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沙弗尔， 大卫·凯里

肯尼迪①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加拿大广播电台(CBC)“思想”栏目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保罗·肯尼迪，这是关于科学的“思想”栏目。

沙弗尔:当你运用从事一项事业的方法对待其自身的事业时，会发生什么?如果你尽可能地用科学的研究方式去研究科学家们所做的事情时，会发生什么?如果你把我们过去常常用来建立那些信念并证明那些信念的方法应用于我们最珍视的信念，会发生什么?

肯尼迪:在其自身显微镜下的科学是“思想”栏目今天的主题。被访者是西蒙·沙弗尔，一位剑桥的科学史家，他的主题是关于科学已经被接受了的思想的阐释。

沙弗尔:我认为过去有两种关于“科学是什么”的标准形象。一种形象是:科学家绝对是特殊的人群，他们更道德、更正直，并且非常非常地聪明，他们做事的方式完全与其他人不一样。另一方面，还有一种同样强有力的科学的公众形象:科学是被组织起来的常识，只是由烹调术提升而来的一种相当精湛的技艺。这是我们文化中两种主流的大众科学形象，但二者都是不正确的。

肯尼迪:如果科学既不是烹调术，也不是天使的精湛技巧，那么它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在“思想”栏目中要倾注很多注意力的一个主题。我们的系列节目叫“如何认识科学”，它由“思想”栏目的制作人大卫·凯里酝酿并持续好几年所做的工作;它将涉及与许多已重塑我们时代科学形象的学者的对话。被访问者的名册中包括一些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一位诗人。今天的节目是大卫·凯里与西蒙·沙弗尔对话。

凯里:1985年，一本鲜明地展现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步形成的科学史研究方法的书面世。在此之前，科学史，广义地说，就意味着科学家的传记和已经创造出来的科学发现的社会条件研究。人们一直在讨论科学思想，但并未对科学研究的程序或科学公理产生质疑。我正在谈的书《利维坦和空气泵》，就涉及关于科学史的一个更为探索性的质询，其副标题是“霍布斯、波义耳及其实验生活”。该书宣称的目的是——我从其“导言”中引述——“打破围绕在以实验的方式产生知识的自我明证的光环”。换句话说，在这本著作中，对那些以实验方法得以确定并被视为具有自明性或理所当然的事实，作者试图彻底打破其自明性，并进而探询它们事实上是被如何确立的以及人们如何就此达成共识——它们真的(truly)被确立起来。

这一具有开创性著作的作者是两位年轻的历史学家，斯蒂芬·夏平和西蒙·沙弗尔，并且两位在他们帮助界定的领域——科学论(science studies①“science studies”在国内有不同的译法。最早被刘华杰博士翻译为“科学元勘”。该译法产生一些争论，后来随着研究者的增多，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译法，包括“科学元研究”“科学论”“科学学”“科学研究”等。《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话曝光》(诺里塔·克瑞杰著，蔡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这本书中，谈到了英文中以大写开头的Science Studies与小写的science studies之间含义上的差别。本文受访者西蒙·沙弗尔是这种研究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者之一。——译者。)——中，一直持续地取得突出的业绩。在这一系列节目的后面，你将听到对斯蒂芬·夏平(Steven Shapin)的访谈;不过，“如何认识科学”节目，从与西蒙·沙弗尔的对话开始。我最近在他的办公室——位于剑桥(他从事教学的地方)的惠普尔科学史博物馆内——访问了他。我们首先谈论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在他刚开始从事他的研究时，人们为何会采取一种新的方式来审视科学。如其所言，在当时，现代社会的诸多确定性开始被动摇，而在这其中最具确定性的便是科学;在这样的氛围中，新一代的学者们开始提出一些新的问题，他们不再满足于相信科学家的所言所语，试图自己去考察科学被制造的真实过程。

沙弗尔:我们的印象是，我们并未足够近距离地接触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们实际上所从事的鲜活的现实工作;我们几乎完全依赖于他们所说的，我们并没有去看。所以，那些值得注意的社会科学家团体，主要在英国，非常有趣地在实验室、田野站、研究性诊所(research clinics)、动物园和植物园工作的科学家旁边开始他们的工作——跟随在科学家的周围，去尝试并查看他们所做的。换句话说，我们是在使用田野方法——完全借自田野科学;只不过这次，我们考察的是物理学家，而非狐猴，是加利福尼亚人，而非特罗布里恩岛上的居民。

