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怀东

（1.安徽大学 学报编辑部；2.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家对软实力建设的高度重视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型以及创新型国家建设任务的提出，学术研究迎来了空前的繁荣。学术研究是现代社会体制化、制度化的知识生产，其成果必须进入交流环节才能够为社会所采用，最后促进社会的进步。学术成果从生产到传播再到应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和环节，现在除了进一步重视生产环节之外，国家也开始高度重视学术传播问题，日益重视学术传播建设，前年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期刊转制文件的出台就体现了管理者希望引进市场的力量促进学术传播的指导思想。

学术传播是由学术期刊完成的（当然，不止期刊，网站建设、开放存取的讨论都与此相关），现在，对学术传播的重视引发了对期刊的重视，学术期刊也迎来了大好的发展环境，貌似很繁荣的标志之一，就是很多学校大大增加了校管期刊的办刊经费投入。但是，重视也是压力，学术期刊甚至面临着巨大的窘境，而期刊的压力本身是学术生产过程上游传导的结果，它反映着学术生产、学术评价乃至学者评价中很多严重的制度性设计缺陷。因此，立足于学术期刊，仔细梳理这些问题，无疑对我们做好学术传播工作乃至学术研究十分必要。

一、期刊编辑的窘境

学术期刊是学术成果发表、传播的平台和载体，除了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常规的政治性审查、出版规范检查外，这项看似单纯的工作近年来却遭遇巨大的双重压力：

第一重，来自作者的压力，大量论文需要发表，可是，版面有限，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便不断给期刊编辑施加压力。近年来，很多编辑主动或被迫放弃了貌似权力极大的学术编辑工作，就是不堪圈内圈外的各种非正常、不合理的巨大压力。

第二重，则是来自学术期刊评价机构的评价，主要是期刊论文学术质量（影响力）评价。近年最受重视的就是如下几大数据库：涵盖文理期刊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发布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主要针对理工类期刊的科技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发布的“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发布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简称CSCD），主要针对文科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发布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南京大学发布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缩写为CSSCI）期刊。

第一种压力和第二种压力本身还构成一种矛盾：迎合各种社会关系，忽略学术规范和学术质量，必然降低学术要求；而要发表学术质量较低或不符合刊物标准的文章，必然导致期刊很难进入上述重要期刊数据库。

其实，还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这些数据库收录期刊是有限量的，不是所有的学术期刊都能进入数据库，而目前的学术期刊都有主办单位，都有服务主办单位的要求，因此，期刊所处单位占有学术资源的差异导致不同期刊获取学术资源不同，有的学术期刊能够发表的论文质量不是很好，自然很难进入这些数据库。如果没有希望进入数据库，这些学术期刊的前途在哪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其实很简单，学术期刊的评价应该有一个分层次的设计，学术质量也有一个高低层次的分布。将学术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学术期刊编辑的工作质量分开评价，这才是合理的制度设计。

二、作者的艰难

有新闻报道说，中国在2010年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论文发表数量第一大国，这说明我们的学术期刊数量巨大，也说明我们的研究队伍庞大，更说明我们的作者写作之勤奋和论文数量之多，也说明国家科研经费投入之多——据估算。有人据此分析说，这是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标志中国进入了“学术大国”的时代，中国重新回到为全人类提供思想、智慧、经验、技术的时代，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是虚假的繁荣。

确实，从数量看，近年来，每家学术期刊编辑部收到的来稿都非常多，但是，仔细审读，有些所谓的论文甚至算不上“论文”——没有命题、没有资料、没有发现，人云亦云，大量的千篇一律的重复、拼凑之作，甚至还有为数不少的抄袭之作——那是真正的“学术垃圾”。例如，几年前，新闻媒体曾经曝光，署名“中大学子”的学人，称自己老师的论文多次遭抄袭，而且，还是“B 抄A、C 再抄B”式的连环抄。另有一篇名为《刮宫术后宫腔粘连185 例分析》文章，竟遭16 个单位25 人6 轮次连环抄袭（《广州日报》2011年3月25日载），令人震惊，举国感叹！

