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勇

多年以前，不管是在新闻里还是在文学作品中，一旦出现“大凉山”“西昌”或者“安宁河”这些字眼，心头澎湃的情绪就如同初恋时节在路上遇上暗恋的女孩。那时候，我的文字总走不出由这三个字眼组成的故乡，散文，诗歌，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都在那里。连做梦，都奔走在回家路上。我曾仔细分析过故乡为什么让我如此痴迷而不能自拔，是因为那里有我的父母兄弟，有熟悉的乡音，有熟谙的粗茶淡饭，有熟稔的山山水水。故乡给了我一份亲情，一份怀念。除此之外，似乎一无所有。但我还像那个初恋时节的男孩，不管心仪的女孩是不是懂得我，仍旧一厢情愿地暗恋着。

因为要养家糊口，因为长江之尾黄海之滨有我一份事业，在退休之前，故乡扮演的是我探亲对象的角色、一个小小的歇脚地。在退休之前，不可能在那里长住，退休以后大概也不可能住回去，一个村子，大半人不认识，没有我的社会。那里将成为我永远回不去的故乡。

回不去是世界，是故乡；总想哪一天回去的情绪，就是乡愁。

这些年，逮上个机会我就会回故乡住上几天。故乡的情调变了，跟爷爷同时代的老人，走得一个不剩；跟父亲同时代的，已步入老年；我的同龄人已人到中年，各人忙着各人的生计，比我年轻的，我们彼此不认识。当认得我的人向年轻人介绍我是某某的时候，他们像中了魔法似的说出相同的话：“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作家！”几个弟弟相继成家，几个侄儿侄女跟我的女儿那样一年一年长大。小村无法挽留年轻人的脚步，翅膀稍硬，便一拍翅膀飞向城市。小村的道路在改变，房屋在不断翻修，每一次回去都会发现，我认识的人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又走掉了几个，跟风吹走了似的，无影无踪。

维系我乡愁的人和物都在改变，故乡能被我感知的熟悉的气息越来越微弱，乡愁变得越来越不可琢磨。

在乡愁之上雪上加霜的是，火车提速、飞机票打折，让曾经在火车上熬五十多个小时的漫长细节，一下子缩短为一二十个小时甚至三、四个小时。快到我还没有把频道调过来，就到老家大门口了。还有电话和手机，从前四天才能寄达的情绪，如今动一下指头就能搞定。还有微博、微信，故乡每天发生的大小事情，从天气到高原湿地开发、排污抗污，都在眼球跟手机屏幕那么短的距离上。还有，我在第二故乡有了自己的孩子。她的出生让我有一种在脚下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的感觉，我将成为孩子的起点和圆心。孩子长大了，小学、初中、高中，眼看就要上大学了……我对老家的乡愁跟春天开河的冰凌那样，再坚强也无法阻止崩塌的命运。

我的父母在故乡替我留了一小块土地，希望我回去建房子。在故乡，除了父母、亲朋，我还有两分自留地。有现在这份工资，再在老家的自留地上经营一个梭罗笔下的庄园，那种无忧无虑的田野牧歌生活，的确令人向往。只不过那该是退休后的事情。我估计，待到退休，我早已没有这份心境，到那时候，我的孩子早已成家，我是做外祖父的人了，我成了我女儿的故乡。

人生的维度就那么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却又非常简单。任何人心头都有一份乡愁，哪怕从来没离开过自己的出生地。比如我的邻居，买土豆要买本地土豆，买鸡蛋要买家户蛋，买鱼虾要买野生的，诸如此类。本地土豆、家户蛋、野生鱼虾我们也喜欢，虽然我从前生活在四川，他们一直生活的江苏，那是我们童年和少年时候共同的味道。良种蔬菜抑或转基因蔬菜吃到嘴里，口味差得跟从前的猪食一样。乡愁从味蕾开始，跟离不离开故乡没有多大因果关系。

