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夏 李金妹，2

(1湖北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 湖北 黄石 435003；2湖北理工学院 长江中游矿冶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黄石435003)



从互文性角度解读黄石矿冶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以《古巷道》、《洞火》和《古铜色》为例

余 夏1李金妹1，2

(1湖北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 湖北 黄石 435003；2湖北理工学院 长江中游矿冶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黄石435003)

互文性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的互文关系。任何文本之间本就存在互文，每一文本会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形式存在着其他文本的观点。依照此观点，文章对三部黄石矿冶小说《古巷道》、《洞火》和《古铜色》中纷繁的女性形象作互文性分析，并从文本、作者和当时的社会背景三方面总结出产生互文性的根源。对女性形象的互文性分析，突破了以往对黄石矿冶文学的研究方法，为黄石矿冶文本的研究引入新的视角。

互文性；黄石矿冶文学；女性形象

古清生和胡燕怀两位都是从黄石矿山上走出去的当代知名作家。古清生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市，曾从事地质勘探、宣传工作，后北上作为一名专职作家，行走于祖国各地，创造出了奇特、充满个性化的“行走文学文本”。其代表作品有《古巷道》、《味蕾上的南方》等。胡燕怀是湖北大冶人，他身上浓厚的矿冶人的精神气质强烈地表现在了他的作品中，并逐渐形成自己深沉、厚重、坚硬的艺术风格，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淘井》、中篇小说《白板》。胡燕怀还从事过剧本创作，以《总督张之洞》为代表的几部剧本皆获得全国 “五个一工程”奖，广受好评[1]54-55。

古清生的《古巷道》[2]、胡燕怀的《洞火》和《古铜色》[3]描写的都是关于黄石人的矿冶生活，创作时期都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目前，国内对这三部作品的研究主要从小说揭示的人性世界[4]、叙事意义[5]等传统文学批评角度出发，也有立足于语言学[6-8]对其进行的认知诗学研究，而对其中女性形象的互文性分析至今仍是空白。本文对《古巷道》、《洞火》和《古铜色》三部作品中的女性角色进行互文性研究，将女性角色从这个“男人的矿冶世界”里突显出来。从文本、作者和当时的社会背景三方面探讨作品中产生互文性的原因，帮助读者加深对矿冶文学作品的理解，也旨在丰富黄石矿冶小说的解读方式，促进黄石矿冶文学作品的传播。

一、本文研究的理论背景

互文性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思潮中。该术语最早由法国学者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提出。她指出：“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语的镶嵌品构成，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9]该术语提出后受到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积极推崇。他认为：“互文是一个无名格式的总场。那些无名格式的来源很少能够被人发现，它们是无意识的、自动的、引用时不加引号的引文。”[10]克里斯蒂娃和巴特的互文性概念认为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是对文学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基本特征的高度概括。

热奈特用互文性来指称一个具体文本与其他具体文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一些有本可依的引用、套用、影射、抄袭、重写等关系。他巧妙地把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术语兼并到了他本人独创的术语系统中，把它定义为五种“跨文本关系”之一[11]。根据互文性理论，文本的存在不是单数的，而是复数的，可以从一个文本解读出另一个或多个文本[12]122。下文将从《古巷道》、《洞火》和《古铜色》三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出发，分析女性形象的相似性，揭露出这三部作品产生互文性的根源。

二、《古巷道》、《洞火》和《古铜色》中的女性形象

这三部作品反映的都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矿山无序竞争的面貌和混乱状况。小说中，在男性为主导的矿山地区，男人们为了埋藏在地下的宝物与矿藏而相互较量、厮杀。作品突出了男性的刚强不屈，从他们的身上反映出了人性的光辉与丑陋。然而经仔细品味，会发现女性形象对于小说的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起着极大的作用，因为小说中男性的命运都与女性有关联。如：起子因为凤子的背叛而人格分裂，活物为了果儿对头儿进行了疯狂报复，而堂姐夫则为了水仙丧了命。与男性形象相比，女性形象则因自身的柔情与美丽更具人性化，为小说增添了一份柔情。小说中对女性的刻画笔墨虽不多，但也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女性形象：有无私的母亲、贞洁的妻子、纯真的少女及女强人形象。她们的人生与命运悲剧都让人深思与感叹。

