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当今译界在经历了语文学范式和结构主义范式的研究阶段后，进入了后结构主义范式的研究阶段，翻译也从作者中心论转移到了译者中心论。译者走出了原文文本的小天地，走进更广阔的社会和文化。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我们也看到在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否定原文意义，认为意义在读者理解中产生或由读者赋予的现象。在译界，出现了翻译是改写、操纵或征服的看法。翻译好像挣脱了原文的束缚，在译者的阐释里渐行渐远。我们耳边也会响起这样的声音：“根本就不存在文本原义这样的东西” [1]，“（文本）只是一次‘野餐’会：作者带去语词，而由读者带去意义。” [1]那么，究竟有没有原文意义存在？如果原文意义存在，是什么呢？阐释学，这门关于意义的理解和阐释的学科应该会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案。

二、阐释学主要发展阶段的文本意义观

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阐释学经历了四个阶段：传统阐释学，包括局部阐释学和一般阐释学；现代阐释学，包括哲学阐释学和后现代主义阐释学。虽然不同发展阶段的阐释学理论都视理解为研究对象，但它们对作为理解对象的文本及文本意义的看法是不同的。

局部阐释学主要针对宗教和法律文本进行阐释，在阐释《圣经》时，认为意义就是神意。一般阐释学的代表人物是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施莱尔马赫把阐释学的对象拓展为一切文字文本，力图制定适用一切文本理解的一般方法论原则。他认为把握文本意义意味着把握作者意图。为此提出了两种释义方法：语法释义和心理释义。他认识到由于时间距离，文本的词义发生变化，而且词义本身也有不确定性的特点，所以要用语法释义确定词语的真正含义。他还提出了个别与整体的阐释学循环，认为文本中的个别词义要根据其周围词义来确定。这一方法即使在当今也有其积极意义，不过相对于这种语法释义，施莱尔马赫更强调的是心理释义。认为语词虽然传达思想，但由于语言自身的局限性，无法传达作者丰富的思想内涵及潜意识的欲说之言。而要确切把握作者的心理和创作意图，则需要回到作者创作的情景，重温他的创作历程，想象他创作时的心理和激情。他曾说过“解释的重要前提是，我们必须自觉地脱离自己的意识而进入作者的意识” [2]。为此，他提出了“心理移情”的释义方法，主张阐释者要摒弃一切主观局限，设身处地重建作者创作文本的思想轨迹和精神历程，从而把握作者内心世界要表达的内容。

狄尔泰继承了施莱尔马赫的阐释学思想，他接过方法论旗帜，尝试把阐释学构建为精神科学领域的认识方法。他也认为理解文本意义就意味着把握作者意图，不同的是他进一步拓展了文本的范围，将历史实在也看作文本。他认为理解的条件是共通的人性，即人类精神的同质性，提出了“体验”、“移情”的方法，即移入他人的作品，通过体验他人的生命，“精神行走在熟悉的道路上” [3]，从而重建作者心理历程，把握文本意义。

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作为传统阐释学的代表人物，虽肯定了理解是对文本的理解，并在理解文本意义的过程中看到了文本的历史性，但却忽视了理解者的历史性及理解对人自身生命存在的意义，这一点为海德格尔所洞察，他创立的本体论阐释学深刻揭示了理解者的历史性，提出理解是此在的存在方式。可是，也正是从这时开始，阐释学进一步哲学化，背离了传统阐释学的理解旨趣，抛弃了主客两分的认识论思想。

作为哲学阐释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关注的是理解的本性，试图回答的问题不是文本的意义是什么，而是理解何以可能。严格意义上说，海德格尔否定理解是对象性活动，他所谈的理解和意义是本体论层次上的，与认识论层次的传统阐释学是不同的：“在存在论的语境中并不逻辑地存在‘文本’这一范畴，意义就是存在之意义，理解不是一种处于主体自觉意识控制之下的行为，理解意义并不是此在理解某个已经存在于什么地方的意义，存在之意义是随此在本身的存在而展开的，在此过程中此在也就在领会存在的意义，理解也就是此在在世的基本方式。” [4]

