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志敏

(上海小矮人教育信息咨询公司， 上海 201206)

【教育与改革·第十七届(2014)海峡两岸家庭教育学术研讨会专题】

莫让“美德”断送于“传统”
——从家庭教育实务谈“传统美德”的现代意义

林志敏

(上海小矮人教育信息咨询公司， 上海 201206)

家庭教育实务中，不断出现“传统”不美善的事例。“传统”只是“过去的方式”，而“美德”却是反映人性的普世性与终极性的原则，是人类指向未来的永恒性法则的表达。中华传统文化是超越“传统”的，因为它原本早已拥有了“敬天爱人”的道德内涵，具有“现代性”特征。只有回到“传统美德”的核心价值，应用“现代性”的辨析让“传统美德”在人性的终极关切中找到位置，再让它在现代意义上找到起点，“传统美德”的保全与发展过程才对“现代”具有指导价值。

美德异化；伪价值；传统主义；价值危机

提到“传统”，近乎“美德”，“传统美德”似乎成了一个独立的褒义概念。然而，当我们深入家庭，却不难发现，藉于“传统”之名，却行非“美德”之举的案例时常发生。在社会转型期，家庭美德的承传与推展，确实成了一个难题。然而，为“矫枉”而大力倡导的“传统”，是否更可能会断送“美德”呢？是否可能因为矫枉过正，“美德”在“现代”的意义下被误解而被否定呢？换句话问，是否可能在倡导“传统美德”的过程中，忽略了“美德”的本质，而一味地在形态上强调“传统”，让真正的美德被贴上“不适合”的标签。其结果，仅让“传统美德”成了博物馆的展品，或招摇过市的节日标牌呢？因为“竞争”“民主”“契约”“法制”等观念的不断强化并由此让我们获利，传统意义上的“礼让”“孝敬”“中庸”“恕宥”，是否还能归入主流价值体系呢？

一、从“孝子弑母”谈起

2012年7月1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了一期“新闻调查”，题目是：“孝子弑母，法律能否容情？”我们不禁要问，孝子怎么会弑母呢？

“新闻调查”的内容如下：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开庭判决43岁的邓明建故意杀人罪。法院经过两次庭审，事实查清，证据确凿、充分，并结合议庭评议。此案的死者，是案主的母亲，73岁，患有脑中风、类风湿等病，生活一直不能自理，由案主从四川老家接到广东，边打工边照顾，直到2011年5月案发。

案发的缘由是：当天母亲不堪忍受病痛，要儿子去买农药，案主就去买了农药，让母亲喝了。

在调查中，记者与案主的对话是这样的：

案主：我问她(母亲)去不去医院，她说不去，她就一下子抓着我的下身……她说，我不答应她的条件，她就不放手。

……

记者：然后你呢？

案主：我就答应了她的条件。

……

记者：她抓起药瓶就喝吗？

案主：是，她抓起瓶子，她让我给她打开，给她喝。

……

记者：你当时有没有一种想法，阻止她，把瓶子夺下来？

案主：夺了，夺不动，夺了。

记者：你要真正想夺的话，以你的年龄，以你的身体状况，应该夺得下来。

案主：什么都要依她的，我做不了主，什么都听她的，她说她这一次一定要死。

……

记者：假如说母亲打骂，打错了骂错了，也不想顶一句嘴吗？

案主：不敢。

记者：你那会儿已经是成人了，你也不敢吗？

案主：顶嘴她更加发火，火更大……就骑在我身上，按住我的头，掐着打，打我的背。

……

记者：你恨过你母亲吗？

案主：不恨她，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没恨过她。

记者：你觉得打你骂你是应该的？

案主：是，应该打。

……

案主：上厕所都要我抱她，大小便、擦屁股，要我抱她，穿衣服、脱衣服、洗澡、洗头、梳头、剪指甲，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在调查中，记者与广州市番禺区检察院检察员有如下对话：

记者：这个事情从头到尾看起来……它有强烈的个人化甚至偶然性的因素在里边？

检察员：对。

记者：但是能不能归结为一种偶发事件？

检察员：……对于他个人，对于他家庭来说，可能是一个个案的人伦惨剧，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折射出他身上的多维度的身份，具有典型代表性……

