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秀州望族婚宦述论

2015-03-28黄军杰

衡水学院学报 2015年3期

黄军杰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桂林 541001 )

对于宋人婚姻及其仕宦方面的研究，前辈学者①已指出：宋人世婚较为普遍，宋代妇女改嫁的现象亦不少，婚姻重财，大族婚姻择取的背后显示有由“门阀政治”转而向“官僚政治”的折变等。这些业已为大多数的研究者所认同。对于宋人家族婚姻的政治内涵及其择取标准，则受到不少研究者的特别关注。目前学术界对于这方面问题的探讨主要是以一流名族作为研究对象，以个案研究为主要形式。对于集中于某一地域之内的家族群体婚姻特征的探讨，则仍旧尚未展开。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析宋代望族阶层婚姻择取的特点及其原因。

下文所述秀州“望族”专指五服以内非直系，三代持续为官户的秀州科第家族为主要论述对象。这些家族在地方上有一定的社会威望。而这一群体往往又存有较为丰富的史料于世，这便于研究的展开。这样的家族据笔者统计约有19家。而笔者所考察的家族婚姻情况，便是从其中存有婚姻史料的15个家族中展开。

一、婚姻的缔结及其转向

由于年代久远，要想得到对宋代家族的族谱资料的新发现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宋代秀州望族的婚姻关系的考察所依据的史料，主要以收入于宋人或者后人文集中的族谱序文、族人墓志铭、行状资料等宋人传记资料为主。以此作为讨论宋代秀州望族婚姻关系表现及特点的基础。

(一)表亲婚与世婚制

表亲婚与世婚制，在概念的侧重上有所不同，但实际指向是接近的，都是指一个家族同另一个家族之间多重的婚姻关系。这种婚姻特征是对古代旧时婚姻习俗之沿袭。宋代在法律中虽已明令禁止，但是由于相沿成习，仍旧难以禁绝。而实际上，这样的婚姻常见于秀州望族之间。

例如以卫泾为代表的华亭卫氏家族，就先后与同为当地名士的盖经以及周南家族结成姻亲。而周南与卫氏家族之间则有多重婚姻关系：周南娶卫泾之妹卫琮，而后周南之子娶卫泾之女，其女周艮又适于卫泾之子卫朴[1]13。这是一起典型的表亲婚形式的姻亲关系。

又如以朱谔为代表的华亭朱氏的家族婚姻。朱谔本人是冯京的孙婿。谔党附蔡京，而其兄彦美则与为人依违无操的孙觌关系密切。朱彦美娶孙觌之父孙彦卿的女儿。而孙甫夷又是孙彦卿之父，甫夷之女又适于彦美祖父朱伯虎[2]5。可见华亭朱氏与邻近的常州孙氏关系密切，世为姻亲。而海盐鲁氏家族的一支，鲁宗道族及其子辈则与当时的宋代名族河南吕氏之间互有婚姻[3]29。再如，海盐常氏家族与少师宋城滕氏家族的世婚关系则维持得尤为长久。海盐常氏源于邛州临邛，常氏至少从常构起即已与滕氏联姻，连续多代。即使是在常氏徙居海盐之后，仍与滕氏保持婚姻。滕康的母亲以及元室都出自于常氏。滕康之弟滕庾又娶“常氏谏议夫人安民女”[4]。而常同又以滕友之女为妻。可见两家相互之间的婚姻联系相当紧密。

从现存史料看，在这仅有的十几个家族之中，至少已有华亭卫氏、朱氏、海盐常氏及鲁氏这4个望族与其他有相当名望的家族之间，是保持有长久的世婚关系的。这说明世婚与表亲婚在宋代确实是不少见。世婚制应该被认为是家族择取姻亲依据“门第相当”原则最为直接与集中的体现。他们有意识地利用婚姻来扣紧彼此之间的联系，表明了望族择婚的主观倾向。似乎说明了他们之间确实具有相互扶持的意味。

