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本期“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专栏向读者推荐四篇文章，首篇是历史理论问题的文章，后三篇是史学史及史学理论范围的文章。

关于历史文化认同的研究，是近年来很受学术界关注的课题，其原因，首先在于它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中国何以在很早就形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且历经漫长的历史时期而不断巩固，其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即联系各民族的精神纽带)是什么?自先秦至当代，各民族间的文化认同经历过哪些不同阶段，又各有什么特点?出身于汉族的人物和出身于其他兄弟民族的人物分别作出过什么贡献?历史文化认同推进中国多民族的统一发展和巩固，最终形成居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华民族，其中又存在着什么规律性?凡此各项，都属于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问题，对于深化中国历史进程的认识，和总结中国这一东方大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从而作出新概括、新表述，都是极有意义的，其学术价值显而易见。中国在晚清时期陷于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境地，经过人民大众不断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反抗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战胜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在20世纪一步步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并创建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这一胜利是多么来之不易!今天我们正处于民族振兴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仍然面临国内外各种困难复杂的局面，要应对各种挑战，这就需要我们更加自觉地维护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开展历史文化认同课题的研究，就能为今天提供宝贵的教材，因而这一课题的研究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民族文化认同与蒙元历史发展》一文，在详尽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蒙元史时期文化认同的发展阶段、演进特点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作用，提出了诸多创新见解。比如，划分“大蒙古国的建立及其对中华多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民族文化认同与大蒙古国的转型”“元代民族文化认同的发展”为三个阶段。对于第一阶段民族文化认同特点的阐发，在学术界尚属首次。作者提出，成吉思汗政权采用的“两翼制”，是对古代匈奴民族设左右贤王制度的继承(不独蒙古，中国古代其他兴起于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均沿用不辍)。成吉思汗的护卫军制度(蒙古语称“怯薛”)，同样是继承了草原游牧政权文化的传统。因此，蒙古的崛起，是与它对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相伴随的。这就证明，中华文明凝聚着各民族的智慧，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古往今来是相映成辉的，而蒙古对北方草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同样应视为中华多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与此同时，大蒙古国又通过金与西夏输入了中原文化的传统。作者的上述创新见解是有充分史实依据的，《剑桥中国辽金与西夏金元史》的作者也认为，蒙古人“在建立一个帝国的前后，其政治和文化上的成熟都达到了相应的程度。他们熟悉‘中国的’制度”。

又如，作者提出，至窝阔台时期，随着蒙古占据的中原汉地越来越大，对此如何统治，成为突出的问题。正是在此时，耶律楚材儒士的作用发挥出来，他“不仅与守旧的蒙古贵族辩论，还采取中原传统的统治方式经营中原区，用事实证明中原治国观念和方法行之有效，对未来大蒙古国的发展方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耶律楚材赢得了窝阔台汗的信任，这一时期蒙古统治者设置中书省、考选儒士，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原文化的恢复和发展。再如，作者提出，忽必烈即大汗位之前，即仰慕中原文化，多次与儒士张德辉讨论问题，虚心向他问道。在他周围形成的儒士集团“金莲川幕府”，标志着“忽必烈主动吸收汉法制度，并与中原士大夫实行政治联合的良好开端”。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在王鹗(原金朝状元)为他起草的即位诏书中，明确地提出改革祖制的问题。其即位方式又兼顾了草原和汉地两种不同的传统;即位一个月之后，又采用儒臣建议，立“中统”年号，宣布自己是中华正统王朝;至元八年(1271)，又在儒臣刘秉忠、王鹗等人的建议下，建新国号为“大元”，取《易经》“乾元”之义，此举“标志着这个政权完成由漠北政权向中华正统王朝的转变”。作者强调说:“发布即位诏书、中统建元和改国号不仅是忽必烈采行汉法，用中华文化传统改造蒙古政权的重要步骤，而且充分体现出他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又明确论述了历史演进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指出蒙古军事征服过程中伴随的野蛮杀戮，对中原地区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蒙古统治者实行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阻碍了元代民族融合的进程。本文征引文献资料多达80多种，说明作者下功夫之深。此前，作者已为《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瞿林东主编)第三卷的元代部分撰写了数万字的书稿，但为写作本文，仍花费了许多时间把《元史》等基本文献再通读一遍，又将20世纪海内外学者部分主要论著再作研读，在此基础上，用了半年多时间完成此作，这种严谨学风和认真态度是很值得赞许的。

