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义清

（上海社会科学院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上海200235）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势挑战和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精英如林则徐、魏源、郭嵩焘、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上下求索，寻求民族富强之道。他们对西方的认识也由感性走向理性，由器物、制度走向思想文化。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中国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想更是层出不穷，古今交锋，东西交汇。人们生活在新旧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矛盾汇聚的空间之中，旧的未破，新的未立，时人感叹“这个青黄不接人心荒时候真正可忧。”［1］（P101）一方面，西方思潮摧枯拉朽、排山倒海般席卷中国；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巨大的破坏性引起了人们对西方文化的反思，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何去何从？众多文化精英根据自己的地位、经历、学养，从各自的立场和不同的角度对东西文化发表了真知灼见。辜鸿铭透过中西方人的类型比较，认为中国儒学是“良民宗教”；杜亚泉提出战后东西文明调和说；陈独秀则大声疾呼采用“德先生和赛先生”依照西洋新法彻底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胡适主张“向西走”。本文主要以李大钊大钊和梁漱溟为对象，比较二位对东西方文化的看法。

一、李大钊、梁漱溟提出东西方文化观的背景

一个人的思想观念，既受制于历史大语境，也与个体的个性及出生和成长经历息息相关。就历史大语境而言，李大钊（1889－1927）比梁漱溟（1893－1988）早出生了四年，二位出生的年份离甲午战争很近，当时中国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处于向现代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