这种乡愁已不属于地理范畴，这是一份精神乡愁。

2011年，从鲁迅文学院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梦境都在文学馆路、中国现代文学馆、鲁院的教室和宿舍里。后来多次到北京出差，无论时间多么紧张，都要挤出时间回去看一看，而且一般都挑鲁院老师不在院里的时候。铁打的鲁院，流水的学员。树长高了，院子更美了，池中的红鲤鱼变大了，文学雕塑又添了几尊，教学楼里添了许多学员留下的器物。但在我心底，“鲁十五”的气场还在。仿佛我们同届的学员都还在宿舍里指尖飞舞，构筑煌煌大著，只要在楼下喊一声“打球哕”“拔河哕”，就能把大家热热闹闹地招呼到楼下来。徐则臣从中关村跑来，樊健军和丁小村各翘一支香烟在两门边斜靠成哼哈二将、吕翼歪戴着山地帽在研究稿子，朱子青和郭晓琦用大西北的沙漠嗓门唱着从没听过的情歌，邹元辉摘了一脸盆桑葚招呼大家打牙祭，瘦弱的曹永像六耳猕猴蹲在屋檐下，身边的郑小驴鬼点子在眼睛里咕噜噜转，恩克哈达和傲登端着马奶子酒唱牧歌，杨树和符力买了好多啤酒，还有皮皮虾斯继东、“军中恶霸”王凯、脸上“零件错位”的徐峙、河北才子张楚、歌星警察吕铮、皇城马拉松冠军姚摩、百鸟朝凤的肖江虹……都是一班好兄弟，感觉非常美好。也只有在不碰上熟人的情况下，才有这种美好。在鲁院，能碰上的熟人自然是我们亲人一般的老师。徜徉半日，徘徊于小径，在往事中流连忘返，临到离开前半个小时，一定要去拜会老师，人就落到现实了，落到现实是很痛的，不过，要是不落到现实，更痛。

这个别致的学院，成了多少中国作家的精神故乡。

乡愁如果有生长期，其童年和少年期，是地理意义上的乡愁。慢慢生长，就长成精神乡愁了。

逐梦之途

清初，那场史称“湖广填四川”的诏告贴到我李氏根祖所在的“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犁铧尖村”的时候，我那根祖也许正轭犁于野、捕鱼于溪、砍樵于岗，或正值农闲，斜卧竹榻，轻摇蒲扇，看自家的几个小崽子在篱笆下捉虫喂蚂蚁。阳光正好，树影斑驳，枝上有黄莺穿梭，风里隐约传来情歌。这位男人听出，其中一个调门儿出自儿子或闺女之口。他喜上眉梢：孩子大了，该成家立业啦！

“哐！”一声，官衙的铜锣敲碎了眼前的一切美好。好端端的生活被活生生切换成了另外一番景象：骨肉离散，歌哭于途。在收拾好家什、祭奠祖宗、告别亲友、满怀心酸踏上迁徙之途的时候，我的根祖心中应该是有梦想的，他的梦想来自于当时政府的承诺：入川之后，所垦之地尽归其有，政府无偿提供耕牛和种子，并免除数年赋税。

在我幼年，从祖辈那里听到的山西洪洞大槐树、麻城李家坝、螺壳潭、孝感犁铧尖，这些重叠的、无法考证先祖们在那里居住的起讫年月的原乡名词看得出，李氏先祖一直行走在迁徙之途上。是为避乱还是趋于沃土，已不得而知。endprint

可供追宗溯源的资料应该是家谱。李氏根祖在迁徙之初，一定是带了一卷家谱的。可惜家谱毕竟写在纸上。既然是写在纸上的，就潜藏着致命的弱点，无论将之看得比金银财宝甚至生命还贵重，越阡度陌中，一场雨水就能让这一卷宝贝化为乌有。于是，祖宗的荣耀便成了语焉不详的口头历史。在口口相传过程中不断走形，到后来，史实交错，逻辑混乱，辈分重叠，根本理不出头绪。

唯一的胎记是一代紧迫一代的字派。古麻城县孝感乡犁铧尖村李氏的字派为：成仁应务祖，子恩添才永，时光安邦正，显宗秀荣春。二十个字，轮一遍二十代人。迁至四川西昌之后，由于子孙繁衍，又添新字派“郁文仕清（新）华蔚成国粹，作明廷辅佐笃守宗铭”。本人即在“清（新）”字辈上。

我的根祖拖儿携女，一路向西。其间曾经多少荣辱坎坷，已无可考。仅从我曾祖父李郁青公于晚清重修的家谱看得出来，我的根祖先迁四川简阳下马滩，再迁四川名山县青衣江畔，最终落脚四川西昌安宁河畔一个叫河嘴的地方。