(二)门第相当：望族间的婚姻

望族之间的婚姻是常见于史料之中的。如娄机一女即嫁于海盐望族鲁氏之后鲁之绩[5]2。鲁氏与娄氏在当时同为秀州地区具有相当社会地位的地方望族。而由钱塘迁入嘉兴的望族俞氏，同号称宋朝第一“新门阀”的吴越钱氏之间亦有婚姻联系。俞建之子俞梓娶钱抚之女为妻。钱抚与嘉兴俞氏没有能看到具体的交往信息。不过可以知道，钱抚所属为吴越王钱俶之异母弟钱俨一支。钱俨嗜学，博涉经史，又谨慎办事。归宋后多与名公贵胄相交游酬唱。钱藻是俨的9个儿子中较为有名的一个，也是钱抚的直系曾祖。据柳立言《北宋吴越钱家婚宦述论》中的推测，“钱藻，幼孤，家贫，母(改)嫁，还依其族之大人。藻后‘葬其母于苏州’，故今又为苏州人”[6]。藻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考中进士，又连中制科。但在仕途的关键时刻，因“制词”不称宰执之意，被御史弹劾。后又因与苏轼友善，受苏轼“诗祸”的牵连，仕途受到冲击。他生活简朴，为官虽多没缺，但宦囊不丰。卒后赠予太中大夫(中层官阶)。可以看出，吴越钱氏虽被后世称为北宋第一新门阀，但是实际上，分散在四方的钱氏在不断地衰落。以嘉兴钱氏为例，钱藻在年幼时，因家居远离根据地开封，受不到家族的庇荫。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主要是仕途)来维持及发展家族。因此可以认为，吴越钱氏名号虽响，但实际上到了嘉兴钱抚一支，只是一个拥有“光荣历史”名号的较有名望的家族。而嘉兴俞氏是钱塘俞氏的一支，钱塘支仕宦成绩较为突出。而在钱抚的墓志铭中也可以看到，其女儿嫁于俞梓主要这样描述：“女嫁进士俞梓，今沿海制置建之子也。”[7]1可见，嘉兴俞氏家族具有一定的地位，主要是因为俞梓之父为当今的“沿海制置”，而俞梓本身也是一位进士。他们两家可算是秀州地域内的家族联姻。都具有较为显赫的家族背景，而同时又都为支系，家族地位较为相当。

高门之间的联姻，在秀州最为显著的当属海盐当湖鲁氏家族。关于海盐当湖鲁氏家族，据笔者考证应有两支[8]。鲁宗道一支与北宋名族河南吕氏之间世有婚姻，已见前述。而鲁寿宁支从寿宁三子同枝连发开始，家族发展迅速。《文忠集》中有记载：鲁訔家族“绍兴初，鲁如晦、季敏，兄弟问学词章，一时竟爽。名卿毗陵张公守(参知政事，宰执，宋史有传)、胡公世将(抗金有功，大臣之后，宋史有传)，争为延誉”[9]1。从鲁氏家族交游圈中的人物可以看出，当时家族社会地位颇不一般。而后该文又叙道：“隆兴二年冬，召对。论人主当法尧舜，及言，文武未尽其用。天语嘉奖，拜监察御史。公以左相陈文恭公(陈朋元)，参政钱公端礼(吴越王钱俶六世孙，荣国公钱忱之子，以荫入仕，女为皇长子夫人，皇长子后立为夫人，引嫌而退。)姻旧，固辞。”[9]2可见鲁訔与当时宰执陈朋元以及钱端礼间皆有姻亲，相互联结。

当然，高门望族往往子弟众多。各族人之间所缔结的对象也不尽相同。但一般而言，所见家族之间的姻亲关系，皆表现出两家之间在三代之内家族的社会地位不会差异太大，门第之间具有较为明显的对等性。这说明望族对于其族人的姻亲，的确有所选择，而其主要依据是互相间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

(三)婚姻转向与政治地位沉浮之联系

家族之间婚姻的选择是会有所变化的，这当然也是在情理之中。一旦一个家族的地位有所上升。其选择缔婚的对象也相应就表现出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样的婚姻形式在望族之间表现得不太明显。但是在望族与非望族之间，特别是在一个家族上升的过程中，则显得较为常见。