从案例与选取的对话，我们看到，随着社会的转型，人的心理身份、社会身份呈现出多维状态，传统的伦理形态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儿子在家庭中养成了“听话”的习惯，在母亲的强势下，连夺下药瓶救命的力量都失去了；同时，又长期照料着母亲。这种“顺从”是无知的被迫执行，行为虽被誉为“孝”，但其结果在“国家伦理”层面上是犯罪，这样的“美德”令人心寒。“孝”必须在现代意义上重新定位。

深入探析，在现代社会的多元关系中，必须进一步思考传统意义上的伦理核心，即“孝”“悌”“忠”“信”的本质是什么，它们在现代社会又该怎样表现出来。

二、从咨商案例看“美德”异化的现象

笔者在家庭咨商的实务中不断发现家庭中有这样的现象：家庭以“传统”之名行“美德”，结果整个家庭关系并不美善。

(一)案例(1)：关于“孝”

一对夫妇咨商，不知如何面对不请自来的老人。

从边远城镇开始读书，努力打拼，在大城市买房，结婚。远方的父母心中充满自豪，儿子是自己生的，自己养的，如今在大城市成了家，娶了妻，生了孩子，人丁兴旺，不妨该去享受天伦之乐了。

老人要来，儿子不敢拒绝，要尽“孝”道；媳妇有说不出的意见，怎么提？于是，找到了辅助机构。摘录对话如下：

妻子：我受不了婆婆，这又不是她的家，我不能当面说，我在背地对我丈夫说，可是他要我去说。

丈夫：我们对老人说不出口，把他们赶走，拒绝他们，肯定在亲戚、朋友、家乡父老中，落得个“不孝”之名，我也不知怎么处理。

妻子：老人一来，孩子教育很成问题，我们要做规矩，老人会帮着孩子说话，我们不在的时候，就随着小孩，又没办法向老人提出来。

丈夫：我也知道，老人不对，但毕竟是自己的父母。

妻子：我最恨他没有原则，是他的父母，我也不能出面，老人一来，我们夫妻矛盾也加深了。

……

这是比较典型的在目前转型期，原生家庭与核心家庭冲突的案例，核心是关于“孝”。拒绝婆婆就是“不孝”，接受了就为“孝”，但会“添乱”。人们在家庭中承受着强烈的张力，很不情愿地实施着“孝”，这是一种“美德”异化的现象。

(二)案例(2)：关于“悌”

“孝子”不知如何面对哥哥。

L与哥哥自小一起生活，由于对“读书”的把握不同，L顺利进高校，毕业进了大城市，有了较可观的收入，结婚，买房，把父母接来，生子，家庭由老人照料，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父母说，自己好了，不能忘记同胞。于是，L听从父母之命，安排哥哥来城市工作，为其买房首付。然而，近期却不知为何兄弟关系越来越别扭。

一次，因夫妇外出旅游，孩子由母亲照管，引起哥哥极大不满，引发冲突。L找到了笔者：

L：我不知哥哥是那么恨我，说我一切对他的好，都是小恩小惠。

辅导员：你母亲照顾你的家庭，是否比哥哥更多？

L：那是的。因为妈妈与我们住在一起。我对我哥哥怎样，都是听我妈妈的。我想哥哥也需要帮助，我能帮就帮，却不知为何落到这种地步。

这也是比较典型的在目前转型期，因原生家庭影响造成的同胞冲突。兄弟间不帮助不合乎家庭伦理，是不“悌”。但由于父母掺和、指点，彼此帮来助去，结果使家庭冲突更大。人们在各种变数中，维系着“亲情”关系，如履薄冰地在实施着“悌”，这也正是“美德”异化的现象。

分析个案，若老人对核心家庭产生干扰，就离“美德”很远；若兄弟间通过物质性的资助却破坏了关系，就不能说是“美德”。然而，以上的案例似乎都落在“传统”里。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传统”是否具有“美德”的内涵？这必须进一步引起警觉：家庭机体是否在承传“不良的基因”？对这些貌似“美德”的言行举止该怎么定义？

笔者称传递不良又看似“良善”的言行过程叫“美德异化”，是一种强求“善”的形式却无法成全“善”的结果的过程集合。

三、咨商过程的启发

前述两例咨商，我们观察到他们的家庭模式都很“传统”，但在家庭成员间互行“美德”的同时，又小心翼翼地考虑着每个人的各种不同的利益。观察个案，我们不难发现有几个特征：