凯里:这些观察者给出了一幅与科学哲学家提出的科学形象完全不同的科学画面。在这些科学哲学家看来，科学本质上是一套理性的观念;而西蒙·沙弗尔和他的同事们，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沙弗尔:我们涉及的似乎是一些具有相当专业水准的工匠团队。这些人具有独创精神，聪明而技术娴熟，具有许多我们所谓的默会知识;他们受过很好的训练，更像工程师而不是牧师。他们没有更大的头脑，他们的头盖骨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在方法上，他们似乎并没有做任何相当特别的事，似乎并不比其他人更具怀疑精神，似乎并不是不断地作出大胆的猜想而后又拼命地试图证伪它。无论是在实验室或田野里，他们似乎都是天才的操控者、管理者和精心设计工作空间的工匠。我想我们要说的是，这就是事情本来的样子。

凯里:在西蒙·沙弗尔及其同事的眼里，科学家开始变得更像是有技术的工匠而不是圣人。他们的知识并不是自然界的真实的反映，而是人类的产品，是一些被制造出来并被维持下去的东西。于是，这一洞见使得原来所持有的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观点被彻底颠覆。过去，科学只有当它是错误的时候，才被看做社会的，即社会因素歪曲和腐蚀了知识;真实的知识是无瑕疵的，是人类的手不能触及的。现在，西蒙·沙弗尔说，科学开始趋向于作为内在于社会的现象而被理解。

沙弗尔:知识是一种社会建制，并且应该如此被分析。该群体中的人们关于世界所说的、他们关于世界所达成的一致、他们发现的事物是怎样的——所有这一切都呈现出了一种建制化的特征，并且也应该用人们分析其他建制时所采用的方法对它们进行研究。这意味着，举例而言，说得委婉一些，认为社会准则只有在事情出错时才会发生作用，这一观点毫无前途。因此，比如，这就如同说，牛顿认为平方反比定律可以在相隔遥远距离的物体的中心点之间，借由真空发挥瞬时远距作用，这是因为两个物体的中心点之间存在着一条可以借由真空而瞬时发挥作用的平方反比定律;这毫无道理可言。(这相当于说)莱布尼茨对此表示反对，仅仅是因为他是德国人。

凯里:凯里的笑声……

沙弗尔:这一做法，实际上是采用一种方式说明我们所认可的真理，而采取另外一种全然不同的方式解释我们所不认可的东西，即，在后一种情况下，所谓的社会强制力削弱了我们看清事物真实状态的能力。我们所获知的是，运行中的社会体制产生了我们的知识，而且也确实产生了任何人在任一特定时期声称知道的东西。只有当人们脱离社会时，才能够认清事物的本来状态;这一点似乎非常奇怪，我们认为这是非常错误的。对我们来说，事实是而且一直是，处于社会群体中的人们建造了他们的知识，就如同他们建造了其他的社会建制一样。

你应该用分析人们建造其他社会建制的同样方式去分析他们是如何做的。这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尽可能努力地思考人们是如何一起建造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建制的;而且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最重要的一些社会建制，是他们持有的关于世界真理的东西。因此，这意味着，考察当下和过去的一些科学争论，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主意。考察那些正确答案尚未显现的当下争论，进而，你就会发现各种竞争性的团体正在努力将它们的知识主张塞入到人人都可分享的社会建制之中。如果你尚未知晓正确答案，如果你可以追随一场争论或者所谓行动中的科学，那么，你就可以看清人们是如何信其所信、知其所知的。

我认为，哈利·柯林斯(Harry Collins)是最重要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之一，用来自他的一个术语说就是你能见证“船是如何进入瓶子的”。一旦船在瓶子里，你就很难想象它是怎么在那里的。你看不到桅杆中很小的铰链，你很难想象那些镊子和胶水。它恰好看上去好像一直就在那里。但我们想要做的，是看那些船是如何被装入那些瓶子里的。并且，在船被装入瓶子的过程中，它们看上去是散乱的、复杂的、偶然的、相当无序的，或许将是不适合的。也许，它都将摔成碎片，而一些不同的船将用于装入其他一些不同的容器中。