从老一辈人的口中得知，之所以一迁再迁，是因为政府规定，凡新迁来的移民，免除五年或十年的赋税。既然这样，先民便不断迁徙，在长达数十年没有赋税的日子中，逐渐积累起家底。

那时候，河嘴的移民都是地主，“李家田”从东山一直绵延到西山，土地宽到这块地尚在收割，别的土地等不及得播种了；这一姓人的土地跟另一姓人的土地之间，挤不出时间去修一条田埂来隔开，把蒿草马马虎虎挽成一个连一个的疙瘩，就成了边界。在西昌，至今还有“挽草为界”的典故。在那段充满想象和希望的岁月，一茬接一茬的丰收，将迁徙的悲伤和疲累，稀释成风中的一口旱烟，转眼就找不到了。那时候的人，睡下之后只干一件事情：繁衍后代；醒来后也只干一件事情：劳动。从麻城孝感出来的先民都有勤俭持家的传统，舍得花气力，肯动脑筋。建立在丰收之上，这片新土人口不断繁衍，屋舍不断拓宽，家业不断殷实。后来，家族之中逐渐有了读书人，通过科考，在或远或近的地方为官。

“河嘴”这小地名，如今在地图上叫大中坝，位于四川西昌市区南三十公里。这个村庄于1971年立秋，迎来我第一声敞亮而无所顾忌的啼哭。到我出生的时候，这里的人均耕地还足够辽阔：耕地三亩、林地十五亩。成昆铁路和成昆公路（108国道）打东山脚下经过。火车拉响汽笛，山谷间便有绵长舒缓的鸣叫回荡。被当地人称为“老南风”的河谷风，跟安宁河谷像一对形影不离的夫妻，终年不息，为河谷坝子带来春的雨水、夏的芒种、秋的霜降、冬的大寒。河谷坝子是二十四节气的调色板。初秋，是波斯地毯般铺张华贵的金色稻田；夏天，是碧绿如洗、不染纤尘的水稻、玉米、花生、大豆、甘蔗；更不必说春天，大胆泼辣、铺天盖地的油菜花，尽情展示土地的大气、雄浑和丰满；还有那冬天，一束温暖的阳光斜斜地照在山梁上，旺盛的苦荞花恍若情人的蜜语，颜色绯红，清新淡雅，为河谷擦上一抹淡淡的清香。

因跟香格里拉大致在同一纬度上，仅隔几座大山，这里不仅仅是一片沃土。还是一片美丽的田园。

也许是移民后裔的缘故，从小我就有出去走走、到世界去闯荡的念头。1995年大学毕业，我那不安分的基因再次被点燃，通过面试，我来到了位于长江之尾黄海之滨的江苏启东。离开父母和三个尚在求学的弟弟，心中有说不出的酸楚，但我一直忍着，因为在我心中怀揣着一个美好的梦。临行，父亲把土灶上的大锅揭开，从灶孔中心抠下指头大一坨温热的泥土用纸包好交给我说，到了启东，若水土不服，把这一坨泥土化在当地的水中喝下去，就见效了。父亲的这一举动若在古代，相当于分封诸侯。我爹不是帝王，他是我们弟兄四人的父亲——数百年前，当西迁入川的李氏根祖离开那个叫犁铧尖的村庄时，根祖的父亲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举动啊——那一刻，所有离别的不舍，都如决堤的大海。也就在那一刻，我质疑自己：为了自己的理想主动选择离乡背祖，是不是太轻率了？多年以后，每每想起这个场景，我还会眼眶湿润。

到了江苏启东我才知道，这片位于江尾海头的土地，成陆不过二百年时间，直到1928年才设立县治，这片土地上，现有居民的先辈，都迁自附近的崇明、张家港、句容、射阳等地。也就说，这是一片由追逐梦想的拓荒者移民垦殖出来的土地，我也算得上其中一根纤维。