(一)母亲形象

《古巷道》里的母亲是三篇小说中唯一鲜明的母亲形象。从起子的绵绵思绪中，勤劳善良、受欺凌的母亲形象跃然纸上。母亲和起子相依为命，由于解放前是地主家庭出身，起子一家陷入贫困、被歧视的境地。还不到50岁的母亲，由于生活的压迫，“声音却像外祖母”，两鬓的头发也早已斑白，母亲走路的姿势“总让人感到她身上有副重担”。一次干活离开禾场时，母亲藏在袖子和裤腿里的谷子被队长发现，队长“飞起一脚踹向母亲杵的扬叉”，母亲纸一样白的脸色濡出一团红晕。队长厉声呵斥母亲是小偷时，母亲“噗通一声倒在黄灿灿的谷子上面”。起子为了报复，烧了队长家的厦屋。母亲得知后，毫不怀疑这火是起子放的，便在楠竹林用沙哑的呼声寻起子。起子从一丛茅草的缝隙看到母亲坐在大岩石上，一动不动，就像一尊雕像，脸上静默地淌着泪。一切都被印证后，母亲并未像起子所想的那样斥责他，只在一刹那，“刷地泪如雨注”。母亲在小说中几乎一直处于无声状态，但她身上鲜明地体现出了农村女性坚忍的一面，以及作为母亲无私奉献的一面。

(二) 妻子形象

《洞火》中的果儿和《古铜色》中的堂姐是胡燕怀从正面描写的两个妻子的形象，两个女人都上演着悲惨的故事。果儿与活物本是一对恋人，在活物下到古矿井寻找宝物时，村里人都咒骂他坏了规矩，只有果儿守在洞口，为他担心。而后村里发生地陷，果儿在被石头砸昏时，遭到头儿强暴，之后她便死心塌地地跟着头儿。头儿想盗取地下的孔雀石牟利，不惜屡次花重金请活物出山帮助自己寻找孔雀石，活物却不为所动。头儿便拿果儿作为筹码。果儿拒绝后，被头儿打得鼻青脸肿，只得去找昔日恋人活物。每次头儿给活物的报酬，活物都背后塞给了果儿。而果儿向头儿坦白后，却招来污蔑。果儿哭过、闹过后，决定开始收取活物的“报酬”，可每次“那钱从头儿的手里出来，兜了一个奇怪的圈子，便重又回到了头儿的手里”。一次在井下快要挖到巨型孔雀石时，头儿让有身孕的果儿进去帮忙挖，可是采子面崩塌，果儿意外丧生。果儿这样一个人物身上散发着人性的光芒，她至死都没有背叛自己的贞洁，但她一味的逆来顺受却没有让自己有一个好归宿，甚至失去了生命。

《古铜色》中的堂姐云仙也是一个没有好结局的妻子。堂姐被矿山的工人及自己的丈夫骂成是“砧板脸婆娘”；又因为没有生育能力，丈夫威胁着要离婚。为了挽救婚姻，她从大山里接来堂妹水仙为丈夫传宗接代。堂姐设下圈套让水仙怀孕，目的达到后，与水仙定下了所谓的“君子协定”，即生下孩子后水仙就得走。可殊不知人是有感情的，水仙对堂姐夫和新生活产生了依恋，并不想离开，堂姐又撕破脸皮要把水仙赶走。水仙迫于无奈跟了老广后，堂姐“喜出望外，姐妹俩言归于好，还送水仙一大笔陪嫁钱”。可是半个月后，水仙又跑回来了，此时堂姐夫更坚定地要与堂姐离婚，堂姐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堂姐夫死后，姐妹俩厮守着堂姐夫的儿子，过着平静的生活。堂姐是个愚昧无知的妻子，为了讨好丈夫，将表妹接到家里，却“为自己种了棵苦果子”。

