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 保 国

(嘉应学院 社会科学部，广东 梅州 514015)

和谐生成：钱耕森对和生学的阐释

施 保 国

(嘉应学院 社会科学部，广东 梅州 514015)

钱耕森先生提出了“大道和生学”理论，突出中国传统哲学和谐的创生、诞生、发展功能，颇具新意。该理论契合史伯的“和实生物”与老子的“道生万物”精神，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积极的实践意义。主要展现为：和谐的开放生成性、和谐的价值生成内涵、和谐的谦下生成品质等。

钱耕森；和生学；大道；大道和生学

与西方传统文化重视分的价值观不同，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和谐的价值观。和谐的价值追求数千年来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价值取向、心理特征等。“冲气以为和”“和光同尘”“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等等，关于和谐、和合的价值追求在中国传统道家、儒家、墨家、阴阳家等都有很多描述。然而，多年来安徽大学资深教授钱耕森先生提出了“大道和生学”理论，突出中国传统哲学和谐的创生、诞生、发展功能，颇具新意。该理论做了创造性提炼和发展，既契合史伯的“和实生物”与老子的“道生万物”精神，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积极的实践意义，对我们今天从“和生“的角度审视如何养护身心、待人接物、发展经济、保护生态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认真学习领会‘大道和生学’理论，必将帮助我们达到自我身心、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诸多领域的和谐，从而创造出有价值的人生。钱先生指出：史伯开创了‘和生学’，老子则建成了‘和生学’。并且，老子后来居上，超越性地创新出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博大精深的并在全世界产生极其深远影响的形而上的体系——‘道生万物’说，实即‘大道和生学’”[1]67。笔者以为，钱先生大道和生学主要展现为几个方面：和谐的开放生成性、和谐的价值生成内涵、和谐的谦下生成品质等。

一、和谐的开放生成特征

钱先生指出“同”“异”均具有开放生成的和谐特征，“同”中兼有“异”“同”，都能生成；“异”中兼有“同”“异”，也都能生成。这一点源于史伯又超越史伯。“‘同’与‘和’‘异’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史伯看出了‘同’的‘不继’的消极的一面，遂强调了‘同’与‘和’‘异’的区别，这是他独特的贡献。但美中不足，他却未能看出‘同’也有‘生物’的积极的一面，遂忽略了‘同’与‘和’‘异’的联系。他并不知道‘和’‘异’之中还有‘同’，‘同’之中还有‘和’‘异’的辩证关系。”[2]56在相异以及多元的“他”与“他”之间，经过“平”“平衡”的工作，达到“和”“和谐”，从而达至“生物”，其本身就是“求同存异”。“可见，‘同’，除了史伯所揭示的负能量的‘同’，即排斥‘和’的多元性、相异性、平衡性、和谐性、新生性等基本特性及其所派生的开放性、包容性、持续性等等的单一的同、自我的同、重复的同之类的同以外，还有许多正能量的同”[2]56。

钱先生对于老子的“道生万物”说之于和生学的贡献做出充分肯定。老子受到了史伯的“和生学”的影响，但是他对史伯的“和生学”却做出了巨大的超越与发展[2]55。老子著《道德经》一书多处谈论“和”。整体而言，道就是和谐；尽管道生成的万物千差万别，但还需“芸芸归其根”，万物回归到道这里团聚，万物的和谐必须以道的生态系统链条形成为基础。万物的和谐必须是开放的和谐，因为只有在开放的和谐中生命才得以延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大道的衍生规律是：大道之无生出了妙一，妙一生出了天地的二，二生出了徼三，三衍生了宇宙万物。老子将阴阳理论与道的和谐理论融合在一起。天气阳而地气阴，万物生于天地间，自然带有阴阳二气。万物之所以能够生出来，是因为阴阳相合而生产的和气所致，和气使万物得以安宁和生生不息。而这种和气又是开放性的和谐，因为尽管阴阳二气最终以和谐一体的方式出现，但阴阳二气之间又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具有开放延伸的特性。

