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史:现代文学史的崭新书写方式——评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观念与知识谱系》

2015-03-28蒋进国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6期

蒋进国

(中国计量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新文学之为“新”，首先为观念之新，观念改变既有语言、技法革新，才有“新”文学史。一如先有梁任公之“新民说”，后有“新小说”，白话文始立足。历经一个多世纪，现代文学累积了众多专用概念和术语，它们建构了新文学观念和知识谱系。文学观念的形成时间漫长，历史丰富性和复杂性极易被抹平，研究者在使用时很难对其清理辨析，遮蔽和误读在所难免。现代文学研究，小到作品、作家，大到思潮、文学史，核心目的之一是还原历史进程、重建学科意义。若从观念产生源头考察，返回历史场域，“重读”这些观念单元和知识谱系，则既可梳理出新文学的建构历程，又能找到新文学身份认同及其价值意义。王本朝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观念与知识谱系》(人民出版社2013年)就试图完成这项极具挑战性工作。

一、观念史: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范式

“文学观念”曾出现在诸多论文论著的关键词中①以文学观念为核心关键词的论文主要有:贾清云《晚清至五四文学观念的演进》(《河北学刊》1990年5期) ;汪应果《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几点思考》(《文艺争鸣》2002年4期) ;泓峻《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关系的复杂性及现代文学观念在其中的作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5期) ;朱智秀《论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选集·导言〉为中心》(《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8期)。专著有魏崇新、王同坤《观念的演进: 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西苑出版社1999年版) ;李广茂《意识形态视域中的现代话语转型与文学观念嬗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并非文学研究新概念。作为一位以基督教文化、文学制度为研究对象的现代文学研究者，王本朝为何要写一本现代文学观念史的专著呢?原来，该著主要目标不在于逐一透析文学观念的细小单元，而在于从“观念史学”维度，辨析文学观念形成的历史、社会和哲学背景，展现参与现代文学史建构的多元力量。王本朝在绪论中指出，之所以把“文学观念”作为研究核心，是因为经过解释和变迁的现代“文学观念”，“推动了现代文学创作，丰富了现代文学批评，也建构了现代文学理论，对现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最具活力、最有个性、最为丰富的思想领域。”②参见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观念与知识谱系》，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后文中凡援引此著，其后括号标页码，不另注。可见，作者对现代文学观念史的研究价值有着敏锐洞察。

新著逻辑谨严，由微观到宏观、由部分到整体。全书凡十九章，分三大部分。前五章为第一部分，分别对“文以载道”、“美”、“文章”、“主义”到“抒情”进行知识考古，类似关键词研究;第二部分即六到十三章，属文学史局部节点研究，分别从一场文学运动(“整理国故”)、一位批评家(梁实秋)，一份杂志(《文化批判》)、一个社团(京派)、两种思潮(民族主义和激进主义)、一种外国影响(日本体验)、一类文化空间(地域)入手，按照传统文学史逻辑组成架构逐步展开;十四章到十九章组成第三部分，是文学知识学反思和现代文学学科方法论研究，从文学知识多元化、史料发掘、重写文学史、文学史反思、外部和内部研究方法以及全球化语境等维度宏观反思现代文学史。王本朝烛幽发微，于浩繁卷帙中发现现代文学观念史的丰富、复杂和多元性，不啻为现代文学史的别样书写方式。

王本朝借用美国当代著名批判实在论哲学家阿瑟·诺夫乔伊(Arthur O．Lovejoy) (1873－1962)“观念史”概念，首次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提出“文学观念史”的研究范式。西方的观念史研究滥觞于希腊三贤，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善”进行界定，亚里士多德也在《形而上学》中对理念进行等级划分。一个多世纪以前，观念史研究在西方就已经发展为具有独立学科形态的领域，现已成显学。诺夫乔伊堪称这一领域集大成者，他于1927年创立“观念史俱乐部”，1936年出版其观念史研究巅峰之作《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两年后创建了《观念史杂志》。《存在巨链》最重要贡献之一，在于它凸显了对人类观念史中存在若干基本要素——“那些基本的、持续不变的或重复出现的能动的单元”的关注，［1］5这些基本要素或者“能动单元”是构成人类思想史的基本元素。《存在巨链》贯穿的哲学反思精神，与英国哲学家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自然的观念》一样，在西方思想史上享有盛誉，对方法论领域产生持续影响。

