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强制医疗证明机制论
2015-03-27潘侠
河南社会科学 2015年3期
潘 侠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青岛 266100)
一、强制医疗与刑事证明一般理论
2012年《刑事诉讼法》在“特别程序”编中针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专章设置了强制医疗程序,意义重大。一方面实现了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对接,为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找到了于法有据的输出路径,很大程度上平息了学界长久以来围绕此问题进行的争议;另一方面,也将有助于遏制司法实践中“被精神病”以及冒充精神病人逃避刑事处罚的现象发生。做到有法可依,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强制医疗问题上所迈出的重要一步,但关键还在于运用。如何合理安排证明活动直至法官顺理成章作出强制医疗决定是学界及实务部门广为关心的问题,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此并无确切说明。鉴于此,笔者拟对强制医疗的证明机制加以探讨,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根据我国传统的证据法学理论,证明即认识活动,因此,只要与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有关的活动,都属于证明活动。刑事证明不仅存在于审判阶段,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同样存在。换句话说,证明贯穿于诉讼活动的始终。而新说则认为,“证明”是一特定的法律术语,有其独特的内涵。“证明”即说服。在诉讼领域,只有以主体间说服活动为内容的诉讼活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证明活动①。它排除了审前阶段所存在的证明活动,而着重于审判阶段证明活动的考察。有学者将新说意义上的诉讼证明在主体结构上呈现的特征归纳如下:第一,论证者的活动必须在被说服者面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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