若把长江比作一条巨龙，把长江汇入大海的地方称作龙头的话，启东恰似龙头上的一颗明珠。五方杂处，来自不同地域的人带来了不同风俗和文化。伴随着启东这块新土的成熟发展，从四面八方追江赶海汇聚这片新土的人们，其随身带来的民风民俗和文化传统，在这块土地上碰撞交融。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中华版图上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和复制的文化品质。作为中国长江三角洲洲头的一个重要区域文化单元，启东人身上具有辟我草莱、励精图治的拓荒精神，追求卓越、创新争先的超越意识和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包容姿态。丰赡多元的文化品格，垫高了这片土地的精神高度，延伸了这片土地的历史长度。

这就是我身边鲜活的移民文化品质。

也许所有由移民汇聚垦殖的土地上——如我的故乡四川西昌——都氤氲着这种文化品质。

当我从文化上认识这片土地之后，我才有充分的自信肯定当初的选择。作为“新启东”，这种文化品质为我的创作提供了另一份体验、另一种视角。毫不夸张地说，我多了一个观察和表达的维度。

在这片土地上，我先后从事过教师、机关文秘等职业，如今是一名作家，每年发表近20万字文学作品，至今出版文学专著9部，有了自己的读者群，也有一点小名声。但我从来没有忘本，离开西昌20年了，回到老家我还是一口地道的西昌方言。

2011年在北京，遇到一位湖北麻城作家。这之前，我不知道麻城人操什么口音。当她用“蛮扎实”来言厉害、“发毛”言生气、“岔巴子”言多管闲事、“鬼款瞎款”言胡说乱讲的时候，倘若她不是年轻美女，我指不定会立马跳上去将她紧紧抱在怀里：亲人啊！——这些土话俚语，跟我故乡西昌河嘴李氏的方言一模一样。详谈之下，只要是酒席，无论摆多少碗盘，都统称“九大碗”；还有关于四时八节的习俗、婚丧嫁娶的规矩等等，稍有改变，核心相同。这让我俩大憾，从我的根祖西迁入川，这都几百年了啊——说明从祖宗那里开始，无论走多远，最根本的东西——文化的印痕、习俗和传承——始终没有丢掉。

她说麻城是一座新兴的城市，发展速度快到半个月不去转转就看不出原来的模样。我说我所在的城市也是这样的。不仅我所在的城市这样，近年来，连在我那位于大西南的老家西昌，每次回去都要迷路。

因从文之故，我更多地关注文化上的东西。多年以前我就开始研究西昌安宁河李氏的根源，无数次产生到麻城孝感寻根问祖的念头。可是，自从认识这位来自我李氏根祖故乡的作家后，这种认祖归宗的念头反倒不那么急切了。如今麻城和孝感分别设市，犁铧尖村到底在哪里，已无可考。这都不是关键，关键是，为实现人生追求，在梦的驱使下，当今哪一片土地上没有外来移民？哪一片土地上的人敢说自己就是开天辟地以来的原住民？

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本身就是迁徙者的历史；放大到世界，整个人类的历史，无一例外，也是迁徙者的历史。

在西南山地有许多悬棺，这些悬棺无一例外都朝着一个方向。据说他们希望他们的后代能够继承祖宗遗志，回归故里，将他们连同棺材带回故乡。可沧海桑田、世易时移，当我们问及他们的后代其祖宗来自何方的时候，迎接我们的是茫然的目光。

人是为生者而生、不是为死者而生；人为追逐幸福之梦而生、不为死守一个誓言而生。

不要嘲笑“且认他乡作故乡”的人。在世界大融合背景下，多少人虽生活在故乡，因灵魂漂浮，早已没有故乡的概念；而一些人虽离开故乡，凭文化上的亲近和融入，却找到了故乡。因而，他便拥有多个故乡的幸福。

当然，千万不要把“故乡”与“老家”混为一谈。人可以有N个故乡，却只有一个老家。老家之所以被称为老家，是因为那里是我们的胞衣之地，也就是“血地”，是母亲把我们生下来流过血的土地，这块土地，因为母亲和母亲的血，而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圣地。

若有机会，我还是想去“麻城孝感乡犁铧尖村”看看。虽几百年过去了，但不管城市如何发展，农业文明的遗存多么稀少，原乡气息多么微弱，我都要替我那西迁入川的根祖去看看他的老家，看看他心灵深处丰碑一样矗立的“血地”。

这何尝又不是一次逐梦之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