不过，国内“文学观念史”尚属崭新话题，成果暂付阙如。其主要原因除其跨学科特性外，更因批评家一般无暇解读“观念”从何而来，理论流脉何处。研究者对文学关键词漠不关心，并非刻意为之。正如鲁迅所言:“历史结账，不能像数学一般精密”，只能“记一笔整数”［2］。知识谱系的累积过程历经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后来者往往无需重考。编写历史需要对细节“选择性遗忘”，若不加回溯反思，至以讹传讹，历史旋即被解构。

文学观念并非一成不变，中西皆然。上世纪西方文学研究界，大量引入语言学、哲学、社会学、思想史等研究视角。英国当代文学理论家彼得·威德森在《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中，首先区分出文学的“定义”与“非定义”，但其后不得不从“一部概念史”出发，探讨“文学曾经是什么”和“文学有何变化”，并在罗列了“巴赫金学派”、“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一系列哲学思潮之后，将“女性主义”、“同性恋理论”、“后殖民主义”等文化研究思潮作为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3］国内亦步亦趋，80年代后，社会制度、政治权力、民族国家、性别种族、殖民地国家等曾被排除在文学研究之外的非文学领域，也成为研究热点。此背景为“文学观念”的突围创造了条件。王本朝敏锐地提出，文学史就是人类观念史的一部分，“文学观念的生产有文学观念自身的演进，也有社会权力的参与，还有话语的修辞逻辑。”“人类的思想史总是会由一些观念组成的，在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物质形态背后都有某种观念的存在，文学、宗教、道德等也是观念模式的镜像。”(1、3页)文学研究者本应执着于文学本体研究，但还应有更为广阔的胸襟和视野。王本朝将西方观念史学理论方法引入现代文学研究，从文学观念史反观文学史，可谓现代文学研究新范式。

二、文学观念:文学史的能动单元

“美”、“文章”、“主义”到“抒情”，这些观念之所以成为王本朝关注的焦点，是因其后暗藏玄机。西方观念史学者认为，首先亟待清理的观念，是“某些含蓄的或者不完全清除的设定，或者在个体或某一代人的思想中起作用的或多或少未意识到的思想习惯”［1］9。不同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研究常常会使用几类最普通又最重要的“老概念”:要么中西语义混杂，如美、启蒙、文化、国故等;要么为外来词，如革命、现代、摩登、幽默等;还有借助外来词构型，类似英语中加－ism或－ity后缀的名词，如现代性、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保守主义等。若将中国现代文学知识谱系比作一栋房子，这些概念就是建造房子的砖块。历经长时间使用，它们古今涵义杂糅，中西语义嫁接，愈细加考究愈难以辨识。一如“现代性”概念，几乎无法精确定义，即便数万言也未尝能完成“知识考古”。概念一旦加上“化”、“性”和“主义”后缀，语意似发生两种变异:要么有固化倾向，具有极强吸附力;要么含混不清，甚至自相矛盾。

这些观念在特定历史时空出现，显得理所当然、顺理成章，被研究者长时间密集使用，而它们的源流、涵义和流变少被留意。人类在认识世界的长期过程中形成了许多观念，这些观念构成了我们思维的基本要素，离开它们就无法进行思想。然而人们很少对这些观念进行认真研究，过问这些观念如何形成，它们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如何发展演变，以及它们在人类思想史上起了何种作用。［1］7～8例如，蔡元培首提“美育”时，并未料想“美”对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影响有多深远;胡适高举“整理国故”大旗时，也未能仔细厘定“国故”范畴;负笈日本的留学生将“革命”、“主义”、“文化”等输入国内时，也未能深入考察这些概念的中国源流;更有甚者，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将“文章”、“文以载道”作为常用语汇时，并未完全留意其语义新变。人无时不在呼吸，却不易感知到空气存在。同理，研究者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接触到这些观念时，它们就已经约定俗成，成为思维根基。研究者往往更愿意追踪新观念，似乎对“老概念”失去了追问和反思的兴趣。而当下，关键词泛化已成学界硬伤，概念混杂也成研究者沉重负担，有人不得不刻意规避。