如前文所言，不管是对过去的争论还是当下的争论，我们都想以此种方式进行研究。所以，当我的同事们在巴斯、爱丁堡、巴黎和其他地方研究神经科学、生物化学、天体物理学和原子能技术的当代争论时，我们也试图寻找历史上的类似时期，而且，在我们看来，后者任务更加困难。这些工作之所以更加困难，是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了事情的结果;我们知道结果将发生什么。但是，想象你不知道结果，想象你回到300年前和你不知道谁将赢得成功、你也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答案的情形;那么，在你好像不知道哪一方是正确的情况下，你能对过去的一次争论进行全面考察吗?于是，试图去展现关于世界的陈述被建立和被建制化的过程，这就是我们开始做的工作。

凯里:西蒙·沙弗尔从事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对历史争论的研究成为人们观察处于制造中的科学和正在装入瓶子中的船的一个窗口。这些研究中最著名的一本书就是我在这个节目的开头提到的《利维坦和空气泵》。现在我们转到这本书上。这本与斯蒂芬·夏平合写的书涉及罗伯特·波义耳——17世纪最有名的英国实验科学家——和他同时代的人托马斯·霍布斯——一位反驳波义耳声称的“实验是通向知识的最为确切的道路”的人。在这里，先概述一下这个故事。

沙弗尔:之前有一位非常富有的爱尔兰人叫罗伯特·波义耳，他于17世纪20年代出生于一个相当富有和极具社会声望的家庭，人们之所以了解波义耳，主要是因为他是考克伯爵的儿子和现代化学之父。17世纪50和60年代，英国正处于政治危机和文化变革的时期，波义耳最初定居于牛津市，后来在国王查理二世复辟之后，迁至伦敦的一个时髦街区，成为一项新计划的主管之一——波义耳称之为实验哲学——这些实验发展出了一整套崭新的技术手段，尽管就目前而言，它们似乎或者对我们而言似乎显得平淡无奇。但在当时，正因为它们是崭新的，所以需要人们的解释和辩护。

在他所做的所有事情中，首先要做的是设计和运行那些复杂的引擎和机械，其中最为复杂、也最负盛名的就是一台空气泵。他对空气感兴趣的原因是出于他崇拜的一位英雄，一位伟大的皇家医生——威廉·哈维——他证明了人和动物体内的血液循环理论并认为血液流经肺的表面。哈维还认为，一些外界的东西是通过我们的肺而进入血液的。而问题在于它们是什么?血液为什么会循环?这就是哈维的追随者所要探究的主要问题，因而波义耳也不例外。

现在，波义耳的天赋，你可能会说——并再一次地说，对现在的科学家而言，已全然是不证自明的了——就在于他意识到，如果你要研究某物的属性，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先去除它，然后观察会发生何种不同。由于他们不能在没有空气的月球上做实验，他们就建造一个空气泵来代替。他们把一些动物放进去看，如果它们呼吸不到空气，会发生什么。这就是其研究的议程。

简短地说，那之所以是一种新的研究进路，是因为波义耳将两类直到当时仍然处于激烈对立中的方法混合起来:自然的范畴和人造的范畴或者如我们可以说的工程的范畴。大体上看，在17世纪以前，自然哲学，即关于自然的知识，被理解为自然在通常的情况下如何运转的知识，即自然在通常意义上如何是的知识。

因此，举例说，我们知道，由土元素构成的物体沿着直线垂直落向地心，因为这是它们的正常样态;由火元素构成的物体从地心沿着直线垂直移开，因为这也是它们的正常样态。波义耳等人并不如此认为，他们主张，发现事物是其所是的方法是，制造一些独特的、奇特的、以机械方式操作的案例。停止观察正常状态下的自然，开始制造可以进行隔离并进而进行分析的效应，这是人们在研究自然的方法上的一个巨大转变。

不过，要做到这一点，你也同样需要其他一些技巧;在我们的书里，我们聚焦于其中的两个因素:一个是波义耳招募证人的方式，这些证人包括，那些被波义耳召集到试验正在运作的房间里的人，那些认可波义耳言说了当下正在发生之事的人，那些后来支持他就实验所写下的说明的人。这种证人证明的活动，对于新科学变得相当、相当的重要，因为这意味着知识是集体的产物。一群人坚定地支持一个特殊的主张。实验要想正常运转，就不得不变得社会化、公共化，甚至成为一种团队活动;上述考察使人们看清了实验的这种运转方式。这就是我们的看法。当你写下说明并在之后刊载它和分析它时，你如何描述这些呢?我们会被这种方式深深地冲击，在这种方式中，波义耳以其独特的方式写下，以至于当你读它时，仿佛你正看到他所看到的。我们把这叫做“实质性的证明”。这是一种新的书写方式，它带你进入正在被描述的现场，并且允许你想象你也是一个目击证人。既然证明一个实验是如此重要，但你不能将每个人都带进那间屋里，那么，这种“文学技巧(literary technique)”，正如我们所称呼它的，是一种增加那些把自己可以想象成参与制造事实的人的数目的一种方式。