(三)少女形象

《古铜色》里的水仙是三篇小说里唯一的少女形象。水仙本在大山里过着宁静而沉寂的日子，一次堂姐云仙回来，称有难处需要她帮忙而把她接到自己镇上的家里，自此她的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水仙对镇上的一切都觉得新奇，她觉得好快活，对堂姐充满了感激。闲腻了的她坚持要帮堂姐夫干活，于是被安排替堂姐夫一伙偷矿者通风报信。凭借着自己的“灵醒”，水仙做到了堂姐办不到的事，更是博得了矿上男人们，尤其是堂姐夫的好感，她看得出来他“常常用火辣辣的眼光看她”。水仙在矿上欣赏着如一张张弓的男人强健的古铜色脊梁时，她的少女情怀展露无遗。她常在心里想，男人就应该是古铜色的。而她总能在人群中，在无数的脊梁里，一眼找到堂姐夫。这样一个灵醒的少女却糊里糊涂地当了传种工具。但在水仙看来,一切似乎都是堂姐的恩惠，甚至对堂姐让她生下孩子就离开的要求“无限感激”。再次回到堂姐家里，水仙还说出“不跑了，一辈子就在这屋里”的誓言。小说从水仙的视角审视着她与堂姐、堂姐夫三人的情感纠葛，让我们近距离地感受到了这个人物身上的奴性意识，柔顺无知的她始终没有争取自己权利的意识，这不但是她个人的悲剧，也是对当时大多数乡村女性缺乏主体意识的反映。

(四)女强人形象

《古巷道》中的凤子是一名农村“女强人”。凤子又漂亮又泼辣，大家都讨好巴结地称她为“凤老板”。她给初中同学起子一个蛇皮袋、一块铜矿石，跟起子说“在这里，只要敢玩命就能发财”，她能从农村妇女苦守家庭的宿命中挣脱出来，自力更生，是靠着自己锐意进取的精神。在与起子的情人关系中，凤子始终处于强势的一方，起子对她又爱又敬又畏。凤子同样也有冷酷狠毒的一面，为了金钱她跟了当地的矿山老板豺狗，并同豺狗进古巷道寻找青铜斧。豺狗死后，又教唆起子杀了九疤子，最后又从起子那儿偷走了青铜斧。在追逐财富时，凤子迷失了自己，丧失了人性，面对财富的诱惑，可以背叛自己的恋人，而在生死关头她比男人还狠心，可以弃垂危生命于不顾。

三、女性形象的互文性分析

(一)融坚强聪慧与愚昧无知为一体

出生在大冶的古清生在描述黄石大冶人的时候说：“曾经有过的辉煌的青铜文明，浓郁的青铜文化使这一方水土养育的人，都有一种超强的进取心，不折不挠，刚强不屈，这是大冶人的普遍性格。”[1]138这段话准确而有概括力，在众多黄石矿冶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人物。而矿山地区的女性，尽管自身有着柔美的女性特质，但身上也融合了当地人这种刚强不屈的性格。在三篇小说的互文性对比中，我们发现作品中刻画的女性角色体现了坚强聪慧的特征。凤子则是典型的代表，她在矿山男人的世界中脱颖而出，不但做上了女老板，还成为别人讨好巴结的对象。凤子通过自己坚忍的性格扭转了自己的命运，实现了经济独立，不同于普通农村妇女，她摆脱了为家庭所累的宿命；也凭借聪明的头脑在起子和豺狗这两个男人之间周旋，既得到了财富名利也得到了爱情。而水仙，这个从大山里来的女人，虽然对城市生活一无所知，但是凭借自身的聪慧，“做到了堂姐做不到的事”；不仅帮堂姐夫一伙偷矿者放哨报信，还管理钱粮账，让那伙男人服服帖帖听她的；凭借自己的灵醒与办事的才干，水仙不但让堂姐夫对自己很满意，还能领取一份优厚的报酬；她在堂姐家体会到了在大山里的简单生活中无法体验到的东西，在这里，她得到了认可与关注，体会到了被爱的感觉，在这片新天地中她努力地寻求着自己的位置。