清代朴学高度发达，是中国学术史演进的重要时期。所谓“朴学”，主要是对历史文献进行整理、考证与研究。中华民族具有发达的历史意识，历来极其重视编纂史著、搜求史料和贮存文献，积淀极为深厚，而且很早就形成了重视文献的整理考订的传统。与此同时，由于文献广泛多样，流传的年代绵长，客观上就需要花费力气对之进行整理和研究。清朝近三百年间，由于特殊的时代机遇和学者们的不断努力，文献整理考订蔚成风气，堪称名家辈出，成果丰富，门类繁多，方法精良。对于如此众多的学者，浩繁的成果，如何开展研究呢?前人(如梁启超、陈垣、钱穆、张舜徽等学者)对这一领域已经作过不少论述，我们又如何在此基础上作新的发掘呢?《清儒整理唐代文献的成就与特点》一文，首先在选题上给予我们很好的启发。一是，作者选择清儒关于唐代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为题，是选择了一个学术研究的“富矿”。因为，唐朝是一个强盛的朝代，年代又长达287年，有大量的历史文献，清人分别从多方面作编辑、校勘、辑佚、辨伪、撰写提要和考证研究的工作，现在由作者作全面的梳理、审视和评价，这就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突破口，通过本人艰苦的探索，把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二是，可以由局部而窥见全体。作者的论述，是将清儒对唐代文献的研究，放在整个清代朴学的大背景下来考察，藉此，即可对朴学家的治学领域、学术风尚、价值追求、治学方法等，获得更加真切的认识。细心的读者还能发现，此文是作者在多年潜心研究的基础上撰成的，因而能使我们从多方面得到启发。如(1)全面考察。作者系统地论述清儒整理唐代文献的成就，包括《四库全书》的全面汇辑和整理;两《唐书》的全面整理与研究，包括刊刻、笺注、订补;对金石文献的整理和初步研究;对唐代文学文献的整理、研究。(2)提纲挈领，将对众多具体的文献考订成果的考察上升到论述其特点。总的看法是，“文献整理与考证研究相结合”，“文献整理手段成熟多样”。(3)凸显重点，在范围甚广的文献考订领域中，尤其突出《四库全书》、考史三大家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和徐松的研究。作者提出，徐松所撰《唐两京城坊考》和《登科记考》，“是研究唐代两京都城建置及科举制度有关史料的珍贵文献”，“将唐代两京都城建置格局、宫室苑囿、街道坊里及有唐一代与科举相关的诏奏、史事、试题、答卷、科目、及第及知贡举者逐年列举，清晰地呈现给读者，体现了徐松非凡的学识和功力”。重点问题重点处理，详略兼顾，而不面面俱到、轻描淡写，确是很关重要的研究方法。(4)辩证分析。作者在论述清儒巨大成就的同时，又确有根据地指出其局限，如“重实践轻总结”和“缺乏专门化系统化”。还有，作者一再讲到考史三大家做的不仅是史料考订工作，他们“对于唐代的史事、人物、典章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这也启发我们要联系考史三大家学识的贯通、论述的深刻、考证方法的精良，再作深入探讨。

《〈旧五代史〉史臣对十国史的研究》一文，涉及如何评价作为“正史”之一的《旧五代史》的史学价值，以及评价的依据和方法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思考。《旧五代史》于宋太祖开宝年间修成，薛居正监修，实以各朝实录为依据，共150卷，为官修之书。后又有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共75卷，为私修之书。清代赵翼曾简略地论及两部史书的特点:“(《旧五代史》)虽文笔迥不逮欧《史》，然事实较详。盖欧《史》专重书法，薛《史》专重叙事，本不可相无。”本文作者则选取了一个很有新意的视角来讨论。首先是《旧五代史》对十国史的漠视。事实上，吴、吴越、楚、闽、前蜀、南平及北汉等十个割据政权，所占据的地区为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及山西，面积广阔。这些政权所历年数，吴国46年，吴越国45年，南汉55年，均与后梁、后唐等五个朝代历时的总和相差不远。但在《旧五代史》总计150卷篇幅中，关于十国的记载却仅有5卷。吴、蜀、南唐等国设有史馆，应有相当的史料记载。编纂《旧五代史》对十国史事记载如此简略，不应归于史料缺乏，主要原因应是史臣对十国史的忽视，造成历史视野的狭窄。在如此有限的叙述中，所载史事的可信度又如何呢?作者认为，其特点是“贬多褒少”，“比之后世的《新五代史》和《资治通鉴》，它流于人物传记式的简单描述，对列国的治国方略、政治架构、军事体制等所谈不多，对其治绩也涉及很少”。以南平为例，《资治通鉴》中称高季兴“休息士民，始有生意”，《十国春秋》称其能“折节下贤”。而《旧五代史》“却突出了高季兴的跋扈不臣，对于善政则所记甚少”。再如对南唐孙晟，《旧五代史》将他列在《周书》传里，实则将之“定位一个从中原王朝出逃的叛徒”。而从作者搜集的宋人笔记《钓矶立谈》、《江南野史》等书中，我们却见到称赞他“可以与古烈士比”，又称孙晟为相期间，“颇有志于重熙富庶，燮育疲民”。“可见，孙晟在南唐遗民的著述中是以忠臣面貌出现的。”两种文本的相互对照，使五代十国的历史呈现出耐人寻味的不同面貌。“正史”一般有记载全面、系统的优点，但产生于不同时期的“正史”，其史学价值很不一致。如《旧五代史》一书，若深入到对“十国历史如何记载”作专题探讨，则能对于其历史视野的局限有新的认识，还需以其他有关十国史的论述和野史笔记作参照，更要深入一步揭示史臣为颂扬“北宋王朝的皇恩与天威”、而对十国史有意贬低的动机。以上各项对于我们是很有启发的。

中共党史的编撰和党史理论的阐发，近年来也很受学界的关注。撰写党史，要对党的历史和已有的经验教训作审视、记述和总结，其政治性和学术性都很强。党史学史和党史学理论，是党史与史学史二者的交叉。这些既是开展研究的价值所在，又是探讨的难点所在。对于这些问题作理论探讨，无疑能促进党史编撰工作，促使它的内容更科学、更丰富、更可信，让读者更爱读，并从中获得更多启发，也能使党的政治决策、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不断改进和增强。《略论中共党史学理论的阶段性发展》一文尝试对此作理论探讨，作者有深入的思考，提出了颇有启发性的看法。作者提出，中共党史研究者理论思维的进步推动了党史学理论的阶段性发展。1924—1940年间，中共党史学理论处于肇始阶段，相关的理论性认识开始出现，但散见于各类党史著述中。1941年以后，党史学理论逐渐从党史著述中分离出来，形成学理性的专门论述，中共党史研究开始有了统一的学科指导理论。1980年以后，中共党史学理论在史学化趋势下走向系统，逐渐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实现了理论发展的新突破。我们恳切希望作者本人和广大党史、党史理论、史学理论工作者，能对相关问题继续作更加深入的研究、阐述。

主持人: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