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的本体论阐释学思想，认为“理解从来不是一种对于某个被给定的‘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属于效果历史，这就是说，理解是属于被理解东西的存在。” [5]换言之，理解本身是效果历史关联，是主客体的交融统一，在理解过程中理解主体和理解对象的存在意义同时得以显现。由此，伽达默尔否定了传统阐释学的既定的理解对象，认为对象是在理解过程中生成的。“当哲学解释学（阐释学）把语言文本也看作和其它历史流传物一样的东西时，文本的存在方式就在于被理解、被展现，或者是一种‘自我表现’，文本意义就在于其显现过程之中，文本意义也就成为未定之物，不存在一个既定的、对象性的文本意义，所谓文本意义就只能是它在流传中所显现的意义，即在理解中所展现的意义，这种意义不是既定的、不变的，而是随着理解生成的，并且是不断变化的。” [4]一方面，伽达默尔这种观点：文本意义在理解过程中生成，文本与不同时代的读者相遇，会被解读为不同意义，肯定了理解者的历史性，但同时也导致了理解的相对主义，成为后来学界批评他的靶子。虽受到批评，这种相对主义思想却在哲学界、文学界和翻译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翻译界里出现了过分张扬译者作用和认为翻译即创造的现象。这种相对主义思想也在后现代主义阐释学的代表人物德里达和罗蒂那里被发展到了极致，他们提出了意义虚无论或意义由读者赋予的观点，更给翻译界带来困惑，导致一些翻译乱象。那么，要驱散迷雾，使翻译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我们就要澄清一个根本的问题：文本意义是不是确定的？如果是确定的，又是什么？接下来笔者将评论上述几种意义观，根据马克思主义视野里阐释学所主张的文本意义观回答这一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视野里阐释学的文本意义观

马克思主义关照下的阐释学认为“文本意义是作者通过文本的文字表达的思想……文本意义是与作者意图、文本的字面意义、读者的理解活动、现实生活实践等相关联的意义。” [4]首先，文本意义是确定的。在人类生生不息的文明发展历程中，正是得益于确定的文本意义，即通过文本了解到作者的思想从而拓展认识，推动历史和文明的车轮滚滚向前。如果意义不确定，那么何来交流、何来认识、何来文明？

其次，文本意义是作者意图的体现，但不等同于作者意图。作者在创作时，尽管尽可能使用语言传达自己的心声，但由于“语言并非具有透明性和确定性” [6]，再加上谋局布篇的局限及作者的语言驾驭能力，还是会出现辞不达意、言不尽意的情况。所以，“作者要表达某个特定含义的意图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会实现该意图…文本中所存在的只是作者实际所达到的效果。” [7]另外，人的心理活动是复杂的，不可能被别人完全把握，也根本不存在一种方法可以使一个人进入另一个人的心理中。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可以说一般阐释学的代表人物施莱尔马赫试图通过心理移情把握作者创作意图的尝试只不过是一种浪漫主义奇想。但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他做这种努力是值得的。虽然作者的意图不可以绝对把握，但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关于作者意图的信息，从而更好地理解文本意义，因为文本意义是作者思想，或者说是他部分意图的体现。

再者，文本意义不是在读者理解文本的过程中产生的。文本意义是作者通过文字符号表达的思想，是既定的，不管文本有没有遇到读者，文本意义是客观存在的。可同时，文本意义的解读和把握要通过读者的能动性阅读得以实现。由于读者的前理解不同，他们理解的意义也不尽相同。前理解既是理解的条件又是理解的局限，所以读者理解的意义总是部分文本意义和与前理解结合产生的衍生意义之和。读者的每次理解都是对作者思想的一次接近，但读者不可能一次性把握作者思想，理解是无数次接近文本意义而又只是相对性把握文本意义的过程。这里需要解释一下衍生意义：即“读者在理解文本时，会不自觉地结合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和知识背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形成新的超出原文本意义的衍生意义。这部分衍生意义的形成是不可避免的，它的作用是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本。” [8]

四、结语

以上通过对一般阐释学和哲学阐释学的文本意义观进行分析，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文本意义观，即文本意义是作者通过文字符号表达的思想。它是既定的，可以被把握的，但又不能被绝对把握和绝对重现。理解是无数次接近文本意义而又相对把握文本意义的过程。该观点反驳了当前译界流行的文本意义不确定，是由读者赋予的观点，并驳斥译界某些过分张扬译者作用、认为翻译是创造的主张。同时，该辩证的文本意义观也肯定了翻译时对文字字面意义的推敲，肯定了译者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作者背景和思想的努力，并鼓励译者拓展前理解，充分利用前理解的积极方面，抑制前理解的消极方面，从而使自己更进一步靠近文本意义，为译出更准确的反映原文作者思想的作品作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