换个角度说，不同于西方宗教观认为的具有绝对权威和主宰力的宗教主上帝、真主，大道和生学倡导的最高哲学范畴道创生了万物，却又对万物不具有绝对权威和主宰力；道与万物的关系是母与子的关系，即创造者与被创造者的关系，又不是母与子的关系，不是创造者与被创造者的关系，因为道对于万物是“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道德经》第十章)，意思是道只是任凭万物生长发展而不加以干涉主宰。这种特质就是统治者对于百姓所取法的特质——玄德。也就是说，可以被理解为平行的关系、平等的关系，实质是开放的关系。钱先生揭示出老子说法的真意：“‘道’生万物，并非是一蹴而就，也不是像有的宗教神话所说的只用了‘六天’这么短的时间就创造了世界，而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无止境的过程。‘道’生万物，是由一而二，二而三，三而万物的逐渐增多的长过程，是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由有限到无限的不断发展的过程。”[2]54对于道家而言，道生万物，根本指的是一种和谐的创生状态，具有很强的开放性，“毋宁说是一种开放性，一种让万物得以自行生长、发展的开创性”[3]107。王弼在解释“畜之”时说：“不禁其性，不塞其德。”将这种让万物自行发展的开放性阐述出来。“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道德经》第三十七章)。此处指出君主应依据道的不干涉、不主宰的无为特质行事，做到“以百姓心为心”，使得百姓能够顺其自性生活。另外五十七章借圣人的口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第五十七章)这里君主采取的“无为”“好静”“无事”“无欲”都是以开放性的方式达到和谐相处的思想，在这种和谐友好的气氛中，百姓可以“自化”“自正”“自富”“自朴”，展现其生命本真。当然，这种不加主宰、不加干涉的开放性，正是道的创生性所体现出的人文意涵。庄子称这种“道为生生者”为“刻雕众形而不为朽”(《庄子·大宗师》)，展现出“天地之大美”，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哲学、文学等美感意蕴的发展。

钱先生肯定了人类社会的“为私”的开放生成特征。尽管社会由异而不同、各自‘为私’的个体构成，但在“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原则得到贯彻的情况下，人们可变“私”为“公”、为“大公”；变“异”为“同”、为“大同”。这样，“大同社会”就应运而生！在这“大同”社会里，“和谐”是随处可见的，无论是心态，抑或是世态，还是生态。“‘大同社会’也就是‘和谐社会’，也就是‘大和社会’。可见，所谓‘大道之行也’的‘大道’，不仅包含了‘天下为公’的‘大道’，而且包含了‘天下大同’的‘大道’，还包含了‘天下大和’的‘大道’，当然也包含了‘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 )的‘天下大生、广生’的‘大道’”[2]56。陈鼓应先生在《冲突世界中的和谐对话——老子和谐观给世人的提示》中引金岳霖先生话论证和谐的开放性在对待自然、对待人类秩序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西方有一种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似乎总在对自然作战。这种态度的结果，一方面是人类中心论，另一方面是自然顺从论。……对自然的片面征服似乎让人性比以往更加专断。我们应当小心谨慎，不能随便提征服。……自然规律从来没有为了人的利益，顺从人的意志而失效或暂停；如果我们想用堵塞的方法来征服自然，自然就会重重地报复我们；不久就会在这里那里出现裂缝，然后洪水滔天，山崩地裂”[3]79-80。西方的人类中心论封闭了人类向往和谐的出路，让和谐变得面目全非，只会增添冲突和人类无休止的麻烦。眼下的许多全球问题已足以警醒人们和谐的开放性是多么重要。