1、对长辈的话要听之、任之，即便有错，也不能“犯上”，否则就是不“孝”；

2、对人的关系以“和”为贵，冲突就是不“善”；

3、对弟兄(姐妹)是要帮助的，有求必要有应，否则就是不“悌”。

然而，这些“孝”“悌”之善，都非发自内心，而仅为“道德约束”的外来压力，它们的结果并不美善，是一种“美德异化”。

(一)咨商的宏观定位。

要解决这类案例，宏观定位非常重要，家务事难断，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宏观的切入点而被微观的琐事搅乱了。任何一个问题的背后，都有其本质的原因，抓住了它才能事半功倍。

综上解析我们看到，伦理问题的核心无非是价值问题。“孝”也好，“悌”也好，都必须在家庭中关于人际间、代际间关切的满足以及共同利益的满足，这样才能合乎“美德”。笔者为此提出了关于“家庭系统的价值伦理”的观点，认为一切价值的存在都以现世的与永恒的“满足”为依归[1]。

就此，笔者深入案例展开多方位协谈，发现了案例(1)的父母，并非一定要住到儿子家，而是要得到小辈的关爱、尊重。儿子婚后，父母不能承受一种“被遗弃”的失落感，当老家周围邻居问及儿子时，这种“价值”失落的感觉就更大了。因此，老人的“求孝”行为是一种价值驱动。小辈不了解父母的行为内涵，一味地按父母的意愿行事，而忘记了如何进一步提升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只能被动地实施“美德”，使得家庭关系更加不美。

案例(2)中的哥哥也是如此。本来在与弟弟的比较中已经有价值落差了，再经过“被安排”的生活迁移和“攻”房，在大都市的压力下，价值落差更大了。这种价值失落引起的情绪对峙就十分自然，他的矛头也就指向了父母常与之比较的弟弟，诸如“谁有出息”，“这个家庭谁是经济来源”，等等，使得兄弟相帮的行为完全失效。

由此，我们充分看到了，在不良信息影响下的家庭价值的失落，会造成比较隐性的家庭冲突。为了让家庭成员找回价值，焦点不是批判或褒贬他们的“传统”，而是启发他们去思考人的终极性价值所在，防止“美德异化”；也就是让他们看到，他们的主张如果真的付诸实施，一家人的近期结果与长期结果，尤其是关于孩子成长的结果是什么，然后进行各种主张的价值预估，并在专业指导下作出选择。

(二)咨商的微观调适。

有了宏观定位的解析结果，深入家庭的微观调适就非常重要了。家庭系统是综合性的，除了心理学的应用以外，更多意义上应从“生态”的角度去思考调适。

我们观察到，人们在习惯上已经赋予了某些形式为“美德”，却只能强求一些形式。如“孝”，在实施过程中我们只能用“语言”“物品”“行动”来衡量，却忘记了“孝”的内涵是一种“向上”敬重的关系，而“孝”与被“孝”的双方，都应该持守着人格尊严，以及存在着满足双方的“利益”共同价值的期待，一旦这种彼此关爱的关系被破坏了，其“孝”的意义就不存在了，从生命终极需求出发的“孝”，才能满足家人之间的彼此关切以及共同利益的获得。

就此，我们对案例(1)(2)都采用了“美德”的界线定位[2]，让所有的家人都开始学习“终极关切”的概念，懂得“人性价值”比什么都宝贵的原理，在此基础上定义出行为界线：每一个良善的“美德”行为都必须有界线，都必须使家人“皆大欢喜”并“发自内心”，都必须让自己与他人获利，而且要具有可持续性。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要把“不满”表达出来，在专业指导下进行解构，消除误解与怨气，如孔子所言：“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如，媳妇的不满，不是对老人的不敬，而是对预期生活方式改变的接受能力差；哥哥的不满，不是对弟弟的不屑，而是在价值寻找过程中的情绪。同时，对持有负向情绪的当事人都进行了“还原真相”辅助，还原出家庭成员的共同指向是生命价值的获得。由此，每一个人都愿意承担起“改变”的责任，而不是怀着“应份感”去向他人索取，去审视他人。

