军队如能守住这一战略地带,可对侵入华北平原之敌侧背造成严重威胁。反之,日军为确保对平津地区的占领,解除侧背之忧,图谋进一步南侵,也力求扫清忻口这个障碍,攻取太原、夺控山西。此为两军必争之地,一场鏖战在所难免!

10月1日,朱德与阎锡山会晤,商定在崞县、原平、忻县、太原一线配置纵深阵地,节节扼守,保卫太原,在忻县以北的忻口及其两侧地区组织重兵防御,作为屏护太原的最后一道屏障。在我方建议下,蒋介石将卫立煌第14集团军由石家庄火速调至忻口增援。中国军队在这一地区的兵力达31个师、13个旅,28万余人,兵分中央、左翼、右翼、预备四个兵团。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任前敌总指挥,指挥由第14集团军、第9、15、17、19军等部组成的中央兵团,负责守卫蔡家岗、灵山、南怀化一线阵地。朱德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八路军总司令,指挥由第18集团军,第73、101师等部组成的右翼兵团,守卫五台山一线阵地。第6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为左翼兵团总指挥,指挥由第61、68军,120师及独立七旅等组成的左翼兵团,守卫黑峪村至阳方口一线阵地。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为预备队总指挥,负责指挥由第34、35军和第66师等部组成的预备队,在定襄、忻县一带策应各方。在国共将领共同努力之下,中国军队在忻口地区迅速完成布防,做好了阻击日军的准备。

会战前夕,朱德全面分析了战场形势,认为卫立煌和杨爱源分别指挥的中央兵团、左翼兵团应作为主力作战部队,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是配合友军、牵制敌人,主要任务是截断敌人后方交通,打击来援之敌。10月12日他将上述意见电报中革军委:“我们目前应以一切努力……消耗日寇力量,逐渐提高友军胜利信心。”次日,毛泽东复电八路军总部,对朱德的提议予以肯定。为了配合友军作战,八路军总部陆续发出十数封电报,指挥各部队迅速展开对敌作战:“115师以待机姿势,协同友军袭取平型关、大营镇,相机略取浑源、应县为目的。徐旅进至五台、台怀以东之麻子沟、白堂子附近地区……陈旅进至石嘴、台怀镇间之白头庵前后、石佛镇地域……独立团暂在上塞、下关、冉庄……120师张旅主力,应即配合马旅夹击宁武以南之敌……王震率所部进至忻县以西后,即归还贺、萧指挥。”以上部署,为国共两军在战役中协同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10月13日,日军第5师团,独立混成第1、第2、第15旅团等部采取中央突破战法,向忻口附近中国军队发起猛攻,忻口战役正式打响。在正面战场,国民党守军因战法不当等多方面原因,在日军凌厉攻势面前节节败退,陷入危险境地。朱德指挥八路军以灵活机动的战术行动袭击日军左右两翼之远近后方,破坏和切断日军交通线,阻断其接济和增援。战斗中,八路军曾彻底截断平型关、蔚县至张家口的交通线,乘势攻克了平型关、繁峙、砂河、大营、灵丘、广灵、涞源、浑源、蔚县、阳原、易县、行唐、平山等广大地区,曾数次占领雁门关,将大同至崞县的公路交通切断,致使日军在行进途中不断遭受打击,军需辎重时常中断运送。八路军的主动出击,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第二军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给南京的密电中对此多次予以肯定。由于布防在津浦、平汉线的国民党军未能采取积极进攻,加之防守娘子关地区的陕西军、四川军和云南军指挥失误,放弃阵地,日军转而从晋东防线突入,长驱南进,攻占娘子关、旧关、阳泉、寿阳,直逼太原。国民党军见大势已去,各部队相继撤出阵地,致使忻口胜绩光彩顿失。此间,为了援救被围友军,朱德命令第129师主力和第115师一部东进驰援正太线,我军将士不顾长途奔波的劳苦,不惜一切代价兵分数路向日军发动猛攻,将国民党军曾万钟部1000余人从敌包围圈中解救出来,并对其伤病员进行及时救治。

忻口会战是国共两党在统一部署之下实行的正面坚守与敌后机动作战紧密配合的一次成功的防御战,是抗战初期整个华北战场作战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是役,八路军前后发起大小战斗40余次,其中著名的战斗是第129师385旅769团夜袭阳明堡机场,一举焚毁敌机20余架,歼敌100余人。作为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立下了卓越功勋。

10月25日,朱德、彭德怀向中革军委提出建立晋察冀、晋绥察、晋冀豫军区及晋西南军分区的战略建议。中革军委以之为据,指挥八路军各部以山西为中心,分头创建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晋西南根据地,华北四大支点的抗战格局就此确定下来。这一部署,为此后八路军实行大规模战略展开奠定了基础。