因此，我们和一部机器一起工作，我们带人们一起去看正在工作的机器，然后写下你看到的，以至于你的读者好像就是在现场一样，至少在想象中是如此。如果所有这一切都是恰当的，你就生产了波义耳所说的事实:一些事情如此的有权威性和如此的真实，以至于你不能否认它发生过。然后，邀请别人去重复波义耳所做过的事情。你被邀请去建造你自己的泵并验证他所做过的事情，虽然它是昂贵的、困难的和复杂的。

凯里:为什么在那个时代和那个地方，制造事实变得如此重要?

沙弗尔:是的，我认为有一个问题是处于21世纪早期的公民将会非常熟悉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战争和全球争斗的时代，很难知道世界真正在发生什么。相互竞争的势力分化了人们的忠诚，国家之间、宗派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意识形态裂缝，成千上万的人因他们的信仰而正在被屠杀;并且，人们不知道到哪儿去寻找安全和有充分根据的权威。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能出现任何一个团体，并且说:看，我们有一种方法、一条进路、一个纲领，可以给大家带来无可否认的真理，以此种真理为基础，人们就可以拥有毫无争议的理性，就可以通过磋商而达成一致——那么，这一团体就为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对我们而言，它还是一个社会问题。

我们仍然生活——事实上，我们极度地生活——在一个被信任危机控制的世界里。我们不能确信哪些专家可以相信。也许是因为有太多的专家，也许是因为专家还不够多。这就是17世纪中期英国的情况。事实上，西欧大多数国家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危机的时代，战争的时代，宗教和政治混乱的时代。波义耳和他的朋友们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所以，争论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靠利剑而非理性达成一致的年代，其间充斥着激烈的争论。我们需要一种方法，需要一项完整的计划，从中将产生无可否认的真理，并且使人们认识到在没有相互残杀的情况下如何进行辩论。实验哲学自身明确地提供了一个——不仅仅是为产生真理，而且也为展示如何在无暴力和灾难的情况下辩论——秘方。所以，解决知识问题的方案——由波义耳及其同事们提供的、他们达成协议的方法，变成了解决社会秩序问题的一个方案。你如何让公民行动?你如何让社会群体聚集到一起去争论、协商并同意?以实验哲学为范例，是一个政治上的也是科学上的成就。他们如是说。

凯里:对于波义耳来说，信任——正如我们要说的，确立了他的可信性——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斯蒂芬·夏平和西蒙·沙弗尔所研究的——波义耳如何赢得了赞同，是他们书中最为原创性的一个方面。怀疑主义或质疑的态度，时常被视为科学的特点。波义耳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一个创办人，该学会的格言是:“Nullius in Verba”①拉丁文，本文中英文的表述是“on no man's word”;英文也有其他的表述，如“on the word of no one”或“take nobody's word for it”，意思是“不要按别人说的做”或者“不要相信权威”等。——译者。。约翰·洛克是波义耳同时代人和同事，他说，比如，“在科学中，每个人所拥有的只是他真正知道的。他能相信的并加以信赖的，仅仅是一些只言片语。”而西蒙·沙弗尔争辩说，科学真正重要的成就，不在于它的怀疑主义，而是它创造和维持信任的能力。

沙弗尔:在每种文化中，集体的公众知识常常不得不解决的基本问题是，谁是我应该相信的和为什么相信他?每个人都是在相信的基础上知道关于世界的几乎每件事情的，几乎所有我们的知识都是证据性的。在我们相信的、我们关于世界所知道的知识中，很少是完全和绝对地建立在我们所拥有的经验的基础上的。并且，社会秩序需要这种彼此的信任。现在，在我们的世界中，我们继承而来的模式之一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这样的一种哲学主张，认为我的知识来自于我的经验。但它有个问题，因为我所知道和相信的大多数知识并不是我直接经验过的。我是通过其他人来经验它的，我经验它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18世纪苏格兰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的一场报告中非常精彩地表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你计算你对世界的认识，你将会看到，你所认识的大部分是被购买的，就像购买你的鞋子和袜子一样，它们来自从事商品贸易的人把这些商品放入市场。我认为这仍然是绝对的真理。如果反省一下我对世界的所知以及我所认为是正确的那些东西，几乎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我所听到的、或者被告知的、或者读到的，并不是我直接经验到的。

