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治 平

(上海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上海 200235)

“董仲舒思想国际高端学术论坛”综述*

余 治 平

(上海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上海 200235)

在2015年“董仲舒思想国际高端学术论坛”上，国内外专家、学者对董子思想与文化中的诸多问题展开了交流与讨论。与会学者认为，董仲舒与孔子、朱子并称儒学三大巨擘。他借助外道而不离儒宗，构建富有活力的思想体系，其创造性手法值得当代哲学人借鉴。董仲舒的生卒之年，有学者提出两个区间说，即生于高祖初年，死于元封四年以后、太初元年之前。与会者澄清董子本人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成见，强调董学研究历史叙事与哲学叙事应该相互借鉴。今天研究董学要有担当，为创新国家治理体系贡献知识力量。董仲舒“三纲五常”思想继续引起学者争议。

董仲舒；学术论坛；董学；儒学

2015年4月15日上午，由衡水学院、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衡水学院学报》编辑部联合主办的“董仲舒思想国际高端学术论坛”在衡水学院隆重开幕。随后还举行了由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博士捐资铸造的“董子圣像”落成典礼和旨在构筑董学研究与传播核心平台、培养董学研究后继人才的海内外第一家“董子学院”的揭牌仪式，来自美国、韩国、日本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5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整个活动，对董子思想与文化中的诸多问题展开了交流与讨论。

关于董仲舒的历史定位，与会学者们一致认为，董仲舒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与孔子、朱子并称儒学三大巨擘。《汉书·董仲舒传》称其“为群儒首”，《汉书·五行志》称其“为儒者宗”，王充《论衡》说“孔子终论，定于仲舒之言”(《案书》)，“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超奇》)，这些都揭示了董仲舒思想对于汉代乃至儒学思想史的崇高地位与里程碑意义。来自海内外的董仲舒专家和儒学研究者们一致认为，董仲舒的思想广博而深邃，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和深远的影响力，“说不完的董仲舒”永远值得后人做进一步的挖掘和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周桂钿教授40年锲而不舍专治董学，先后5次定位董子，其论述编涉史学、哲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领域，硕果累累，嘉惠后学。

关于董仲舒之于儒学的转折及其思想的创造性，有学者指出，他援引阴阳家、五行学、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黄老之学而入儒，借助外道而不离本宗，独立构建出富有活力的思想体系，其开阔的理论视野和宽广的学术胸襟，其创造性的融合贯通手法，其将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的转换技巧，都值得当代哲学人建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哲学”取法和借鉴。孔子之后，还没有哪一位儒学思想家能够像董仲舒这样提出那么多深入人心甚至对整个中华民族灵魂塑建起到构成性作用的观点和理念。诸如“大一统”“天人感应”“三纲五常”“任德而不任刑”“仁在爱人、义在正我”“屈君伸天”“终始转移”之类的主张，早已融入了无数代中国人的公共话语系统，而成为一个普遍的常识。牟宗三绕开董子而接续儒家之道统有失公允，明显偏颇，不足取法，必须纠正。

董仲舒的生卒之年，因为史无明载，故仍众说不一，颇有争议。清学者苏舆疑为文帝元年至武帝太初元年(西元前179－前104年)。有学者提出其生卒的两个区间，称其生于西元前200前至前196年，即高祖初年，而死于元封四年(西元前107年)以后、太初元年(西元前104年)之前。也有学者主张，董仲舒约生于惠帝三至四年(西元前192－前191年)，约卒于元封四年至太初元年(西元前191－前104年)，享年87岁。甚至有学者直接确定董子生卒年为西元前191－前104年。

与会者澄清并纠正一个流传已久的“常识”性的偏见，即董子本人提出了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许多学者看来，这种富有诗意的、颇具“文艺腔”的表述，其实并非出自董仲舒之口，既不见于“天人三策”，又不见于《春秋繁露》。《汉书·董仲舒传》中只有“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记载。“罢黜百家”最早出自《汉书·武帝纪》，只是班固自己所说的一句赞辞。“独尊儒术”一句则出现得更晚，查阅《四库全书》，最早见于南宋史浩(明州人，官至太师、太保，封魏国公)所著《鄮峰真隐漫录·谢得旨就禁中排当札子》一书，其言曰：“下陋释老，独尊儒术。”也并不针对董仲舒。当代学者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把董仲舒的建言与汉武帝的政策概括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便在公共话语系统中广为流行。