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发表“论文”呢？我们可以仔细分析一下急切人们发表论文的动机，除了研究成果的自然发表之外，主要有三种功利的、非学术的目的：第一种，职称晋升和完成规定工作量需要；第二种，是各种科研项目结题需要；第三种，则是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毕业考核需要。在我们现有的制度设计中，职称的名目繁多，除了教学研究性质的教授、研究员系列外，还有不少名目，而只要是评专业技术职称都需要有论文，哪怕是幼儿园教师评职称，所以，写论文的队伍异常庞大。我们可以大致估算一下，我国现有专业技术人员主要分布在教科文卫、农林水、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多个领域，也就是事业单位，我国事业单位据有关统计数据是125 万家以上，现有人员超过3000 万人，另外，还有在校的硕士生、博士生近200 万，可是，我们的学术期刊近6000 种，显然，貌似数量巨大的学术期刊也难以满足这样一个规模的作者队伍的论文发表要求，必然是总体上期刊供不应求，这也就是学术期刊的编辑备感压力巨大的根本原因。期刊供不应求，就导致了学术论文发表领域的乱象丛生：有的学术期刊一再扩版，季刊改为月刊，月刊改为半月刊，半月刊改为旬刊，随之发文的数量不断增加，据说有一家专业刊物一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占该学科全年所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总数的三分之二；学术期刊论文发表时，出现腐败行为——买卖版面、发文中介等（当然，相比科研项目申报、评审、支出中的腐败，发表论文过程的腐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文学类、时政类、生活类非学术性的期刊也发表学术论文，甚至出现了虚假学术期刊，例如，2011年2月，海南省海口市工商管理部门就查获一对只有小学文化的夫妻二人，7年里出卖子虚乌有的虚假学术期刊版面，使得2 万人上当（他们通过在这些假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或职称获得晋升，或拿到学位，或完成年度工作量而拿到奖金，没有见到有关部门查处这些作者），获利超过1000 万元，令人触目惊心！ 由此可见，作者发表论文的需求是多么的强烈！

有学者建议，应该开放办刊，增加期刊数量，从而根本上解决发论文难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馊主意”。如果是那样，我们的论文发表得是可能更多，但是问题将更多。有学者统计，中国论文总数量超过了美国，但是，中国论文的引用率很低，因此有评价说，中国学者的高水平论文很少，绝大部分质量低劣。这个评价是刻薄了一点，但，我们不能不承认接近事实。当然，有人会说，优秀学者也是从低质量的文章开始起步的，一定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不要求学习、成长阶段的学者以论文数量为第一追求，从而减少了他们炮制论文的压力。

因此，对学者的评价，应该区别对待，对有些行业的学者，根本不需要他们写论文，可以以研究报告、产品成果、经济业绩作为业务水平、研究能力的鉴定依据；对理论性的学术研究，应在基本数量要求的前提下，以水平评价代替偏重数量的评价，实行代表作制；允许科研失败，创造自由、宽容的政策环境，解放学者，使得他们在身心自由、精神愉快的状态下从事有质量的学术研究。

三、期刊评价、学术评价的缺陷

期刊是发表平台，同时，也是一个评价平台。学术期刊发表论文都要通过严格的专家评审，因此，现在的学术成果评价、学术身份评价往往以刊物的身份作为评价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合理的制度设计，然而，这个制度设计却意外地将矛盾前移，导致了期刊评价的使命更加艰巨。问题是，现行的学术期刊评价标准本身是否合理？

尽管国内各种核心期刊评审标准有所差异，核心的评价内容却大致不差，都是以论文发表后的引用（转载）量为依据。这个操作方法来自国外成熟的期刊评价经验。可是，即使不考虑我们国家中作假（人为引用）这种非规范性做法，这种做法的合理性也是有限度的，绝非完全合理：