和谐的开放性状态表现出自然意涵。关于自然，陈鼓应理解为3种含义：“一为物理的自然，二为人文的自然，三为境界的自然。老庄言自然，多属人文自然，即意指人的自性的发挥，这层意涵庄子表现得更显明。庄子强调无论治身或治国都当顺着人的本性而行事。老子由道性自然，说到人的自我化育；庄子则将‘自然’引向人类的本性，再由人的本性导出任性、任情与安性、安情两途，前者属于人文自然，后者则属于境界自然。”[3]79-80由道性自然，到人的自我觉悟、自我提高，以及人文的品性的自然流露，这种理想的人文自然境界是《道德经》所追求的。这里的和谐没有丝毫的雕琢痕迹，没有丝毫的硬性规定，有的只是自性十足，有的只是曲者为尊，有的只是开放活泼。在环境污染、人心污染、境界污染的今天，人们再次惊叹老子名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预见性和正确性，针对近代以来人类中心论的偏颇论调，当重启“尊重天地的自然性”的思考了。

二、和谐的价值生成内涵

在事实性选择与价值性选择之间，钱先生选择事实性与价值性合一的方法。他指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和”既是一种事实存在，又是一种价值取向；“和”确实可以生万物，而万物也确实由“和”而生。他说，“史伯的‘和生学’的主要贡献有五点”，其中“明确回答了万物生成论的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夫和实生物’，‘和’确实可以生万物，万物的确由‘和’而生”[2]53。“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德经》第五十一章)这里的德或得，指的是道内在于事物的价值依据。和谐之道作为万物的本根意涵不仅具有生成的根源意思，更意味着道是人事价值的根源，或者说，人世间的一切制度、君主百姓的行事原则，都以道为价值的依据，体现出来叫德。“物”“势”均对事物形成起到一定的作用，抑或说，德性、物种、环境都或远或近地表现着道的价值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此处除了指出道在生成上的超越性外，还揭示出道为一切价值的源头——“天下母”。正是作为价值的源头这一点，体现出道的本根性所具有的人文意义。也可以说，人世间的制度以及和谐的人事都是道的体现。“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道德经》第二十八章)道落实下去，在人世间，就是制度、人事等的合理的安排。如果是不合理的安排、不和谐的安排，便难以称作道的体现。庄子将这种和谐作了发挥，他说：“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庄子·大宗师》)这里的相忘描述了人事的和谐与自然状态，这样的境界就是道的境界，体现了和生学的价值追求。

社会的和谐发展需要同心同德、同心协力、同仇敌忾、同舟共济、同甘共苦，等等。“‘同’可产生巨大的力量，创造出新局面，产生出新事物。人们津津乐道的同胞、同学、同乡、同人、同仁、同志、同道、同伴……往往可发生巨大的作用，创造出新事物”[2]56。老子倡导以这种“公”“容”的精神实现和谐的价值性。在《道德经》第十六章说：“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只有懂得常道才能包容一切，而只有能包容一切才能做到廓然大公，而能廓然大公才能做到周遍万物。具体地说，要想达到这样的“公”和“容”，具有大公无私的情怀、有容乃大的胸怀，就要求能做到不固执己见、以百姓意见为意见；要想达到这样的“公”和“容”，具有大公无私的情怀、有容乃大的胸怀，就要求能做到对待善良的人“善待”、对待不善良的人也要“善待”；要求能做到对待守信的人信任，对待不守信的人也信任。这样，使得人人向善，使得人人守信。这样的和谐充满同情心和爱心，这就是“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所流露出的价值观。