身处抗战第一线指挥教战东路军

1938年,中国抗战进入第二个年头。年初,日军兵锋正盛,在华北已占领平津、太原,在华东攻陷上海、南京。面对如此危局,蒋介石如坐针毡,急于调遣兵力。从前期作战中,他已清醒地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战略战术和战斗意志等方面的卓越表现,因此积极寻求与八路军的合作。

1月中旬,蒋介石在河南洛阳召开第一、第二战区将领会议。朱德参加了会议,期间他了解到蒋介石的抗战打算,并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与白崇禧、何应钦互赠信物,与卫立煌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建立了深厚友谊,增进两军互信。

在去往洛阳的路上,朱德与卫立煌乘车同行。一路上,二人敞开心扉,促膝长谈。朱德向卫立煌充分阐释了我党的抗日政策、八路军的战略战术和建军治军原则,赢得了卫立煌的信任和尊敬。卫立煌曾评价朱德:此人“真心愿意我们抗日有成绩”,“这个人的气量大、诚恳,是个忠厚长者”。1月31日是阴历春节,卫立煌亲自到八路军总部向朱德拜年,他表示“八路军确实是抗日的,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尤其是抗日的方法和经验都非常丰富”,要求朱德介绍一些人才到他部队里工作。此后,卫立煌在抗战中始终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立场,这与朱德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作为友谊的象征,朱德十分珍惜卫立煌送给他的钢笔和手表,直到后来不能使用了,还专门交代要保存好。

1938年2月,山西战局再次出现危急。日军攻占长治后,沿临(汾)屯(留)公路迅速西进,朱德判断日军此举的意图是攻占临汾。为了给临汾友军争取备战时间,朱德仅率二百多名警卫战士,毅然开赴临屯公路上的古县镇阻击日军。当日军得知阻击他们的竟是赫赫有名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少数警卫部队时,迅速出动十几架飞机企图把古县镇炸平。由于日军混淆了安泽的古县和屯留以北的故县,结果故县被炸而古县平安无事。朱德凭着坚定的意志、灵活的指挥,率很少的部队迟滞日军一个旅团达三天之久,为临汾军民的备战、转移赢得宝贵时间。

山西战局每况愈下,阎锡山、卫立煌邀请朱德到土门镇参加作战会议。此时,阎锡山等国民党高级将领情绪十分低落,此前的太原保卫战令国民党军付出了沉重代价。针对这种情况,朱德开导阎锡山说:“我们是持久抗战,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我们是让开点和线,退到敌后打游击,让敌人去占领一些点和线,分散他们的兵力;它越多占领一些地方,补给线越长,那样我们就越有机动的余地,可以越打越强。”

这次会议决定将第二战区的部队划分为西路军、南路军和东路军。其中,东路军作战区域分布最为广泛,包括在敌后活动的八路军和滞留在晋东南敌占区或接近敌占区的中国军队。阎锡山等任命朱德任东路军总指挥,辖八路军第115师、第129师和山西青年抗战决死第一和第三纵队,另辖国民党军第3军、第17军、第47军、第94师、第17师、骑兵第4师、第529旅等部队。

日军占领临汾后,转向军渡等黄河渡口发起数次攻击。军渡,位于山西省柳林县,北接孟门古镇,西隔黄河与山西吴堡相对,历来为晋中通往陕西之要津。如果日军在此突破黄河河防,势必对我陕甘宁边区造成极大威胁。恰在此时,毛泽东获得一个重要情报,说华中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奉命回国报告情况,日军准备停止在东南的军事行动,转而用全力肃清黄河以北,并向西北发展。

日军这一系列动向,使朱德陷入沉思。令八路军主力西移,加强河防是应对此紧张局面的首选之策。但此时朱德肩负着指挥晋东南国民党守军的任务,不宜贸然离开。面对这两难选择,朱德作了深入分析。他发现,在黄河边上离石、军渡、文水、交城一线的日军兵力不超过一个旅,山西省境内的日军总数不过四万人,而此时日军正集中主力于徐州方向。由此判断:日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将兵力转至华北,仅靠山西境内的日军不足以对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据此,朱德决定率部东进太行。

3月24日,朱德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沁县城南的小东岭,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国民党军第3军军长曾万钟、第47军军长李家珏、第94师师长朱怀冰等30多位友军将领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朱德全面分析了抗战形势,系统阐述了开展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在场的国民党军将领有的点头称是,有的顾虑重重。