我认为，一个有用的口号是，西方自然科学运行得非常好，部分原因是它们非常有效率地组织信任，而不是因为它们非常有效率地组织怀疑的态度和疑惑。我们趋向于认为，科学家是那些不信任任何事情的人，对每一事物都提出问题的人，不依靠任何其他人的信念的人，只相信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用自己的手触摸到的人。在其中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存在;但是，大体上看，当一个人访问或工作在一个实验室、或者一个观潮亭、一个植物园、一家医院、一座动物园时，他就会立即认识到，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在我们的文化中，自然科学给人真正印象深刻的方面，是它们似乎相当擅长于知道，谁是可以相信的，其他哪个人也是可以相信的、可以信任的。他们拥有其独特的远程网络，可以相对高效地分配信任和权威。

如果你环视一个正在运转的实验室，很可能里面充满了机械装置和实验，而这些东西并不是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的人制造的。实验者不得不依靠那些制造这些设备的人，或者制造那些观察报告或者校准那些烧杯容量的人，或者设计软件的人。所以，一个实验室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它通过巨大而复杂的网络联系着许许多多的其他人的劳作;并且，如果这些人的工作可以被信任，那么实验室中所进行的工作也就可能被信任。科学和技术的网络是一个非常好的系统，所以，它似乎就是为了获取证据和信任的。

凯里:只有少数人实际见证了波义耳的空气泵实验。甚至更少的人曾经试图重复这一过程。一些人还得出不同结论。这就是霍布斯为什么不赞同波义耳所声称的“实验科学是通向礼仪和社会和平的最好道路”的原因之一。霍布斯认为，知识的恰当模型是带有小心定义的公理和可证明证据的几何学。他说，空气泵是“玩具枪一类的东西”，是孩子使用的一些东西，虽然他也承认，它“(更加)费钱和更加具有创造性”。这样的玩具不能提供可证明的知识。它的运作太不可靠了，其操作者很容易限于自我本位之中。这一争辩的历史已被忘却，但是，斯蒂芬·夏平和西蒙·沙弗尔很认真地对待它。

沙弗尔:我们非常激动于和沉迷于1660、1661年发生在霍布斯和波义耳之间的争论，因为它似乎提出了我们也感兴趣的许多问题。霍布斯坚决反对实验者们所提出的那些断言。其原则性的反对意见是:他们夸大了他们操作的可靠性。霍布斯认为，他们主张，如果你把一群人聚集到一起，并向他们展示某一特定现象、某些实验，诸如此类，那么，他们就会达成一致，进而也就不会再对其所见发生争议。霍布斯认为，这是难以置信的。就是说，他不相信这个。他并不相信，如果你可以将一群人聚集起来，那么，他们所看到的就是真实的事情，他们也会毫不费力地就到底发生了什么达成一致。他的经验，正如他理解的，是与之完全不同的。1660年，霍布斯已届70高龄，回顾他在英国以及其他地方度过的一生，他看到的是，如果民众有利益冲突，他们将会真的陷于冲突之中。并且，你需要更多的强有力的方法引导人们达成共识、操作实验和遵守规则，而不是简单地展示给他们一部机器或者一个现象并希望因为他们都看到了同样的事情而都说同样的事情。所以，霍布斯不过是不信任实验者们所提出的那些模棱两可的断言——“实验者在制造”。如果这些是人们所关注的主要问题，那么所有人将会立刻放下个人私利，褪去自我的激情，并且异口同声地说，是的，你们是正确的，我们错了，这就是世界的真实样貌，我们所有人都认可，和平已经突然来临;霍布斯无法理解个中原因。有人可能会说，霍布斯太过悲观，也有人可能会讲，霍布斯太过现实。他没有预见到也难以预见到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人们会仅仅因为看到了某些事情，就轻而易举地达成一致。这就是他持有的一个主要的论点。