案例(1)的解决：在家庭成员的和解中，父母由儿子出资另租房子住在儿子附近，这样既与儿子家走动，又不打扰生活，各自有自己的天地，分合自如。

案例(2)解决：在真相中不断和解，并将当事人纳入学习团体，提升观念，学习辨明父母建议的价值，学习与哥哥沟通的技能。

咨商过程让我们有所启发：在现代社会，“传统”代表了什么？如果“传统”代表“过去”，那“未来”又是什么？是什么使“美德”变异，让家庭关系处在伦理的尴尬中？

面对“传统”，我们该作怎样的解构？为此，我们进一步思考。

四、从案例引发的思考

纵观“孝子弑母”以及两例咨商，引发进一步的思考：

“传统”与“美德”是什么关系？回归“传统”的呼声其价值何在？是否会不注意其副作用而潜藏着更大的价值危机？

(一)家庭的“传统”在承传“美德”吗？

以上个案让我们看到，家庭都在行“孝、悌”之道，但关系并不美善。

在形式上，我们看到长期照料母亲的儿子是在行“孝”，不情愿地接待父母的夫妇是在尽“孝”，不顾哥哥的感受去“帮助”的弟弟是在尽“悌”。我们发现，施与受的双方缺乏了内心的真挚，这样的“美德”是应被质疑的。我们观察到，当人们对某些“形式”已认定是“美德”时，就会对“形式”付上感情而忽略了“美德”的本质，人会习惯“形式”，爱上“形式”，一旦撤去了“形式”就会感到价值失落。

被某种“形式”所定义的并为之付出却得不到的价值虚幻，笔者称之为“伪价值”。这些“伪价值”所建构起来的系统只不过是海市蜃楼。

“伦理形式”无非是用“物品”“仪式”“称谓”来表达的一种关系过程。如果将“形式”纳入“礼”的范畴，我们就称它们为“礼物”“礼仪”“礼称”，总称为“礼貌”即“礼”的样式，是“礼”的外化。“礼”的价值内涵是人的关系，见人“有礼”是表示彼此尊重或彼此亲密。家长会批评孩子“没礼貌，不叫人”，言下之意是对长辈没用“礼称”。然而，当我们强调“礼貌”时可能已经忽略了孩子与我们的亲子关系，这就是“伪价值”追求的一种体现。如果是已经缺了爱而再强迫孩子“叫人”，对亲子关系的破坏会更大。

家庭，是一个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的最小单位，或最小的“机体”。

众所周知，生物学的遗传理论告诉我们，在机体的遗传过程中，诸多变异细胞是对机体有害的。在婚姻法规上规定，有某些家族史疾病的人是被劝阻生育的，以免孕育出“败坏”的生命。同理，在“传统”这个概念上，必须区分“良性传统”与“恶性传统”，以免传递“缺德”，要警惕“伪价值”的侵害，要警惕被异化了的“美德”被遗传。

何谓“传统”？即“承传”与“统一”，是对前人的社会经验与概念的共识。

国人所说的“传统”，更多意义是指民间的风俗，是把前人的生活习惯与社会活动等经验统一起来进行承传的一种责任，让后人尽可能照此生活或进行社会活动。然而，这种所谓“世代相传”的精神传统，会遇到严峻的挑战。一个时代认为确凿无疑的观念和思想，会成为下一时代的难题。这样的“传统”似乎只有“过去”，而没有“未来”。

“传统”按本意仅仅是关于方式的概念，要让“传统”在现代意义指向“未来”，关键在于“传统”是否在传承着真正的“美德”。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美德”？“美德”是指高尚的行为和优良的品质。那么进一步问，这个“高尚”与“优良”，有没有时代限定？随着时代的不同，会有不同的、相互矛盾的“高尚”与“优良”吗？

笔者认为，真正的“美德”是应该具有永恒价值的，我们只要抓住其关键就不会受时代限制，就可以永久地指向“未来”。

什么是“家庭美德”呢？“家庭美德”应该是“美德”在家庭范畴中的表达。家庭的“美德”必须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家庭满足了基本人性的需要，另一是家庭满足了社会价值的实现。

用宏观的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3]，家庭的基本人性的需求的基点就是“良心”[4]183。

纵观历史，人们在良心里，从来没有否定人的关系中应该具有“孝”“悌”“忠”“信”这样的行为(中国传统)，也没有否认人应该具有“智慧”“勇敢”“节制”“正义”的品质(古希腊)，人们更不会拒绝，人应该具有“信仰”“希望”“仁爱”这样的人性特质(欧洲中世纪)，这些表达“美德”的概念，背后都有着普世的永恒价值所在。为什么是如此呢？

从“良心”出发，人类普遍对生命珍惜、尊重的法则是通用的，“不可杀人”“杀人偿命”是人类普遍认同的，这是“德”的底线。同时，从良心出发，人类普遍对生命关爱、成长的法则也是通用的，“平等博爱”“互通进取”也是人类普遍认同的，这是“美”的基础。