王本朝就由此入手，力求在新著中对“老概念”进行现场还原和反思。正是这些看似理所当然却没有经过逻辑筛查和考证的观念，往往在某一时代决定着人们的思维定势和逻辑起点。作为与中国社会转型、民族国家建构以及政治权力紧密结合的学科，中国现代文学积累了太多看似漫不经心却需要细加思量的专有名词。这些无意中左右了我们思考方式的专有名词大都具有如下特征:含蓄、心照不宣、不完全清晰、无需被正式定义和论证、看似自然而又不可避免、一般不会被逻辑的自我意识所考察、往往决定着一个时代的理智和倾向。如此，不禁让人产生认识论的恐惧和担忧:我们长时间以来建构自己思考方式的基本元素，是否有很多经不起仔细推敲和打磨?也许有人认为这种论点在暗示一种知识虚无主义，但这种主动的反思精神对社会学、哲学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知识谱系的巨大价值不容否定。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至始至终凝视(gaze)社会学研究的若干偏见，指出“只要我们未能对那些深深嵌入我们对世界的思考的事实中的预设进行系统的批判，我们就有可能错误地瓦解实践逻辑，使之消解于理论逻辑之中”。［4］43若没有布迪厄对社会学研究若干预设的“反思”，就没有“场域”社会学理论;没有诺夫乔伊对人类认识存在(being)元素进行反思和筛查，就没有极具思想穿透力的观念史革命。现代文学有许多“深深嵌入我们对世界的思考的事实中的预设”和“在个体或某一代人的思想中起作用的或多或少未意识到的思想习惯”，这些习焉不察的“老概念”亟需得到厘定和规约，脱缰野马亟需重套缰绳。

《中国现代文学观念与知识谱系》一书首先开展了这项极富深意的工作。王本朝力求在清理现代文学观念史上若干重要关键词的基础上，从报刊、社团、思潮逐步推进，重新阐释新文学观念的发生和文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从观念史和知识发生学角度反观新文学历史和研究转型。该著第一部分每章聚焦一个核心观念，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第二章《“美”作为新文学的尺度及其限度》选取“美”这一现代文学观念的核心关键词，通过对“美”的发生、“美”自日本传入、“美”内涵衍义的梳理，展现了现代文学观念建构的两条路径，一条是文学之于人生的社会功利价值，一条是文学之为艺术的独立价值，几乎所有的新文学家都被卷进这两条路径之间的矛盾之中。

第三章《白话文运动中的文章观念》从文章学角度探讨白话文运动如何建构白话文观念，作者绕开“白话”聚焦“文”，探讨“文章”和“说话”之关系、“白话”如何成“文”以及怎样写好“白话文”，对白话文运动的语言策略、宣传策略和社会心理策略进行分析，着重展示了新文学从文言之“文章”到西方之“文学”之间的两难抉择。此章提出了一个常被忽视的细节，即“文章”与“文学”有何区别和联系?我们都在使用这两个概念，却很少对其进行知识发生学“考古”。作者指出，这两个概念离合状态，恰恰表明“白话文”与“新文学”两个体系之间“观念混用和功能重叠”(60页)。至此，作者抽丝剥茧地提出一个更重要问题:白话文是不是新文学?白话文运动是不是新文学运动?研究者大多将二者视为同一概念，实际并非如此。作者从看似理所当然的话语体系中，发现观念的巨大罅隙，的确发人深省。