但是从道德角度看，无论是凤子还是水仙，她们都不顾法律和道德，成了男人们的帮凶，明目张胆地成为了众多偷矿者中的一员。凤子因为偷矿致富，并且偷取青铜斧将其据为己有；而水仙则“想出了个绝招”，利用孩子玩的彩珠筒让偷矿的一伙人每次都能在护矿队赶来之前，逃之夭夭。由于农村教育的缺乏和当时矿山无序竞争的面貌与混乱状况，这些女性都沦为了法律的漠视者，成为了偷盗国家财产的罪人。而与凤子相比，愚昧无知更明显地体现在了水仙身上。水仙在做了堂姐的替身后，寻找到了一种被人所看重与接纳的价值感、存在感，但她也因此自动扮演着一个可悲的奴性角色。盗矿是否危险与合法？与堂姐夫没名没份地生活在一起是否合理与合法？儿子生下来后她无权抚养是否合情？这些都是水仙不曾想到的。

(二)对男性的崇拜与屈从

在两性关系中，女性长期的从属地位，易使女性产生对男性的依附心理、谄媚心理、顺从心理[13]。由于男女天生的生理差异，以及整个社会环境以男性为主导的现实，处于被动地位的女性容易陷入对男性的崇拜中。《古铜色》中对于堂姐夫等男人的描写集中在人物的生理特征。在水仙眼里，挖矿的男人们在烈日的暴晒下，“强健的赤裸裸的脊梁在烈日的晃动下，弯成一张张弓”。水仙将站在远处看男人们光着膀子干活视作一件惬意的事情，男人们油腻腻的肩背就像她在博物馆里见的一面面的小铜镜。她觉得男人就应该是古铜色的肌肤，更发出“女人是水和肉，男人是筋和骨，真正的男人就该是这样子”的感慨。水仙的种种以为不仅是出于她不谙世事的少女情怀，也是她对于男性身体的崇拜。在一个闷热的夜晚，堂姐夫“没有丝毫犹豫地扑到她身上”，她“根本没有打算过要叫喊什么”，她觉得“自己像一片轻飘飘的云”被挤压在天地之间。水仙似乎把堂姐夫视为了天地，而堂姐夫对她的征服则让她似乎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堂姐夫死后，“有两个女人为他哭灵守孝，为他送葬”。而本来因为这个男人而反目成仇的堂姐妹，现在却厮守着，过着平静的日子，“俩人谁也不再嫉恨谁了”。无论是堂姐夫还是堂姐夫的儿子，两个女人仍旧没有逃脱对男性的崇拜与屈从。

《洞火》中的果儿是个传统的农村妇女。作为恋人，她对活物仁至义尽；作为妻子，她贞洁柔顺，却无奈陷入悲剧的人生。村里发生地陷，昏迷中果儿被头儿强暴，醒来后她并未反抗这种暴行，争取自身利益，而是放弃了自己的爱情，忠于贞洁，死心塌地地跟着这个伤害过她的男人。婚后生活同样不幸，丈夫无端诬蔑她与活物之间关系不正当，并施以拳打脚踢，逼迫她请活物出山作矿井下的向导。在井下，头儿呵斥果儿进洞挖孔雀石时，她也“不再说什么，拖着沉重的身子爬进去了”。果儿面对丈夫的虐待、家庭生活的不幸，只是在哭过、闹过后，默默承受着，直至失去自己和腹中胎儿的性命。自始自终果儿没有站起来反抗命运、反抗“主宰”她的男人。水仙和果儿在经济和人格上都是不独立的，但是就算是已经成为女强人的凤子，仍没有逃脱被男性主宰的命运，凤子没有接受起子的追求，却被当地势力更大的收矿老板豺狗霸占。在男权文化的压制下，女性无论怎样挣扎，都无法摆脱，甚至无意识去摆脱对男性的顺从。