霍布斯提出的第二个论点是:仅仅因一些事情偶尔发生在某一地方，我们怎么知道它同样会发生在其他地方?你基于你位于伦敦蓓尔美尔街房子的后院内发生的事情就断言世界上可能有真空;或者因为你看到一块石头落在房间内就因此而断言所有其他地方的石头同它一样落下。我们是如何知道这一点的?展示给我看。把在其他地方发生并总是这样发生的展示给我看。你不可能做到。你不可能从你在一个地方偶尔看到的来建构关于整个世界的知识。

凯里:所以，在霍布斯看来，没有像实验哲学之类的事情，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它不是哲学①在当时，哲学泛指各个领域的理性探索。当时，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还没有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像波义耳、伽利略、牛顿这些对自然进行探究的人都被称为哲学家，他们研究的领域属于自然哲学;奠定近代物理学和整个自然科学基础的牛顿在1678年出版的书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译者。。

沙弗尔:是的。它不是哲学。除非你已经“计算(reckoned)”——这是霍布斯最喜欢用的一个词——过了你的所知并且计算过世界的真实样态，而仅仅见证某一具体时空中的一个偶然情形，并不足以使你信服……这并不是建立普遍知识的方法。你必须要做的是分析和推理。在这个意义上，在这一争论中，霍布斯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推崇人类理性的力量。借由他所推崇的这种方式，我们可以计算我们的所知以及世界的真实样态。在霍布斯看来，以某种拥有特权的实验方法所产生的实例为基础，所建造起来的只能是空中楼阁，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

他的两个批评是一致的。第一个批评是，实验不能迫使人们同意，人们不会同意除非他们被强迫。第二个批评是，仅仅通过观察一个实验，我怎么就因此而知道它将总是如此?如果你不能向我表明它将总是如此，那么，我就不必同意你的观点;如果我不必同意你的观点，那么，我很可能就真的不会认同你。于是，霍布斯最后论辩道，如果你知道你提供的药方不起作用，那么你提供这个药方去制造和平，这在政治上是危险的。这些都是有力的批判，而霍布斯及其支持者所给出的必要的答复，也非常有趣，因为他们不得不不断地阐明其有关世界的假定、夯实他们所提出的诸多断言的根基，阐明他们的社会秩序观、宗教观，阐明那些被其假定有效的共识与信任的形成技巧。

霍布斯可能是17世纪最容易发怒的人，论战差不多占据了其余生全部时间。最后，相当有趣的是，这场争论后来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遗忘了;它不仅被科学史家遗忘了，而且更加有趣的是，也被痴迷于霍布斯思想的那些人所忽视。因为，也许霍布斯——这个伟大的理性主义者，现代性的主要理论家，在许多方面是世俗的、理性的、进步的、现代的，是一个哲学和政治学的杰出分析家——在这一场争论中，似乎站在了错误的一方，这会让研究者尴尬不已。为什么?因为他在与实验者争论。他在与像罗伯特·波义耳这样的人争论，并且这并不光彩。

所以，我们着手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回到那场争论——我并不想去渲染它，但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隐藏在历史中——我想使之重见天日，并认真考察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如果你并未严肃认真地对待实验的批评者，这会是一个高风险的策略，因为这似乎表明你是站在他们［实验者］一方的，这样，你的工作就是分析人们作出的诸多假设——人们在提出有关如何发现世界的真实样貌的断言时，提出了这些假设。

凯里:《利维坦和空气泵》是一本有争议的书。它在科学论的新领域之外被广泛地阅读，并且也可能依然是该领域的成果中引用频率最高的文献;但它也引起了反科学的指控。西蒙·沙弗尔认为，这一现象是由他们所持的观点导致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人类学家，他们的写作使自己与那些关于科学的当然假说保持距离，他们试图从那些太显而易见以至不容置疑的事物中，得出新的见解。

沙弗尔:我认为，我们被指控为颠覆分子和反科学的，毫无疑问是因为，我们想讲述的这类故事和我们要去问的一类问题，与科学的某些特定形象相比，似乎显得格格不入甚至令人生厌。并且，我认为，作为我们似乎在表述的一个后果，两种标准的科学形象处于困境中。一种形象是，这对于科学的过去是相当重要的，科学家绝对是特殊的人，他们绝对地与其他人不同，他们做事的方式一点也不像其他任何人，他们特别正统、正直，他们非常、非常地聪明，完全是人类的不同群体。在公众科学的历史长河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并且许多人都这样说。而我们说:不。实际上，从这一观点看，过去的人和现在的人，这些我们正试图去理解的人，似乎并不与我们其他人在品性上、或道德上、或头脑上有什么不同。