关于董学研究的方法路数，目前有两大脉络，一条是走传统经学的路径，多关注于董仲舒对春秋公羊学的继承与发挥以及董子春秋学的后世传续，强调不能对董学作宰割性的分解和剖析而应该作原生态性的研究，不能跳出经学脉络去任意发挥董仲舒思想的意义，所以本次论坛许多论文都聚焦于董子公羊学的义理、法统与属辞比事以及董子著述的文本、董子的生卒年份梳理与考辨。而另一条重要脉络则完全走纯粹学理化的路线，青睐于董仲舒思想的深刻精髓，不满足于对命题作粗线条的定性交代、不明就里、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泛泛言说或经学系统里现存的意义框架，而试图弄清董仲舒之所以提出一个思想命题的内在机理与逻辑原因，进而阐发出董仲舒思想更悠远深邃的意义，努力为董仲舒思想在哲学学科和形上领域里占领一块本该属于它的高地。讨论中，有学者强调，这两条脉络应该是一种并存、互补的关系，历史叙事与哲学叙事应该各自发挥自己的所长，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打架、彼此攻陷。

与会学者指出，董仲舒是中国儒学史、思想史上罕见的具有论证气质和思辨品格的伟大思想家，甚至，只有董仲舒才算得上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在他的著述里，每一个命题都是建立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而提出来的，董仲舒从不抛出一句没有经过论证的话，更不是那种只善于向人们颁布应当命令的道德说教家。借助于阴阳、五行的规则性运转，董仲舒几乎把自己所有的思想观点都一一做了周详的推演与描述，不厌其烦，分析得相当透彻，逻辑性很强。董子思想中，作为哲学问题的天命观、性三品说、仁善概念、宇宙本体、天数观念、天人感应说都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汉初高祖建政至武帝登基66年的历史与武帝掌权后所推动的社会转型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热议。在反秦农民起义运动中高祖立汉室，平民皇帝、布衣宰相的朝廷格局，吕氏、窦氏后宫势力的篡权与铲除，祸害波及中央与地方的吴楚七国之乱，分封与郡县共存的“一国两制”，“文景之治”的40年繁荣发展，武帝派张謇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废除黄老之学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推行一系列的“变政更化”等等。董仲舒作为促成武帝改制立法、主导意识形态易帜转型的关键人物，当代儒学家应当从他身上汲取智慧，接受启迪与滋养，在历史中理解现实，在现实中消化历史，进而促进儒学重新发挥拯救世道人心的积极效用。

大家一致认为，儒家一向入世、经世、涉世、治世。学术参与政治、思想引领社会是中国传统儒生的本然气象。今天的儒学研究者在坚守学术、提高学术的基础上，一定要有文化担当，强化问题意识，“学习董仲舒，争献治安策”，用自己的才智服务现实社会，为创新国家治理体系贡献知识力量。

当然，也有学者强调，当代儒学研究在积极建言献策的同时，也必须继承和发扬董子的批判精神，其“正其谊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无为而习俗大化”，可能就是对武帝“内多欲”(《史记·汲郑列传》)而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内外政策的隐晦批评，应该限制过度的“有为”以免再现“亡秦之迹”，重降“亡秦之祸”。董子“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不与民争业”之类的主张都很有针对性。“天立王以为民”“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则都是对汉室最高统治者的劝诫与提醒。有学者指出，董仲舒政治思想中有两大武器，一是祥瑞说，为王权寻找合法性根据；一是灾异谴告说，则为了遏制王权的无限膨胀。有学者研究董子“限民名田塞并兼”“天不重与”“有大俸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的思想，对于缩小贫富差距、弥合官民对立、“调均”社会资源分配都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思想，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仁义礼智信之“五常”是人类社会所赖以存在和进步的最基本规范，最初虽为儒家所概括、提炼和倡导，但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丰富、充实与内化已经超越地域界限与宗教派别而演绎为中国各民族的核心价值，获得了广泛认同，几乎渗透进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时代在变，五常的具体内容可以不断损益，但其功能与作用始终可以维持一个社会良性运转，古今不易，中外无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便可以说“天不变道亦不变”。而对于“三纲”，大家则有明显分歧，守之，弃之，调和之，皆有其人。守之者以为，应该区分汉儒与宋儒的立场；臣、妻、子对君、夫、父的遵从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后者都符合道义、职责与伦理的要求；“纲”是秩序、法度，不等于“绝对服从”；“君为臣纲”可以被诠释为下级服从上级，这一秩序是普适的，古今中西概无例外。而弃之者则多坚持“糟粕论”，完全是历史垃圾；肯定其历史作用，其在今天的价值则在于是批判的靶子；“三纲”严重忽略了权利概念，在现代民主社会行不通。也有学者主张予以积极改造，推出“新三纲”，两者互为其纲，以仁道为准，淡化社会角色，谁有理就遵从谁。