这在秀州，最典型的莫过于由豪族发展而为望族的嘉兴陶氏，与自称寒门出身的名士刘宰之间婚姻关系的缔结。嘉兴陶氏，在陶士达之前即已经有相当的社会地位，至少是属于豪族。从《陶宣义墓志铭》中可以看到：“君有业于华亭之海隅，海隅差役重，有田者辄破。相与为隐寄而已。君创义役，弭争端，窒赇谢。吏失望怅然，则怵豪右，撼之于有势。”[10]从上述史料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陶氏家族虽原为苏州人，但有产业于华亭，并且在华亭可以“创义役”“弭争端”，可见影响之大。但是陶氏家族的祖业并非是从陶士达开始的，《陶宣义墓志铭》有记载“陶君其人也。君蒙成于父兄，不广斥于利，诿事于弟侄”[11]。可见，陶氏家族在陶士达之前即已有一段发展祖业的历程。而到了陶士达一辈时，已经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同样是《陶宣义墓志铭》中，还记有一次在庚午年江淮地区发生了一场严重至人相食的饥馑。这场饥馑，导致作为临安近甸的秀州，斗粟值几千钱。甚至达到了“官赋民粥不给。卖饼饵者，不敢过市”[11]这样的地步。而此时，“大家方峙其粮，以左右望”。陶士达首先“抄并舍两千家，发囷廩”“计口振之”，为这次饥馑做了很多善事，“稚者养之，死者瘗之”。并由此得到了相当的声誉。他的女儿嫁给了名士刘宰。刘宰赞道，陶氏“淑慧之姿，柔嘉之德。生于大家，长于幽闺。父母钟爱，未尝知道路之艰，离别之苦，盐米之琐细”。刘宰自称“以孤寒崛起”，与陶氏联姻似乎是高攀了[11]。墓志中有关陶士达的妻子仅以“夫人沈氏，先公卒”[12]一笔带过，并未多加着墨。以古人笔法推测，沈氏父族应无取得功名者，极有可能是出生于平常人家。以此看陶氏家族前辈婚姻的缔结，应该说与当时陶氏并未大显是有联系的。而到了陶士达子辈时，开始将女儿嫁于进士刘宰。其兄弟陶逢的女儿则嫁于官员叶时可。开始谋求与具有官户身份者缔结姻亲。

再者，从《漫塘文集》卷三十二《故宣议郎致仕陶公圹志》[12]中得知，陶士达两子皆为进士。而其孙辈子泳、子沂、子渊也皆习进士业。足以证明其家族在经济实力充足后，致力于树立地方声誉，同时谋求于自身家族官户地位的取得。而从《故安人陶氏墓志铭》中又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该墓志铭以叶观、茵等的口吻提到“吾母故家嘉兴之柳泽，祖文干，保义郎，父逢，忠训郎……号浙右儒家”[13]。联系上文的分析可知，嘉兴陶氏实际上是由豪族发展而来，并算不上是世儒。只因陶士达两子经由太学舍选擢上第出仕，竟然已经开始号称浙右儒家。可见其家族在富裕以后，转而开始追求“文名”了。

从陶氏家族的转型中，笔者依稀可以感受到一条典型的望族产生之路径：经济实力的扩充、社会威望的积聚、自身官户地位的取得以及通过与进士等有较高社会威望的士人、望族联姻，以保持家族地位，可以说是一种家族向上发展的常态。而陶氏家族婚姻的转向则与其自身社会地位的提升有关。

又如以娄机为代表的嘉兴娄氏家族婚姻转向的轨迹。楼钥自称与娄机同宗，又为同朝，交情笃厚。他为娄机做了神道碑文。娄机家族的婚姻情况，见于明确记载的主要有：娄机所娶徐氏为大晟府典乐申之曾孙，封吴郡夫人。娄机一女，嫁于故朝请大夫、直焕章阁、知庆元府程凖。孙女三人，一嫁于史沾，次嫁于承务郎监两浙转运司庆元府造船场程端节，次嫁于进士鲁之绩(鲁詧之孙)。