首先，无法判定引用的性质。比如，现在有些期刊，为了引起关注，刻意刊载奇谈怪论文章，容易被人关注、批评，刊载争鸣文章、批评文章也容易受到引用。这类文章引用率高，是否代表这些文章学术质量高？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其次，忽视了学科差异。围绕同一问题，不同的学者撰写了各自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引用率不同，这种差异自然能够表明文章的学术质量高下之别。问题是，不同学科之间的引用率差异，往往不能说明文章质量的差异。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存在很大差异，经济、法律、社会、管理等社会科学问题都会有关注热点和研究热点，人文学科虽然也有研究热点，但是，没有热点的研究也并非不好的研究，有的研究在当时似乎是个人研究，事过多年往往被证明具有重要价值。

可见，简单数字化的统计并不能解决学术质量评价，因为评价根本上就是比较，但不同类型的比较其评价意义是有限的。当然，广义的学术评价除了学术期刊评价之外，还有很多，如科研项目评审、项目结题评审、科研成果评奖、学术荣誉评审等，相比而言，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评价还是相对客观、科学的，还是有科学依据的，而这些评审中存在的问题更多，最近，荣获2014年度国家科技奖一等奖的某个项目就引发了很大的社会争议。

那么，真正的学术评价应该怎样进行？现在可以明确的是，应该改革以行政为主导的评价机制，建立以学术共同体为主体评价机构和评价机制，同时，在微观上，加大学术评论，推行小同行的学术评价。可惜的是，行政主导的学术评价改革一直没有提到议事日程，同时，严肃的小同行学术批评在西方开展很顺利，可是，囿于中国讲究人情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氛围，在我们中国很难健康开展起来，现在的学术批评大多沦为互相吹捧，已经丧失其学术评价、学术批评的基本功能。

四、学术成果应用的被忽略

现在，有些报纸已潦倒到“写谁谁看，谁写谁看，谁编谁看”的地步，其实，这种情况在学术期刊届早已是广泛存在的现实。时下，大量高质量的论文被作者写出来、被编辑发表出来之后，真正的读者也只是作者和编辑，没有多少人关心论文本身的内容与贡献，更谈不上引用，也很少被利用并产生社会效益。我们重视投入，轻视产出；重视申报，轻视检查；重视纸质书面成果的报告，忽略成果的后续应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一个原因是海量的学术信息，导致人们无法获取信息。现在学术期刊纸质传播的辉煌已经结束，已进入了电子传播的时代，电子传播是以检索为渠道，如果文章无法被人检索，这些文章就必然淹没在海量的信息之中。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数据挖掘技术不断进步，检索的问题会逐步解决，但是，这种研究成果的应用仍然没有解决。

当然，学术成果的应用存在着学科的差异，如果是能够直接带来经济效益的技术类成果，当然可以被企业家关注，可是，大量文科类的研究成果并没有被关注，焉谈转化、应用？比如，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管理学科的大多数研究成果，在我们现有的体制中并没有实现应用的渠道和机制。大学的教师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写出了论文，论文最后也顺利发表了，但也只是解决了教师个人职称、身份、待遇以及工作量的认定问题，此外或许在其教学中影响了一定范围的学生，然而，总体上看，可以说并没有发挥什么社会效益。我们观察一下我们的学术界，国家每年投入巨额资金资助各种级别的科研项目，其成果发表、出版之后，也只是在图书馆或数据库里“睡大觉”，其“贡献”只是反映在研究者个人或其单位的年终报表之中。试问，这种论文、这种著作、这种研究有何意义？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与这些论文本身缺少创见有关，同时，显然与我们忽略学者智慧的传统乃至制度设计有关。现有的大量社会科学研究缺少实事求是精神，不敢解放思想，不愿直面现实问题，完全是阐释式、注经式、教条式研究，并没有个人的真知灼见，并无发明，并无创见。

所以，我们有必要重视学术成果的应用问题，在制度或体制上解决这个问题，否则现有的研究就是人类智力、精力和资源、财富的巨大浪费。近来的智库建设应该说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制度化途径，但是，新的问题是，不分学科一窝蜂地都为地方政府或个别企业服务，走应用的路线，放弃了前瞻性、思想性、基础性的研究，这无疑是更有害于学术研究的神圣使命。那么，学术研究的真正使命是什么？