董仲舒的法律思想、生态学思想也受到与会者的关注。有论者指出，“经义断狱”或“《春秋》决狱”，根据圣人言论解释律法文本、判处案例，酌情量刑，开启了中华法律儒家化的历程，经董仲舒的提倡和发明，盛行于武帝时代，汉后各朝都有运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宗于儒、明于律并富有司法实践经验的律学家。有学者强调《春秋繁露》中《度制》篇的重要性，它要求用“度”来引导和限制人类欲望，而“若去其度制，使人人从其欲、快其意，以逐无穷，是大乱人伦而靡斯财用也，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董子的“天人感应”“五行生克”“天人合一”观念要求人类对自然应该拥有敬畏之心，而不是无度开发、肆意破坏，实现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融合。

与会专家学者总结了近百年来董学研究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一致表示，乱世百家起，治世儒家兴，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的精神鼓舞下，全国各地的儒学研究迎来了自己的春天，董学界也将倍加珍惜当下儒学复兴的难得机遇，重建儒家文化与社会主义的价值关联，开拓视野，兼收并蓄，为董学研究注入新活力，积极推进董学研究的升温加热，努力使董子研究再上新台阶，用崭新的学术成果和理论贡献夯实“中国梦”的民族文化根基。

论坛期间，专家、学者们还考察了位于枣强县王常乡旧县村的董子祠和位于景县广川镇的“董子文化园”，与当地领导和文化界进行了交流、沟通，对衡水的董仲舒文化产业规划与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A Review of the Advance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orum on Dong Zhongshu’s Thought

YU Zhiping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235, China)

At the Advanced Interantional Academic Forum on Dong Zhongshu’s Thought in 2015, experts and scholar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started the communication and discussion on many issues of Dong Zhongshu’s thought and culture. They believed that Dong Zhongshu together with Concius and Zhu Xi was considered as the three giants of Confucianism. In the light of other school thoughts and without deviating from Confucianism, he had constructed a dynamic ideological system, and his creative approach was worth reference to the contemporary philosophers. About Dong Zhongshu’s birth and death year some scholars proposed two intervals, that is, he was born in the early years of Emperor Gao Zu’s rule and died after the fourth year of Yuan Feng (107 B.C.) or before the first year of Tai Chu (104 B. C.). The participants clarified the prejudice of“banning other school thoughts and honouring Confucianism alone ”proposed by Dong Zhongshu and emphasized that in studying Dong Zhongshu’s thought,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philosophical narrative should learn from each other. Today, when we study Dong Zhongshu’s thought, we should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contributing our knowledge and power to the innovation of our national govenance system. Dong Zhongshu’s thought of “the three cardinal guiding principles and the five constant virtues” continued to be a dispute among the scholars.

Dong Zhongshu; academic forum; Dong Zhongshu’s thought; Confucianism

B234.5

A

1673-2065(2015)03-0027-03

10.3969/j.issn.1673-2065.2015.03.006

(责任编校：卫立冬英文校对：吴秀兰)

2015-04-18

余治平(1965-)，男，江苏洪泽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博士，衡水学院特聘教授。

* 本文部分内容已于2015年5月4日以“孔子之文在仲舒”为题发表于《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