从上述娄氏仅见的几次婚姻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娄机家族的姻亲基本属于秀州及在秀州附近的庆元地区为官者。而在楼钥所写的娄机神道碑中，楼玥将娄机先祖追叙到汉代的某位“建信侯”，这实际上是无法考证的。但可以确认的是，娄机家族至少在其祖之前五世是没有任何官宦成绩的。“曾祖讳亿，亿生乾曜，俱为将仕郎。父寿，朝奉郎。以公贵，三世累赠少保少傅少师。曾祖妣杜氏，祖妣邓氏，妣顾氏，为谯国崇国成国夫人”[5]2。其曾祖父与祖父则皆为不入流的小吏。相应的，娄氏家族在娄机之前的婚姻状况，由于史载相当简略，难作深入分析，能确认的只是其姓氏。但笔者将这几姓与秀州有进士及第者相考对，发现“杜氏”中杜植徙居开封，而其他两位则出生于娄机同时代以及娄机之后，可以排除与娄机曾祖有姻亲关系的可能②。“邓氏”“顾氏”则没有进士及第者。当时在秀州亦不见有这几姓望族。因此基本可以排除其父族为大族的可能。据此推测，娄氏在娄机之前的姻亲对象并不显赫，这与娄氏当时并未成为一地望族有关。

由图3可知，由于示例飞机最大飞行高度较低，其驾驶舱和客舱压差峰值较8000ft高度下主风挡破裂小。在决定是否在驾驶舱门上设置泄压板时，可选取两者中较严酷的压差峰值，与驾驶舱门结构承载能力进行比较。当压差峰值超过驾驶舱门结构压差承载限值时，则需在驾驶舱门上加装泄压板。

娄氏到了娄机之时，娄家才迈入望族之列。“禾兴辅郡，绍兴间寓公寄客，多时英贤。朱少卿，自号严壑最为名胜，次如董公弥，大将方公景南，云翼祝舜俞(应为陈舜俞)、师龙鲍、任道仔、闻人务德滋，皆源流前辈，词章政事，学问论议，各有所长”[5]2。而娄机“从之游，闻见日广”，再加上其自身“天分素高，加以笃学”，才终于有机会进士及第，并挤入仕途。而从他的婚姻娶“大晟府典乐申之曾孙”徐氏来看，也算是门当户对。两家都不算什么大家族。娄机之父只是一个小官吏。娄机作为一新起士人与大晟府典乐官(崇宁年间设置，从五品)之曾孙女(已隔三代)之间的婚姻亦不算高攀。但娄机想要振兴娄氏家族，就要靠自己的才干了。要知道，宋代虽然有不少人考中进士，但是只有极少数才能登上政治高峰，很多人最后也只是沉寂无闻。娄机在进入仕途之后，先是治邑有政声，所到之处解决了很多地方难题，并为当地的百姓做了很多善事，得到了认可。由于政绩卓著，上达天听，得到孝宗的褒奖。而又正恰此时，东宫招聘学官，使他有机会接近皇太子，并得到皇太子的青睐。先后就任监察御史、右正言，走上台谏之路。不久又兼任侍讲，成为一名清要之官，有很多机会接近皇帝。他向皇帝提出不少针砭时弊的建议，得到皇帝认可，不久便除以太常少卿兼权中枢舍人，闰月便真除。这期间娄机已经为自己奠定了政治资本，之后因与宰执政见不合(主要是反对开边衅，他因此事而极受后人的褒扬)，一度退出政治中心。但不久，宋朝北伐失利，他便又受诏复出，并进一步得到皇帝与太子的赏识。官至参知政事。只因年岁已高，就申请致仕了[5]。至此，虽然娄机已经致仕，但是娄氏凭籍娄机的威望，娄机几个儿子全部受荫为官，家族已经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于此同时，从几次可见的娄氏子孙辈的婚姻关系中可以看到，娄机一女嫁于曾在庆元任官的程凖，而凖官至朝请大夫，知庆元府(从五品)，可谓官阶不低。而娄机的另两位孙女，一位嫁于同样在庆元府任官的程端节(当时官位不高，不过鉴于为娄机之孙，年纪尚轻，在当时看来应该是有发展空间的)。另一孙女嫁于海盐鲁氏之后官员鲁之绩。如上文所述，鲁氏则同样是秀州地区的望族。