钱先生尤为欣赏“大道和生同生学”状态。他说：“而我则乐于用一句话称之为‘大同和社会’或者‘大和同社会’”“这就是我之所以要探索‘新和生同生学’或者‘大道和生同生学’或者简称之为‘大道和同学’或者‘大道同和学’的动力与使命”[2]56。“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道德经》第五十五章)。在这样的和生同生社会，以初生婴儿“和之至”的状态来比喻含德深厚的人通过不断提高自身的修养，保持婴儿般崭新的生命力；婴儿是和谐的最美妙的境界和价值取向，我们要通过消除自己的各种欲望来达到。在社会失和的年代，以“无为”“不争”“柔弱”“处厚”等价值原则，希冀能够消除社会动乱，促进人间的和睦相处，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和谐的创生是人们的价值标准，在亲人们之间失去这个标准即失去和谐时，必然有对抗这个“不和”的东西“孝慈”的出现，所谓“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道德经》第十八章)。然而，这些对抗因素的出现及和解之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和大怨，必有余怨，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道德经》第七十九章)，告诫统治者当以平和之政治世，孝慈的畸形倡导、权力的威压、刑律的杀戮、捐税的榨取，有时会使民生垢怨，而这时再行德政、强行推行和谐，已很难完全弥补已经造成的灾难了。为了更好地生存，人们之间是和谐整体，因此，需要心往一块使，挫掉各自的锐气，解除各自的纷扰，调和秉性光芒，相互融洽，这就是“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道德经》第五十六章)的旨趣。

“玄同”也好，“冲气以为和”也罢，钱先生对老子的创造性做了集中论述：1) 把“阴阳二气”引进来了，“万物负阴而抱阳”；2) 把“冲气”引进来了；3) 把“和”与“气”结合起来了，“冲气以为和”；4)把经验的“以他平他谓之和”，上升到理性的“冲气以为和”；5) 把具体的现实的“和生万物”说，提到了抽象的哲理的“道生万物”说的高度。这样一来，虽然“玄之又玄”，但却是“众妙之门”。(《老子·一章》) 所以，老子的“道生万物”说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博大精深的并在全世界产生极其深远影响的形而上体系[2]55。和生的难得之处在于万物因相交而存在，且不拒绝对抗、对立的存在。“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道德经》第二章)。这里认识到人们的价值判断的相对性，包括对立面、相关面在内的各不同方面只有在相互融摄存在中获得其意义，这就是“和”的作用、和谐的价值所在。“生”也好、“成”也好、“较”也好、“倾”也好、“和”也好、“随”也好，各自表达着和谐、融洽、依存的关系。中国道家哲学的和概念实现了对西方哲学中“存有”与“虚无”二分法造成分裂隔阂的超越，能够拓展零和游戏、丛林法则等现实问题的诠释空间。

三、和谐的谦下生成品质

任何理论必须与实践结合才会具有恒久的持续力。钱先生不仅对和生学理论积极倡导和呼吁，且身体力行，以“勤”和“谦”表现和生学的品质。钱先生由“和为贵”开始探索，提出了“和生学”新论，发展成“大道和生学”，连通了史伯的“和”与老子的“道”。“如今，八十高龄的钱老还打算由此再探索‘新和同学’，打通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的‘和’文化与‘同’文化两个方面。钱先生真是终身在践行其师冯友兰先生的教导：学习中国哲学，不仅学会‘照着’讲，更是学会‘接着’讲。钱先生也做到了孔子所谓‘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至今仍然思维敏捷、慎思明辨、与时俱进、立志创新。其治学风范与思想高度都给后学以无穷”[1]70。钱先生自己坦言，要记住业师冯友兰先生的教导，不怕年晚也要“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他说：“学习中国哲学，既要学会‘照着’讲，讲前贤讲时贤的大道，又要学会‘接着’讲，讲自己接着前贤时贤的大道所创造出来的一点新道。这是两个很好的标准。我虽不能也，但心向往之。我想在传承与弘扬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和’文化与‘同’文化以及‘生’文化三方面……在垂垂老矣的晚年稍微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2]56