从“良心”出发，关于生命对“美”和“德”的需求，就可推演出不同文化之下关于“美德”的内容：

1、关于“孝”“悌”“忠”“信”。因为要尊重生命，长辈是生命来源的管道，是生我、养我的“人”，当然就要“孝”；同辈是“人”，是同出一宗的，当然要“悌”；人与人之间因为尊重而尽善于人，故要“忠”；人对自己要成全自己而不欺于己，故要“信”。

2、关于“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因为要尊重生命，我们要有“智慧”的头脑去看待一切事物，找到规律，来呵护生命；我们要有“勇敢”的心去面对困难、危险，来保全与提升生命；我们要有“节制”的意志力面对诱惑、恶习，制服生命的消极面；我们要有“正义”的胸怀，来关爱生命，来服务生命，规范生命。

3、关于“信仰”“希望”“仁爱”。“信仰”是为了让生命依托真理，走入善良；“希望”是为了让生命充满能力，不断在良善中长进；“仁爱”是为了让生命在不断反省中调整、进取。

就此我们会发现，无论中华传统、古希腊、欧洲中世纪，对“美德”的解构都可以指向“对生命的尊重”，这也是现代人所发自“良心”的价值原点。这就满足了“美德”的普世原则。

再用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家庭社会价值的实现，我们也很容易看到另一个基本点，那就是“利益”。

“对生命的尊重”同时要彰显出当下及永久的人对物质以及非物质利益的满足。如果离开了这些谈“美德”，就成了空泛。如，“孝”要有所“表示”，会用“形式”表达出来，但无论怎样，都必须被“满足”所检测。如果“孝”了，而令“受孝者”不满是“孝”吗？如果“受孝者”满意了而“施孝者”不满了，还算是“孝”吗？“孝”行的结果是让一方来检测，还是多方？是按家庭“传统”还是按一种联系过去、指向未来的一致性的伦理法则呢？对此，必须介入一个更大的原则，让双方甚至多方都“满意”，这就是“美德”——“对生命尊重”原则在具体条件下的应用：必须涵盖了健康的利益，涵盖了成长的利益，同时还要涵盖了人的共同利益。不仅要涵盖“物质性”的满足，还必须涵盖精神的满足；不仅是当下利益，而且是永久利益。这就满足了“美德”的终极性原则。

如果“美德”具备了普世性与终极性原则，那也就符合了“美德”的永恒性。

从以上所述关于“美德”的普世原则和终极性原则来看，如果家庭在承传“美德”，就应该“发自内心”，其结果应是“皆大欢喜”。“美德”不是一时的感动，不是为了让众人观摩而被赞许的行为，更不是暗中为谋私利而迷惑人的“巧言令色”。“美德”必须是出于内心的“仁爱”，是一种可持续的品质，是能让自己与他人可持续获利的行为，这也就体现了“美德”的永恒性。

总之，我们看到，对生命绝对珍视必须是“美德”的基础，“美德”的真正内涵就是“生命”本身。“美德”应该是以生命的存在、发展、最终价值实现为核心的终极法则，也是保全、成全生命的具体法则。

于是我们看到，仅仅维系“传统”是很难承传“美德”的，因为“传统”只是“过去的方式”，而“美德”却是反映人性的普世性与终极性的原则，是人类具有永恒性需求的表达。因此，“美德”不可能为“传统”形式所束缚，一味强调“传统形式”而不去追究美德内涵的“传统”，一旦让“美德”流于形式而失去了永恒性，就一定会被历史淘汰。

(二)家庭“美德”该有怎样的载体？

人们都向往家庭中有“孝”“悌”，同时，正在努力为家庭获取益处，这是毋庸置疑的。任何一个社会形态的存在，都是以家庭存在的共同利益指向来定规的，这种社会与家庭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无论从什么角度看，由基本人性需求加之社会导向，确定了一般家庭的伦理取向。

“美德”要在家庭中承传，家庭就必须具备一种对社会导向的鉴别力，家庭的“美德”不能屈从于“传统”，而应该在“传统”中深化、升华。

孔子在《论语》中提出的“孝”“悌”观，是与“学”有关的。《论语》的开篇是“学而”，从“学”立即提到了“孝”“悌”。为什么呢？因为孔子认为，“孝”“悌”之道与治国之道一脉相承，“孝”“悌”不是模仿，而必须通过“学而时习之”才能获得。