从娄氏家族的婚姻来看，娄机祖辈婚姻缔结的对象显然较为平常。而娄机之女应该是得到了不错的归宿。三个孙女又皆与进士、官员缔结姻亲。这明显是与娄氏家族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娄机的政治威望较高有关联。说明家族婚姻的转向与政治地位的沉浮有关。这实际上还是显示了家族姻亲对象的择取是按照“门当户对”的原则的。

二、秀州望族婚姻缔结的地理特点

在梳理秀州望族婚姻史料的过程中，笔者也注意到了秀州望族婚姻缔结的地理特征。进而试图勾勒出一个较为完整的秀州望族姻亲关系地域表。但由于婚姻史料多出于墓志资料。依据古人笔法，在墓志资料中一些无功名成就者可能被忽略其中。这样考察出来的数据，必然是难以有足够说服力的，而实际也难以操作。因此本文有关家族姻亲地理关系的特征，仍主要就所见资料展开论述。

(一)秀州望族婚姻的地域性

大多数普通士人及中层官僚或者说非一流望族，其婚姻关系的缔结常在家乡附近。嘉兴陶氏始由苏州迁入，与陶氏缔结姻亲的如刘宰、叶时可等皆为邻近的苏州人。陈郢家族亦为华亭望族。陈郢“隐居里中，以琴书自乐。丁晋公甥也，欲荐以官，拒之，续图经，并其弟之奇，谓两高士。父殿中丞质，亦以德行著称乡里”[14]。从中可见，陈氏家族与临邑苏州长洲县的丁谓家族是有姻亲联系的。又如华亭柳氏的代表柳约所娶为吏部侍郎吴江望族魏宪之女[15]。而华亭卫氏仅见的几个姻亲则分别是来自苏州的盖经以及周南家族。可见当时华亭地区的望族与紧邻的苏州吴江地区的士人望族来往联系是相当密切的。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地缘便利的缘故。同时也是因为苏州固多大族，这使得秀州望族有了足够择取的姻亲对象。

当然以上所列家族多属于华亭县域。即便是之后定居嘉兴柳庄的陶氏，原本亦是来自于苏州而又有产于华亭，因此陶氏与苏州名士交游较为频繁。又如上文所述，嘉兴俞氏与钱氏之间有姻亲关系。吴越钱氏虽在名义上，被迁至开封，但几代之后子孙散落各处。而钱抚一支则又回到秀州并与钱塘迁来的俞氏缔结姻亲。因此来自不同地域之内的两家，在迁入秀州后由于同一地域的便利，于是在当地寻找地位相当的婚姻对象，以利于家族发展。

又如上文所述海盐常氏家族。常氏首先与郓城滕氏之间早有世婚关系。常同初娶滕氏，为滕友之女。滕友入元祐党籍，其子滕康南渡时拥戴高宗，诏令、册文多出其手。滕康娶常同之妹为妻。滕氏后定居苏州[16]。常同后娶方氏，乃方元修之女。方元修为桐庐人，政和年间，监察大观库，后通判浚州[17]。常同八子：常裕、常禋、常袗等。袗娶南宋名臣李纲之女。李纲祖居邵武，自其父夔起，迁居秀州[18]。可见实际上他们两家间的婚姻同属一邑。常同余子婚姻不详。常同两女，嫁给苏玭、方导。前文已述及，常同与苏玭之父苏师德，又同娶方元修之女，为连襟。方导，是方元修之孙、敷文阁学士、通议大夫方滋之子。苏、方两家皆是迁居苏州附近。常同孙辈姻亲不详。常氏可考姻亲多出于定居在苏州一带的官宦家族。