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同样有力的科学的公众形象。这一形象要归功于过去和现在的许多伟大的科学家。这一形象是:科学是有条理的常识，在科学中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它就是在所有的时间里每个人所做的，只是由烹调术提升而来的一种相当精湛的技艺。这同样是维护科学价值的一种方式。这两种科学形象——它们与我们持有的科学形象是完全不同的，并且在我们看来，他们所做之事与我们所做之事并无二致——是我们文化中公众科学的两种处于主导地位的形象，并且没有一种是正确的。它们二者都有与它们相联系的诸多问题。如果你把科学家们划入某类知识分子，某类神职人员，这对政治、知识和文化是极为有害的。而且这对我来说，它似乎也是理解科学家所做的一种完全错误的方式。另一方面，你可能会说，他们没做什么不同的事，他们没做什么特别的事;并不存在一套特殊的技艺;在实验室和临床门诊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非常特别的不同，你只是不理解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以及这些复杂的社会建制是以何种特殊方式被组织起来的。

所以，在两个极端之间，我们需要第三条道路。我不得不说，处于两个极端的朋友，用无理的、粗暴的、不正确的、错误的引用以及在几种情况中以失业的威胁来攻击我们。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令人不愉快的时期。由于被指控为科学的敌人，我的几个朋友要么因此失业，要么受到了失业的要挟。一段非常令人不快的时期。

凯里:这一时期大约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作为“科学战争(science war)”而为人们所知。像西蒙·沙弗尔一类的历史学家被指控为建构主义将科学知识描绘为不过是脆弱的人类建构物。但是，令西蒙·沙弗尔困惑不已的是，难道仅仅因为科学发现被视为人类双手的建造成果，那么，它们的真实性和高贵性就被想当然地认为是降低了吗?

沙弗尔:通过我们正确地展示我们社会的建制是如何形成的、如何运转的、为什么它们如此有效率，我们却遭到了使其无效的指责……

凯里:……通过揭开它们神秘的面纱……

沙弗尔:……也许……诚如我的朋友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会说的，在这个愚蠢的争论中所发生的、可概括为发生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两派之间的一个争论:一派是《圣经》的字面释义者(literalist)，另一派则试图书写《圣经》本身的历史。那些指出既然《圣经》是出自人类之手、那它的文本内容就应该用分析其他文本的同样方式被分析的人，遭到他们的敌人的无神论、否认文本的真理性、诋毁基督教机构的指控。在主要发生于1800年左右德国大陆的关于《圣经》的争论与主要发生在20世纪80和90年代的新泽西和威斯康星的争论之间，有一些非常有趣的相似性。并且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类似。祛魅时常被看做灾难性的破坏。

凯里:“科学战争”是将许多各种不同的偶发事件混合在一起的一个名称:几份学术黑名单、几本好论战的书、许多讽刺画。像希腊神话中传说的普洛克路斯忒斯(Procrustes)的一群宾客一样——普罗克汝斯向他们鼓吹一张非同寻常的、任何人都可以适合的床，而其实它不过是通过猛烈地拉长或缩短客人来实现其演技的伎俩;那些试图对科学观进行修正的人，也被砍剁或拉伸，从而被塞放到反科学的宅床之上。回首当时，西蒙·沙弗尔把它看做一场大恐慌，其中，对某些迂腐神话的驱除，被视为最具危险之事。今天，争论似乎沉寂了，或者至少是被取代了。一个原因可能是科学自身的广泛的变化。变化很难归功于几个有争议的学者的工作。西蒙·沙弗尔说，事实上，在他生活的年代，科学是什么的观念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沙弗尔:当我还是一个学生时，科学的典范是理论物理学。它是科学的典范，所有其他科学都追求理论物理学的地位。当你学习科学哲学时，所列举的例子都来自于理论物理学，来自于牛顿、麦克斯韦尔、爱因斯坦。这就意味着，当你写有关科学的东西时，在你的思维中，你拥有一个抽象的数学物理学的观念作为你试图去解释的模式。先提出复杂的数学假设、做出预测，然后通过在小心设计的实验室中的可控条件下的实验结果来检验它: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科学的形象，这就是我们被告知的情况。