大道和生的谦下品性认为，国家的和谐治理主要在于以百姓为上，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使百姓的衣食住行得到保障。“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道德经》第八十章)。就目前的社会生活状况而言，对于国家来说，谦下的表现就是为百姓服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狠抓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使百姓不仅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且要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对于百姓来说，谦下的表现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减少过多的欲望，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这样离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玩得好的生活状态就不远了。当然，随着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野心也会膨胀起来，“欲取天下”，即想要与天下争利益，这也有悖于和谐，必然会“败之”“失之”。“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道德经》第二十九章)。人们对于科技方面也不可妄为。人们生活在科技发达的时代，要知科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们更好地生活，而不是利用科技做些违反人类和谐的事情，注意减少以至于杜绝科技对于人的负作用，也就是按大道和生学所倡导的“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善于平衡人与人之间的相异处，需要谦下的品质。以谦下的品质才能发现各自的“性”“质”“价值”“利益”“所需”。钱先生以“平”表示了这种谦下的品质在和谐生成过程中的极其重要的作用。他指出：“什么是‘平’呢？所谓‘平’，就是指‘平衡’而言的。构成新事物的元素是他与他，而他与他原本是各有其性，各有其质，各有其价值，各有其利益，各有所需……一言以蔽之是各异的。于是，就很容易产生分歧、矛盾、对立，直至斗争。而斗争的结果，或者是你死我活，或者是你活我死，或者是两败俱伤，或者是同归于尽，或者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决不会有双赢，更不会有皆大欢喜。而要想有双赢，有皆大欢喜，就必须善于‘平衡’他与他的相异之处。”[2]54以谦下的精神品质对待事物处理事物，未尝不是大道和生的良策。著名的“治大国，若烹小鲜”说的是治理大国就如同煎熬小鱼一样，不能常常翻动，因为常常翻动会将鱼搅碎。大国的政策等方面亦如此，不宜变动过于频繁，朝令夕改的事情不要去做；在改革变化的过程中，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可持续性，从而使得国家太平、社会和谐。在世界上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处理上，大国的态度对于和谐世界的到来可能更重要。老子强调说：“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所欲，大国宜为下。”(《道德经》第六十一章)老子道生学强调国家之间和谐相处的基础是“以下”，即谦下相待。大国谦下以汇聚小国，能赢得小国归顺；小国谦下见容于大国，可获得大国护养而取得平等对待。当然，在其中，大国的责任更重要，大国首先要以谦下为怀。这种关系也像江海与小河关系，只有江海善于“以下”，即处于谦下地位，才可以成就自己的博大和谐，“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者，故能为百谷王”。陈鼓应先生对于这些道理非常赞赏，他建议说：“老子对大国提示这些道理，颇适于书写悬挂在联合国总部大厅前。”[3]84对于国防建设，要合理恰当，千万不要耗费浪费人力财力大肆扩军或搞军售，任何情况下绝对不要炫耀武力，也就是大道和生学所说的“虽有甲兵，无所陈之”所倡导的意思。

[1] 孔令梅.领悟大道和生,创造人生价值[J].衡水学院学报,2014(5):67-70.

[2] 钱耕森.大道和生学运思轨迹略述[J].衡水学院学报,2014(2):53-56.

[3] 陈鼓应.道家的人文精神[M].北京:中华书局,2012.

The Formation of Harmony: Qian Gengsen’s View on the Philosophy of Harmony

SHI Baoguo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Jiaying University, Meizhou, Guangdong 514015, China)

In his “theory of harmony originating from Taoism”, Qian Gengsen stresses the function of the genesis,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harmony in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which is of great novelty. Accord with Shibo’s “harmony fosters new things” and Lao tzu’s “Tao produces all the matters”, he inherits the traditional essence and gives profound theoretical value and positive practical meanings as well in his theory, which are mainly shown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harmonious and open generatively, harmonious connotation of value emergence and harmonious formation of modesty.

Qian Gengsen; philosophy of harmony; Taoism; theory of harmony originating from Taoism

B21

A

1673-2065(2015)03-0054-05

10.3969/j.issn.1673-2065.2015.03.012

(责任编校：耿春红英文校对：杨 敏)

2015-03-14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GD13XMK06)；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2013年重点资助项目(2013ZZ017)

施保国(1970-)，男，安徽合肥人，嘉应学院社科部副教授，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