(二)政治沉浮与婚姻圈的伸缩

虽然说望族姻亲的择取，多数发生于同邑以及旁邑之间。但毕竟也有例外。这种例子则又几乎全发生于具有高门显宦家族背景的族人的身上。

海盐当湖鲁氏家族的婚姻资料比较丰富[8]40。海盐鲁氏家族科宦成绩主要在鲁寿宁一支之上。其家族在鲁寿宁之时并不显著。据鲁寿宁墓志铭的记载，鲁寿宁娶刘氏。依据古人笔法推测，刘氏父辈应无官职。鲁寿宁有六子，其中 3个儿子登科，5个儿子有官职。鲁氏到了寿宁子辈得到迅速发展。长子鲁詧有两女，分别适于苏州长洲县的孙氏家族，正奏名进士、官员孙雄飞，及官员魏仲恭。两孙女则分别适于有散官官阶的右承奉郎周凖及右迪功郎蔡兴文。詧弟訔则有 3次婚姻。先娶陈氏，朝议大夫正原之女(陈氏后代居秀州，如进士陈煃)，继室以其媦，盖忠肃公族也。再娶曹氏，武惠王(开国名臣，曹彬)之后，亦早卒。訔有五女，“长适朝奉郎，知德安府周颉(湖州长兴人，与程大昌、洪迈、陆游、杨万里等文学名士相唱合)。次适迪功郎，监秀州支盐仓陈纲(为建州瓯宁人，在秀州任官)。次适国学进士胡怀祖。次适迪功郎，广德军建平县主簿叶严(这应该与鲁訔曾出仕广德军③有联系)，次在室”[9]4。从上述分析可知，到了鲁詧及其子孙辈，与鲁氏家族有姻亲关系者包括：有在秀州为官者；有旁郡的名士；有开国名臣之后；有族人为官之地的熟人等多类。士人在进士及第之后，常有机会去各地为官，进而有机会结交更多他们认为合适的姻亲对象。如鲁詧一女适于魏公良臣之子是因为“魏公良臣出守，一见欢若平生，遂通婚姻”[20]的缘故。特别值得注意的如广德军已经较秀州为远邑。这一方面说明鲁氏家族姻亲在鲁寿宁孙辈开始呈现扩散趋势。也应与当时鲁氏家族的政治影响力的提升有关。这些事迹同时也表明，家族在选择姻亲的过程中仍偏重于家乡附近，或者多显示出具有“地缘便利”的因素。

再如华亭朱氏家族。朱彦美为华亭朱氏族人代表，“公秀州华亭县朱氏，故左朝散大夫知随州，赠少师，讳伯虎之子。赠光禄大夫讳约之孙，赠太子少保讳承进之曾孙。朱氏自宫保以气节，盖里中为豪长者。至少师由进士起，奉使典州有名。元祐绍圣间遂大其家”[2]。朱氏家族到朱彦美、朱谔兄弟之时党附蔡京。谔仕途顺达，并于“大观初，为尚书右丞”[21]。彦美则“著名籍于仕版者五十年。四持使者节，官至上大夫，尊显三朝，而被遇于太上皇”[22]。家族政治地位达于顶峰。而以此为界限，我们可以看到：在朱谔子辈之前，谔父辈朱伯虎以及朱谔之兄朱彦美分别娶妻于邻近的常州晋陵孙氏家族。朱谔则娶冯京(鄂州江夏人)之女为妻，冯京曾一度在江宁府任职，这可能为他们两家姻亲关系的缔结提供了机会。但到了谔子辈之时，婚姻圈出现明显的伸张趋势。先是，朱彦美的女儿分别嫁于郓城望族梁氏嫡支梁庆祖，官员莫佋、陈佑(福建闽县)以及进士谢邦直。“归莫氏者，再适右修直郎洪时”[2]。除了梁庆祖、陈佑，其余几位限于史料不能确定其籍贯。另外，朱彦美一位孙女嫁于官员胡公望。容易引起笔者注意的是，朱谔的孙女朱氏适于洪遵。遵为潘阳洪氏族人，以文学闻名于世。可见，与华亭朱氏联姻的姻亲对象，虽有不少仍旧不能明确其居住地或者祖籍。但是已经出现几位来自如郓城、潘阳、闽县这样离华亭较远的姻亲对象。反映了其家族势力辐射的地理范围的伸张。这又正与其家族中朱谔及朱彦美仕途发展出现的时间相吻合。这当然不应该是偶尔的现象。姻亲之间相互关系的缔结，表现较为复杂。但仍旧可以看出，皆离不开两个较为重要的原则即：“门当户对”与“地缘便利”。