我认为，在刚刚过去的30年到40年中，我们试图去解释的和科学像什么的形象，已完全改变了。理解它是如何改变的一种方式是，对于我们来说，现在的典范科学有点像农艺学，或者田野植物学。换句话说，我们已经从把理论物理学当作样本科学来思考转向到把田野科学当作样本科学来思考的时期。田野科学需要大量的野外考察，也需要在野外建造田野考察站。它们涉及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移动。我认为，生态学和农艺学现在是样本科学。人们所做的植物试验，是看它是否在遗传学上适合有机体在一个或另一个地方生长——它们在这儿或那儿是否能安全生长?——人们在一种运输工具的新形式上所做的田野试验，它更像科学之所是。

现在，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你就将开始询问完全不同的问题。一个改变是，与科学史家所问的传统问题“谁最早”?——真是牛顿第一个描绘了宇宙引力理论吗?真是爱因斯坦第一个给出了狭义相对论原理吗?——不同，这种关于时间秩序的问题，会被你问有关空间秩序的问题所取代。我看到一种技术在这儿运用，它在那儿运用会怎样?我看到这些植物在这儿生长，它们在那儿生长究竟会怎样?药品如何进行检验并被推广开来?临床试验是如何展开的?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才是更值得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们关注的问题。他们不仅从事这样的工作，即是说，从年代学转向地理学，从“谁最早提出”到“它如何能够在某个地方正常运行”;而且，他们也因此更加关心人们为何达成一致，而非为何未达成一致。

凯里:新问题塑造了一种崭新的科学形象，科学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高效的社会建制。并且，西蒙·沙弗尔声称，需要把这种对科学的更实在、更少虚构的描述传递给公众。进而，西蒙·沙弗尔最后说，当科学(Science)按大写S发音时，公民们应该多少有些想法，应该思考一下这种发声［即大写的科学所传递出来的科学形象］是如何形成的。

沙弗尔:思考该问题的一个好的方法，是较为深入地认识“公众理解科学”这个短语。不幸的是，我不了解加拿大的情况，但在英国这已经成为一个公共表达。这个词开始使用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当时认为有一大批不能胜任的人正进入科学领域并将科学作为自己的职业;悲观地说，我认为当时情况绝对是这样的。在当时，民意观点调查人可以很容易地在伦敦的大街上发现巨大的一群人，而这些人认为，原子比电子小，或者地球围绕月亮转，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这似乎让人对此感到担心和顾虑。

于是，一个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开始了。但是这个词——科学的公众理解，本质上是模糊不清的。它可能意味着，大众是如何理解科学所给予我们的世界观的?它也可能意味着，大众如何理解科学家是如何产生一种世界观的?这两种意义上的公众理解科学之间，存在着一个落差。

我仍然确信，没有其中一个，你将无法理解另外一个。你必将确信，人们对科学家如何实现对世界的理解的，要有一个非常好的理解;并且通过这一点，你可以让人们理解科学所生产的世界观——它的价值、地位和它的内容。没有这一点，你不可能拥有公民。你不可能拥有能全身心地参与到真正关键争论中的智慧公民，无论它是关于核裁军的还是全球变暖问题。类似地，关于在我们的社会中如何分配信任，你也无法形成一个清晰的模式。并且我认为，这是今天在我们的世界里涉及科学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信任任何人，而是说我们不知道谁是可以信任的。我们被专家所包围。我们有告诉我们如何吃和如何喝的专家，我们有告诉我们如何和何时结婚的专家，我们有告诉我们如何投资和如何不投资的专家。在北美和欧洲的两个世界里囤积着满库的专家。这不是一个有专家危机的时期，或者缺乏尊重的时期;相反，你完全可以说人们非常尊重数量空前的那些专家。直到几年前我才知道我应该进行咨询，以明了如何组织一场婚礼或教育自己的孩子。现在当然是人们都这样做了。

所以，在我们的文化中，专业技能和信任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并且最重要的是，涉及科学和技术，信任与专业技能是如何分布的，如果对此我们能够有一种更好的、更准确的、更高效的模式，那么，我想这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也将是一个关键性的进步。

凯里:西蒙，谢谢你!

沙弗尔:非常感谢你!我很荣幸。

(淮阴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王荣江译，南京大学哲学系刘鹏博士校。摘要和关键词为译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