再以第四章《“主义”话语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为例，作者选取“主义”这一话语方式，反思新文学观念现代性想象和建构过程中观念先行的积极和消极意义。王本朝认为，“主义”众声喧哗对新文学扮演了“双刃剑”角色，一方面主义话语实现了对传统文学的批判，“为新文学设计出各种理念”，另一方面却对新文学创作有一定“压制和约束”作用(74 页)。毋庸讳言，现代文学研究一大难题，即如何辨识各种“主义”，不但二三十年代“主义”满天飞，后来者又造出各种“主义”，学界也对探讨作家作品是否具有某种“主义”倾向津津乐道。“主义”本意是为标明一种方针，引领和整合思想界，便于梳理和辨识。但一种思潮一旦被命名“主义”，即被赋予形而上标签，形成自明语义场。一般来说，以“主义”冠名的概念，大都有本质化吸附力。而新文学以来产生的“主义”大都为舶来品，故用机械移植的“主义”阐释中国文学，多显方枘圆凿。例数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众多论战，大都与“主义”有关，诸如新文学阵营与吴宓“写实主义”、梁实秋“浪漫主义”之“公案”，各方对“主义”各执一词，僵持不下。论者并非同处一个话语场，往往步入“异元批评”［5］的泥沼。“主义”外延不清引发诸多混乱，如“自由主义文学”领地膨胀后，张爱玲也被网罗进来，以至新世纪初有学者给鲁迅戴上“自由主义”帽子后，引起学界一片哗然。①相关文章参见王彬彬《鲁迅的脑袋和自由主义的帽子》(《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1期) ;郜元宝《再谈鲁迅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1期)等。有关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问题的争论，参见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的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再如，对附加在吴宓身上若干“主义”标签，“保守”还是“守成”，“复古”抑或“人文”，也让研究者踯躅。故无论文学创作抑或文学批评，都应对“主义”陷阱保持清醒认知。

“主义”话题虽小，却撬动大问题。该著此类“小切口大手术”之案例频出。第一章《“文以载道”观的批判与新文学观念的确立》，通过还原新文化运动前后新文学阵营对“文以载道”的批判、重建和再批判历程，再现现代文学观念在滥觞期前后震荡的复杂曲线。由此回应了两个核心争论:其一，现代文学起点何处?其二，新文化运动是否全盘否定传统?对于第一个问题，从李欧梵“未完成的现代性”，到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到最近严家炎对晚清文学生态的考证，提出“其起点可上溯到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6］，争论已经持续数十年。问题是，现代文学本质特性既不能用“现代性”置换，也不能用纯粹“时间”概念替代。因为史料不断发掘，起点不断前移，“第一”不断刷新。王本朝通过分析新文学观念滥觞和形成的过程指出，“如果从新文学观念的全面重建角度看，‘五四’才是新文学发生的历史起点”(7页)。视角独特，令人信服。对于第二个问题，王本朝在分析了新旧两派的文学观念之后提出，重估或反叛传统，既容易激励人们对传统的激烈反抗，也会激活人们重新认识传统，传统也会得以赓续和继承，激进派不等于没有传统东西，守旧派对传统也并非没有新突破，“正是新旧冲突产生的结构张力，才使新思想又不断变革的动力，旧传统也有了新的生机。”(11页)。对此，王本朝在第五章《抒情作为“主义”与新文学的自我认同》中说:“抒情之于中国文学并没有发生断裂，新文学的发生依然受到抒情传统的孕育和制约。”(85页)作者从又另一角度回应了长时间以来学界对新文化运动割裂传统的质疑，持论公允，辩证客观。

当然，历史的复杂性远超我们想象。新文化运动中“文以载道”观念确立过程之复杂，还应关注一批处于保守和激进之间的中间派创作活动。②例如国共两党的早期党员、新文化运动早期民歌诗体的代表人物沈玄庐。沈一面摈弃了传统文学观念，另一面却未能摆脱文以载道之志。他无视新文化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不同意义，而将文化运动等同于社会改造运动。有学者曾慧眼独具地援引鲁迅《热风》题记追忆“五四”以后的情形，③鲁迅说:“那时革新运动，表面上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正如笑骂白话文的人，往往自称最得风气之先，早经主张过白话文一样”。参见鲁迅1925年11月3日所作《〈热风〉题记》，《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2页)。指出“新文化运动”一词与文学史中的特定称谓有很大缝隙，而《新青年》辩敌《时事新报》所属的研究系才是所谓“新文化运动”始作俑者。［7］还有学者发现，北京段祺瑞政府在白话文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尤为重要。［8］打开历史之门背后的那扇窗，往往需要独到眼光和可靠证据。