三、余论

一个家族在发展的过程中，对其姻亲择取表现出“选择性”。这是因源于当时婚姻的缔结主要还是以“门当户对”为原则的。高门大户与寒门之间缔结姻亲关系的事例，极其少见。这在对秀州望族婚姻关系的考察结果中即是如此。而以表亲婚特别是世婚制为形式的家族婚姻的频繁发生，更是集中表明了望族间婚姻择取的主观意向。另外，婚姻的缔结具有地域性。就秀州望族而言，同邑或者旁邑间望族的联姻，特别是与苏州的地方望族、士人之间的婚姻联系较为多见。有一些望族族人则会选择在异地为官之时结识的士人望族。这其实亦是因缘于“地缘便利”的需要。而有能力进行垮区域联姻，超出苏杭宁绍地区的则仅见于具有望族背景，又在其家族政治地位较高之时才有发生。这说明了姻亲缔结的地理范围与其家族政治沉浮之间的联系。

从对秀州望族姻亲关系梳理的过程中，可以让人感受到：望族婚姻的择取及其转向皆与其自身的社会地位有关。同时，较高的政治地位有利于其交友圈的扩展，进而亦有益于扩大其家族婚姻缔结的地理范围。这些现象的背后，实际上都说明宋代家族婚姻受到“门第”观念以及“地域便利”因素的左右。像世婚这样的婚姻形式的发生，虽表明望族之间亦有主观上相互“扶持”意味的存在，但其主观意向仍旧无法摆脱两大原则的影响。因此从政治层面来说，家族婚姻的择取虽亦可以说是维持家族发展的一种策略，但实际上，就其原因及其表现看，笔者更认同王章伟所言“竹门对竹门，木门对木门”的说法，这种说法“除了政治社会的意义外，应该有文化上的意义，盖在同一阶级文化内的人是会互相通婚的”[3]52。对此，对于秀州望族群体婚姻特征的考察亦算是一种有益的说明。

注释：

① 相关论述例如：陶晋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1)；张凤《近十年来宋代婚姻问题研究探述》(《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4期)；张邦炜《宋代婚姻家族史论》(人民出版社2003)；姚兆余《论北宋世家大族的择偶标准》(《甘肃社会科学》 2002年第6期 )等。

② 秀州籍进士中杜氏登科者有：杜植（元丰八年(1085年)进士，徙居开封）、杜申（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进士）、杜从龙（绍定五年(1232年)）。娄机为乾道二年(1166年)进士。从时间与空间的对比上可以排除与娄氏关系。

③ 鲁氏家族另有鲁詧之子鲁可復，曾出仕广德军广德县主簿。见葛胜仲《丹阳集》卷十二中的《故显谟阁直学士魏公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1] 叶适.文林郎前秘书省正字周君南仲墓志铭[M]//叶适.水心集:卷二十.影印文渊阁四库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3.

[2] 孙觌.宋故右中奉大夫直秘阁致仕主公墓志铭[M]//孙觌.鸿庆居士集:卷三四.影印文渊阁四库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

[3] 王章伟.宋代士族婚姻研究:以河南吕氏家族为例[J].新史学,1993(3):19-57.

[4] 周必大.权太常少卿赠银青光禄大夫滕公庾神道碑[M]//周必大.文忠集:卷二九.影印文渊阁四库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9.

[5] 楼玥.资政殿大学士致仕赠特进娄公神道碑[M]//楼玥.攻媿集:卷九七.影印文渊阁四库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

[6] 柳立言.北宋吴越钱氏婚宦述论[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4(12):928.

[7] 陈耆卿.朝散郎秘书丞钱公抚墓志铭[M]//陈耆卿.篔窻集:卷八.影印文渊阁四库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

[8] 黄军杰.宋代海盐当湖鲁氏家族考辨[J].嘉兴学院学报,2014(4):38-42.

[9] 周必大.直敷文阁致仕鲁公訔墓志铭[M]//周必大.文忠集:卷三四.影印文渊阁四库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0] 周南.陶宣义墓铭[M]//周南.山房集: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