《论语》记：“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子曰：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显然，《论语》所提的“孝”，是指一种包括家庭在内的人际间有序的“向上”关系，而“悌”是一种“平行”关系，这是客观规律所定的秩序而不是等级关系。所以，《大学》提出了“格物致知”为基本前提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作乱者就是无视客观规律的无序者，不“仁”。孔子进一步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先贤在倡导“美德”时，要求人先具备行动的“余力”，自重的“威严”，孔子表明：内在品格是实行“美德”的前提；否则，“学文”模仿都会不牢固而失效。

因此，“美德”的承传在乎品格，而品格的形成在乎对“生命价值”的终极追求。

以上案例告诉我们，家庭在“传统”中纠结，既想保持那种“父慈子孝”的状态，又随着经济的转型，在关系转型的过程中只在乎形态留给自己的价值暗示，因为没有习得“贤贤易色、慎终、追远”(《论语·学而》)的能力去抓住价值的真实，落进了“伪价值”系统。

在相对稳定的农耕社会，分配与生产方式是相对稳定的。因此，我们没有“易色”“慎终”“追远”的准备。一旦打破了地域界线，快速城市化，家庭结构都被重组，一些关于“独立”观念的偏差性强化以及“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流行，核心家庭的生活方式就在肤浅的愉悦中改变着。他们对上一辈有了不同的看法与计划，然而这些看法与计划对上一辈来说，可能在理解上还有距离。上一辈希望按他们的方式表达“善”，而下一辈可能有自己的主张。人们因为学“道”甚少，学“术”有加，在急躁和忙乱中迷失了价值定位。当所有的家庭成员都不知道“人性价值”的真实是什么的时候，只能凭着每个人自己的感受来说“孝”、说“悌”，当然就会出现“孝”的尴尬，“悌”的混乱。

以上案例中，儿子没有力量去夺下母亲手中的农药瓶，相反，他习惯就是“听话”，而“听话”一般会被赞誉为“孝”。另一案也同样，儿子也没力量去拒绝不请自来的父母，习惯地认为隐忍而不让父母生气就是“孝”。再一案也照样是如此：“听话”于父母而相助哥哥，以为按父母的意愿让哥哥离开老家在大城市“攻”房就是“悌”了。在这些行为的背后，我们不难看出，家庭成员根本不具备相互满足终极关切的可能，同样也没有共同利益获得的判断力，他们只停留在被称为“美德”的习惯里，然后小心翼翼地在求得自身的安逸感。一旦失衡，就会让家庭关系恶化，或者出现恶性事件。

由此可见，要让“美德”在家庭中承传，家庭就必须具这样的特性：追求生命的终极价值。换句话说，家庭中要承传“美德”，不是靠习惯，不是随风俗，不是去模仿，不是去服从；不是让“美德”成为“公视牌坊”，更不是让“美德”成为“功利勋章”。家庭要承传“美德”，就必须具备“美德”的自觉力、自省力。也就是说，能承传“美德”的家庭，是能把握终极关切的价值尺度的家庭，即在家庭中始终能保持着满足人性的终极关切需求的可能性，形成“美德”的自觉；同时，家庭在这种可能性之下具有不违背终极关切的价值尺度又能获得利益的判断力，形成“美德”的自省。这种“美德”的自觉力、自省力，就是品格，它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天然承传的，而是要“学而时习”的，犹如孔子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中庸》)

因此，家庭“美德”的载体是“率性之道”，而“得道”的途径就是“学而时习之”。

(三)遵从“传统”的价值何在？

从案例来看，当事人都服从了“传统”，但都使家庭关系趋于了负向。如果我们遵从了“只要服从传统就是美德”的信条，就可能在家庭乃至社会范畴内滞留了负向的价值体系。

众所周知，功利主义、官本位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帝儒政治主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极权主义”的教育，导致了人们“教育价值衰落、教育价值迷茫、教育价值危机和教育创造力丧失……人类最大的危机是价值危机，价值危机的根源，是教育价值危机……教育使人崇拜权力，崇拜金钱，崇拜伪装”[5]。

如果“传统”被“教育危机”所侵害，同样也就存在着“传统”本身的价值危机，这样的“传统”有百害而无一利。

显然，家庭离不开教育的影响，“帝儒政治主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极权主义”的教育，同样会让家庭产生价值危机，“拜金主义”“功利主义”“权贵主义”趁着“家庭教育”的薄弱，已经开始影响家庭了。