“纸上得来总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就在会议快要结束时,八路军129师发现重要战机,并计划在河北涉县和山西东阳关之间的响堂铺打一次伏击战。朱德认为,这是向友军将领传授我军游击战经验的绝好机会,因此决定邀请友军将领到战场实地观摩。作出如此决策,承担的风险是相当严重的。一旦战斗失利,将给我们的统战工作和作战宣传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朱德之所以敢于如此决策,是建立在对战场环境和敌我态势缜密判断基础之上。自从日军占领临汾后,邯郸、长治、临汾一线的大道成为日军的重要交通线。而位于邯长公路的响堂铺,地形复杂,路窄沟深,不便于日军机动和展开。地形条件十分适合伏击作战。

3月30日,第129师副师长徐向前指挥部队预伏于响堂铺地区,静候日军到来。受邀观战的国民党军将领,隐蔽在战场附近的一个山头上,手持望远镜注视着下面公路上的一举一动。当日军汽车中队进入伏击圈后,战斗立刻打响。参加此次战斗的徐深吉、吴富善曾作描述:“顿时,我们的步枪、机关枪和迫击炮一齐怒吼,密集的火网,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紧接着几十把军号一齐响起‘啼啼哒,哒哒啼……’的冲锋号声。我们的部队如猛虎一般地冲了下去。霎时间,数以千计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随着枪炮声,冲锋号声,喊杀声,我们的勇士们火速冲上公路,跳上汽车,与敌人展开了搏斗。敌人被打得惊慌失措,乱作一团。有的被击毙在车厢里,有的被刺死在公路上,有的滚下车来企图顽抗,有的藏到汽车下面。”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干脆利索地解决了进犯日军。这次战斗,焚毁日军汽车约180辆汽车,170余日军大部分被击毙,缴获迫击炮4门,各种枪械几百支。看到此情此景,国民党将领们佩服之至。朱德正是通过这种鲜活生动的方法,提振了第二战区东路军将领的抗战决心,使他们对我军的游击战术和战斗作风有了深入了解。

运筹帷幄中军帐正风肃纪搞建设

打退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华北的形势初步稳定下来。

1940年4月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多次来电,希望朱德早日回到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此时,朱德正与彭德怀研究破坏敌军交通线的作战计划(此即“正太路战役”,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4月25日,朱德将八路军总部工作安排妥当后,立即启程返回延安。

回到延安之后,朱德虽然人在后方,但心系前线。不久,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这一仗,令日军惊骇不已,惊呼“对华北应有重新再认识”;令蒋介石暗自心惊:照此发展下去,不过几年华北岂不成了共产党的天下!

于是,日军调整用兵重点,集中主要兵力在华北敌后开展反复扫荡。国民党则在八路军供给上处处刁难,直至完全断绝,并且派军队对解放区实施封锁,不断掀起反共摩擦。敌后抗战遂进入困难时期,根据地不断缩小,物资极其匮乏,军民生活异常困难。对这段历史,毛泽东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面对困难,共产党人选择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道路。朱德在参与运筹和指挥前线部队打仗的同时,对边区经济问题倾注了较大精力。他深入边区各地,了解农、工、商各行业情况,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关于发展陕甘宁边区经济的构想。他指出,边区盐业和羊毛资源丰富,要用好这一优势,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短缺问题,要通过自己培养和外部引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技术人才问题。

1941年以后,敌后抗战开始进入最艰苦的时期。为防止敌人进攻,边区部队曾一度扩编,而边区一共才有150多万群众,加之土地贫瘠,根本养活不了这么多军队。经过思考,朱德首次提出军屯的建议,让军队一边打仗,一边生产,实现劳武结合。这一创见,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

朱德通过实地考察,选定了实行军囤的地点——南泥湾,选定了开垦荒田的英雄部队——八路军第359旅。经朱德动员,1941年春第359旅旅长王震率第717团首先开进南泥湾,接着第718、719团,延安的军政机关、院校和部队纷纷加入垦荒行列。边区到处是忙碌的人群,劳动的歌声,竞赛的口号……当年,部队生产的粮食就做到了部分自给。

1942年秋,南泥湾和整个边区获得大丰收,仅粮食一项,除保证边区供应外还盈余22万余担。其他像棉花、油料和日用品的产量均有大幅增长。为了表达这份喜悦之情,让前方指战员体会到后方丰收带来的喜悦,年底,朱德、彭德怀下令:自1943年1月1日起,前方将士每人每天增发食油2钱,每月增长津贴费5角,每年发洗脸毛巾2条。抗战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一去不再复返!

