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5）04-0025-04

收稿日期：2015-06-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延安教科书的形成与影响”［13YJC880055］

作者简介：石　玉，嘉兴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讲师。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后文中简称“党”）根据抗日战争的时局变化，迅速调整了苏维埃时期的教育方针。新的教育方针更加强调教育为抗战服务的原则；革命根据地各区据此重新编撰了各类学校教育用的课本。这些产生于抗战的课本以其独特的抗战姿态实现了“为抗战服务”的教育目的。

一、　确立“为抗战服务”的教育方针

1937年8月22日，党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抗日的教育政策”提出“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会（即原陕北公学国防教育研究会）在延安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开幕式上指出：“应该用全力来应付抗战，用教育来支持抗战。目前的抗战是规定一切的东西，我们的教育也要听抗战的命令。” ［1］

1940~1942年期间，党颁布的教育文件频繁出现“国民教育”的称法。强调要在根据地建立收纳全民的教育体制。“国民教育”的特点之一是具备强迫性，规定“力求实施强迫的普及教育，使每一个人都受到一定时间的教育” ［2］。特点之二是作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教育体制，它是收纳全民的。“国民教育”的提出并未否定“为抗战服务”的教育原则，而是在此基础上扩大了受教育的范围与程度以及规范了教育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