由于人性价值迷失而造成的道德失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为了挽回道德却想以道德形式拯救道德的构想，催生了一种看似在挽回“传统美德”的传播形式，笔者称它为“传统主义”。

“传统主义”最大的特征就是以形态说话，以大量的“标志性”的形态来说明其正在把“美德”承传下来，而在这些形态的背后，恰恰暗藏着某些负向因素。例如，“跪拜”是古代的一种文化，在当时的意识中，表达了尊敬的内涵，它是一种仪式。然而在现代，它仅仅被保留在宗教里，或保留在祭奠仪式里。假如再倡导这种形式在民间流传，再让我们见官就“跪拜”，见父就“叩头”，恐怕这不是在传承“美德”，这是在借“传统”散布“权贵主义”，散布人与人的不平等，是被疑似恢复封建帝王的君、臣、父、子关系，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

笔者回祖籍，进到祠堂，看到镏金镀银，富丽堂皇，感到气派非凡，却发现这样一个现象，碑上排第一的，是出钱最多的。笔者不禁要问：建筑工人的名字在哪里？这是在倡导什么呢？如果这不是在渲染“拜金”，又是在鼓励什么呢？管祠堂的对笔者说，你也出一点钱吧，尽孝行德，保佑生意兴隆，身体健康，还榜上有名。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功利主义吗？尽孝、行德竟然还与生意挂上钩了，难怪，有那么多的人愿意修缮祠堂。

笔者带着一丝文化悲凉与价值迷茫，离开了祖籍的乡土，催生了对“传统主义”的进一步质问：这样的“传统”中有多少美德？！

再观察许多“宗教殿堂”，发现“功德榜”竟然也是“金钱榜”，钱多的也列在前茅，不禁又问，拜佛？拜上帝？还是拜钱？这不也是借着“宗教传统”的形态，在散布“金钱至上”的毒素吗？

在应该充满了神圣感的祠堂、殿堂，竟然会被“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所占有，我们不得不警惕“传统主义”在盲目建立“传统形态”时，那些不良的“基因”会被“恶性承传”。

再观察一种风俗：压岁钱。本来是“压祟”“驱邪”礼仪，却变成了索要钱财、行贿受贿的方式，变成了攀比、显富的手段，变成了家庭教育的一大难题。

这一系列的“传统”，无不潜藏着对家庭成长不利的“伪价值”意识，这些意识正在悄悄地影响着家庭关系，影响着下一代。这些价值观的背后，无不在否定着人自身的价值，否定着人性的意义。

“传统主义”利用了人们在良心中对终极关切以及在生活中对现世利益的需求，假冒“传统美德”却宣扬着对生命价值的否定与对现世利益的放弃，宣扬着“伪价值”，让我们潜移默化地去遵从所谓“传统”，却让我们不知不觉地把自身的价值托付给了用货币堆积起来的未知对象，让人们放弃了当下应该获得的平等、尊严、自由的价值，掉进了“伪价值”的系统泥潭，难以自拔。

如果在“传统主义”旗下去遵从“传统”，可以换来“帝儒政治主义”的喝彩，换来“实用主义”的赞赏，换来“工具主义”的美称，换来“极权主义”的鼓动，却得不到价值的本真。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价值是“敬天”，是“爱人”。诸子百家再多，他们都对“天”有敬畏之心，从不倡导“无法无天”“妄自尊大”。子曰：“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而对人，孔子的“仁爱”，墨子的“兼爱”，孟子的“施仁政于民”，老子的“以百姓心为心”，无不说明圣贤们的爱人之心。

回到案例，我们看到，当人们失去了“率性之道”，不愿意回到“谋道”的层面去思索、去运作，再努力地去恢复所谓的“传统”，到头来还是让我们在劳碌中失去价值。

我们只有切实地“谋道”，回到“传统美德”的核心价值，让它在人性的终极关切中找到位置，再让它在现代意义上找到起点，那么，“传统美德”在“道”的保全与发展过程，才会产生对当今的家庭乃至社会的规范、指导作用，这才是真正地遵从“传统”价值。

五、结语

如果是孝子，就不可能弑父、杀母；如果家有孝道，就不可能彼此猜忌；如果兄弟相悌，就不可能反目为仇。

面对“传统”，我们缺的不是“术”，我们缺了解构与提升的“道”，是关乎终极性和永恒性的，是率“人性”之大道。

我们会恋慕“传统”的形式，在“伪价值”的暗示下，会自以为是“传统文化”的卫道士。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文化的内涵如果不加以提炼，文化的价值如果不加以提升，所谓“现代”一定会把“美德”误解而当作敌人来打倒。