延安时期,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支持的王明,在党内仍有较大影响力。毛泽东虽想肃清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流毒和影响,但因共产国际和苏联因素,一直没能实现,有时甚至在斗争中陷入被动。朱德回到延安后,因其在党内军内享有崇高威望,给困境中的毛泽东以有力支持。据康克清回忆,有一时期王明主张把党中央迁到新四军地区,以便与国民党当局联系。当时主张与国民党合在一起是斯大林的主张。所以,政治局投票时,一半对一半。支持毛主席不迁主张的有朱德的一票。后来把住院的陈云请回来补投一票,才否定了把党中央迁往南方的意见。

由于得到朱德的支持,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演,尖锐批评党内的主观主义作风,矛头直指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这实际上是延安整风的动员令。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检讨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朱德在会上发言,从军事的角度旗帜鲜明地批判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害。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准备,全党整风条件逐渐成熟。1942年春节刚过,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随后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这标志着延安整风从高级干部学习的准备时期转入普遍发动全党学习的阶段。全党整风从此开始。

朱德自始至终领导着军委系统的整风运动,执行中央分工的每项工作。他以自己特有的宽厚性格,使整风始终在宽松健康的氛围中进行。整风后期的审干肃反阶段,在康生把持下延安发起“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弄得人心惶惶。对此,朱德强调对人的处理要慎重,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当时,军委机关有一个高级参谋室,成员大多是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后到延安投身革命。“抢救运动”开始后,他们的精神压力很大。有个高参叫白天,曾当过国民党部队的参谋长,有人怀疑他是打进来的军统特务,要批斗他。白天很委屈,为此写了三首诗贴在窑洞前,表明自己参加革命的心志,不是为了当官,更不是特务。朱德了解白天的历史,他专门和诗三首,表示对白天的信任和参加革命的欢迎。在朱德的关心和鼓励下,这些受委屈同志重新鼓起了工作的热情,别人看到朱德的态度,也不好再提批斗的事了。

通过整风,朱德逐渐有了一个明确的思路:中国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维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树立毛泽东的威信和提倡向毛泽东学习。为此,他在西北高干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等重要场合,点名批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支持毛泽东路线。他说:“我们党在20多年奋斗中已经产生了自己的领袖,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这是在历史过程中锻炼出来的,不但在中国,而且世界上都承认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经过整风,中国共产党完全走向成熟,党内也实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令朱德悲痛的事情:他的母亲去世了!朱德少小离家追求真理,参加革命后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慈母,如今阴阳两隔,令朱德无比痛心!为此,他将对母亲的无限哀思怀念,寄托在《回忆我的母亲》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

八年抗战如一日六十甲子心愿偿

在延安整风进行之中,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苏德战场,苏军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德军的战略反扑,并逐渐把战线向德国本土推进。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凭借强大的海空军实力,连续实施两栖登岛作战,日军节节败退,颓势尽显。在中国敌后战场,各抗日根据地已经熬过最困难阶段,迎来了恢复和发展时期。

自1943年夏秋开始,八路军、新四军不断发动攻势,歼灭日寇,收复国土。

进入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日益明朗。朱德向中央建议:尽早召开“七大”,开会代表好早日回去工作,部署对日大反攻;要赶上苏联参战,要有精神准备;对蒋介石谈判也要有精神准备。

4月23日,多次推迟的中共“七大”终于召开了。4月25日,朱德向大会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报告分5个部分,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历史和经验,系统阐述了人民战争思想以及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关系。朱德在报告中说:“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进行英勇的抗日战争将近八年的时候,我能代表英勇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的90多万军队和200多万民兵,在这里向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说话,我很荣幸。”

把自己的报告当成“向大会说话”,恰恰反映了朱德此时的心情:对即将到来的胜利的喜悦,对人民战争伟力的崇敬,对八年艰苦抗战的感慨,对牺牲战友的怀念……

这是一篇经典的军事报告,也是朱德军事思想的集大成者、巅峰之作。这一精彩报告,赢得了与会代表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会议期间,好消息不断传来。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6月19日,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朱德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一起,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成熟的领导核心。

8月6日和9日,美国向日本投掷两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百万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朱德以延安总部和总司令名义连发7道命令,命令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各城镇、交通要道的日伪军发出通牒,限期投降。如果敌人拒绝投降,则坚决予以消灭!

8月15日,朱德命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投降。同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来,延安军民沸腾了!人们张灯结彩、载歌载舞,欢庆这一伟大胜利!

目睹此景,一向沉稳的朱德也是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为了这一刻,已近六十甲子的他在前方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回到后方也是呕心沥血、日夜操劳……此时,朱德那沟壑纵横的脸上绽放出欣慰的笑容。

责任编辑/斯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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