五、回归学术研究的根本使命

相比于其他动物，人类的大脑具有特殊的信息处理能力，人类凭借大脑的独特优势实现了经验的获得、总结，这种经验就是知识。语言以及记录语言的载体——文字的出现，提升了知识积累的便利性，从而使得知识的积累与传承更加高效、快捷。从个体而言，拥有知识的人，比单纯依靠身体本能的体力的人当然获得了更大本领。从整体而言，人类拥有了知识，从而获得了加速度发展。在人类文明初启时期，知识及其生产被掌控在少数人手中，他们是人类与当时信仰的各种神秘力量进行对话的代言人，这个最早的知识群体担当着守护人类的神圣职责。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知识分子仍然担当着社会良知的伟大而艰巨的责任。随着文明进程的推进，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开始专业化、职业化，图书的出现则意味着知识可以无限复制，而学校教育的诞生标志着知识传播的体制化，扩大了知识的传播范围。当知识生产变成一种职业劳动成果，进入社会交换领域，其附加的功利性——服务于小群体甚至服务于个人的谋利就出现了。

学术活动，就是现代社会中知识生产制度化、职业化的独特形态，本质上，仍然属于人类的知识生产，属于人类探索未知世界、服务人类生存的一项重要活动。探索未知世界，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术精神，需要服务于人类的非功利立场——学术信仰。当个人以此职业作为谋取个人生存物质所需的手段——“著述都为稻粱谋”（龚自珍《咏史》），其本来的重大社会意义——“吾侪所学关天意”（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诗》）常常被忽视。所以，学术研究，固然是个人承担、完成的，但绝不能成为个人谋利的手段，更不是个人的智力游戏。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必然回归到学术活动本身的知识创造和有益于人类的这个原始基本点——求真向善，追求真理，服务人类。知识生产以原创为中心，是人类思想的成果，真正的知识生产和思想成果有时是无法用现实的经济效益来衡量的。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冷峻观察，甚至深刻的批判，都是人类发展所必需的。

回归学术研究根本使命的研究者，属于有情怀的研究者，可是，在我们这个功利的时代，这样的学者实在非常稀罕了，我们的制度设计者不应该忽略这样的研究者，不要只是关注争抢项目的人——特别是在人文学科领域。论文发表数量，项目经费多少，固然是衡量学者水平高低的一个指标，但是，如果完全以论文发表数量、以获取项目及其经费多少，对学者及其研究质量进行高低评判、考核，那实在是背离了学术活动的本来意义。我们可以举两类极端的例子来质疑这个思路：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邓小平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伟大的智慧，他们拿了什么项目？二十世纪公认最杰出的学者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他们拿过什么项目？上述伟人、杰出学者的思想创造和贡献与金钱有直接关联吗？

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不仅提供了当代知识社会发展的基本技术，而且还构成了社会良知的社会群体基础，其中尤以学术界为核心，学术期刊就是学者群体和学术界活动的一个核心平台。学术期刊工作中暴露的上述问题如果不得到根本解决，必然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学术群体中出现规模性的不端，社会必然呈现整体的文化滑坡和道德沦丧，最终导致社会的无序。检讨学术传播层面出现的问题，表面上看来是基层组织自身的问题，有的看来属于个人学术道德的问题，但是，追根索源，制度设计无疑是导致这些问题被放大的根源。

尽管问题看似很严重，但是，出路也很明确：转变观念，积极推进综合改革，真正尊重、遵循人类知识生产和科学发现规律，尽快调整不合理的政策，改革我国的学术管理、学术组织、学术资助、学术评价、学术传播以及人才评价制度，以质量标准代替数量标准，正确处理学术研究无禁区与理论宣传守纪律辩证关系，延长硕士、博士修业时间提高学术训练效果，同时，我们需要引进国外先进的科技管理经验，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基本制度设计结合，扬长避短，创造中国学术的真正繁荣，为“中国梦”的圆满实现、为“四个全面”理论的成功实践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