通过诸多真实的案例，笔者认为，如果没有“率性之道”引领而一味推动“传统”形式，除了被疑似“帝儒政治主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极权主义”附庸以外，别无它解；不能故意不看历史，不能等到断送了“美德”才哀叹。如果“传统主义”再次把“美德”贴上了“反现代”“阻碍进步”的标记，让它再次背上“黑锅”，历史将会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必须言明：传统文化不属于“传统”。同理，中华传统文化是超越“传统”的，因为它原本早已拥有了“敬天爱人”的道德内涵，是具有“现代性”特征的。而她所孕育的“美德”是指向普世性的。遗憾的是在历史进程中，“孝”“悌”“忠”“信”被利用去维护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被曲解了。因此，必须在现代意义下为其正名，而不是去追随它们曾经有过的形式。

根据文化哲学的思考，我们看到，“竞争”与“礼让”是不矛盾的，因为“礼让”的现代意义是“共同获益”；“民主”与“孝敬”是不矛盾的，因为“孝敬”的现代意义是在“人人平等”前提下彼此尊重的“向上”关系，是一种家庭代际的“可持续秩序”；“契约”与“中庸”是不矛盾的，因为“中庸”是谋求双方及多方平衡的“共同发展”；“法制”与“恕宥”是不矛盾的，因为“恕宥”是在严格的“终极规范”条件下的“关系重建”。

而关于“共同获益”“可持续秩序”“共同发展”“终极规范”以及“关系重建”等一系列概念，都是具有“现代性”特征的[4]1183。

什么是“现代性”(modernity)呢？“现代性”是关于“整个思维方式和整个人生观”的，“它不但是改变技术与科学知识，而且也改变人际关系、家庭生活、社会与伦理、语言和宗教”[6]。“现代性”的特征是具有开放性、可持续性、前瞻性、公正性、建设性等的综合特征的集合，是前述关于“普世性”“终极性”“永恒性”的概括。

就此，我们应用“现代性”就可以清晰地解构“孝”“悌”“忠”“信”，让“传统美德”在家庭乃至社会，成为共同可持续获利、发展的现代规范，揭示代际间、人际间向上的与平行的关系法则，表达代际间、人际间人性的终极需求。

然而，要让“传统美德”在现代意义下，成为现代规范，揭示关系法则，表达终极需求，还需要过程，这是我们有责任感的家庭教育学人乃至普通公民的共同文化使命与实在任务。进一步说，要让“传统美德”成为普世的福祉，就是要认真、扎实地“修”率性之“道”，去引领“传统美德”，那么“传统美德”就会拥有“现代性”，这就是“传统美德”的现代意义。

当我们能真挚地回溯“传统美德”的核心价值，并应用“现代性”的辨析，让“传统美德”在人性的终极关切中找到位置，再让它在现代意义上找到起点，那么，“传统美德”的保全与发展过程才会对“现代”具有真实的指导价值。换句话说，“传统美德”只有经历“率性之道”的洗礼而去除其糟粕，才能让“传统美德”在现今乃至将来发出普世的光辉。

当我们不再把精力花在“形式”上，而是努力用“现代性”的思想去解构传统文化，用“现代性”的方式去承传“美德”，我们的“礼让”“孝敬”“中庸”“恕宥”将会有永远的生命力，而“孝”“悌”“忠”“信”就能够归入伦理的主流价值体系，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家庭生活(包括社交生活、事业生活)的真正美德。

(本文为参加第17届海峡两岸家庭教育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

[1] 林志敏.浅论家庭系统的“价值伦理”[J].中国家庭教育，2011(1).

[2] [美]亨利·克劳德，约翰·克劳德.过犹不及[M].深圳：海天出版社，2013：129.

[3] 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3.

[4] 林志敏.试论推动家庭“现代性”[M]//第十一届海峡两岸家庭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苏州)，2008.

[5] 罗崇敏.谈谈价值主义教育思想[J].中国教育学刊，2014(7)：24.

[6] [奥]雷立柏.古希腊罗马与基督宗教[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3.

责任编辑：孙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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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23

林志敏(1957-)，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上海小矮人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监事，主要从事家庭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