(三)男性世界的客体与附属品

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男性与女性之间基本上表现为二元对立的关系，在主体与客体、塑造者与被塑者、观看者与被看者、再现者与被再现者等对立的双方中，男性永远代表着前者，而女性则永远代表着后者[14]。女性作为客体的现象在这三篇小说中屡见不鲜。在小说《洞火》中，头儿让妻子果儿拖住活物，并要求“十天里你只能三天跟他，七天跟我”。在活物反对头儿让拖着大肚子的果儿进洞挖孔雀石时，头儿恶狠狠地说：“这是我的老婆！——我的老婆，你知道吗？”头儿代表了多数男性，妻子对男人来说就是私有财产，她的一切都属于自己的丈夫。即便头儿这样对待果儿，作为妻子的她也毫无办法，惟有默默承受不幸，因为她不是一个独立的人，而是一个附庸于丈夫的妻子。

女性的生育是自然使命，因为女人生来同时也具有母性，她必须为社会创造孩子。而没有生育能力的女人，必定会是他人所鄙夷的对象，甚至遭到丈夫和家人的抛弃。《古铜色》中的堂姐，因为没有生育能力，丈夫威胁要离婚。于是她去“拉姊妹帮”，从大山里接来堂妹水仙，让她承担为丈夫传宗接代的任务。可是堂姐没想到，有了亲生子后，丈夫仍坚持离婚，堂姐在家里的合法地位也面临危机。即使得到了堂姐夫认可的水仙，仍是作为一个附属品而存在。堂姐夫将水仙视为一个发泄欲望的客体，跟她在一起，“只有动作，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在水仙重新回到堂姐家里时，堂姐夫正狠揍堂姐，水仙也挨了重重的一巴掌，堂姐夫说了句：“跑！你再跑！”只在水仙发下一辈子留在这屋里的誓言后，堂姐夫才点了点头。堂姐和水仙都有着一种依附意识，“男性一时的好恶往往使女性面临失去依附的危机。为脱离危机，女性必须在男性中心文化为她们布置的狭窄通道上艰难地蠕动着，进行着可悲的人生搏斗”[15]。为争夺家里的主妇地位，姐妹俩互为仇人，而堂姐夫一死，两人又言归于好，俩人生活中的不平静似乎都取决于堂姐夫。在小说结尾，作者胡燕怀特别描写了水仙作梦的情景。堂姐夫死后，水仙总是作同一个梦，梦见一个男人拉着她走，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跟着他走，也不知道去哪里。作者未点明这个男人的身份，却用水仙的疑问将现实的画卷铺展开来。水仙梦里的这个男人代表的其实是男性权威。失去自我意识的女性，在时代的洪流下，只能被动地前进，前途渺茫不可见。

果儿、堂姐和水仙都是逆来顺受的典型女性，她们身上都体现了女性反抗意识的缺失。而泼辣精明的凤子却不同，她成为男人们敬重的女老板，并帮助起子在矿山上立足。在与起子的情人关系中，凤子始终处于强势的一方。她拒绝了起子的求婚，却要求起子忠于自己。看似凤子已经在反抗男性权威了，但是她所谓的反抗也就是女人玩男人，“其实，这从心理深处，正是对男权文化的模仿与认同”[15]。后来凤子被当地矿老板霸占的事实也说明凤子还是无法僭越男权文化。

四、《古巷道》、《洞火》和《古铜色》互文性存在的根源探究

通过互文性对比，可以发现三篇作品不仅故事背景、情节相似，在女性形象的刻画上同样有一致性。而要厘清出现互文性的原因，需要从文本这个微观世界、小说作者以及文本产生时的宏观社会环境出发。

首先，三篇小说呈现的故事背景都是在黄石市大冶铜绿山矿山地区，在情节、人物等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故事的主人公都是男性，他们为了争夺地下的宝藏，将身体和灵魂蜷缩在黑暗幽深的地下矿井里，为了金钱展开殊死较量。生存在这样的矿冶世界里，女性或多或少会参与到矿冶生产活动中，如，作为女老板的凤子和为偷矿者放哨报信的水仙，但她们始终是处于边缘的一群人，很少能听到她们自己独立的声音。但是女性角色又是小说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她们的命运与男人们的命运紧紧相连，她们的柔情、纯洁与美丽为小说增添了浪漫的情趣。