综上，王本朝采用文学史微观叙事策略，从“美”、“文章”、“主义”到“文以载道”，似乎沿着“词与物”哲学逻辑展开。他在绪论中说:“观念史就是词语史，不同词语背后有不同的观念意义”，文学观念“还有话语的修辞逻辑”(2、3页)。的确，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若干“基本的、持续不变的或重复出现的能动的单元”［1］5，正是建构“观念与知识谱系”的基石。王本朝对这些微小单元精雕细琢，表面上稍显琐碎和微观，实则非但不影响读者对“观念与知识谱系”的宏观把握，反而能将宏大架构“坐实”。

此处试以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反观之。众所周知，福柯之所以创立话语理论，即为瓦解连续(successive)、进步(progressive)的传统历史观，颠覆统一性(unity)。知识考古学(Archeology)最终目的是为了建构谱系学(Genealogy)，这也正是关键词研究的强大话语力量之所在。现象学放弃宏大建构、进行细节分析的思维模式，也可以为此注脚。胡塞尔常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考古学(Archaeology)，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现象学后继者，都主动放弃建构系统的意向，致力于扎实的基础工作，连康德也多次把自己的哲学称之为“纯粹理性的建造术(Architektonik)”［9］。胡塞尔认为，要通过理智思考解决重大的认识问题，“只有通过具体切实的工作，实事才能够得到推动并且得以展开，那么认识批判便不会在一开始就去接触我们最感兴趣的认识问题之较高形态和最高形态，而是首先去把握它所能达及的认识问题的相对而言最简单的形式，把握它们的最低级的构造层次。”［10］现象学的研究对象不但广博，且更为细小。“感知、想象、图像意识、符号意识、判断、同情、联想、爱、恨、恐惧、良心、正义、道德、欲望、情感、兴趣等等，都是现象学分析的具体课题”，所以现象学给人的总体印象不是“体系哲学”而是“工作哲学”，现象学家给人的总体印象不像“建筑设计师”更像“考古工作者。”现象学观念研究，通常“贴近地面”而非“大气磅礴”，“大题小作”或“微言大义”而非“大而化之”或“笼而统之”，更非“上下五千年、往来中西印”。“这里的主宰者不是激情，而是明察;不是虚无缥缈的思辨和构想，而是脚踏实地的分析与描述;不是高高在上的纲领，而是细致入微的分析研究。”现象学严格审慎的态度，“要求我们不是作为真理的缔造者或拥有者去发布纲领、构建体系，而是面对具体问题进行含有实事的描述分析，理解各种人生、社会、世界的现象和本质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奠基关系”。［11］王本朝新著里若干小支点撬动大问题的精彩论述，与现象学方法不谋而合。这里用西方话语类比此著，可能并不符合作者学术理念，但若从关键词研究、知识考古学和现象学三种方法论反观《中国现代文学观念与知识谱系》，则会窥见研究者深邃的思维方式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

三、文学观念史家:反思与挑战

诺夫乔伊认为，观念史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运用自己独特的分析方法试图理解新的信仰和理智风格是如何被引进和传播的，并试图说明在观念的时尚和影响中的变化得以产生之过程的心理学特征。［1］15现代文学未来研究的路径可能很多，但有一种研究角色不可缺少:即回到历史场域中考察现代文学观念的“观念史家”。文学观念史的反思，对现代文学学科建构不无裨益。现代文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在学术新见和现实关怀中保持持久生命力和影响力，至今已逾三十载。不过，“学科”也是一把双刃剑。学科被建构时，也在被固化。学科不鼓励知识多样性，强化知识的同一性、消除多元性，尽可能用同质化排斥异质化，达到学科整合规训目的。福柯认为，“学科是一控制话语生产的原则。学科通过同一性的活动来限制话语，其形式是规则的永久重新启动。”［12］现代文学学科在建立期间有过质疑和修正，但不能否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体系的建构过程还远没有完成。面对“文化研究”、“后现代思潮”等众声喧哗之境，现代文学研究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学科的突破和拓展，似乎一直远比预想的艰难许多。这个不太年轻的学科已经不得不重新考量研究的维度和方法，而“观念史学”的思想革命为此提供了契机。