其次，就作者本身而言，古清生和胡燕怀两位作家都是湖北大冶人。古清生早期从事过地质勘探工作，对矿冶工作、矿井下的环境和矿山人的生存状况都很熟悉。胡燕怀虽是一位没有直接参与到采矿或冶炼工作的特殊矿冶作家，但他长期在矿冶之城的生活也使他耳濡目染了当地矿山工作者的生活状态。这两位作家身上感染着浓厚的矿冶人的精神特质，也强烈地表现在了他们的小说里，并表现在女性人物身上，如，凤子的进取，水仙的能干等。

最后，三部作品的创作时期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广义互文性角度看，“文本总是处于一定文化空间之中，这其中就有着其他文本的参与，这种参与就是所谓语境”[12]123。从整个社会来看，当时人们已享受了10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生活和思想观念都在变化。而在文艺界，“80年代的文艺对人进行了独立的审视，把人作为思考中心和创作中心，呼唤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并重新审视其中的美学价值”[16]387。这个时期出现的改革文学承担了反映改革后社会百态的任务。“在改革文学中，对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的刻画达到了一个历史新高度”[16]395这也契合当时黄石矿冶文学的发展，改革为文学创作创造了开放宽松的外部环境，矿冶作者们的主体意识也发生了变化，众多作品“由外部的描写逐渐转向了对人的精神灵魂和人性方面的揭示和探索，在这方面古清生和胡燕怀可为代表”[1]69。这些也都反映在这两位作家对人物复杂人性的刻画上，比如，既有头儿、凤子等人在金钱面前被异化的人性弱点，也有活物、果儿、水仙的善良与纯真。

五、总结

《古巷道》、《洞火》和《古铜色》都是矿冶题材小说，它们的着眼点都在于对人性之善恶美丑的探索。古清生和胡燕怀创作出的女性形象在她们生命的舞台上谱出一曲曲人生悲歌。悲剧纵然让人感伤，却振聋发聩，能让人窥见无尽的人生。通过对这三部作品中众多女性角色的梳理与互文性分析，可以看出三篇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共同特点是：性格上坚强聪慧与愚昧无知为一体，且她们都崇拜、屈从于男性，都不幸成为了男性世界的客体与附属品。这三篇小说相似的故事背景、作者的矿冶经历以及改革新时期的人文浪潮都是造成文本产生互文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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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龚 勤)

The Interpretation of Female Images in Huangshi Mining andMetallurgy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textuality

YUXia1LIJinmei1，2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be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uangshi Hubei 435003；2Mining and Metallurgy Culture &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Hubei Polytechnic University，Huangshi Hubei 435003)

Intertextuality usually refers to the intertex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or more texts. Every text contains other texts in a more or less recognizable way. In this paper, the female images are interpreted in the three Huangshi Mining novels, namely,AncientRoadway,TheHoleFire,ColorBronz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textuality. The reasons for the occurrence of intertextuality are also expounded from three aspects: the texts, the writers and the social background. The intertextual analysis of the female images makes women characters conspicuous in mining texts and also supplies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he mining literature in Huangshi.

intertextuality; Huangshi mining literature; female image

2014-06-03

湖北理工学院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从互文性角度解读黄石矿冶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项目编号：13cx50；湖北理工学院优秀青年科技创新团队资助计划项目“跨文化视域下的矿冶文化传译”，项目编号：13xtr05；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美丽湖北与矿冶文化——美丽中国的地域性美学阐释”，项目编号：13zd025。

余夏(1992— )，女，本科生。

李金妹(1983— )，女，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矿冶文学和认知语言学。

10.3969/j.ISSN.2095-4662.2015.01.016

I247

A

2095-4662(2015)01-007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