文学观念，犹如一座漂浮的冰山，我们不能仅窥见一角，更要丈量全部。正如布迪厄将社会学研究核心理念“惯习”和“场域”拓展到文学和艺术领域，并对后者产生巨大影响一样，观念史反思不仅局限于社会学和哲学，文学研究领域的“知识学”和“观念史学”研究同样亟待拓展。王本朝在新著第三部分对现代文学知识、史料发掘、重写文学史、学科意义以及全球化语境的宏观反思，都对本学科研究路径提供了有益启迪。有理由相信，对内部观念与知识谱系的自我反思，是任何学科领域走向成熟所必须经过的阵痛，付出阵痛的代价才能新生和蜕变，才能开辟学科新的生长点。

当然，文学观念史家的角色同样面临诸多挑战。其一，观念史研究跨学科特性带来的隐忧。文学观念史研究的跨学科特色，让初涉此领域者很难驾驭。观念史反思和知识谱系研究，建立在对某个研究领域极具纵深的积累之上，对研究者视野广度和思辨深度要求较高。诺夫乔伊强调，观念史研究“要求我们对那些通常被设想为互相几乎没有关系的，通常是相当独立进行研究的大量学科的历史中的事件做出说明”［1］16，因此，观念史不是高度专门化学科的研究对象，要求研究者具有广博的知识，对不同学科发展史有充分了解。对现代文学观念史研究者而言，不但要有踏实的文本细读功底，还要有对学科架构体系的整体把控;不但要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脉络了然于胸，还要敏锐感知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学科前沿;不但要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精选第一手史料，还要对浮出历史地表的文献进行发掘、整理和辨析;除了要掌握文学话语方式，还要涉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缺少文本细读和丰富的文献支撑，观念史研究就会落入空对空窠臼;没有学科整体架构感知和研究前沿捕捉，知识谱系反思就缺乏现实有效性和针对性;缺少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跨学科视野，知识谱系研究和观念史反思就缺少思想穿透力。观念史研究与文化史、思想史密切相关，横跨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基础学科，在当下这个学科精细化、知识专业化和思想专门化时代，在多个领域纵横捭阖极具挑战。

第二，观念史研究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先看研究范围。因为涉及多学科，加之每一个研究者的立场和角度不一致，其研究对象具有不确定性。胡塞尔就曾告诫过那些对人类理性细小元素进行考察的研究者，“即使是这样一项谦虚知足的认识论工作也还需要克服大量的困难，甚至需要付出所有可能的努力。”［10］诺夫乔伊十分关注观念产生的时代背景，并且赋予观念史研究一项重要使命:厘清一个观念的起源，以及这一观念与其他观念的融合与变迁历程。达成这一使命比较困难，因为进入历史现场考察一个观念的发生学历程，以及背后复杂的变异和悖反，对任何一个观念史家来说都是艰巨的任务。

再看研究对象。特定历史时空里出现的文学观念，并不像日后研究者设想的那样具有内在逻辑理路，它们成为文学研究关键词往往具有突发性、偶然性和不可控性。观念史研究大多寻求某些在表面上并不相干的关联物，易堕入想象的历史叙事，且因观念史家不得不从若干知识领域中搜集材料，穿梭于表面没有联系、彼此独立的学科中，不可避免地会陷入那些外行埋伏的陷阱。有西方学者坦言:“哲学史以及关与人类所有各个方面反思的历史，大部分是观念混淆的历史”［1］22～23，因而“观念史研究是一个试错的过程”［1］16。哲学史和其他人类思想史发展历程，也与特定历史场域和某些哲学家和思想家个体的出现密切相关。大部分人类观念史都是观念混淆的历史，文学观念史研究也非绝对客观和准确，因为文学观念发展的历程也不具有内在规律，充满了各种偶然事件。

最后看观念史家的立场和方法。如前所述，研究者运用自己独特的分析方法试图理解某种观念发展的流脉时，方法是“自己”的，有随意性和个人性。布迪厄在反思社会学研究局限时，曾提出“个体研究者的社会出身和社会标志”、分析者“在学术场域这一‘小世界’中”以及在学术权力场域中所占的位置等要素对其研究的制约［4］42。研究者不可能做一个完全超脱物外的“旁观者”，言说观念同时也在言说自己。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被纳入西方话语体系，新文学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和困惑一直存在，现代文学观念也在游走于中西文化的夹缝中。故对中国学者而言，更为棘手的是如何应对西方话语权。

以上两个挑战同样摆在王本朝面前。先看跨学科问题。从1988年发表首篇论文《哲学是文学的精神翅膀》探讨哲学与文学关系以来，王本朝的研究历程几乎和新时期现代文学学科建构历程相吻合。他一路见证并参与了“20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文学研究的内外之别”等热点话题，既有现代文学研究的专业视角，又有跨学科视野。他对老舍、沈从文、丁玲等作家的文本细读可谓抽茧剥丝，在美学、文艺学领域用力颇深，对社会学、传播学、经济学等领域也有涉猎。他之前的三部代表著《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 (新星出版社2007年)在基督教文化与现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制度研究方面，都展现出“大学科”倾向。王本朝在新著绪论中指出，观念史不仅是思想史，也是社会史，“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和历史研究等领域都曾有观念史研究。它强调各种观念、情感、思想和行为以及哲学、政治、文学和艺术之间的互通性，特别关注那些无所不在的占支配地位的观念和范畴”(1页)。除文学本体研究一以贯之外，王本朝的学术路径历经从文学历史学(基督教与文学之关系)、文学社会学(文学与社会制度建构)到文学知识学(文学观念与知识谱系研究)的转变。这些学术积淀，使他克服了观念史研究跨学科特性带来的挑战，支撑他向文学观念史家转型。

再看研究者及其研究对象的身份定位问题。王本朝认为，现代文学观念独具体色，“它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传统而拥有自己的本土性和现代性”。对此，作者选取了另外一个文学观念关键词“抒情”，以此观照新文学自我认同。他认为现代文学“抒情主义”，继承了中国文学的抒情特征，转化了西方浪漫主义，生成“中国的主情主义”，此种“主情主义”是新文学建构的一种身份，“它试图调适或转化西方浪漫主义和抒情传统的抵牾，通过传统抒情的‘主义化’和西方浪漫主义的‘抒情化’而达到新的整合与超越”，由此，作者进一步阐明，“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是文学传统、西方资源和现实力量共同推动和参与的结果，它并没有一个本质的文学概念，而是在反思批判和创作实践中被逐步建立起来的。”(76、79页)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复杂性，导致现代文学观念始终纠缠于中国传统文学和西方现代文学之间的二元对立漩涡中，而王本朝很好地处理了中西话语权的平衡问题。

美国社会学家斯沃茨曾将社会科学研究中过分依赖理论的倾向称之为“理论至上主义”(theoreticism)，［13］文学研究也要充分认识到这种危害。王本朝注重理论的有效性，对西方中心主义有清醒认知，避免陷入中西二元对立窠臼。他在后记中特别指出，该著“并不符合西方的文学观念学，也不同于关键词的研究方法”，而是“考察文学观念的复杂内涵和历史变迁，关注文学观念与文学史的同步与剥离”，所以将该著定位为“文学史观的研究，是文学知识学，也是文学史的观念”。(257、258页)作者淡化本土焦虑，持论平和，将西方话语“化”于自己言说中，几乎不漏痕迹。

综上，王本朝新著的学术创建主要有三:其一，就研究内容而言，其最突出的学术贡献是在国内首开现代文学“观念史”研究新领域;其二，就研究范式而言，其最具价值的方法论在于聚焦文学史微小“能动单元”，继而建构文学观念和知识谱系;其三，就治学路径而言，王本朝驾驭了跨学科和研究不可控性的挑战，较好处理了研究对象及自身的身份认同和话语权平衡。所以，《中国现代文学观念与知识谱系》堪称现代文学史崭新的书写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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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倪梁康．代序:何谓现象学精神?［M］/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一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